衡庭汉否认自己犯有“故意伤害”罪，而王兵兵则称自己有“立功表现”。

　　山西洪洞黑砖窑案4日上午在山西临汾中院一审开庭，包工头衡庭汉、窑主王兵兵等5人被起诉。

　　记者在临汾市中院了解到，衡庭汉、王兵兵、打手赵延兵、衡明阳、刘东升5人被起诉。临汾市检察院在起诉书中称，衡庭汉、赵延兵、刘东升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罪，被告人衡明阳、王兵兵涉嫌非法拘禁罪一案由洪洞县公安局侦查终结。

　　此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仅有两名受“黑砖窑”所害的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其中，来自河南省巩义市外沟村的张银雷索赔46万元，而另一受害人申海军仅索赔1.7万元，且未将王兵兵列入民事被告人。

　　自5月29日开始，从拘留、逮捕到庭审，仅用了30余天。“大概是觉得‘长痛不如短痛’吧。”张银雷的辩护律师认为，此案处理速度可谓非常之快。8个多小时的庭审中，衡庭汉在工人刘宝之死问题上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成为最受争议的话题。法官并未当庭宣判。

　　庭审现场禁旁听者笔录此次庭审为公开庭审，按照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告，除四种人（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和醉酒的人、被剥夺政治权利和受到监视居住等限制的人、携带危险物品者）之外的任何公民都可持有效证件参加庭审，但在庭审前一天，一位记者电话咨询法庭，获得的答复是，不可以。

　　庭审现场要求严格，本来旁听证上只是禁止公民未经允许的“录音、摄像和摄影”，但笔录也被审判长严格禁止，一位旁听者即因文字记录而被驱出法庭。

　　衡庭汉：打手喜欢打人公诉人将衡庭汉列为第一被告。剃了光头的衡庭汉此前被单独关押在临汾市古县看守所内，而王兵兵等其他四人则被羁押在洪洞县看守所。衡庭汉是此次唯一未穿囚服出庭的被告人，也是5名被告中唯一一位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表示不认同的人。

　　“起诉书有不对的地方，我没有故意伤害。”衡庭汉辩解说，他没吩咐手下看守打民工，即便逃跑民工被追回时，也没打人。因为手下赵延兵喜欢打人，他和王兵兵还多次打骂过赵延兵。

　　衡庭汉还试图证明砖场的民工有一定的自由，他说，除了智障者外，其他民工都可以自己到砖窑外的镇上买东西，没有看守会跟着他们。

　　“你不怕他们跑了么？”公诉人问。

　　“跑就跑吧。”衡庭汉说，因为拖欠民工工资，所以跑了也不赔钱。那为什么从干活到睡觉，一直有人看守民工，还要在大工棚外上锁？在公诉人和法官的反复追问下，他没有就与这种说法相矛盾的上述事实给出合理的解释。

　　儿子称衡庭汉经常打人衡庭汉的儿子衡明阳也是五位被告之一，他在法庭上称自己的父亲经常打人。

　　最严重的一次殴打，导致砖窑场一位民工的死亡。起诉书上称，2006年农历腊月的一天上午，陈志明（另案处理）以民工刘宝干活慢为由，指使赵延兵殴打刘宝，在追打刘宝的过程中赵延兵用铁锹打击刘宝的腰部和头部，将刘宝打倒在地，刘于第二天在工棚内死亡。

　　衡庭汉认为自己不应在此事中承担刑事责任。他说自己在刘宝死亡三个月前已回到河南老家。

　　衡庭汉是砖窑场的包工头，砖窑厂的“大老板”是王兵兵。衡庭汉于2006年正月经人介绍承包了王兵兵的砖厂，衡庭汉通过手下民工的劳动，从王兵兵那里拿360元/1万块砖坯的报酬。衡庭汉在法庭上称，他以350元的中介费“买”民工的钱都是王兵兵所出，王有一次还和他一起前往西安火车站以这种方式“买”了三个民工。

　　在民工刘宝死后，检察机关也认定，他和赵延兵等人一道将尸体埋在砖场后面的山坡上。

　　不过，在起诉书中，王兵兵被列为第四被告，他涉嫌的罪名只有一项：非法拘禁罪。

　　起诉书称：砖场于2006年3月开工后至2007年5月27日间，衡庭汉为防止民工逃跑，先后雇佣被告人赵延兵、刘东升、衡明阳、赵丰弟（另案处理）等人为看守，负责看守民工，并指使安排看守人员如发现民工有偷懒不干活或逃跑的，可使用暴力进行殴打。砖场生产期间，民工每天干活时间长达16个小时左右，晚上民工都被锁在一个大工棚内，如出去上厕所，有专人跟踪看守，上完厕所后又把门锁上。为提高砖场的生产量，在砖窑刚灭火，砖还没有降温的情况下，衡庭汉等人硬逼民工去背砖，致使多名民工受伤。《南方都市报》供稿（来源：东方早报）

　　“包二奶”等婚外同居现象一直是法学界的争论热点。不久前，广东省送交省人大审议的《广东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修改稿)》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同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将由公安机关进行治安处罚。最终，此条规定在省人大表决通过的实施办法中被删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忆南认为，治安处罚“包二奶”没有法律依据。(6月18日《新京报》)

　　公权力不应介入“包二奶”

　　□李 丽

　　家庭和两性领域对于治安处罚权力来说确实是一个危险而惑人的领域。删除“治安处罚包二奶”，体现了立法者对于公权力必须节制和谦抑的认识，反映了立法者立法水平的提高，体现立法文明的进步。“包二奶”尽管是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也为《婚姻法》所反对，但公权力是否要主动干涉和处罚公民的“包二奶”行为仍然值得商榷。因为，“包二奶”如果没有达到重婚的状态，那么它主要的仍然是一个道德问题、一个家庭问题、一个夫妻感情上的问题，感情受损的一方可以提出离婚甚至可以在离婚中要求损害赔偿。然而公权力过于主动，可能就会使得家庭破裂、隐私暴露，私人事件成为公共话题，于夫妻双方都可能是一个两败俱伤的“零和博弈”。而且，公权力主动介入这种“包二奶”的事件，也要考虑到成本与效率的问题，“包二奶”的取证难度大，收获小，将有限公共资源投入这种家庭事务是否值得呢？公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则有利，一旦滥用则贻害无穷。

　　“包二奶”应该受到治安处罚

　　□彭兴庭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卖淫、嫖娼的，可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什么是卖淫、嫖娼？按照一般的理解，应该是“性交易”。那么，“包二奶”是不是性交易呢？用社会学者李银河来说，性交易和包二奶，本来属于同一性质的问题，都是女性将自己的性服务作为商品出售的行为，只不过前者是短期的、多次性的零售，后者是长期的、一次性的批发。既然如此，为什么《治安管理处罚法》只制裁前者而不制裁后者？

　　如果说嫖娼是一种低端的、大众消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显得有些隐蔽、奢侈了。“包二奶”不受治安处罚，这种“白马非马”论割裂了个性与共性之间的联系，不符合辩证法，说得不好听，是一种诡辩。《治安管理处罚法》只处罚卖淫、嫖娼，而不处罚包二奶，于情与法都说不通。

　　可将“包二奶”定为治安“自诉”

　　□辛 木

　　我觉得法律对于“包二奶”现象不妨采取折中的态度，即警察不会也不准主动介入对“包二奶”现象的调查处罚，但对于在“包二奶”过程中遭受损害的妇女一方，完全可以向治安管理部门提出保护申请。这样一来，所谓家庭的隐私曝光权，就等于交给了受害妇女来决定了，而警察对此等事件的处理，也会有的放矢，不会发生由追求罚款而主动侵害民权的事情。

　　“包二奶”是文明社会的毒瘤，法律不能对此无计可施，总得设置令不道德者忌惮的高压线吧。

　　问题已经有了答案，因为黑社会有“保护伞”。“伞”中主要人物有：新化县公安局原副局长伍福全、刑侦大队原大队长易俊清、原副大队长曾维洪。看看这3个人的职务，可知这黑社会“保护伞”遮天蔽日的能量有多大了，又是公安局副局长，又是刑侦大队队长、副队长，这些本来都是代表正义和法律的力量，却去代表黑社会的利益了。

　　从其中一起案件可以看出这些局长、队长是怎样当“伞”的：当刘俊勇、廖翔等人抢劫漆国明、吕彬清等人约8万元的财物之后，被害人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报案，不久，刑侦大队曾维洪等人抓住了廖翔。眼看大事不好，刘俊勇就托人找伍全福副局长说情，伍全福答复“能帮忙尽量帮忙”。他真“帮忙”了，伍全福说：“廖翔等人的案件是一个黑吃黑的案件，你们刑侦大队把钱追回作为办案经费，对那些人的处理要从轻。”放虎归山，这起抢劫案就此不了了之了，抢劫犯没事了。

　　要看到，扫除黑社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坚决扫除其“保护伞”。因为，“保护伞”是后台，是靠山。扫除了“保护伞”，黑社会将如丧家之犬。从这种意义上说，解决黑社会问题，关键在于解决“保护伞”问题。像新化县公安局副局长、刑侦大队长、副队长保护黑社会的行为，还不算最严重、最典型的。有的已经警匪不分、称兄道弟了，这是最可怕的。倘若黑社会把手伸进了党政机关，特别是伸进了政法机关，就乱了套，老百姓求公道、诉冤屈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就破灭了。

　　在某些地方，黑社会已经成了气候，有些“黑道人物”已经成了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神气活现地出头露面了。正派人惹不起也躲不起这股邪恶势力，有人办事干脆去找黑社会了，还有的公然涉黑了。有些黑道人物也包括个别党政干部，人前人后竟敢公然拍着胸脯说：“老子黑道、白道都有人，没有摆不平的人和事。”一副警匪勾结、官匪勾结的流氓态度。这其中，有的显然是吹牛，有的真是如此。对这样的黑道白道人物，必须查清楚，看看他们到底是黑的还是白的，不能放任他们这样吓唬老百姓。

　　邪不压正，黑社会没有什么可怕的，在强大的国家面前，在人民群众面前，他们不过是一戳就穿的“纸老虎”。而丧失了“保护伞”的黑社会，连“纸老虎”都不如，几只“过街老鼠”而已。

    此前，有报道称，现已查明，唐山市公安局一名副处长与杨树宽狼狈为奸，长期充当这个涉黑团伙的“保护伞”。据说，此人“手眼通天”，为杨树宽摆平了不少颇为棘手的事情。（羊城晚报6月19日）那么，杨树宽指挥手下数次袭警，是否也是这名副处长出面给“搞掂”的呢？如果是，那他究竟是用什么手段、通过什么人“摆平”了此事？如果不是，那又是谁凭借何种权力将袭警案一笔勾销？当时，被打伤的多名警察而今仍然在岗，要弄清其中的来龙去脉，按说并非难事。但值得注意的是，事到如今，为何问及涉黑团伙袭警一事，当事警察便噤若寒蝉？由此，人们有理由怀疑，在以纪律为由下达的“封口令”背后，可能隐藏着涉及少数人利益的“警事机密”。

    所以在我看来，唐山市某些与杨树宽有过亲密接触的权力人物，可能存在着一个说清楚的问题。就拿袭警案来说，当时，哪些人知道此事？张三李四，如何表的态？最终由谁拍板决定大事化小，不予查究？相信，通过解析这些个问号，更大的“保护伞”，哪怕伪装得再好，也会逐步浮出水面。

政府几乎动用了一切现代化的监管检查手段，效果如何呢？可悲，高考作弊仍然普遍甚至成风！一切手段都是由人来操纵的，不解决人的基本诚信问题，现代化的监管检查手段效果仍然有限。

从几年前广东电白县高考大面积作弊时县长的“我们管得松一点就是要多出人才”的论调，以及今年云南宣威等多起高考作弊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到，中国除了大城市的监管比较好以外-----多数小城市及地区县的高考作弊已经成风！

全国统一高考，本来就是中国不得已的一大特色。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中国也像世界上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那样，由大学自己招生考试选学生，在歪风邪气弥漫、贪污腐败盛行的今天，中国的大学会是什么可怕的景象------那一定是一塌胡涂！可如今这种现状，使目前看来，在中国当前社会唯一还算相对公平的高考制度，同样面临着邪恶势力的严重挑战！

呼吁政府，在加强社会基本诚信制度建设的同时施加严刑峻法，拿出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重点不是惩罚学生和孩子们，而是要严厉惩罚违法违纪和渎职的各级官员和相关的具体工作人员，以缓解目前的恶劣状况--------

附：《看：云南宣威高考作弊恶劣到什么程度！》2007-06-14人民网--云南信息报

　　核心提示：记者调查得知，云南宣威市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有1万多人，但几乎有40%以上的人作弊，而且监管老师几乎不管。许多考点没有用屏蔽器，直接让学生去作弊。教育局一负责人称宣威的学校的上线率几乎为80%~90%。宣威每年考到省外的学生几乎都有7000人以上。

考试时学生手机收到的答案

中学内悬挂的高考标语

云南信息报6月14日报道   近日，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结束，但在宣威市却发生学生作弊、“枪手”替考的荒唐事。在宣威，除了“枪手”代考外，一些人早在一个月前，就为高考学生筹划作弊。是为了考出好成绩？还是某些人受经济利益的诱惑，为学校与学校之间升学率高低而较量？而一些高二年级的学生，本来还有一年才参加高考，但他们受到学校的指使，被逼迫顶替高三年级的学生参加高考，为校“争光”。究竟是谁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些来路不明的答案又是从哪儿流传出来的？连日来，记者通过调查，揭开了宣威“问题”高考的神秘面纱。

“枪手”替考

每套题最高付两万元

宣威一中高考生刘某、陈某、李某等人告诉记者，每年高考期间，宣威的许多考生都会采取不同手段来作弊，但均未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尤其是今年，为方便作弊，大部分高三学生在考试前便将微型耳机放入耳朵里。有的人则在未高考之前，就通过父母或亲友联系一些重点大学的“枪手”为自己作后盾。许多学生表示，一些专业考试的“枪手”在接到学生发来的试题后，直接将答案通过手机发给考场内的考生。考试结束以后，“枪手”根据答题正确率要求考生付给其每套答题费用500~2万元不等的“辛苦费”。不过，一些考生被分在1~2楼考试，受屏蔽器的干扰，无法在考场作弊；而被分到3楼以上的学生，几乎都接到了考场外“枪手”发来的考试答案。

并非个别

大部分考生都找“枪手”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说，大部分学生都作弊，可以说学校领导与教师，家长与一些大学的“枪手”，早在一个月前就私下共同筹划此事。这位学生解释说，在高考前，一些高校“枪手”私下与学生家长谈妥，直接由一名“枪手”或由成人高考的学生“替考”，此人进入考场以后，将监考老师发在手中的考题，用微型耳机把题目内容摄下来，再通过耳机发到考场外另一名“枪手” 的手中，这人将获得的考试题目复制在电脑上，再直接通过耳机或对讲机把答案告诉替考者。许多学生还说，在高考期间，一些“枪手”与部分学生家长还专门在考点附近租房子住，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在考试时方便发短信作弊。一位参加高考的学生说，宣威各所学校都有学生作弊，一些考生将作弊的手机带进考场，捆绑在左手上，趁监考老师不注意，便将手机拿出来，等待考场外的“枪手”将答案发过来。

匪夷所思

40名高二生顶替高考生

据一位知情人透露，宣威七中不但管理松散，而且该校在此次高考中，还要求高二年级的尖子生顶替高三的学生考试。高二33班的76名学生中就13人替考， 34班的71名学生中有15名替考，而其他班的学生则有2~3名优秀生替考，该校共有40名高二学生顶替高三学生考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说，学校早就有所准备，在考试前就让一些学生放假回家。替考的学生老师几乎都打过招呼，一律不得将作弊与顶替考试的事说出去，谁说出去了，他的日子就难过了。一学生无奈地说，他本来不想为别人替考，但老师说了，凡是尖子生不参加替考的，学校就不准他们参加明年的高考。宣威五中高三学生夏某、黄某、林某等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在参加高考的前一天，还遇到了七中一位高二的学生，他们当时都在7中寻找自己的考号座位。那位七中的学生就说，他是替代一名高三的学生考试，是学校安排的。当时学校还把他们班上的差生叫回家去休息几天，好让他们尖子生替考。记者调查得知，宣威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有1万多人，但几乎有40%以上的人作弊，而且监管老师几乎不管。宣威的10所中学，大部分学生都作弊，可以说高考“注水”情况十分严重。一些学生反映，老师不管他们作弊，不管替考，是因为学校希望学生为自己的学校争光。同时，发现一个学生作弊，监考老师就要写2万字的报告，所以老师也怕麻烦，干脆直接不管。

钱能通神

从准考证开始造假

一位老师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宣威7中在2005年9月扩招，通过两年的办学实践后，学校在全市的升学率成绩喜人。鉴于此，一些学校就私下活动，采取一些手段来竞争。据知情人透露，宣威的一些学校为了让高二学生代替高三学生参加高考，或者让学生用作弊的方法提高升学率，干脆让学生先制作假准考证，或者让学生直接在高考招生图像采集系统中，调换电子档案中的照片，临时弄一个准考证。要么就是在高考报名时，让找人替考的考生报两次名，一次是用真实身份报名，一次是用虚拟的假身份报名，将其中一个准考证上的照片临时换成替考者的照片，再买通监考老师实现替考，最后再花钱请招办的人把图片信息还原成考生本人。但是，这种造假很容易被发现。其实，要封杀这些作弊的通道非常简单，只要在编设报名系统程序时确定考生的图像信息一旦存入就禁止修改，一直保存至考生大学毕业，只要这样做，作弊者就没有空子可钻。

考试完毕

买吸铁石吸出微型耳机

“现在的电子档案等高科技，什么都能改！到时候考上了再换过来，即使到上级招办也能改过来，有人专门做这个生意，去年我改过几个了。”一位监考老师说，考生成绩上去了，学校升学率提高了，教育部门可显示自己所谓的政绩，学校可获得更多教育资源，老师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奖金。于是，面对舞弊，利益各方心照不宣，或默认，或纵容。一些知情人向记者介绍，目前，替考有两种操作方式：一种是直接到招办调换考生电子档案中的照片，临时办理一个准考证；另一种是在高考报名时，准备找人替考的考生报两个名，一个是用真实身份，另一个是用虚拟的假身份；而且还可以向替考者保证，准考证上的照片是替考者的，只是换个名字，保证查不出来。记者在宣威采访期间，发现当地的考生，除了少部分留在宣威，其余大部分几乎都出去旅游了，少数学生也以旅游的名义出去够买吸铁石，目的是把高考前放入耳朵里的微型耳机吸出来。部分无法吸出来的微型耳机，学生只能在家长的带领下找医院做手术。一些学生说，他们的微型耳机都是通过家人从广州那边购买的，每个耳机200元一颗。许多学生都购买了3个以上，有备无患。

高考“经济”

2000余台小灵通被抢空

当地一位理发店老板告诉记者，在高考期间，很多学生都来她店里处理发型，说要处理特殊的发型好作弊。记者在一家手机店采访时，老板笑着说，高考那段时间，许多高三学生都来买小灵通，说是为了方便考试作弊，于是平时只卖200元的小灵通涨到了1000元一台。据整个宣威的通讯商统计，当时宣威城的小灵通只有2000余台，短短两星期就被学生抢购一空，没买到的学生还专门托人到曲靖去买。7中学生陈某、周某、杨某等人说，选择用小灵通来作弊，是因为小灵通不受屏蔽器的干扰。由于监考老师从不“搜身”，所以他们都是直接将小灵通或手机带进考场。一些学生还说，他们为了作弊，还专门打168台咨询，服务人员告诉他们，说电信部门从未接到任何部门打招呼说要关闭短信平台。“高考时，许多考点没有用屏蔽器，直接让学生去作弊，一些老师都不喜欢得罪学生，怕得罪学生以后，将来在宣威的日子难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说。学生李某、刘某，朱某、夏某等人告诉记者，宣威的怪事很多——他们被安排在哪所学校考试，就得去借该校的校服，目的是让监考老师在考试时“放宽政策”，因为这是“本校”的学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家长无奈地说，他们亲眼看到几个女生考完试出来后在大街上失声痛苦，说参加高考时监考老师不公平，她们的学习成绩得不到体现。直到昨日上午，记者还收到一些高三学生发来的作弊答案。学生与“枪手”私下会商量好一些暗号，比如“枪杀”接到考生的信息后，答案是A、B、C、D，“枪手”就用1、2 、3、4来表示。

怪！学校领导都不在

上线率几乎都在80%

昨日上午10时许，记者在宣威市教育局招生办采访时了解到，今年宣威参加高考的三校生共300人，普高考生有11003人，加上补习班的学生累计11347人。宣威目前共有10所中学，原来只有一中到五中，为了解决学生入学与办学规模，除了民族中学外，六中到九中几乎都是扩招以后办的学校。记者几次要求采访招生办负责人，一位姓许的老师说负责人王天培老师有事，一时间回来不了。教育局一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教育主管部门不准学校对升学率进行排序，只是学校内部有规定，对升学率高的班级，班主任及科任教师都有一定的奖励。而该校的升学率，可以作为一个考核的指标。其称，宣威的学校每年的升学率都不一样，有一定的差别。学校的上线率几乎为80%~90%，有些学生上了线，却不愿意去就读。他还补充说，宣威每年考到省外的学生几乎都有7000人以上。

“新学校不可能没问题”

就此事，记者来到宣威一中采访，学校办公室与考点办的一位女教师告诉记者，学生考试作弊一事不存在。学校在监考时都很严格，监考老师不允许学生把通讯设备带进教室。随后，她打电话联系该校的何校长，何校长在电话中表示自己下午还要去开会，没时间接受采访。这位女教师说，学校的升学率高，是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出来的成绩。此时，另一位女教师补充说，去年高考时，她们就接到学生家长投诉，反映宣威的一些学校有考生作弊，但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下来调查，结果什么都没有查出来。记者在五中时，行政办一工作人员说，校长与教务处主任出去旅游去了，具体的情况只有教务处知道。在她的指点下，记者来到教务处，一教师很不情愿地说，要采访只有等他们的主任回来再说。在宣威八中，党政办的工作人告诉记者，校领导全部出去开会了，一个都不在。这位女教师还说，希望记者理解他们的工作，不要抓住某件事情、某个问题就报道，而且她们学校是新创办的，今年是学校组织学生参加第一届高考，不可能一所学校什么问题都没有，更何况他们是新办的学校。

值班教师强行搜记者的包

随后，记者来到宣威七中采访。在一副校长的办公室里，几个人正坐着抽烟，记者说明来意后，一位自称是学校值班的徐老师很不高兴地表示：第一、他们工作很忙，没时间接受采访；第二、学生反映的作弊等问题，不一定是真实的事情；第三、学生不懂这些事情。如果记者要采访，得等几天，因为上级有关部门目前在他们学校搞教育评估。之后，办公室的3人走出办公室上了一辆车，徐老师随即也走出了办公室，上了这辆轿车，车子开到大门口，徐老师下车后，站在大门处与保安嘀咕了几句。当记者走到大门口时，徐老师拦住记者说：“你刚才录了我说的话，还拍了照，请你把我说话的内容删除，这是公事，不是私人事情。否则我对你不客气！”说完，徐老师就过来搜记者的包，他强行打开看了记者包里的一个夹层，见没什么，又去搜包里的另一个夹层。最后，徐老师警告记者说：“在这块地盘上，学校出现一些事情很正常，希望你最好不要报道，有些事情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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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高考规定，凡是参加高考的考生，必须按时进入考场，开考15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点。特别提醒考生外语科目因为要进行听力考试，所以，迟到考生禁止入场。考生交卷出场时间不得早于每科目考试结束前30分钟。

考生允许携带进场的物品包括透明文具袋、准考证、身份证、2B铅笔、0.5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专用橡皮、削铅笔刀和作图文具（直尺、圆规、三角板）。

考试期间，严禁携带各种无线通讯工具（如手机、小灵通）、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以及涂改液、修正带（含透明胶带）等物品进入考场。凡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或者未放在指定位置的，将视为违纪。考场内不得自行传递文具、用品等，否则将被视为违纪。请考生进场前认真检查、准备，不要忘带必备的文具用品，以免影响考试。不准将试卷、答案、答题卡或草稿纸带出考场。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使用规定以外的纸张答题也属于考试违纪行为。  来源：云南信息报

尚公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庆的批评最为尖锐。在他看来，现在的法科毕业生多是次品，中国法学教育模式急需借助民间资本和市场化力量，完成根本性的变革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学法之人如过江之鲫，法律文凭贱如粪土。”

《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发自北京 实习生 黎诚

“五院四系”都不见了

６月９日，华东政法大学揭牌。中国最后一所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从此消失。至此，北京、西南、中南、西北、华东——１９４９后创立的五所政法学院（以下简称“五院”）全部晋升大学之列。

它们曾与北大、人大、吉大、武大法律系并称中国法学的“五院四系”，很长时间内代表中国法学教育较高水平。上世纪５０年代，国民党旧法被废，原有的大学法律教育体系瓦解，在院系调整和司法改革运动中，“五院”以苏式法律教育的模式登场。作为司法部直属院校，它们曾以单科系“精专尖”的优势为习法者所热捧。

１９８３年，北京政法学院率先升格为大学。１９９５年，西南政法学院脱掉“学院”帽子。四年后，大学合并风起，一度风传西南政法大学与重庆大学合并，“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中非常矛盾。”西南政法７８级学生、知名学者贺卫方说，一方面他希望母校借合并之机获取其他学科的滋养，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西南政法大学这个牌子永远立于天地之间”。

西政的牌子最终没动。这一年，中南政法学院与中南财经学院合并。合并后成立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以综合性文科院校的面目，很快成为教育部“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西北、华东虽没走上合并之路，也向多学科大学进发。

相比“五院”，“四系”消失得更早。上世纪末，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政法系，大都改成了法学院。

“五院四系”不见了，开设法学专业的高等院校却随处可见。到去年４月，全国有法学专业的高校达６２０所，在校生３０万人。１９７７年恢复法学教育时，全国只有三所大学有法律系，仅招２００多人。

三十年暴涨

三十年间，开设法律专业的院校翻了两百倍。

１９７７年，邓小平批准西南政法学院复建时，北京政法学院一半校舍被北京市文化局系统的戏校、曲艺团、歌舞团占用，华东政法学院被八个单位“入侵”，有人称之为“八国联军”。“教师星散，图书尽失，百废待兴”——司法部司法鉴定司司长霍宪丹对此深有感触。

刚恢复正常业务的法院、复办伊始的检察机关、近乎白手起家的律师业面临着巨大的人员缺口，没有法律教育背景的各行各业人士进入法律职业。

“经济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当中，许多是学过法律的。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没有大批法律院校怎么行呢？”邓小平说。在对“文革”一系列的反思中，法学人才培养进入高层视野。当时最紧迫的是在职人员的培训。直到１９９５年，法官法、检察官法颁布，规定了法官、检察官任职前的最低学历，立法才第一次从法律职业准入上对法律教育提出了要求。

高等法律院校的复建也在进行。那时的人学法律，多半冲着铁饭碗，“希望毕业后能像警察那样工作”。１９８２年从吉林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高鸿钧（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就是这么想。其时，已有外国律师出入北京饭店，在中国从事零星法律服务。

十年后，中国开放外国律师在华执业。１９９９年李成参加高考，爱好文学的他在父亲的勒令下，弃中文投法学。后来他考上了北京一所理工科院校的法律系：“周围的人一听上了法学，都说：“‘法律，好啊！律师，有钱！’”

如果说加强民主和健全法制的政治诉求推动了１９８０年代法学教育的初涨，那么１９９０年代猛进的动力则源于市场化改革方向的确立。

“中国的法学不单纯附属于政治学，还从属于现实政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晨光说。９９级恰逢扩招第一年，“比９８级多了一倍的人。一些经常逃课的同学四年下来认不全老师。”

法学教育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专门的法律院校向其他专业发展。在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看来，多专业多学科发展的实际功能是，通过教育组合的多样化，降低这些学校在市场竞争中的风险。

法学教育出路何方？

政法院校在积极谋求出路。去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本科生招生规模从１７００人缩减到８００人。校长吴汉东给出的原因之一是，６００多所院校开设了法学专业，已经相对饱和了。吴汉东的另一个身份是教育部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学法之人如过江之鲫，法律文凭贱如粪土。”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看来，目前法律教育的发展有民国初年的架势。当时新政伊始，法政教育一度急剧膨胀，为教育界人士关注。百年后的今天，“政法”取代“法政”，学法再现热潮。

“如果认真对待法学图书馆的话，不会有六百多家法学院系！”在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常务副院长孙笑侠看来，要办好法学院，除了师资，重点就是办好法学图书馆。

尽管教育部法学指导委员会对开设法学专业有准入要求，比如，必须开办１４门核心课程才可以开法学系，“有些负责任、理性一点的学校，考虑到自身实力就不办了；但是有些不具备条件的学校却变着花样办。比如，让一个老师上两门甚至三门课程。”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刘恒说。在较早时候，还有院校让自然辩证法博士教法律课。

外延式扩张的背后，还藏着更大的危险：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的脱离。自“文革”后开始的中国法学教育，仅仅停留在传授法律知识，法学思维、司法技艺、职业伦理的训练和教育几乎没有。有学者认为，一个没有学过法律的人从事法律职业，比一个没有学过医的人上手术台给病人开刀更加危险。

在不少法律实务界人士眼里，真正有法律素养、符合法律职业要求的法科毕业生并不多。

从某种程度上讲，法律人才过剩和人才奇缺并存。尚公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庆的批评最为尖锐。在他看来，现在的法科毕业生多是次品，中国法学教育模式急需借助民间资本和市场化力量，完成根本性的变革。

大势向好，但需调整

两个月前，台湾名企光华集团捐资一亿人民币创建的“光华法学院”在浙江大学成立。同是光华集团创办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已是国内同类专业的翘楚，“光华法学院”的创立让很多圈内人抱有期待。学院成立典礼上，著名法学专家江平发表贺词，希望光华成为探索中国法学教育新体制的先锋。该院常务副院长孙笑侠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光华正在建国内最好的法学图书馆，并且在学校和学院原有经费的基础上，每年净增加２００万元作为学生经费。

１９４９年后法律教育演进过程中，公立法科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民间资本进入法学教育极其罕见。但在民国时期，私立法学教育机构遍地开花。

朱苏力曾预测，１０至２０年后，法律职业人士的捐助有可能成为法学院的最重要的财政资金来源之一。当国家在法学教育上逐步退出，法学院逐步转向职业教育，法学院之间的竞争将渐趋激烈，法学院数量和招生过多的问题很可能因此化解。

本报记者获悉，欧盟与中国合作项目之一的中欧法律学院也正处于商谈阶段，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在内的多个国内著名院校都在竞争中方合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告诉本报记者，下半年或许将有结果。

“中国的法学院必须经历一场结构性调整，形成不同的层次。”王晨光说，层次不同并不代表地位高低，现有的法律院系确实到了明确各自定位的时候。

法学教育管理方也意识到了问题。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兼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曾宪义教授坦言，目前法学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提高法学教育质量。据吴汉东透露，教育部法学指导委员会正委托吉林大学起草优秀法学院评判的量化标准。

“政治体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现在我们法律方面的人才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今年五四青年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人民大学说。在走向法治的长途中，中国对法律人才的需求依然强劲。

勇气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论坛上，都是一种锐利的武器。法庭辩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战斗，在那里处险而勇气不减就等于取得了50％的胜利。每一个为被告辩护的律师都应当不遗余力地为之辩护，而不管公众对这个被告有多么不利的强烈舆论。无论这项工作本身可能会令人感到厌恶，无论这事可能会给律师本人带来多少不便，也无论律师为此获得的律师费是多么微薄，身为律师本着职业道德，必须在这紧紧包围被告的大网上发现漏洞与缝隙，并且尽量利用这些漏洞和缝隙来挽救这个不幸的人。

　　在法庭争辩中，律师总不免带有激烈的对抗情绪，但是你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善于控制自己，不要为自己的情绪所左右。法庭冲突固然激烈，但置身其中的律师却必须保持一定的礼仪。无论法庭冲突多么激烈，冲突双方的律师都不能把论点对峙转变为人身攻击。人身攻击无助于赢得诉讼，反而会使自己的职业声誉受到永久性的玷污。

　　天道酬勤，勤能补拙。律师的工作是一项十分艰辛的工作，一个律师必须象演员研究角色那样去钻研诉状，靠直觉是不可能在律师工作上取得成功的。市场经济和法制的同步发展，律师服务领域的拓宽，对律师业务能力的要求愈来愈高，律师要适应国际化、专业化、信息化的挑战，就必须与时俱进，勤奋学习，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素养和能力。

　　2、律师的职业道德

　　技能是律师的内功，形象是律师的外功，横亘二者的是律师的职业道德。单有执业技能只能成就会办案的律师，而执业技能加上职业道德才能成就卓越的律师。

　　律师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但又是一个充满危险的职业。有许多律师就是在执业过程中翻船的，最终身陷囹圄。律师必须要保持一定的道德标准，因为法庭是正义的圣坛，律师席上的律师与法庭上的法官都是这一圣坛的使者，他们的目标都是实现正义。

　　人类本性的软弱和人类激情的力量可能会导致我们得出错误的观点，有时这种激情非但不能帮助我们，反而会妨碍我们持有客观和公正的态度，而想象力和感情有时会使我们误入歧途。但是身为律师的我们必须永远记住，我们扮演着人类正义和法律良知最完善的代表，促进正义和查明真实是我们这一领域最崇高的目标。我们要永远记住基督的箴言：“我们不以恶的手段来达到善的目的”。

　　二、树立良好的律师形象

　　律师形象的重要性是由律师职业特殊性决定的，形象好，事业成；形象差，则事业败。

　　形象是一个人心理素质和修养的外在表现，他能反映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思想情感、性格气质、学识教养、处世态度等。一名律师能否为当事人所接受，是否具有人格魅力，关键在于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如何。律师个人形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与他人关系的性质、程度。为了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我们要优化自身的形象，在平时与人交往中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精神饱满，神情自然 。

　　在社会交往中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饱满的热情、大方自然的神情，这是优化个人形象的首要因素。与人交往，神采奕奕，精力充沛，显得富有自信，就能激发对方的交往热情，活跃交往气氛。

　　第二，仪表端庄，衣着得体。

　　根据人际吸引的原则，一个人风度翩翩，俊逸潇洒，能产生使人乐于交往的魅力。衣着服饰能反映一个人的审美情趣和修养，如果一个人的服饰能与自己的气质、职业一致，与自己的形体、年龄协调，与当时的气氛和场合相符，那将使得他显得更潇洒精神，更使人乐于接近。

　　第三，谈吐幽默，言语高雅。

　　谈吐能直接反映一个人是博学多识还是孤陋寡闻，是接受过良好教育还是浅薄无知。一个不善言谈、沉默寡言的人很难引起他人注意。在社交中能侃侃而谈，用词高雅恰当，言之有物，对问题见解深刻，反应敏捷，应答自如，能够简洁、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就能表现出其不同凡响的气质和风度。

　　第四，举止大方。

　　朴素大方，温文尔雅的行为习惯，举止稳重，文明得体，坐、立、行的姿态正确雅观，能正确地表现出一个人的良好的教养，给人留下成熟信赖之感。只有对自己充满信心，相信自己和自己能力的人，才能在社交中做到自然大方，挥洒自如。

　　三、具有广博的知识与娴熟的执业技能

　　一名律师不仅应当通晓法律，而且还必须具有广泛的文化知识和社会知识。通晓法律只是对律师最基本的要求，否则他就无法成为一名律师。一名律师如果只对法律了解，而缺少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那么他在竞争中就不具有任何优势，长此以往，必然会被淘汰。

　　律师要加强对法律学科、社会学科以及涉案学科的学习，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一名一专多能的复合型律师。学习是提高认识的基础，只有知识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认识上的质变；认识的深度加深了，对案情的把握就会更为准确，对案件的理解和分析也会更为透彻。

　　律师这个职业在以往任何时候都不曾像今天这样重要。我们年轻律师尤其要加强学习，不断给自己充电，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律师业中的翘楚。年轻律师要时刻意识到哪些知识是该知晓却不知晓的，更应意识到哪些技能是该掌握而没有掌握的。技能之于律师，是一种know-how，在乎于心，犹如空气，视而不见，却须臾不可无，为执业律师生存之必要。法律知识只能使你成为一名律师，而法律技能则决定了你是否能走向成功。

　　律师职业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法律技术的复杂性并不亚于工程专业和医学专业的技术，它就像一部复杂的机器，除非你已经完全掌握了这部复杂机器的原理与性能，完全了解如何开动和操纵这部机器，以及在紧急情况下如何来应付，否则任何人都不会把操纵这部机器的任务交给你。

　　笔者建议年轻的律师熟读一下古文《庖丁解牛》和《卖油翁》。从中可以悟出提高技能之道。《庖丁解牛》一文看似谈解牛之技，实为言大道之行。听庖丁之言，各有各的司道。对律师来讲，庖丁之言恰恰是律师执业之玄机。庖丁解牛，律师办案，都是分而析之，“依乎天理，批大郄，导大?，因其固然”。只有依照规律，依循事实原委，把握案件的关键性，才能以自己娴熟的法律技能解决千头万绪的法律问题，使得那些看起来没有回旋余地的诉讼得以起死回生。

　　四、发展广泛的社交网络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律师需要全面的、广泛的社会关系。笔者所讲的“关系”是指在法律和道德范围内的正当的、正常的社会交往。我们应提倡年轻律师编织正当的社交网络，并不断拓展这种正当的社交关系，弘扬社会正气，抑制或消除那些不正当的社会关系。这是律师的社会责任，是律师的职业要求，也是政府和百姓对律师的期望。

　　五、善于抓住机遇，适时展现自己

　　在此，笔者想提一个问题与大家探讨。这就是年轻律师展现自我的能力。众所周知，目前律师的社会地位不是太高，执业环境不是太好，当事人和客户对律师的认可与接受程度并不理想，而刚入行的年轻律师则面临更多的严峻考验，就像病人不愿让新医生实习练手一样，当事人和客户同样不愿成为新律师的试验品。基于以上因素，因此如何恰如其分地展现自己便成了年轻律师迈向成功之路的第一步。面对当事人，我们当然不能说自己是毫无经验的新手，但也决不能夸大、吹嘘自己是身经百战的老手，只有客观适度、充分适时地展示自己的专业素质，才能赢得客户的信任，才能不断扩大业务市场，提高竞争能力。

　　总而言之，年轻律师要想走向成功，上述的五个要素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愿我们年轻律师都能把握机遇，找准方位，处理好关系，培养好能力，修炼好品德，早日成为德才兼备、声名卓著的大律师、名律师、好律师，为创建和谐社会、维护司法公正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