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律师——陆岩

（原创）我喝酒了，你就该罚我？

昨天晚上我游完泳，朋友搭我的车一起回家。到了目的地，车停在路边，他并没有立即下车，我坐在驾驶席上，他坐在副驾驶席上继续聊着刚才的话题。

聊了大约十分钟后，我突然发现前方六七十米处的十字路口有若干交通警察在不停地拦截着通行的机动车。我意识到，这是在查酒后驾车呢。

我和朋友饶有兴致地看了起来，我对朋友说：“如果我现在就走的话，肯定也会被拦下接受检查的，幸亏今晚我没喝酒”。他说：“那是，既然如此，咱们还是先聊会儿你再走吧。”我和这位朋友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前不久才约好这天晚上一起去游泳的，所以，有好多说不完的话。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后，一辆警车突然停在我的车旁边。从警车上下来一位警察，对我行了个礼：“请出示你的驾驶证！”

我把驾驶证递了过去，他看了看，问道：“你喝酒了吗？”

“没有。”我很镇静。

这时，从前方十字路口处小跑过来一位警察，手里拿着酒精测试仪。看我驾驶证的警察对他说：“让他吹一下！”

那个手里拿着酒精测试仪的警察对他说：“不是这辆车，是后边那辆。”

听这一说，那个看我驾驶证的警察随手把驾驶证还给了我，表情不自然地说：“我还以为是你呢！”随即便随手里拿着酒精测试仪的警察，跑向我后方离我二十米远、同样在路边停放的一辆车。

不用问，那辆车肯定是刚停在那里，警察肯定是认为那辆车的司机是发现了他们在前方查酒后驾车而故意靠边停车的，其目的，当然是为了逃避检查。

这段插曲自然也成了我和朋友新的话题：

我和朋友坐在停放的汽车上聊天，警察有权利检查我是否喝过酒吗？如果那个拿着酒精探测器的警察不更正，而我又恰恰喝过酒的话，我可能就死定了。可是既便如此，我就该被处罚吗？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是：严禁酒后驾车。喝酒后驾车是当受处罚的充分必要条件，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喝了酒，但并未驾车，自然不应被处罚；如果驾车并非酒后所为，则更不应以酒后驾车被处罚。由此可见，我和朋友坐在停放的汽车上聊天，警察是没有权利检查我是否喝过酒的，更没有权利处罚我。说句大白话，我和朋友即使拿着酒在车上喝，警察也管不着！因为我没有驾车。否则，凡是坐在停放的车辆上的人不仅都要被接受酒精检测，而且都可以成为警察怀疑的对象了。

其实，这里面涉及到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认定某人是在驾车？实践中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被抓住现行。比如交警在路上盘查，将行驶中的车辆拦下，当场对驾驶人进行测试，结果属于酒后，毫无疑问，此种属于酒后驾驶；二是发生交通事故后，有关证据可以确定某人就是肇事司机的情况下，对其实施酒精测试，结果属于酒后，此种情况也属于酒后驾驶。

除上述两种情况外，在认定行为人是驾车的行为时，一定要慎重，否则容易引发争议和纠纷。法律赋予了交通警察强制检验的权力，并对有饮酒驾车嫌疑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使用呼吸气式测试仪对其进行检验，这样规定的结果虽然对酒后驾车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却也无限制地增大了警察怀疑的范围，其结果必然是侵犯了守法人的合法权益。

我现在就十分庆幸那位手拿酒精测试仪的警察及时作出了更正，尽管我昨天的确没有喝酒。可是，把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寄托在执法者的良心发现上，无论如何也是一件很无奈和悲哀的事情。

（原创）手机随拍：门头沟古岸农庄

早就听朋友介绍说，在京西门头沟区有个陇架庄利用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搞了个农庄，号称“古岸农庄”，连电视里都介绍了。遂利用十一长假走了一趟。早晨出发走莲石西路到门头沟，再走109国道，按照路标的指示就到了。

此处地处人杰地灵的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距市中心30公里左右，占地约400亩。农庄以江南水乡风情，临水建筑为原型，远离都市尘嚣，背山面水，花草繁茂，房前屋后瓜果满园，再现农家特有的生活意趣。......

沿着木棚连廊走可以到达所有客房，它们大都是独门独院，互不干扰。房间里宽大的落地窗最醒目，它紧邻湖面，往外一看一切美景都尽收眼底。房前屋后什么蔬菜都有......

（原创）从去年的“代言门”丑闻到今年的“有人缘”

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一直想就此写点儿什么，但一是因为没有时间，二是因为愤怒而不知说点儿什么好。直到这两天在电视上看到影视明星葛优为三元牛奶做的广告，才突然来了灵感。

广告中，葛优用他那一贯的京腔京韵详细介绍着三元牛奶的好处，娓娓道来之中透着自然与真诚。广告的最后，葛优双手抱拳，深情地说：“喝三元，有人缘！”

看着电视上葛优那质朴、厚道的形象，心中不免生出一些好笑与无奈。

去年的六七月间，有关亿霖木业涉嫌传销诈骗的事件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葛优的一句“植树造林，首选亿霖”，明星效应大放光彩，使得许多人对亿霖木业趋之若鹜，纷纷解囊（许多人将多年的全部积蓄拿出来），稀里糊涂地掉进了被骗的陷阱。亿霖案的侦破，使得真相大白，亿霖形象代言人葛优的代言费，也被警方全部追回（大概是三百万吧）。于是，葛优为其代言是否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也成为了热点中的热点——葛优身陷“代言门”丑闻之中。

今年的三鹿奶粉事件无论在社会影响及严重后果方面都要比去年的亿霖木业案大多了。值得庆幸的是，三元没有进入这次“问题奶粉”的二十二强名单中。葛优也因此而躲过了再次身陷囹圄的窘境。

从去年的“代言门”丑闻到今年的“有人缘”，葛优完成了一次人生的历练。但是，这次历练的成功，多少有一些撞大运的成分，让人想起来就有一些后怕：万一这次出事的不是三鹿而是三元怎么办？万一这次三元进入了被曝光的二十二强，又怎么办？

如果说去年的亿霖木业案还是一个法律问题的话，那么今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就已经是一个法律之外的问题了，它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中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整个民族是否还有道德感，是否还应该存有一种敬畏感，也就是说，我们是否应该害怕点儿什麽！

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怕了，那么一切在他看来都是无所谓的了，他的行为就会是无拘无束了，这不仅是其本人的悲哀，更是整个文明社会的悲哀。当某些人明知三聚氰胺有害人体健康仍然往里掺加的时候，我们除了应该拷问这些人的良心何在，更应该拷问这些人为什么这么没有良心，更应该拷问这些没有良心的行为为什么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商家们需要明星的摇旗呐喊，明星们则更需要钱。按照广告法第38条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样说来，葛优虽然在亿霖木业的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了商品或者服务，也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但却不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因为，葛优既非社会团体，也非其他组织。正是由于法律规定上的这种空白，使得众明星们在巨额的代言费面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置自己大众明星的光环于不顾，为虚假广告代言，公然蔑视公众利益。

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毒奶粉事件开头肯定有早期的受害人，或许人们认为法院肯定会莫名其妙地把完全符合条件的案件拒之门外，不予受理；或许当地企业和法院的关系不被受害人信赖，他们根本不相信法院会做出中立的裁判。这可能是我们为什麽没有见到去法院起诉这种行为的原因。由此可见，我们的司法系统是不值得人们信赖的，什么时候，真正从体制上确立了司法的独立性，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人们对司法的不信任，并进而在人们的脑海中确立法律的威严性。

所以，立法上的完善和司法的独立不但可以使明星们的行为不再撞大运，而且可以在我们的社会中真正确立道德感和责任感。这不仅是对众明星们负责，而且也是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每一个生灵负责。

我们被教训提高了学问

外国人喝牛奶结实了

中国人喝牛奶结石了

日本人口号：一天一杯牛奶振兴一个民族

中国人口号：一天一杯牛奶，震惊一个民族

此时此刻伊利，蒙牛最想对三鹿说什么

伊利：你他妈加就加了，不能少加点？

蒙牛：我从来都是奶粉里加三聚氰胺，你他妈三聚氰胺里加奶粉？

三鹿（委屈）：那天漏斗坏了，没控制住量

完达山：还好那天料都被蒙牛给收光了，不卖给我，妈的，现在看看，老子没上榜，哈哈

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

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

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

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

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磺

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

今天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

（转载）奥运大戏中的假改革，伪市场

不算残奥会，北京奥运已经结束，整个过程还算平稳，“平安奥运”算是实现了，中国获得的金牌数量也遥遥领先，套用一句老话，似乎是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

因缘际会，得到一张去北京看比赛的门票，于是也就去了，亲眼看看总是比在家臆测要好很多。安检果然是严厉了很多，在北京一天，一个背包被打开了不下10次，路面也确实干净，北京火车站也绝对不像去年那般混乱，到处窗明几净，我看的比赛在朝阳公园，里面也是一尘不染，明亮干净，不少老人在悠闲的锻炼，乒乓球台前打球的人也很多，甚至连里面干活的民工，都统一着装了。比赛现场气氛热烈不混乱，虽然有不少身着黄色T恤背后写着“北京职工文明啦啦队”有组织来看比赛的人提醒这是中国式奥运，但这些很容易被忽略。不论是谁都不可否认，北京奥运至少在表面上取得了成功。

可是仍然有不和谐的声音发出，中国代表团虽然在许多体育项目上夺金获银，但在世界第一运动足球上却遭到了惨败、在小组赛里积分垫底而无缘赛事，以至于全国各阶层都开始拿中国男足开涮，北京欢迎你被恶搞成国足欢迎你，甚至连一向以保守著称的央视，也开始在语言上戏弄中国男足，国内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感谢男足为了不影响大家的心情而迅速离开。曾经承载着人们最多热望的足球变成了小丑，功能也由提升国家自豪感变成了供大众发泄的垃圾桶，倒也不算浪费。但细心探究一番，则会悲哀地发现，中国足球却是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经济状况最为贴切的缩影。

相对于其他成功项目，中国足球是最早进行改革的，改革之初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球市火爆，，踢球人数大大增加，球员收入提高，经济效益显著。可是就有如中国经济一样，因为其改革的不彻底，导致了即使在足球联赛最火爆的岁月里，依然乱相频生，假球赌球黑哨贿赂风行，最后，曾经火爆一时的中国足球，最后终于落到惨不能睹的地步。

如果对中国经济状况和中国足球状况做一番对比，可以发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相对其他领域率先进入“改革”进程：足球运动进入了市场，国民经济也从计划走向市场经济领域。然而，两者的“改革”都极不彻底，当然，政治领域的改革甚至不进而退，从利益集团控制一直走到了寡头控制这种异常极端的境地。

足球名义上进入了市场，但足协作为官方的管理机构仍然对足球进行着全方位控制，各地方俱乐部其实并无多少主导权，就连联赛的框架结构也是变来变去，目标只有一个，为金牌战略让路，给政治足球让路，为此不惜牺牲中国足球的未来。仅仅为了眼前的目标和似是而非的“政绩”；与之极为相似的是经济改革，在70年代末因为经济濒临崩溃而不得不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开始就带有权宜之计的色彩与摸石头过河的盲目性，国民经济在解脱了“社会主义”魔咒的桎梏后活力顿显，以令人眩目的方式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但是跟足球一样，改革的极不彻底，导致多年以来政企始终无法分离、行政干预力使整个经济走向了畸形，30年以来的发展基本都是以耗费巨大资源与消耗极低廉劳动力为基础，数量近乎无限的廉价劳动力与接近衰竭的自然资源构成了这30年发展的基石，但是，30年过去了，经济结构依然不合理，劳动保障依然没有建成，在资源日趋紧张和劳动力价格上涨之后，人们才发现，原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让全民获益程度是那么地不成比例。于是，所谓可持续发展就不能不让人们疑窦重重。中国经济会不会跟中国足球一样，成为昙花一现的泡沫？中国足球成为泡沫，大家嬉笑一番即可，但中国经济神话因无后继之力的变成泡沫，又有几个人能笑得出来？

不妨作进一步设想，为什么将中国足球比作中国经济的缩影而不是其他例如跳水、乒乓球等等？那是因为中国足球和经济一样进行了不彻底的改革，一个貌似市场化实则依然为行政统制的足球，一个貌似市场经济实则为官僚寡头资本经济。而乒乓球和跳水等项目，都依然停留计划经济时代，以一国之力搞定几个体育项目，想来并不为难，从历史上看，同为举国体制，前苏联和东德，都拿过金牌第一。但前苏联人民和东德人民会认为他们生活在幸福之中吗？“金牌第一”非但没有增强人们的一般体质，同样也没有增加人民的凝聚力，所以只能用“柏林墙”来阻止人民向金牌不如他们但人民生活幸福的国家实施大逃亡。

另外有件大事就是刘翔的退赛，因为在田径男子项目中久无突破，因此刘翔夺标并破纪录的时候，说举国疯狂可能过分，但说举国狂欢应该不会太离谱。本届奥运赛前刘翔伤情扑朔迷离，到了最后一刻才揭晓，刘翔退赛了，观众一片嘘声，但主流舆论一边倒的支持他，甚至连中央大员也写信慰问，前所未有。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支持刘翔的退赛，从单纯的运动员角度而言，因伤退赛天经地义，绝不至于引起如此大的风波；可是，当一个运动员的某项赛事与“国家形象”实行捆绑、当一个运动员成为一个政权象征的时候，他就不只是一个运动员那么单纯了，他赢了是“为国争光”，自然，他退赛自然就是国之耻辱。况且退赛原因至今不祥，连互联网上的相关讨论也受严格限制，被塑造成“民族英雄”的刘翔，跟其他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一样，成了一个双刃剑，既能伤人，也能伤己。虽然极力想继续把他包装成悲情英雄的形象，但是民间普遍并不认可这种说法，反倒是各种阴谋论甚嚣尘上，始作俑者，也算是求仁得仁了。

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在事后对他的访谈中，用客观的语调说出了真相，这种极度豪华铺张集整齐划一与宏大叙事为一体的开幕式，要动用如此之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世界上也只有中国和朝鲜才能做到。看看朝鲜的现状，闻者俱心有戚戚焉。一个行政权力能不受限制地支配一切资源的国度，究竟能够平稳的走多远，等到后奥运时代，恐怕便会揭晓。

（转载自《公民月刊》作者：老凤）

（原创）包头立交桥案的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市礼华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樊新燃的委托并指派我作为他的辩护人出席今天的法庭。接受委托后，我会见了被告，查阅了本案的案卷材料，今天又参加了法庭审理，现依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樊新燃的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说，该罪在主观上是过失，在客观上表现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审理此类案件应当在确定事故责任的基础上，结合被告人的行为在客观上造成的后果以及是否具备规定的情节来确定其是否构成本罪。下面结合本案的事实具体说明如下：

一、本案中，公诉机关关于樊新燃应负此次交通事故全部责任的认定，所依据的事实不成立，且适用法律错误。

1、公诉机关认为樊新燃负事故全部责任所依据的主要事实是包头市北出口高架桥“10.23”钢箱梁倾斜事故调查组出具的调查报告（下称《调查报告》）。辩护人认为，该《调查报告》不能作为确定樊新燃负事故全部责任的依据，亦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理由如下：

（1）本案中的事故性质属于交通事故。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第119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第5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第73条）。

由此可见，有关交通安全工作的具体管理、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等，都应当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来完成，这是由法律所确定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

（2）本案中的事故《调查报告》，是依据国务院关于《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下称《条例》）做出的。有关调查组成员的组成、本案中的事故性质、事故发生的原因、事故的责任认定和处理意见等都是按照《条例》的规定执行的。但是，即便如此，辩护人认为，该《调查报告》仍然属于调查组超越法定职权、越俎代庖、违法作出的。

第一，《条例》第45条规定，特别重大事故以下等级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调查报告》依据《条例》的规定，将本案的事故性质定性为一般事故。那么，根据《条例》第45条的规定，对本案的处理，如果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应当从其规定。对于本案，法律法规是不是另有规定呢？当然有，那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前面已经说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是处理此类交通事故的法定部门，有关交通安全工作的具体管理、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等是其法定的职责。在此种情况下，事故调查组仍然依据《条例》对本案中的事故责任做出认定，就是属于超越了法定的职权。

第二，《道路交通安全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是法律，其法律地位高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条例》就属于行政法规，本案中，事故调查组依据《条例》做出事故责任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因此，事故发生后，九原区人民政府组织的事故调查组所出具的《调查报告》，因其是违法做出的，因而不具有法律效力。

2、公诉机关认为樊新燃超载行驶，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公路法》中关于限载的规定，就认定樊新燃应负事故全部责任，既没有事实依据，也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根据国务院《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1条的规定，确定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时，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来确定。由此可见，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主观上过错的严重程度是确定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有无及大小的决定性因素。

那么，哪些人可以成为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呢？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交通事故当事人包括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人以及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第2条）。其中，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是指，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交通、建设管理部门，道路、交通设施的养护部门或者管理部门，道路、桥梁的建设部门、施工部门等等；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个人是指车辆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等等。具体到本案来说，此次交通事故的当事人，绝不仅仅是本案的被告，还应当包括事发道路（桥梁）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具体说就是九原区人民政府及其相关的主管部门。

公诉机关在本案同时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中确定，九原区人民政府是本案的被害人，因为，被损立交桥的建设单位是九原区人民政府。但是，本辩护人在接受委托后，到包头市城市建设档案馆调取被损立交桥的建设档案时，得到的答复是：没有这座立交桥的档案材料。辩护人又去了包头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得到的答复是：被损立交桥没有经过其竣工验收，更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从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来看，包头市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其签发日期是2006年11月30日。而在《包头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注册登记》和《监理单位工程质量评估报告》及《设计单位工程质量检查评估报告》里的开工日期均为2004年10月20日。也就是说：该工程是在取得《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前2年就开工了，并在取得该《合格书》前1年零4个月就竣工通车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均有明确规定：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未经审查合格的，建设主管部门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本案中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遵守事项第1条规定：本书是批准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交付施工使用的法律凭证。第3条规定：不经审查或审查不合格，未取得本书开工建设的，均属违法建设。另外从时间上推理，也说明原告提供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是假的，属于伪证，应追究其责任。

根据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截止到目前，我们始终也没有见到该工程的竣工验收报告。然而，本应作为竣工验收报告附件的《设计单位工程质量检查评价报告》和《监理单位工程质量评估报告》却被作为证据拿到厅堂上来，而且漏洞百出。比如：两份报告的签署时间分别是2007年1月5日和2006年8月8日，此时，倾斜的大桥已经通车一年半和一年零一个月了。而且，《监理单位工程质量评估报告》也没有单位负责人的签名。

根据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部《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的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后三个月内，向城建档案馆报送一套符合规定的建设工程档案。凡建设工程档案不齐全的，应当限期补充。对改建、扩建和重要部位维修的工程，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单位据实修改、补充和完善原建设工程档案。凡结构和平面布置等改变的，应当重新编制建设工程档案，并在工程竣工后三个月内向城建档案馆报送。列入城建档案馆档案接收范围的工程，建设单位在组织竣工验收前，应当提请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对工程档案进行预验收。预验收合格后，由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出具工程档案认可文件。建设单位在取得工程档案认可文件后，方可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时，应当查验工程档案认可文件。

根据上述事实和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我们有理由认为，一直到目前，本案中被损立交桥的建设方，即九原区人民政府也没有按照规定履行相应的竣工验收手续，更没有向有关主管部门及时移送被损立交桥的建设档案。就连事故调查组的《调查报告》也认为“该工程各项手续基本齐全”。“基本齐全”的概念就是不齐全，如果不齐全，那么，缺少的手续是什么？作为这样的市政建设项目，它又可以缺少什么手续呢？如果被损立交桥没有经过竣工验收就投入了使用，试问，作为本案中交通事故的一方当事人，九原区人民政府的上述行为是不是对本案事故的发生也有一定的作用呢？其主观上是不是也具有一定的过错呢？答案当然应该是肯定的。

另外，据了解，从包钢到事发地点之间的距离大约10公里左右，如果出事当天当地的道路、交通设施的养护部门或者管理部门能够及时发现并制止本案被告的超载行为，是不是也能够避免此次事故的发生呢？这些主管部门是不是也应当对此次事故的发生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从生活常识我们可以知道，车辆超载，肯定是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并非所有的事故都是由于超载造成的。辩护人在会见被告人樊新燃时，他介绍说，他从包钢拉钢材不是一天两天了，几乎次次都超载，而且是严重超载，因为，不超载，不但赚不了钱，而且会赔钱，这已经是他所从事的这一行业的“潜规则”。他每次从包钢出来，几乎都要经过昆河南桥，而这个桥的允许载荷是20吨，但是每次他都能顺利通过，从没有出过事。这说明，桥梁的允许荷载是一回事，而超载能否导致桥梁倾斜或塌陷等损害后果则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具体到本案来说，被损立交桥的倾斜与被告人的超载行为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究竟有多大关系，只有通过技术鉴定才能确定。只有这样得出来的结论才是客观的、科学的、公正的。

因此，此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公诉机关简单地以当地政府组织的事故调查组做出的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调查报告》为依据，认为超载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全部原因，并认定樊新燃应负事故全部责任，不仅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而且也违背了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应当确实、充分的证据原则。

二、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属于情节特别恶劣，依据不足。

根据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六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公诉机关依据九原区交通局出具的《直接经济损失费用明细》单，确认此次事故的直接经济损失为437.43万元。辩护人认为，这个费用明细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理由是：

1、九原区交通局作为九原区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工程及其设施的建设、维护和各种规费的稽征工作，属于“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因此，它既应该是此次交通事故的当事人，也与本案的受害人——九原区人民政府有着利害关系，同时还与本案的被告人有着利益上的冲突，所以，九原区交通局不具备做出这种结论的主体资格，其所作出具的费用证明不具有客观公正性。

2、此类费用证明应当由有资质的价格评估机构做出。而九原区交通局不具有规定的价格评估资质，其所出具的费用明细单，不具有相应的证据效力。

因此，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属于情节特别恶劣，其所依据的事实材料缺乏客观公正性，因而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公诉机关关于樊新燃应负此次交通事故全部责任的认定，所依据的事实不成立，且适用法律错误；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属于情节特别恶劣，依据不足。因此，被告人樊新燃的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请合议庭采纳本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辩护人：北京市礼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陆岩

二00八年六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