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说回来，民主是什么，我不清楚。也许，可以通过教育把它描绘清楚，或者通过教育把它批判清楚。给民主一个被教育的机会试试嘛。

(本文选自《随笔》杂志2010年第3期)   作者：狄马

引言

    1846年7月的一天夜晚，居住在美国瓦尔登湖畔的青年农民亨利·大卫·梭罗准备进城去鞋店取只修好了的鞋。这时税务官找上门来，要他缴纳人头税，因为他足有六年没有缴人头税了。他说他不打算缴纳这笔钱，理由是他反对奴隶制和墨西哥战争。于是警察逮捕了他，并把他关到康科德城的监狱里。第二天早晨，一个未透露身份的人代缴了这笔税款———有人考证是他的姑妈，他便从监狱里释放了出来。出狱后，他没有回家，而是若无其事地到那家鞋店取了修好的鞋穿上，加入到了一群收越橘的人群中。过了半小时，他就置身于莽莽苍苍的山间橘林里了。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梭罗入狱事件”。

这个事件之所以有名，就在于它不是一次单纯的公民抗税事件，而是一场无权势的个人借用税收向国家表达不服从的政治请愿行为。抗税之所以被拿来运用，不过是因为对一个底层百姓来说，税收几乎是唯一直接面对政府的机会。三年后梭罗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对公民政府的抵抗》，在梭罗死后出版的著作中，这篇文章又被人冠以《论公民不服从》的标题发表。从此，公民不服从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就与梭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在这篇不到两万字的文章里，梭罗以他惯有的冷嘲热讽的笔调论述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当个人面对非正义的法律和制度时所应采取的立场。他说:“不公正的法律依然存在:我们必须盲目地服从这些法律，还是暂且服从，然后依照合法途径慢慢地去修正他们?抑或立即反抗，破坏这不合理的法律?”对于这三项选择，梭罗认为，盲目地服从太过愚蠢，不必考虑;“依照合法途径寻求改革，时间拖得太长，不等它们奏效，我已经命赴黄泉了。人生有多少日子?我又不是吃饱了没事干，一天到晚绿头苍蝇似的改造社会。人生在世是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改革。”因而，对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立即抵制。

不服从的江湖

     一般来说，人对正义有一种天然的维护义务。也就是说，当一种正义制度产生并运行于我们的社会中时，我们每个人都有服从的义务。甚至当一些具体的法律条款只是稍稍偏离了正义的标准，没有超出我们个人所能接受的基本限度时，我们也应当容忍，至少不宜运用非法的手段攻击它。因为绝对的正义只存在于上帝的手中。人类社会的正义只是一个渐进的目标，而不是一个绝对的结果。其次，每个人的正义观是不同的，各方必须妥协才能达成一种接近正义的秩序。在一个由多数决定的民主社会里，政府必须尊重个人表达异议的权利，而个人也必须尊重多数裁决的程序和结果。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和权利。

    问题是当法律和制度不是稍稍偏离了正义的轨道，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个人的良知和道德律，我们是不是还有义务服从它?或者更严重地说，当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完全背离了人类普遍认同的正义原则，一个国家的政府被少数利益集团挟持，他们利用军队、警察以及一切可以利用的行政力量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甚至公然践踏由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时，作为个人是不是仍然应当服从?如果不服从，又当采取什么方式?

    对于专制主义及其卵翼下的各种不正义法律，中国人的应对经验很丰富，如隐居、敷衍、装病、装死、装疯卖傻、游山玩水、炼丹养气、钻在女人堆里不出来等等，但从大的方面看，不外乎两种:一是逆来顺受，二是暴力反抗。

    逆来顺受实际上是对罪恶的一种默许状态。这种状态是由对强权的恐惧和对自己的无力感造成的。其实质是麻木与不负责。一般民众出于普遍的对弱者的同情心，总是把这种小心包裹起来的卑怯说成是“善良”和“识时务”的表现。实际上，被动地适应一种制度在道德上是毫无价值的。千百年来，出于对底层民众的怜悯和文人的“政治正确”，人们总是把一个时代的罪恶完全归咎于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实际上，一种罪恶的制度、一条不公正的法律之所以发生并运行于我们的社会，还因为某个时代、某个社会的民众人性深处有某种遥相呼应的东西。他们响应和接纳了这个制度，使得这个制度在通过这个时代时畅行无阻。民众的狡猾世故与统治者的贪婪凶残构成了一种互动效应。二者是叩门与开门、寻找与寻见的关系。

    暴力反抗是逆来顺受的反面。一般来说，除了那些天生具有暴力倾向的人以外，受压迫的民众只要还有别的合法渠道，就不会首先使用暴力。只有当坐着不动死亡的概率是100%，而拿起武器冲向衙门的概率则是生死各占50%时，他们才会扛起铁锹出门。但这只是暂时的求生之道，从长远来看，暴力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制造更多的问题。仇恨不会化解仇恨，只会带来更多的仇恨，就像狼不会生出羊，只会生出更多的狼，秃鹫不会孵出鸽子，只会孵出更多的秃鹫一样。

那么，除了逆来顺受和以暴易暴之外，有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有，那就是由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到的梭罗、甘地等人开创，由马丁·路德·金发扬光大的非暴力抵抗之路。非暴力抵抗既克服了逆来顺受派对罪恶的放任自流，又避免了暴力反抗带来的血腥后果;既具有逆来顺受者不针对对方肉体的理性特质，又吸取了暴力反抗者对罪恶的坚决打击态度。它的实质是通过自己的受苦来寻求对手的理解，而非复仇;通过自己的忍耐激发对手的同情，而不是施恩;它的目标是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而非消灭和凌辱对手;一句话，它的本质是爱，而不是恨。在梭罗的例子中我们看到，梭罗并没有袭击税务官。他知道，在他与政府之间，税务官不过是一个恰好被委派来向他行使权力的中介人。他的真正对手是州政府以及州政府背后的庞大国家。而州长和总统不会出来接见他，因而，他只能通过这个他所能见到的国家代表———康科德城的一个普通税吏———表达不满。他知道这是违法的。因而当警察要他坐监，他就坐了监;当有人付了保证金，他也就出来了。但这丝毫也不代表他的服从。作为一个公民，他必须要向这个声称全世界最自由和民主的国家表达他的不服从:即一个允许奴隶制存在的国家不是我的国家，我不能用我的税款支持一个国家的军队侵略别国，就像我不能雇凶杀人一样。

有一种“不”叫非暴力

     这种新的斗争方式因具有和平、理性的特点而与传统的暴力革命有本质的不同。

    它的最大不同是:它是一种公开的行为。在梭罗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他没有向税务官隐瞒什么。他的理由、手段以及所要达到的目标都是清清楚楚地摆在世人面前的。非但不隐瞒，他希望他的目标和手段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因为他本来就是想通过这种消极抵抗来诉诸多数人的正义感。因而，如果把梭罗的反抗定性为起义的话，那么，这场起义具有如下特点:1.起义的时间是随机的，而不是密谋的;2.起义的地点是公开的，而不是在一个地下交通站里的;3.起义的理由一经上达，起义人员就立即收兵，并不计较成败得失。

    其次，它是一种非暴力的行为。这种行为它针对的是罪恶本身，而不是代表制度行使罪恶的人;或者更进一步说，它针对的是行使罪恶的人的心灵，而不是肉体。因而当梭罗被警察带走，他没有向姑妈传递消息，请求康科德城的群众增援，更没有路见不平一声吼，像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说到底，它是一种政治请愿行为，而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行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是一种违法行为。虽然践行的人常常通过愿意接受法律惩处来表达对法律的忠诚，但它仍然是一种违法行为。即便这违法是由自己的良知驱动的，是依据个人内心“更高的准则”的，但违法就是违法，违法了就应承担相应的后果。因而他们不会通过逃匿、贿赂、武力抵抗、销毁证据来规避法律的惩处，更不会嫁祸于人。

    这些违法既包括直接反抗他所不满的法律，也包括间接反抗他所不满的法律。“直接反抗”就是他的行为和反抗的目标法律之间有直接的联系，比如通过逃跑反抗兵役制，通过拒缴反抗苛捐杂税，通过海水煮盐反抗食盐专营法，通过进入拒绝接待黑人的饭馆、咖啡店反抗种族隔离制等。“间接反抗”就是他的行为和反抗的目标法律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比如通过堵塞交通反抗书报审查制度，通过焚烧国旗反抗国家出兵侵略邻国，通过不吃饭反抗国家允许妇女堕胎等。

    有的人只赞成“直接反抗”，而反对“间接反抗”，认为国家如果允许公民“间接反抗”，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找到借口违法犯罪，这势必将导致公民滥用不服从，从而使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实际上，公民的“间接反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一般来说，一个公民只要能找到“直接反抗”的手段，他是不会使用间接手段的。

    以梭罗为例，我们看到，梭罗反对的是奴隶制和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按照“直接反抗”的原则，梭罗应该释放奴隶，并给奴隶吃好穿好，享受医疗保险待遇，但问题是他根本没有奴隶可供释放。如果碰到这样的机会，事实证明他也不会放过。比如，在瓦尔登湖畔居住的日子里，他曾为一个从南方庄园里跑出来的黑奴指明北极星的方向，以帮助其逃亡。但问题是，他很少能碰到逃亡的黑奴，逃亡的黑奴也并不见得人人都找不见北极星的位置。因而他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手段。反对战争当然没错，但根据“直接反抗”的原则，他只能在国家强行征兵，或直接拉他入伍，并命令他对墨西哥开枪发炮时再行抵抗，但问题是国家没有让他当兵，更不用说让他开枪发炮了。按照一个公民只能进行“直接反抗”，不能进行“间接反抗”的论断，对于此等既不是由自己发动又于己无干的恶法只能袖手作壁上观。中国话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人有思想。从长远来看，是思想，而不是利益，指导着一个人或一种文明的走向。一个人一旦知道了什么是正确的，就不能不去做。现在梭罗知道了，一个人如若默认一种不正义的制度，便与制度同罪。而作为一个原家族铅笔芯厂的普通职工，康科德城的民办教师，现瓦尔登湖畔的暂住居民，孑然一身，不名一文，你让他怎么“直接反抗”制度?

    同理，在中国，如果我们陕北乡下的一个老太太，对国家无偿援助非洲的政策不满，最直接的反抗，当然是跑到中国驻非洲的大使馆静坐，但可惜路太远，她找不见。因而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刨断自家门前的公路，如果因此被派出所抓走了，她就只能上吊、绝食、喝农药了。再比如，倘若苏北农村的一个担粪老汉，对国家的卫星上天计划有意见，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给国家航天局写信，或者跑到卫星发射基地抱住火箭筒子不让飞———可惜他根本进不了场。于是，他想出一个奇妙的主意:担了一担茅粪坐在县政府的大门前。在这儿，刨路、上吊、绝食、喝农药、担茅粪坐在县政府的大门前都是一种象征性手段，目的是要借这样一种引人注目，甚至是破坏性的方式来吸引公众或手握重权的肉食者注意，并告诉他们:在铺天盖地的喝彩声中，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举起了拳头，仍然有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声音，他告诉世界———我不相信。哪怕要坐牢罚款，哪怕要籍没家产，甚至“含笑于九泉”也在所不惜。

这一点与暴力革命完全不同。暴力革命家因对现实更少指望，所以他们寻求的不是点点滴滴地改良，而是运用武力颠覆现政权，从而建立一个由自己的正义观支配的世界。因而，他们不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性，自然也不会承认“反动派”的法律就是我的法律。他们相信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正确。因而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总会不择手段地逃避法律的惩罚，为日后的暴力夺权积蓄力量。非暴力抵抗则是在承认现行宪法的前提下公开运用非暴力的手段来达到渐进改变不合理制度的目的。因而他们不会不择手段，他们相信手段就是目的，手段的纯洁代表着目的的纯洁。正如梭罗所说:“在一个不公正的政府统治下，正义之士的最好栖身之处就是监狱。”因而他们坦然走进牢房，像新郎走进新婚的洞房。

从梭罗到马丁·路德·金

     如果说梭罗的非暴力抵抗还停留在个体的阶段，还带有初创时期的消极色彩，那么到了甘地、马丁·路德·金的时代，就完全发展成了一种成熟的、积极的、可操作的哲学了。与梭罗时期相比，它呈现出明显的组织化、街头化、国际化的特点。

    在梭罗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他的反抗自始至终是一个人。他没有用“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等暗语联络同志，更没有用“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等谶言暗示举事的时间。因而如果把发生在1846年的这场事件定性为农民起义的话，这支农民起义的队伍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梭罗自己。

    这种纯个体性的反抗有它的好处，这好处就是自我判断、独立负责。如果他的目标是正确的，手段也是适当的，那么得到的荣耀也归他自己;如果他的目标是错误的，手段也是欠考虑的，那么伤害的也仅仅是他自己。不像那种组织严密、号令统一的团体行动，有时倒恰好对领导者本人形成某种保护。目标和手段措置失当的话，牺牲的又往往是基层的喽。这种“一意孤行”的反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免遭牵连。因为是一个人，所以你可以指责梭罗以抗税反对奴隶制和国家战争是胡搅蛮缠，但你不能说，这场起义是由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起来的，如果硬要说煽动，那也是他自己煽动自己。

    诚然，这种反抗短处也是明显的。因为是一个人，所以它的力量有限，统治者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以梭罗自己为例，他的入狱事件在当时毫无影响，传播面远远不及我们的“周老虎事件”，后来之所以成为一个事件是因为他在三年以后的名文《论公民不服从》里提到了它。

    但你如果说梭罗的这种个体性的反抗，毋须太多勇气，也不需要冒太大的风险，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梭罗入狱后如果不打算自己缴税，也不是恰好有一个姑妈代他缴税，他就必须像一个革命家一样，准备把牢底坐穿;而且根据当时的法律，他完全有可能被剥夺掉全部的财产。

     马丁·路德·金洞悉了这个秘密，他知道黑人争取自己的权利必须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才能成功。他说:“每时每刻，只要有一个黑人教师，因自己废除种族隔离的信念被枪杀，便该有一千人准备投身于他的立场。若是压迫者们为了一个黑人的抗议行动而炸了他的家，他们必须晓得，要压制住黑人勇气的汹涌浪潮，他们还得再去炸几千个人才行———即便如此，他们也不会成功。”（〔美〕马丁·路德·金:《非暴力的历程》，转引自《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何怀宏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99页。） 因而他不是孤身入虎穴，而是号召黑人兄弟团结起来，成群地进入按法规不准他们进入的餐馆、商店、咖啡店等公共处所。老板拒绝接待，他们就坐在店内读书、看报，学生们还在那里做作业。公共汽车上有种族隔离的法规:前排只能坐白人，后排只能坐黑人。他就组织黑人和白人志愿者，一黑一白搭配起来，穿越种族隔离的州，谓之“公路入座运动”。甚至当一名黑人被不公正地逮捕时，他就号召其他黑人成群进入警察局，挤满它的走廊和大厅。在那个倒霉的同伴被释放前，所有的人都拒绝离开。

    除了故意进入种族隔离的处所外，黑人还创造性地发展出了诸如公共车罢乘、集体抵制某商品、拒付罚款或不公正逮捕的保释金、群众进军、群众集会、祷告大游行等多种斗争形式。这些斗争形式是违法的吗?当然是。但他说有两种法律:一种是公正的法律，一种是不公正的法律。何谓“公正的法律”?何谓“不公正的法律”?他说:“任何提高人格的法律都可称公正，而任何贬低人格的法律则绝非公正。”并认为，“人若违反他根据良心断定其不公正的法律，若情愿接受监禁的惩罚以唤起社会对其不公正的良心，这实际上正表现了对法律的最高尊重。”

这些违法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吗?可能会。但即使带来了，也不是反抗者的错，而是压迫者的错。因为参与非暴力抵抗的人本身并不会制造危机，制造危机的是当权者和多数掌控的立法机构，而他们———处于弱势地位的黑人———只不过是把这种危机带到了表面而已。如果指责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黑人运用非暴力的手段争取权利会引发动乱，这岂不是只指责结果，而不指责原因吗?为回答八个“自由派”白人牧师对他领导的非暴力抵抗会引发暴力的诘难，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的监狱里写了一封长信予以反驳。他说:“在声明当中你们坚决认为，我们的行动，即便是和平性质，亦必得遭到谴责，因这些行为促成了暴力。可这一说法难道合乎逻辑?这岂不类似于谴责被抢劫的人，因他带了钱便促成了抢劫的罪恶行为?这岂不类似于谴责苏格拉底，因他坚决献身于真理与哲学探索，促成了受到蛊惑的群氓迫他服毒的行为?这岂不类似于谴责耶稣，因他对神性的独特意识以及对神不懈的忠诚，促成令他身受磔刑的罪恶行为?” （〔美〕马丁·路德·金:《寄自伯明翰监狱的信》，转引自《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何怀宏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69页。）

的确，在一个由利益原则和暴力原则支配的社会里，统治者借口弱势群体的和平请愿会引发暴乱从而出兵镇压是家常便饭，不仅是镇压，镇压完毕，他们还会把惨绝人寰的结果归咎于少数别有用心之人的煽动以及不明真相群众的盲从。

这就牵涉到公民不服从的条件。一般来说，公民不服从只可能发生在民主社会里，因为只有在民主社会里，人们才会将平等自由视为当然的正义观。谦卑而理性的反抗从表面上看是违法的，但就其指导精神而言，和一个民主国家的立宪原则是一致的。因而，即使在非暴力抵抗运动中，有某些稍嫌过激的言论和行动，也不至于遭到无情弹压。也就是说，公民不服从的主体是“公民”，而不是“臣民”。在一个君主专制或暴君极权的社会里，人们的一切所得都被视为恩赐，而一切反抗行为，即使再和平理性，即使再“手无寸铁”，也在未发生以前就已经错了。因而，公民不服从的条件是不存在的。

被忽略了的前提

     简单地说，只有人们面对的是一个接近正义，至少是一个承认正义的社会，公民不服从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它的成功依赖于两个相互制衡的因素:1.统治者的正义感;2.民众的正义感。

    因为说到底，公民不服从是一种在开放社会中的请愿形式，它的实质是通过直接而谦卑的行动诉诸多数的正义感。这个“多数”既包括统治者，也包括民众。但在专制或极权社会里，一切交通、信息都是垄断的，一切组织、结社都是被严密监控的，因而，这样的行动一般来说发动不起来，即使发动起来也不会成功。因为在一个封闭、僵化的体系中，人们不仅没有接受和传播信息的自由，甚至连围观的自由也没有。他的愿望、他的苦情、他的声音根本不可能送达到其他人的耳中、眼中和心中。他和其他人都隔着一座孤岛。因而“诉诸”的条件是不存在的。

    其次，民众的正义感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专制或极权社会中，人们长期经受奴役之苦，心灵大都扭曲。自私、麻木、一盘散沙是专制制度下人们的精神常态。除了极个别的仁人志士———这在任何时代都是有的———大多数民众的正义感残缺不齐，支配他们的往往是权势、地位、财富之类的世俗欲望，而不是什么正义感。他们甚是狡猾伶俐，“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鲁迅语），哪里有什么是非曲直!间或有一二意气风发、团结向上的好时代，底层的民众为正义的风气激荡，将要有所作为的时候，又和统治者的“正义观”形成了尖锐对立。结果自然是民众的正义观敌不过统治者的整人观，落得个鸡飞蛋打、赶尽杀绝的下场。

    原因很简单:民主社会的官员，包括总统都是老百姓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如果他的正义观严重违背民主自由的精神，他就会立马面对国会的弹劾与法院的传讯，再不济到下届就得乖乖走人。而在专制或极权社会里，大小官员，包括皇帝、元首都不是“票选”出来的，而是“神选”或“枪选”出来的，老百姓的正义感与他们毫无关系。你要让我改变政策?好!你得看我的“神”或我的“枪”答应不!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公民不服从是以平等自由、宪政立国为制度前提的。即使这个制度还很不完善，但至少是有宪政精神的。它的百姓虽然充斥着唯利是图、得过且过的腐化之风，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正义感来操控的。没有这个前提，公民不服从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有可能遭到更强烈的弹压。因为说到底，公民不服从是要以自己的隐忍、克制和承受痛苦来激发对手的羞耻意识，并因之带来制度和心灵的转化;但如果对手毫无羞耻意识，他们不但不觉得弱势者的吃苦隐忍是尊严的体现，反而认为正可以利用他们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大开杀戒，那么，这种不服从就毫无意义。以往的论著过多地强调了非暴力运动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很少甚至不提他们的对手已经搭建起的制度平台，而纵观西方公民不服从的历史，我们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以及制度培育出的公民社会帮助他们成就了伟业。

    不错，是雅典的民主法庭投票表决，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但在那场著名的审判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苏氏滔滔不绝地对着法院演讲;他的学生色诺芬、柏拉图依然可以记录下来，使得雅典的法庭蒙受了几千年的诅咒;饮鸩之前，他的学生、朋友还可以到床前探望，讨论生死。但如果苏氏面对的是一场秘密审判，审判之前就割断了他的喉咙，他还怎么发表震惊世人的演说?开庭之时若拒绝任何亲友旁听，柏拉图刚走到门口，人家就告诉他，旁听证已经发完了，他还怎么记录老师催人泪下的辩护词?处死之后又封存一切档案资料，拒绝任何研究者对此事探查究诘，那么不用说一个苏格拉底，就是有一千个苏格拉底都白死了。他的死就和一个普通的乡村老汉寻短见没有任何区别。

    以梭罗为例，我们看到，在他入狱前已经有六年没有交人头税了，但人民群众没有主动揭发检举，与坏人坏事作坚决斗争;梭罗入狱后他的姑妈立即代付了保证金，而不是划清界限;否则他将面临更长的监禁，怎么还有机会写作《论公民不服从》和《瓦尔登湖》?出狱后鞋匠师傅和收越橘的朋友也没有将他视为“异己分子”，避之唯恐不及;他的老师、朋友爱默生也没有落井下石，把梭罗写给自己的信整理加注，交给马萨诸塞州的主管部门;即使在监牢中，我们也看到梭罗悠然自得，“仿佛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旅行”，而不是被牢头狱霸折磨痛殴，更不用担心有人跟他玩“躲猫猫”。

    马丁·路德·金的成功更是得益于美国的制度之赐。作为一个法学博士，他深知美国法律的自由精神与黑人对自身权利的追求并不矛盾。他说:“即便眼下我们的动机遭到误解，我对我们在伯明翰斗争的结果也绝不恐惧。我们将在伯明翰和全国各地实现自由的目标，因美国的目标便是自由。我们虽会遭到侮辱嘲笑，但我们的命运同美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美〕马丁·路德·金:《寄自伯明翰监狱的信》，转引自《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何怀宏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76页。）

     为此，他运用一切合法的手段争取这个制度的全方位支持;同时，作为被侮辱被损害的一方，他呼吁以最大的克制与谦卑争取美国民众，尤其是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理解与同情。在六十年代初的“入座运动”中，马丁·路德·金曾向黑人发出“填满监狱”的号召，期间他本人也多次因违反种族隔离法而入狱。但南方官员们慢慢就发现，金博士的每一次入狱，都会掀起新一轮的抗议浪潮。因而后来地方法院判他罚款，金又拒绝缴纳的时候，官员们就偷偷地代他付了保证金。不错，马丁·路德·金获得了成功，但在他成功的背后你可以看见一个国家制度的微笑。他本人的传奇故事是美国梦想的延续，而这个梦想早在1776年就由一个叫托马斯·杰斐逊的人用鹅毛笔写在了羊皮纸上。

尽管这样，马丁·路德·金还是为这个梦想献出了生命。1968年4月4日，他倒在了一支装有观测镜的狙击枪下。这说明公民不服从在任何时候都有危险。雅典号称当时世界上最有智慧的种族，而由民众组成的法庭却以281:220的票数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因而，苏格拉底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因公民不服从而牺牲的人。他的死比泰山还重。

余绪

     对此，有人或许会问，既然公民不服从有如此大的风险，它的发生又需要一定的制度背景，那么，究竟由谁来判断我们的社会是严重的不正义，还是只稍微偏离了大家公认的标准?我的回答是:自我裁判，自我负责。

    也许有人会说，天哪!如果人人可以裁判，个个都能负责，那么，整个社会不是立即就陷入无政府状态了吗?我的看法是，不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性的普遍选择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铤而走险。况且自我裁判的同时还要自我负责。公民不服从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要以甘受惩罚来表达对法律的忠诚。我们不能把选择权让与别人，也不能把该负的责任推给他人。人人都来裁判，个个都来申诉，不等于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

    这种不服从从表面上看，当然是违法的;但从长远来看，它是把一种稳定性带到了民主秩序中。美国宪法一管二百年，除了合众国的开国元勋们制定宪法时的雄才伟略外，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那些“以身试法”者的不懈努力。通过“以身试法”者的不时纠偏，美国的民主制度被牢牢地卡在了正义的轨道内。虽然“以身试法”者都将面临一定的风险，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但至少要比暴力革命的改朝换代、人亡政息小得多。

    暴力革命会死人，这是谁都知道的，但每个时代的受苦者总会冒着杀头、凌迟、灭门九族的危险加入到起义的队伍里，前仆后继，无代不有，这说明暴力革命不是煽动起来的，而是逼出来的。有没有一种办法能让历史走出暴力循环的怪圈?有。那就是广开言路，察纳雅言，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权制衡制度。简单地讲，就是以点人头的办法（数选票）代替砍人头的办法（暴力革命）。可惜这种主动的选择权从来不在老百姓。

              老早就想写李庄这个案件做为律师的想法了，以至于某些辩护人都说不调查取证了。不是他们不愿取，而是不能取。既然被告人已经搭进去了，何必又要把律师拉进去呢。这个强权社会，只有最强的人才不用担心法律的鞭子抽打在自己身上，那些只有一时势力的人最好还是小心了，说不定也会象乌小青、文强一样风光过后被法律埋葬。可以想像，这些曾经的风云人物此时多希望自己受到公正对待，多希望自己的律师能在庭上慷慨陈词，救自己于水火；也许，乌一定很后悔自己曾暗箱操作的案件给一方以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也应当知道游戏规则，自己的愿望明知不能实现还不如一死了之，大家都好。

              律师在刑事案件中注定不会有所作为，并不是他不愿意作为，而是他没有可作为的条件，所以，受害的是作为公民的被告人、嫌疑人，最终受害的是这个国家的法制进程。

              越了解它，就越想远离它，因为执业风险很大。没有制度保障的情况下，每个人通过各种方式挣钱是为了增加安全感，可能带来的是更为不安——你挣钱的过程势必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小心，法律是被人使用的工具，工具总是双刃的。蝴蝶效应，一叶落而知秋，律师不能刑辩还能做什么呢？要知道，刑辩律师才是真正的律师。

　　为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国发[2008]18号）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评估管理体系，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积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现就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与评估管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建立促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协同推进机制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是知识产权权利人将其合法拥有的且目前仍有效的专利权、注册商标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出质，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资金，并按期偿还资金本息的一种融资方式。各级财政、银监、知识产权、工商行政、版权、中小企业管理部门（以下统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加强协调配合和信息沟通，积极探索促进本地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的新模式、新方法，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扶持政策和管理机制，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评估管理，支持中小企业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加快建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协同工作机制，有效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

　　二、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服务机制

　　各有关部门要指导和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探索和创新知识产权信贷模式，积极拓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鼓励和支持商业银行结合自身特点和业务需要，选择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可以用货币估价并依法流转的知识产权作为质押物，有效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各有关部门要指导和支持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根据国家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充分利用知识产权的融资价值，开展多种模式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扩大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规模。要鼓励商业银行积极开展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的信贷业务，对中小企业以自主知识产权质押的贷款项目予以优先支持。要充分利用国家财政现有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资金政策，对担保机构开展的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担保业务给予支持。

　　各有关部门要引导商业银行、融资性担保机构充分利用资产评估在知识产权质押中的作用，促进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法律及财政金融等方面的专业协作，协助贷款、担保等金融机构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资产评估、金融等专业知识培训和业务交流，开展相关政策与理论研究，提升商业银行、融资性担保机构、资产评估机构等组织及有关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

　　各有关部门要支持和指导中小企业运用相关政策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中小企业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平台，提高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水平。

　　三、建立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管理机制

　　各地银监部门要指导和支持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管理体系，创新授信评级，严格授信额度管理，建立知识产权质押物价值动态评估机制，落实风险防控措施。

　　各有关部门要鼓励融资性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提供担保服务，引导企业开展同业担保业务，构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多层次风险分担机制。探索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特点的风险补偿和尽职免责机制。支持和引导各类信用担保机构为知识产权交易提供担保服务，探索建立社会化知识产权权益担保机制。

　　四、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评估管理体系

　　各有关部门要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版权局等部门有关加强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管理的意见，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评估管理制度，加强评估质量管理，防范知识产权评估风险。

　　各有关部门要鼓励商业银行、融资性担保机构、中小企业充分利用专业评估服务，由经财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具有知识产权评估专业胜任能力的资产评估机构，对需要评估的质押知识产权进行评估。要指导商业银行、融资性担保机构、中小企业等评估业务委托方，针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评估行为，充分关注评估报告披露事项，按照约定合理使用评估报告。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要加强相关评估业务的准则建设和自律监管，促进资产评估机构、注册资产评估师规范执业，加快推进知识产权评估理论研究和数据服务系统建设，为评估机构开展知识产权评估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持。要在无形资产评估准则框架下，针对各类知识产权制定具体的资产评估指导意见，形成完整的知识产权评估准则体系。要加大知识产权评估相关业务的培训，进一步提高注册资产评估师专业胜任能力。要监督资产评估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合理收取评估费用，制止资产评估机构低价恶性竞争或超标准收费行为。

　　五、建立有利于知识产权流转的管理机制

　　各级知识产权部门要建立动态的信息跟踪和沟通机制，及时做好知识产权质押登记，加强流程管理，强化质押后的知识产权保护，并为商业银行、融资性担保机构、质押评估委托方查询质押知识产权法律状态、知识产权质押物经营状况等信息提供必要的支持，协助商业银行逐步建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信用体系。

　　各级中小企业管理部门要积极引导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小企业进行质押融资，提高其知识产权参与资产评估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建立适应知识产权交易的多元化、多渠道投融资机制，并将其纳入当地中小企业成长工程。

　　各有关部门要加快推进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充分依托各类产权交易市场，引导风险投资机构参与科技成果产业化投资，促进知识产权流转。要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许可、拍卖、出资入股等多元化价值实现形式，支持商业银行、融资性担保机构质权的实现。

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银监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版权局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二日

       《律师文摘》一直在坚持购买，从它身上我也见到了部分法律人的坚持，对法制社会的坚持，很辛苦的努力。在10年第二期，我发现了一小段字，是对一位叫朱厚泽的逝者的描述，看完这部分描述，我才发现这是一位智者，而智者一般都不为人所知的，他们，只能在精英间流传。他写过《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一文，很深的见解，想必多半不好找这样的文章。发现中国还是有这样的鲁迅一样的人物，只不过他们没有话语权，即使可以说话，也不能到达民间，不能起到引导民众开化的作用。据说是贵州织金人，为了这样的人物，向贵州织金人民致敬。网上有一些对他赞扬的话，不好录入我的文章，否则有被删除的危险。

      在这里，许多文章给过我心灵的震撼，它一边告诉我努力的方向，一边打压我工作的激情。但是，最让我感动的是，它还在讲述真相，这是个社会仅存不多的良知。相信出版者也有不小的压力，小众的宣传就象一只火柴，光亮总是有限的，很快就会被风吹灭。果然《律师文摘》要更为《律师文存》了，多半是言论的问题，担心其会变味为《中国律师》这样没有品味的路边杂志。在我的书架上《律师文摘》是拿在存的，《中国律师》是拿来卖的。

      昨天开庭，遇到一位正直的学院派的法官。开庭前我特意跑到办公室，说我的牙齿问题可能影响庭上发言，请法官原谅。法官说没问题。在庭上我所有的观点都被法官支持，而且法官很耐心的听我口齿不清的表述。早听说该法官品德很好，今天终得以见，等判决了，愉快。

      下午刑案宣判，结果家属满意，我也就释然了。

      给自己压力不好也好。前两天还抑郁不以，现在又精神百倍了。看来我应该从事这个行业了。

   关于房产税的传言每天都在上演，但迄今为止依然只是停留在纸面讨论，尚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就连名称也在“房产税”和“物业税”之间徘徊不定，其间难度可想而知。

　　主笔◎谢九

　　为什么要收房产税？

　　征收房产税大致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完善和丰富税种，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二是作为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工具，抑制房价快速上涨。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房产税的初衷显然是出于前者，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则更偏重于理解为调控房价。这种理解上的偏差，导致了房产税还没有出台，就已经是争议不断。

　　房产税在我国并非新税种，早在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中就已经有“房产税由产权所有人缴纳”的规定，缴纳标准为“房产原值一次减除10%至30%后的余值计算缴纳。房产税的税率，依照房产余值计算缴纳的，税率为1.2%；依照房产租金收入计算缴纳的，税率为12%”。不过，当时的规定对5种情况予以免征，其中包括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所以，对于老百姓而言，房产税其实是一直存在的税种，只不过是免予征收。

　　我国现有房地产的税制设置复杂且不合理，大部分集中于开发流通环节，比如土地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契税等，而持有环节的税种仅有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两个税种，保有环节的税收占比不到30%甚至更低，这种“重开发轻保有”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囤房炒房行为。

　　保有环节不仅税种极少，而且房产税的免征范围极大，所以对税收贡献度极低，主要缴纳者来自商业地产的出租。2008年，我国的房产税收入仅为600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6.13万亿元的比重仅为1%，即使算上817亿元的土地使用税收入，二者合计占比也仅为2.3%，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也仅为5%，而在西方发达国家，物业税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

　　由于房产税在我国税收体系中几乎缺位，而其在西方税收体系又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我国一直试图填补空缺。从过去几年的政策来看，决策层更倾向于打造一个全新的物业税，而不是对已有的房产税修修补补。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物业税：“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随后的7年里，物业税先后在北京、辽宁、江苏、深圳、宁夏、重庆、安徽、河南、福建、天津10个省市“空转”运行，但是始终没有进入实施阶段，也基本上没有太多人关注。

　　但是最近一两年，物业税突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直接导火索来自2009年5月，国务院公布《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到的“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开征物业税”，这使得多年来空转的物业税一下子近到眼前。在2009年重提物业税，显然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2009年5月，当时国内房价刚刚从金融危机的寒冬中有所回暖，远未到政策打压之时，所以当时重提物业税，显然不是为了调控房价而来。金融危机之后，国家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而开支增加，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速高达32%，金融危机爆发后，财政收入增速明显放缓，2008年增速20%，2009年只有11.6%。而与此同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推出的系列救市计划，全国财政支出有增无减，2008年和2009年的财政支出增速分别为25.7%和21.2%。同时为了配合中央的4万亿救市计划，以及争取更多的银行贷款，很多地方政府在过去几年大干快上，已是债台高筑，但在我国的分税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有限，更多依靠预算外的土地出让收入，而物业税作为重要的地方税，将大大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也能极大缓解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压力，这才是2009年重提物业税的初衷所在。

　　与此同时，很多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在经过多年高速发展之后，可供出让的土地已经逐渐减少，对于过去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而言，将来势必要面临土地出让金减少的困境，如果能适时开征物业税，无疑将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这也是一些地方政府对于物业税态度积极的重要原因。

　　同样还是在2009年，这一年的春节过后，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回暖，从一开始试探性的小阳春到后来的全面爆发，全国主要城市的房价均再次创出历史新高，房地产的民生话题也再次成为焦点。在国家种种调控政策均告失效后，物业税在一夜间成为人们寄望的最后杀手锏。

　　不同的利益出发点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物业税版本。物业税显然无法同时承担增加地方税收和调控房价的两种功能，不同利益方对于物业税的不同期盼，加之物业税自身在法理上的障碍，导致空转7年至今难产，甚至连名称也难以确定。

　　另外，为什么要征物业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物业税征收之后拿来何用？从国外经验来看，物业税的主要用途还是用于当地社区建设、改善居住条件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才使得人们不至于太抵触。如果我国将来也正式开征，也应该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否则如果只是让地方政府拿来做大规模投资建设，通过拉动经济来粉饰政绩，人们对于缴纳物业税的积极性也不会太高。

　　房产税之难

　　房产税属于财产税的一种，作为财产税，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产权的明晰，而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产权关系还较为混乱。

　　从住房产权来看，除了商品房之外，我国还有很多有限产权的住房，比如经济适用房、合作建房、集资建房、房改房等，在产权关系理清之前贸然开征房产税，显然会带来更大的混乱。

　　更大的障碍还在于我国的土地国有制。我国开征物业税的初衷是将现有的房产税、土地增值税以及土地出让金等税费合一，改为在房产保有阶段统一征收的物业税。我国房地产是住宅私有而土地国有，住宅所有者只对土地拥有70年的使用权，而不是像大多数国家那样的永久产权。而物业税或者房产税属于财产税，前提是对产权所有者征税，而我国居民对于土地并无产权，如果对居民仅有使用权的土地征收财产税，显然于情于法不通。

　　我国除了城市土地国家所有之外，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而这个集体的概念就更加模糊。开征房产税似乎离农村还较为遥远，其实不然，在我国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中，很多昔日的农村土地早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大量的城中村、小产权房的存在，也给物业税的开征带来产权上的难题。

　　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是住宅和土地私有制，所以物业税的征收理所当然，住宅私有而土地公有的代表为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他们虽然也征收物业税或者产业税，但征收办法和西方主要国家明显不同，西方国家是对土地和住宅统一征收，以物业价值作为税基，而新加坡、香港地区则以物业租金作为税基。比如新加坡以年租金的4%和10%作为标准，无论房屋是否出租都必须缴纳，年租金标准其实只是评估机构计算出的虚拟租金。香港地区则分为差饷税(原用于警政开支，后来扩大用于支付街灯、供水、消防等)和物业税两种，差饷税的征收和新加坡类似，以虚拟年租金为基础，无论是否出租都必须缴纳，物业税则以实际出租为准，如果实际出租获得了收入，则缴纳物业税。

　　也就是说，如果将物业税理解为对产权所有者征税，西方国家拥有的产权是房屋和土地的整个物业价值，而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居民拥有的产权是房屋租金，以此理解，方可规避土地公有制下的产权难题。所以，如果我国要在土地公有制下推行物业税，税基也应以租金为标准，而不是以物业价值为准，因为我国居民并不拥有房屋和土地的全部价值。

　　我国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当时规定了两种缴纳标准：“按照房产原值一次减除10%至30%后的余值计算缴纳。房产税的税率，依照房产余值计算缴纳的，税率为1.2%；依照房产租金收入计算缴纳的，税率为12%。”可见当时是既按照物业价值，也按照物业租金，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对于按照物业价值标准缴纳的规定了5种情况予以免征，其中包括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除了当时因为居民收入较低之外，可能也是出于对法律障碍的考虑。而按照物业租金标准的虽然没有免征，但在实际生活中，除了商业地产出租缴纳房产税之外，个人很少在取得租金收入之后主动缴税。

　　从目前流传的各种物业税版本来看，我国显然还是倾向于土地私有制下的西方标准，也就是以物业价值作为税基，而非物业租金。而且从现实考量，如果以物业租金作为征收标准，税基过低导致税收过低，无论是增加税收还是调控房价，对市场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这应该也不会是酝酿多年的物业税所要的效果。

　　其次，土地公有制还衍生出另外的难题，我国居民在购房时已经一次性支付了70年的土地出让金，如果再次征收物业税，显然属于重复征收。虽然从名义上来说，土地出让金属于租金，物业税属于税金，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但这种名称上的差别仅仅只是我国土地公有制度的产物，本质上并无区别。如果将土地出让金纳入物业税，那么已经购买了住房的居民显然不应该再重新支付，在计算房屋价值作为纳税基础时，如果不以物业租金为标准，而是以物业价值为准，那么也应该扣除土地价值，仅以房屋价值为税基。在70年土地使用年限下，不同年限的住房如何估值？70年到期之后如何征收？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而对于物业税推出之后的新售住房，面对的压力在于，是否还应该像从前那样一次性缴纳70年的土地出让金？如果土地出让金转化为物业税，那就意味着一次性收取的70年租金分化为年复一年收取的税金。而没有70年土地出让金的支撑，住房价格理应大幅下跌，与此同时，由于物业税的存在，居民持有住房的成本将会大幅上升。正是这种潜在的影响，很多抱怨房价过高的民众将降房价的希望寄望于物业税，这样既可以降低房屋的现有价格，也可以通过提高持有成本打击囤房炒房者。但是，由于物业税开征的初衷并不以打压房价为直接目的，所以，即使将来正式推出，对于那些希望房价下跌的人而言，距离他们的期望值也会有很大距离。

　　除了一些法律上的障碍，物业税的开征在技术上也有不小的难题，比如专业诚信的不动产评估机构、房地产登记与信息系统的建设等等，我国的物业税虽然已经在很多城市空转多年，但筹备情况如何并未向公众有过披露，各个城市对于征收物业税的实际执行能力如何，至今依然不为人知。

　　利益博弈

　　物业税之难，不仅在于法律障碍和实施细则上，更大的压力还在于不同利益阶层的利益博弈。

　　从中央政府来看，未来将面临较大的财政收入压力，财政压力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物业税出台的诱因。2007年，中央财政收入增速高达35.6%，但是2008和2009年的增幅分别只有17%和9.8%，今年的预计增长也只有6%，但与此同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财政支出并未减缓，2009年的中央财政支出同比增长24.1%，2010年预计支出6.3%，中央财政收支相抵，赤字8500亿元，增加1000亿元。

　　中央财政80%左右的支出主要是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1994年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缺乏稳定的税收来源，很大程度依靠中央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1994～2007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从2389亿元增加到1.8112万亿元，增长了6.6倍，年均增长16.9%。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明显增加，2008年中央财政收入增加17.5%，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增加26.7%，2009年中央财政收入增加9.8%，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增长29.8%。不难看出，最近几年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的增幅显著超过中央财政的收入增幅。如果能够适时开征物业税，将给地方政府增加一个很重要的税收来源，这将减轻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压力。另外，由于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性地位在短期内不会有实质性变化，除了考虑到物业税的税收功能，还必须综合考虑物业税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不致对中国经济形成较大冲击。

　　对地方政府而言，对物业税的态度可能既爱又恨。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三块——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和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以2009年来看，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86万亿元，地方本级财政收入3.26万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1.59万亿元，最后一项主要是土地转让金收入，三者合计7.71万亿元。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政府的总收入比重超过20%，如果物业税的改革涉及土地出让金，比如将一次性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分摊至70年内，对于应届政府而言意味着收入大减，长期来看虽然可以给地方政府提供稳定收益，但短期收入将会骤减，这并不是应届政府所乐见的局面。

　　为了配合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刺激计划，各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公司等融资平台大规模融资贷款，形成了极大的债务压力。根据银监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达7.66万亿元，存在严重偿还风险的贷款，占比23%，相当于2009年全国GDP的23%，相当于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的112%，相当于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收入的235%。如果按照我国5年期以上贷款利率5.94%来看，每年的利息支出就高达4550亿元。

　　1994年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一直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加之地方政府无法自行发行地方债，所以对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资金的依赖程度较强，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土地价格上涨。当地价最终带动房价上涨从而带来民生问题，并招致中央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时，地方和中央形成事实上的利益对立，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房地产政策调控的失效。如果能够将土地出让金转化为物业税，一方面能给地方政府带来重要的税种，减轻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压力，而且还能够使中央和地方政府形成利益一致，地方政府不至于在土地出让金的问题上和中央顶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也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执行和贯彻。所以，如果在不改革土地出让金的前提下加收物业税，自然会得到地方政府最大程度的拥护，反之，如果触及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利益，物业税的推行将会在地方政府中间得到较大阻力。

　　不过，在土地出让金的问题上，不同城市面临的具体情况又不尽相同，比如有些一线城市在经过房地产市场1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可供出让的土地越来越少，这些城市可能会希望尽快出台物业税，以便在土地出让金萎缩后，还能有物业税的收入接力。但是一些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开发程度较低，地方政府还在期待房地产市场的下一个黄金十年，从而从土地市场中最大程度获益，这些城市显然会抵制物业税的推出。

　　从普通居民来看，也分为已经购房者和尚未购房者。已经购房者显然不希望物业税开征，等待购房者则热盼物业税到来，能够将高高在上的房价打压下来。不过，最后一定是两方都无法得到期盼的结果，物业税的开征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开征后也满足不了打压房价的愿望，因为开征物业税的首要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而非打压房价乃至打压中国经济。而且，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物业税也起不到抑制房价的作用，比如美国、日本和我国香港地区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物业税早已存在多年，但房价并未因此下跌。对于中国房地产而言，物业税如果真的推出，对于房价也只是短期影响，不会影响房价的长期走势。

　　路径猜想

　　从理论上讲，在我国土地公有的背景下，房产税不应该照搬西方土地私有制下模式，也就是以物业价值作为税基，而应该借鉴土地公有制下的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模式，也就是以物业租金作为税基。但事实上，由于我国的房地产现实格局是房价高而房租回报率低，如果以租金作为房产税的税基，所得远远低于以物业价值为税基。所以我国的房产税估计不会以租金为税基，从目前流传的各种版本来看，也几乎无人提及。

　　由于种种现实难题待解，房产税的推出应该会遵循“先易后难”的进度。首先会选择几个有积极性的地方城市作为试点，比如上海、重庆和深圳等，这是目前为止对房产税响应最为积极的几个城市。在上述城市运行成熟之后，逐渐扩大试点范围，最后推至全国。

　　今年4月份，就已经有市场传言称，上海计划开征住房保有税，可能对存量房和增量房一并征收，从购房套数、户型大小等方面来区别自住需求与投资需求，其中自住需求可免税。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并未对传言否认，并表示：“关于在房产保有阶段征税的问题，早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了。在房产保有阶段征税，要经国家层面定，地方应贯彻执行好。如果有关部门正在做一些研究，也是完全正常的。上海一定会坚决贯彻国家的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坚持‘三个为主’的原则。房管部门虽不是税收征管的主管部门，但如果政策出台，我们会积极配合贯彻落实好。”

　　此后关于上海征收房产税的传言一直不断，而最近的上海官方表述来自今年国庆节期间，上海实施新一轮地产调控，其中除了提出引人注目的每户限购一套房之外，还专门提到“按照国家加快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的工作要求，本市将积极做好房产税改革试点的各项准备工作”。上海税务总局也表示，目前正在进行与房产税相关的信息系统的建立工作。

　　与上海相比，重庆对房产税的态度更加积极。重庆市长黄奇帆多次公开表示，重庆市要对高价房征收房产税，今年6月份，重庆财政局局长也对媒体透露，房产税方案已经上报国务院，正在等待批复。深圳也是房产税探索道路上的先行军，2009年8月，深圳市政府发布《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三年(2009～2011年)实施方案工作安排表》，其中提到“2009年将开展准备工作，适时探索开征物业税，合并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首次以官方文件确认了物业税的进程。

　　从征收对象看，开始的征收对象应该不会针对全部房屋所有者普征，如果按照房屋套数，首套自住房应该不会纳入征收标准，如果按照房屋面积，也应该有一个起征点，各个城市应按照各自的人均居住面积为依据。至于税率标准，我国1986年版本的税率标准是1.2%，如果新版本的房产税包含了土地出让金、土地增值税等内容，税率应该大幅降低，而且考虑到人们的排斥心理，还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在推广初期应该将税率定得较低，比如0.3%以下。而对于那些拥有多套房屋或者居住面积较大的房屋，因为其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占用，税率应该遵循累进原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优化资源配置、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

　　而居民住宅也分为存量房和增量房两种，也就是旧房和新房，由于居民的旧房在购买过程中已经缴纳了相当多的税费，物业税如果按照物业价值为税基推出，第一套自住旧房应该是低税甚至免税，而物业税之后的新房则采用新的税率标准，也就是“旧房旧办法，新房新办法”，不过，这样的处理办法也有可能带来房地产市场定价和估值的混乱。

　　也有传言声称，考虑到针对居民住宅征收房产税可能产生较大的抵触情绪，压力较轻的办法是先从商业地产征收，随后扩大至居民住宅。不过这种办法的可行性估计不高，一是因为1986年颁布的房产税中，商业地产一直是房产税的缴纳对象，如果再次征收，那就类似香港同时征收物业税加差饷税，对于商业地产而言并不公平，同时，如果物业税还附带调控房价的功能，相比之下，更需要调控的显然是住宅而不是商业地产。所以，预计物业税开征还是会从居民住宅开始，而不是商业地产。

　　由于物业税是一个全新税种，不仅存在技术细节上的种种争论，在立法上也需要全国人大通过才能得以推行，所以正式面世将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历时7年的空转就已经足以说明一切。相比之下，较为容易的办法是恢复征收房产税，因为房产税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税种，并不需要通过“人大”立法，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市场较多提及房产税而不是物业税的原因所在。

　　今年9月30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就房地产市场税收政策调整答记者问，其中专门提到为什么要进行房产税改革，如何推进此项改革。有关负责人的提法是恢复征收房产税：“近年来，随着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和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商品房市场日益活跃，改革和完善房产税制度，对个人所有的住房恢复征收房产税是必要的，既有利于调节居民收入和财富分配，也有利于健全地方税体系，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及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引导个人合理住房消费。”这大概是为“物业税”还是“房产税”名称之争的一次正名，两大权威部门的联合声明，也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房产税开征的可能性。

房产税最终以怎样的面目出现，其实具有很大的弹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休眠了20多年的房产税恢复征收，对当时5种免征的情况予以实征，但是在轰轰烈烈炒作多年之后，如果只是如此简单操作并没有太大意义；最复杂的办法就是将土地出让金、土地增值税和房产税等诸多税费合而为一，最终以物业税的面目呈现，但这样会面临很多法理上的障碍，短期内推出无望；最现实的办法可能是房产税旧瓶装新酒，或者说物业税借壳上市，名称上还是叫做房产税，但实际内容和物业税没有太大差别，既规避了重新立法的障碍，又达到物业税的征收目的。

一项税收的多方利益和合理性

　　房产税：又要交多少钱？

　　主笔◎谢九

　　房产税尚未正式亮相，在社会上已经引发了毁誉参半的争议。激进的反对者不惜冠以“恶税”之名，拥护者则期盼着房产税能将高高在上的房价拉回人间。

　　反对者的情绪自然容易理解。对很多普通中国人来说，在耗尽了积蓄支付住房首付之后，每个月还要承担不菲的月供，在生活成本日渐高涨的背景下，“房奴”们的生活已是相当不易，如果今后还要凭空多支付一笔房产税，无异于给负重的骆驼再加上一根稻草。从法理上而言，我国城市的土地属国家所有，居民只对土地上的住宅拥有所有权，而房产税作为财产税的一种，是对财产所有者征税，居民对于住宅下的土地只有70年的使用权，现在却要为此缴纳财产税，产生出抵触情绪也在所难免。

　　刚刚落幕的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重点研究了“十二五”规划，勾勒未来5年的经济、社会和民生等重大蓝图，居民收入分配改革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焦点之一。我国经济在近年来虽然高速发展，但是居民收入增速明显慢于GDP增速，据悉，规划中的“十二五”将特别写入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这一目标。居民收入增速虽然慢于经济增速，但是政府收入却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以过去5年的国家财政收入为例，从2004至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从2.64万亿元大幅增长至6.85万亿元，其中除了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年财政收入同比增幅为12%，其余年份均超过20%。1995年以来，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一直保持上升趋势，大约上升了5个百分点，而居民收入占比则明显下降，大约下降了7个百分点。国家财富向政府倾斜的后果之一就是形成了政府有钱投资，居民无力消费的经济格局，不仅导致分配失衡，更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过于依靠投资拉动的畸形模式，从而在今天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

　　国家财富向政府倾斜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税制设置。我国近年来的宏观税负一直呈现上升比例，以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计算，我国近3年的宏观税负均超过30%，这一水平已经向工业化国家看齐，甚至有国外研究机构声称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2005至2009年，我国的税收收入增幅分别为19%、21%、31%、19%和10%，除了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推行的减税政策导致增速放缓，其余年份均涨幅惊人。

　　对于大多数普通个人而言，目前承受的最主要税负来自个人所得税，如果房产税对所有有房者普征，按照现在流传较广的方案来计算，在北京、上海等房价较高的一线城市，每年所缴房产税可能会和一个年薪12万元左右的白领所缴个人所得税相近，甚至可能更高，将成为个人承担的第一大税负。对于大多数中产阶级而言，多年来提高个税起征点的期盼尚未实现，而房产税相当于让他们每年多缴一份个税。

　　对于等待购房者而言，房产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调控房价，也不宜抱有太高的期待。首先，房产税的主要目的肯定不是调控房价，更不是为中国经济降温，所以税率不会定得太高，必须在大多数人的承受范围之内。其次，房产税对房地产市场最直接的影响是释放出更多存量二手房，增加市场的供给量，从而对房价形成一定压力，但这种冲击只会是一个短期影响，以过去几年国内房地产市场强劲的需求来看，可以很快消化掉这部分因为房产税释放出来的供给。第三，房产税虽然增加了持有人的成本，但对于实力雄厚的炒房者而言，并不会形成太大压力，甚至可能会将房产税增加的成本转移到房价上，形成新一轮房价上涨。第四，房产税虽然增加了持有成本，但持有多套房屋者并非简单将房屋空置，而是多数用于出租，如果房产税出台，很有可能被转化为房租成本。对于很多暂时买不起房而租房的人而言，等待房产税的结果有可能是房价未跌，房租先涨，带来新一轮的打击。今年上半年，北京的房租快速上涨两成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最后，从长期看，决定房价的最终因素还是市场供求关系，房产税决定不了房价走势，国外大部分发达市场的房产税或者物业税都早已存在多年，从来未见哪个国家的物业税调控了房价。

　　税收的功能主要在于筹集收入和调节分配，对于老百姓而言，税收的善恶之分在于其在这两种功能之间的倾向如何。如果房产税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显然会造成民众较大的抵触情绪，也会带来较高的征税成本。反之，如果房产税的功能倾向于调节分配，则有可能迎来更多人的拥护。在贫富分化的背景下，一些富有阶层拥有过多的房产，不仅参与制造了房地产泡沫，也在客观上占用了社会的房产和土地资源，理应缴纳合理的财产税。如果房产税的重点针对这一部分人群，既可以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又可以挤压房地产泡沫，还可以起到调节分配的作用，房产税将不再会有恶税之名。

　　对于政府而言，房产税的征税要师出有名，对于纳税人而言，能够积极主动缴纳房产税则必须税有所值。从国外经验看，征收物业税后，除了部分补充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大程度上为返还至社区提供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将来如果我国开征房产税，资金如何使用也应该公开透明为宜。征税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纳税人提供更优质的公共产品，这原本是税收的基本常识，但从我国的税收使用途径来看，税收的更多用途还是用于投资拉动经济，而不是覆盖社会保障领域。以2009年为例，我国的财政收入达到6.85万亿元，其中用于医疗、教育、社保就业等民生的支出占比不足15%，而在很多发达国家，这一比例至少在50%以上。如果房产税开征，其最终去向不能用之于民，开征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

　　关于征税的艺术，18世纪的一位法国财政大臣曾将其形象喻为“拔鹅毛”，最高境界应该是拔到最多的鹅毛，听到最少的鹅叫。如果以此标准来看待我国的房产税，可谓是一根鹅毛尚未拔到，却已经听到遍地鹅叫。不过，由于房产税的具体方案尚未正式出台，最终会以怎样的面目亮相都是未知，现在评述其得失还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