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旧就要倒坍没有一点安全性可言的校舍，难道当地政府部门真的窘困，竞没有一点财力解决吗？事实却不是这样。这个学校主管部门煤矿安全监督局仅有10名正式员工，有大大小小9辆各式车辆，有36套超大面积的住房，有四十五间带卫生间的办公室，人均办公面积达到200平方米，还有正在紧逻密鼓施工的培训中心。这样的排场，这样的气派，真可以说得上是财大气粗，按理说，拨一毛以济教育，改善一下办学的条件，让学生在宽敞、明亮、安全的教室里读书学习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忻州煤矿安监局却连一毛都没有拨，因何？原因就在于教育是一项长远的投入，短期内不会产生什么效益。没有效益也就突显不出政绩，没有政绩的投入，对于当地领导来说显然是划不来的。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才导致忻州市忻府区解原乡上社小学学生六年来一直在危房里上课。

      一边是豪华宽敞的办公楼，一边是破败的校舍，两相对比，不能不由得人生出许多感慨！   

       科教兴国”已经成为我国一项发展战略。然而，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部门，教育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成了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甚至不要，使发展教育成为一句空话。只顾眼前发展，不管长远利益，这是一种明显的短视病，值得我们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领导深思。

  这恐怕能称得上“三拍决策”：“决策前拍脑袋，决策中拍胸脯，出了问题拍屁股。”

  长途汽车站建在哪里，什么规模，设置哪些服务功能，本不难预测。对于一个要把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政府来说，决策这样一个项目，算不得什么“水平的考量”。

  那么，一个“技术含量”不那么高的公共设施建设项目，10年中，却在不同的决策者手中一次次矗立起来，问题频现，这说明了什么？

  显然，那种“一个领导一个想法，一个领导一个提法，一个领导一个搞法”，“新官不理旧事”的执政思路，还严重存在，有的决策项目成为让百姓抱怨、国家埋单的“烂摊子”。克服随意决策的现象，需要更加引起重视。

  客观地说，对决策失误的危害，正被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许多地方主动给市长开列“权力清单”，给决策者套“紧箍咒”，强调“问责”，相对来说，重大投资决策项目已不再像以往那样“随意”了。

  但是，随意性决策却在有的领域内有增多之势。这往往是那些与老百姓利益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或举措。

  这类项目，看上去不那么“重大”，投资不特别“巨额”，对地方发展也不算“影响深远”，很难引起“高度重视”。相关决策部门往往也就简化手续，削减程序，调查不深入，讨论不认真常常想当然就拍板了。至于老百姓是否方便、工程是否能更好发挥效用，有的是让位于“政绩”之需，有的可能出于“无心之失”，便放在其次。至于“问责”，因为事情太“小”，甚至提不上议事日程。

   就拿“问题车站”来说，老客运总站高楼及设施闲置，客运北站综合楼荒废至今，问题的存在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十年八年，这期间，老百姓有抱怨，人大代表有议论，为什么相关职能部门就愣是“睁眼瞎”呢？为什么再次投资建新汽车站，也还是能通过？时至今日，那幢12层高楼无法启用，也始终“不知什么原因”，无人出来解释更无人为此承担责任。决策部门难道真是“看不到”、“听不到”还“说不得”吗？

  其实，这类随意决策的危害不可小觑：浪费国家资金不说，由于没有给百姓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更使得政府的形象与威信受到质疑。

  事实上，避免这种“随意”并不难。倘若决策者自己是一个乘长途汽车的人，又或者，经常深入基层，体察民情，善于聆听乘客们的意见，至少，像后来发生的选址不当、高楼闲置等一些问题，早在立项时，也就能够得到规避。

  许多看似不可思议的决策失误的背后，其实与技术、与水平问题无关或少关，而与决策者的执政理念有直接关系。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能否真正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人民日报：吴焰）

 《出师表》一文传达了什么思想，可以见仁见智，死扣住“愚忠”这一点恐怕不妥。正如一部《红楼梦》，有人从中看出家族盛衰之理，有人从中领略风花雪月，有人只窥见“淫”！因此，所谓“愚忠”实在不能算作所选课文带来的弊端，板子打在选文上是大错特错了。在指导学生读此作品时，教师自选文段来引导学生辩证地看问题，提高他们真正的阅读品质，这应是语文教育者的日常功课，哪里能只看一点不及其余，进而因噎废食呢？

  退一步讲，即使《出师表》有传输“愚忠”之嫌，也不能一删了之。倘若我们依了老先生的逻辑，那么该删的恐怕会更多。如果《出师表》里表现出的“愚忠”让学生也愚忠，该删，那么《六国论》中“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如此尚武休文，自然也该删去；《岳阳楼记》中“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也有愚忠嫌疑，也在删除之列；而《陋室铭》中居然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则更应大删特删了——若如此删下去，世上几无可选之文，学生几无可学之章。然而，这些文章依然是《古文观止》中的精品，世代流传！维纳斯的断臂，虽说让塑像有了残缺，但是它比完好的作品更能启发审美者的心智。因此，尽管有些文章的时代背景较为复杂，但只要教者心中有丘壑，选好今天适合学生学习的主题，以思想为刃，就能刻画出作品的精髓来。

  今人学古文的心得往往会因人而异，也会因时而变，这是自然之理。问题的关键是时下的语文教育“怎样教”比“教什么”还要重要。授课讲学不能只做平面的分析，要学会立体地剖析问题，要让学生有理性而独立的思考，而不是让他们跟在老师的屁股后面群呼。现实的难题是，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们出于升学考试的功利性考虑，往往对课本文章作支离破碎的解析，结果学生自然理解片面，感悟甚浅。此现状不变，即使选了其他文章，学生还是长不出老先生们所期盼的智慧。事实上，撇开“怎样教”的问题不谈，课本中诸如《出师表》这样的文章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因此，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生不能抱着考试中唯一的答案而煞有介事地灌输，而要想想自己该在哪里用功夫。倘若皓首穷经只多了许多偏狭，并以此熄灭了创新意识，那才是语文教育的悲哀。（光明日报：王呈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