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初年，张勋复辟帝制，给所有希望国家进步的人泼了一瓢冷水，就像天空刚出现阳光又被乌云遮住了。为此，南开中学教师张皞如公开在报端上发表了一首诗，题目叫《伤时事》。

诗前面有段附言：“九月二十八日阅报，见徐州会盟，祸已近眉睫，政府犹用敷衍主义。国命运已断送于数人之手矣，不禁掷书流涕，遂成口号。”诗如下：

　　太平希望付烟云，
　　误国人才何足云。
　　孤客天涯空有泪，
　　伤心最怕读新闻。

作为张皞如的学生，周恩来当年写下《次皞如夫子〈伤时事〉原韵》。原诗如下：

　　茫茫大地起风云，
　　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
　　虫声唧唧不堪闻。

（见于贺捷生忆贺龙的文章：《他不是天上的神》）

在“华人心声论坛”读到过一个强帖。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奇赛教授对我们中国人的“提醒”，让我这个中国人受到了震动。

托尼·赛奇教授说得好：“历史就是永恒、历史就是先辈。”他认为，本着友好的态度，应该提醒一下，目前（在）中国对毛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且不论错误与否，毛应该算是中华民族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焦点，已经深深嵌入了中国历史。一个民族的长辈，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受到恶意谩骂。他认为，可以忍受外国人对自己先辈过错的指责，但是绝对不会容忍本民族的人侮辱自己的先辈。这是一个民族的尊严，一个人的气节。侮辱他自己的民族，也是在侮辱他自己，一个连自己的民族都不热爱、连自己的先辈都能出口肆意谩骂的人，谁会看得起呢？这是在自毁民族啊，是会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的。

托尼·赛奇教授“提醒”说，中国人应当自省啦！

托尼·赛奇教授认为: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在我们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个不带“有色眼镜”的人都尤其尊重你们中国的毛，他是一个值得所有对手尊敬的伟人，他将他和他所有亲人都献给了这个民族的劳苦大众。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他的精神和思想不光值得我们西方世界研究、学习和尊重，更应该值得你们中国人了解、尊重和学习，因为他是你们中国人屹立于世界民族前列的财富和基石。

托尼·赛奇说，我很遗憾，在我们西方世界，将毛先生的精神和思想上升到一种战略的高度来进行研究和学习的时候，在你们国内却出现了大量忽略、诋毁甚至是造谣中伤毛先生的事情。在我们的世界里，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他说：其实，我们西方世界特别重视和珍重毛的思想和著作，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研究学会和军界，毛的思想和著作是必修课。我想你们也听说过了，毛的军事思想和政治理论早已经是“西点军校”中的必修课，而且也是学界在研究亚洲问题时首先要研究的对象。毛的为人在我们这些人看来更是不可思议的，就连尼克松这些他曾经的对手也不得不感叹，毛近乎是一个神，而不是一个人。世界上还有谁见过将自己那么多的亲人的生命都献给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的领导人？难道这样的人不应该值得所有的人珍重吗？如果还有谁也为这个国家做出了这么多的牺牲，才有资格来批评这个伟人……

对于毛在历史上的错误，用你们传统辩证观点来看，这也是正常的，这个错误不应该归究于他个人，这应该是那个时代的错误，是那个时代所有人都在犯的同一个错误，只不过有人习惯性将那个时代归纳为毛的时代，自然就将错误全部归纳到毛的身上罢了。如果将那个时代所有的人犯的错误都归究到一个古稀老人的身上，这既会让人觉得可笑，也明显不公平（It's　unfair!　It's　unfair...他说到这里特别激动，连续说了好几次）……

有一样事情我至今也没有想明白，在你们中国弃之不用的东西，在我们这儿却成了宝贝，我们用来研究、学习和改进后，反过来却用你们创造的东西变成了战胜你们的武器……

历史上难道不是这样吗？

托尼·赛奇认为，否定毛是当代中国困局的症结。在谈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当前政治困局及未来时，他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贫富不均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这种两极分化伴随着权力私有化，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是越来越突出，毛的思想重新被更多的普通群众重视起来。如果一味地否认或者清除毛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甚至可能造成分裂！中国当前严重的腐败问题，既有制度上的缺失，更有思想上的混乱。要知道，在中国这个传统的特别注意道德修养的“礼义之邦”，政治上的腐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制度上的缺失，但思想上的混乱，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而导致思想混乱的真正原因，就是新的思想并不为人认可，而毛的思想却被人为地极力淡化，这就是造成中国思想混乱的真正原因。

最后托尼·赛奇呵呵一笑，说，这也正常，天下谁还没有一两个敌人，特别是政治家，尤其是你们中国的政治家……不过你们这些青年人面对这些谣言的时候，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要成为历史和世界的笑话！

（来源：华人心声论坛http://69.162.64.210:6789/cn/redirect.php?tid=35362&goto=lastpost#lastpost）

    在西方社会，继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权力之后，新闻媒体被人列为“第四种权力”。上个世纪初，美国“扒粪运动”的代表人物林肯·斯蒂芬斯就发现，“一份报纸真的犹如一位女性和政客，当它年轻、诚实、充满理想的时候，她迷人、可信、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影响的人们看到这一点，看到她的用处，就试图占有她。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获得并保有她，进而利用她，滥用她，最后毁灭了她。”（《林肯·斯蒂芬斯自述》）

早几年，业内曾流传着一个有名的“段子”，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告诉我们，传媒中的一些人在获得“第四权力”，并保有“迷人、可信、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生死予夺的舆论监督的话语权之后，是如何“进而利用她，滥用她，最后毁灭了它”！

    一天，一个农民赶着一群羊在草原上走，迎面碰一位记者对他说：告诉你，现在海外在闹疯羊病，你的羊群也可能会有几只生病的羊。你可以让我看看你的羊吗？

    农民同意了。于是记者匆匆地看了一遍农民的羊，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回去之后，写了一篇文章，《羊的骗局》，发表了。

    记者认为农民的羊群里有一只怪羊，他告诉读者那只怪羊的全部特征，并有图片为证。于是羊的销路下降了。农民不服气，把这位记者告到了法院。农民对法官说：那个记者在胡说，他欺骗了舆论。

    法官问农民：你怎么知道他是在胡说呢？

农民说，有三个理由足以让我知道：一、我没有请他，他是自己要找什么病羊的；二、我根本不知道他要找什么样的病羊，他也没有问过我。不错，我的羊群里有病羊，但不可能是他所说的那一只；三、一看就知道他一点也不懂我们这一行，因为他写的那个怪物根本不是羊，而是一只牧羊犬！

在病态传媒中的有些人眼里和手里，新闻竟真的成了任意打扮的女人、出尔反尔的政客、无中生有的病羊！

新闻记者号称“无冕之王”。“无冕之王”意味着太多的权力，无节制的权力。过分的权力倾向于滥用，因为权力也有其粗暴的法则。正如哲人所说，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第四权力”也不例外。

前几年有这样一个统计资料：我国因舆论监督引发的新闻官司已发生1000多起，新闻界败诉率达30％。新闻官司在前些年突出表现为“名人告记者热”，而近年围绕新闻报道引发的法人告新闻媒介侵犯名誉权诉讼也接连出现。

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新闻并无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违法性质，主观上并无过错，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其中有多少确是由于媒体及记者在侵犯法人的名誉呢？据最高法院公布的名誉权案件，自90年代以来从每年3000余件递增到4000余件，如果其中一半涉及新闻传媒（实际上不止），也是相当可观的吧。

“第四权力”的滥用，更有甚者，一是炮制虚假报道；二是以负面报道搞敲诈勒索。《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署名范正伟文章《媒体要用好话语权 莫因小惠丢掉尊严》，可谓切中时弊的观照：“近一段时间，由于一些新闻单位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采编工作程序不规范，对新闻从业人员教育不力、管理不严，出现多起虚假报道，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损害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损害了新闻队伍的形象，损害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求快心切、鲁莽武断，新闻事实报道不准确；无中生有、杜撰新闻，造成不良社会后果；听风便是雨、不加辨别，炮制虚假报道……这种报道，既是对公众忠诚信任的辜负，也表现出饮鸩止渴般的愚蠢。……如果为了一点经济利益，就四处乱跑经营新闻，热衷于拿‘封口费’、甚至以负面报道搞敲诈勒索，让人们‘防火防盗防记者’，那么即便获得夹杂着鄙夷的‘小片面包’，也丢掉了一个人、一家媒体的全部尊严。”

秋凉刚至，冬天就在召唤了，立冬过了接下去就是小雪。小雪这天恰是外孙女小雪的生日，特地抄录了几段“雪儿与外公的雷人对话”，早早地预祝我们的快乐源泉——雪儿四周岁生日快乐！

雪儿：外公，陪我下（楼）去滑轮滑吧。

外公：外公的背有点痛。

雪儿：外公，我给你捶捶背。（使劲捶了几下，关切地问：）外公，你的背好点没有？

外公（很夸张地：）好了！好了！

雪儿：外公，那你可以陪我滑轮滑了！

外公：……

外公（平时总爱逗雪儿）：你是个小臭囡！

雪儿：不是，是小香囡！

（阳台上在晒被子，雪儿躺在被子上。）

外公：你这样会晒熟的。晒熟了就能吃了。

雪儿：不能吃，我的屁股臭臭的。

外公：那你是小香囡还是小臭囡？

雪儿（在当一回小臭囡与晒熟了被吃掉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小臭囡！

外公：你真是个“南蛮子”。

雪儿：不对！你才是“男”蛮子，我是“女”蛮子。

雪外公过生日。雪儿对外公说，我还要给你写一封信。外公问信里写什么。

雪儿说，写你小时候的故事。

（外公请雪儿把他带到幼儿园去看看）你这么老了还要去幼儿园？

“外公，你那么老了还要上班？”

“外公怎么老了？”

“你的头发都白了，还不老？”

“不老！谁说我老我就跟谁急！”

 “哈哈哈……”

雪外公，怀孕是什么你总知道吧！

（怀孕是什么？）怀孕就是肚子里怀了个小宝宝。

（刷牙时外公在一旁嘱咐什么）罗里罗索！

（外公在哼歌）好听！你没有烦恼。

我是书法家，你（外公）是文学家。我是学书法的，你是学文学的。

外公上班的地方是○○○，○○○边上是养乐多（其实边上是超市“好又多”；“养乐多”是雪儿爱喝的饮料。）我长大了要到○○○工作，外公就是我的同事了，是不是 ?

（雪儿请外公帮忙扎两支小辫子，外公说不会）我相信你能行！

（在雪儿的鼓励下，外公扎好了辫子）我说你能行吧！

（外公抱雪儿）你抱我，我不用力气，让你吃苦头——这是开玩笑的，说说的。

（外公当雪老师的学生）你不听我的指令，你丢脸了！

趁外公没注意，我像小老鼠一样溜到前面来了（外公上车，见雪儿从后座爬到副驾驶座上：你怎么爬到这儿来了？）

外公，我和你是好朋友！

虽然我拥有主权，但你也有权来使用；虽然是我家里的东西，但你也有权拿走。难道主权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分离的吗？这是什么逻辑！如果是毛泽东，他会相信吗？

在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面前，在事关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紧要关头，任何退缩和忍让都无济于事。毛泽东从来不相信眼泪。

新中国成立之初，即遭受西方列强的铁幕式围堵。从那时起，毛泽东就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家和战略家的雄韬伟略，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外交智慧（在战术上讲究策略,有理、有利、有节），表现出压倒一切的意志力量，在国家受到挑衅和欺凌时决不低下高昂的头。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超级强大的美国派遣海、陆、空三军参战，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当时，西藏、台湾和东部沿海诸小岛尚未解放，共和国立足未稳，百废待兴。毛泽东并没有“韬光养晦”。一面警告美军不要践踏中国的底线，一面调兵遣将随时做好抗击美军的准备，并做好最坏的打算，最终在万难中出兵朝鲜，保家卫国。

1958年，天灾人祸频仍。毛泽东并没有“韬光养晦”，不惜与“老大哥”撕破脸皮，断然拒绝苏联建立联合舰队的动议。自高自大的赫鲁晓夫碰了一鼻子的灰。

1962年，印度政府在与西藏接壤的边界屡屡发动军事挑衅。毛泽东并没有“韬光养晦”，下令自卫反击，打掉了印军的气焰再宣布主动撤军。

1969年，苏联边防军在乌苏里江上小小的珍宝岛不断制造事端，直至进犯珍宝岛。面对超级霸权，毛泽东并没有“韬光养晦”。我军绝不示弱，毫不退让，予以迎头痛击，让全世界看到一个不屈不挠的共和国形象。这比什么国家形象宣传片都强。

1974年，南越海军在美军支持下，侵占西沙群岛。毛泽东并没有“韬光养晦”。南海舰队奉命保卫西沙群岛，大败南越海军，并一举收复早先被南越军侵占的三个岛屿。

回顾这一段历史，共和国综合国力包括海军等军事力量还相对弱小。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藐视一切来犯之敌，敢于战斗，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今天，“大国崛起”了，共和国的综合国力已比当年翻了好多倍。只听说“弱国无外交”，强国也无外交了吗？试看小日本，从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到强占钓鱼岛、觊觎东海油气田，步步紧逼，欺人太甚！而众多精英谋士却要“韬光养晦”，谨慎处事，从长计议，暂时退让，谋定而后动。有的教授说，“处理中日钓鱼岛冲突，要着眼于维护中日的和平关系、维护东亚和平”；有的专家说，“中日双方都应该让步，要尽量保持克制与理智，避免冲突”；有的媒体鼓吹“绝不延续对日仇恨”；还有的人把矛头对准同胞中的所谓“爱国贼”（好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罪名！）欲除而后快。中方船长继续被扣押，反复抗议无效，强烈反制无方。如此“韬光养晦”，令草根国人无不感到窝囊！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邱先生一向主张“理性应对中日冲突”，但他在评论此次事件时也直言“日本没有诚意理性解决钓鱼岛问题”，同时指出，“中日有关钓鱼岛主权问题已发生质变”，而成为一个“敏感的战略议题”。

每当出现“敏感的战略议题”，中国人就想起了毛泽东。比如，当1990年代台海危机，当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机炸毁后，当中美撞机后，中国人就想起了毛泽东，想起了毛泽东顶天立地，一言九鼎，气振山河，想起他老人家面对强权政治，面对四面封锁，带领中国人，是怎么样活出自己的尊严的！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君子可欺之以方”，意思是说，君子之人因固守规矩反被那些不守规矩的小人所欺负。

    且不去说这个“搁置争议”的钓鱼岛，只说一个没有争议的春晓油气田。

春晓油气田位于我国浙江省宁波市东南350公里处，处于争议区域以外，属于毫无争议的中国领土领海。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增强，中国已开始在东海无争议区进行开发，春晓油田在2005年建成投产。不料日本人提出来一个极其无赖的歪理，说是地下的石油是连在一起的，你那边开采，把属于我的石油给吸走了。如果有一天日本人说大庆等等油田的石油也是从日本流过去的，你是不是也要让日本人分一大杯羹呢？

事实还果真是按照这一逻辑发展。2008年中日两国公布了“东海共识”（日本称为“协议”），双方将以七个坐标点的连线组成的区域作为共同开发区块，在共同区块中选择双方一致同意的地点进行共同开发，并且，同意日本法人按照中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有关法律，参与包括春晓在内的多个项目上的投资并按比例获得收益。据报道，日本将很快注资春晓气田，与中方共同开发。更令人感到震惊的是，恰恰“九·一八”这天听到新闻说，日本新任外相前原诚司在记者会上放言，如果中国在中日双方存在权益之争的东海“春晓”油气田开始钻井工作，日方将“采取相应的措施”。

呵呵！我们处置自家的财产、开发自家的资源，人家倒要对我们“采取相应的措施”了！恐有一半是“东海共识”、“共同开发”招来的祸水，使得日本不费一枪一弹窃得我大半个东海大陆架，并且，以此为价码进而巩固了对我钓鱼岛的侵占；并且，大大鼓励了我周边邻国群起效尤，与我无理争议，夺我疆土，侵我海权。

中国人想哭都没有眼泪。试想，毛泽东会相信眼泪吗？

　　电脑电视手机融合

　　以前电脑、电视机、手提电话各不相干；而互联网、电视网络、手提和固定电话网络亦同样互不干涉。一直以来这几个市场各有其主要客户，尽管这三种不同网络之间的客户群互相重叠，彼此竞争也相当激烈，但是始终有其自身的地盘，所以能够一直分开存在。又由于每一行业均有其价值链，并以配合该行业的商业模式结合起来，故此在其中一个行业的公司，在“特化”适应了环境后，再跨行业扩张就既缺乏人才也欠经验。

　　以大家最常见又其中较老的行业电视为例。电视这行业牵涉的价值链由观众、广告商、电视内容供应商、电视网络供应商，以及电视机制造商组成。

　　观众和广告商透过电视内容连接在一起，并形成正循环：当电视节目内容有足够吸引力，观众数目上升，自然能吸引更多广告商落广告。

　　当广告收入充足，甚至提供大量赞助时，则内容供应商有更充足资源去制作更吸引观众的节目，增加收视率。而好的收视率又能吸引更多广告，如此类推。电视网络供应商和电视机制造商则负责提供能播放内容的硬件，并时刻提高其技术，间接提高电视内容的质素，增加收视率，亦增加收入。

　　互联网掀动新革命

　　相类的模式亦见于电脑当中。在未有互联网时，用家、软件供应商和硬件供应商组成一个价值链。到互联网兴起以后，用家、广告商、软件供应商、互联网内容及服务供应商、硬件供应商、互联网网络供应商等，架构起一个更复杂的价值链。

　　除了传统的用家直接购买使用软件和硬件，以及用家和广告商通过互联网内容及服务供应商连系起来之外，由于用家本身也可以是软件供应商和互联网内容及服务供应商，互联网内容及服务供应商也可以是广告商，因此在商业运作上提供了比电视网络供应商更多的选择和组合，也因此令只单靠熟悉并无限扩张一种商业模式的生意难以发挥。同时也意味更多的商业机会。

　　发展全新商业模式

　　手提电话的情形最初和电脑相若：只是一个通讯工具，连软件都很基本，主要就是用家和用家之间透过手机和手提电话通讯而已。但是，自从手机网络能够接通互联网，手机本身也有足够的功能去上网和做多媒体的载体以来，手机的价值链已经发展到和电脑愈来愈相像，广告一样可以透过手机短讯和互联网传播；用家也可以通过手机网络变成内容供应商。

　　换言之，手机及其网络已从单纯的话音通讯变成多媒体跨功能的平台，和个人电脑的界线已经模糊──手机成为微形版主攻即时话音通讯的电脑。

　　如今电脑和各通讯网络的硬件技术日趋成熟，同质化和兼容化，再加上三网融合，以往的壁垒已经打破，尤其对既有硬件技术又霸占了虚拟空间的供应商来说，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正在发展：电脑和网络不单更生活化，而且成为潮流文化标记，公司形象，内容和渠道合一。

 被劫持的旅行团成员说，那个叫门多萨的劫匪原本很平静，并无大开杀戒之意，起初他还释放了9人，包括3个孩子。但后来，当他看见自己的兄弟被警方以妨碍司法的罪名逮捕，情绪才突然变得激动起来，随后完全失控，整个事件就此发生悲剧性的转折。

 想起我们杂志早年登过的一篇文章《生死之搏——专访纽约警察局的人质谈判专家》（参见《商业评论》2003年4月号），我事后诸葛地想：如果参加此次人质解救的指挥官、谈判专家和警察读过这篇文章，如果他们采纳了该访谈中谈判专家多米尼克·密西诺的建议：对劫匪“客气”一些，积极倾听他的心声，关心他的需求，放弃“以暴制暴”刺激劫匪的拙劣做法，那么血腥杀戮是不是可能就不会发生？

 “作为一个谈判者，你必须认识到——如果想赢，就必须给你的对手留面子。看看我对付过的人，他们都是亡命徒是罪犯，不是迂夫子。然而，他们能够在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能生存的环境下生存，从这点看，他们就不简单，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自尊。如果你能为他们指出一条明路，使他们明知自己必败，还能保持自尊，他们就会照你希望的去做。”这段话是多米尼克·密西诺2002年接受《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编辑时说的。

 多米尼克·密西诺（Dominick J. Misino），前纽约警察局侦探，人质谈判专家，帅哥。1993年，他成功说服了劫持德国汉莎航空公司592航班的劫机犯，使其放下武器并最终在肯尼迪机场自首。帅哥密西诺以首席谈判专家的身份度过了他最后6年的职业生涯，在这6年里，他处理了200多起突发事件，一次都未失手，从未有人丧生。1993年密西诺荣退，开始向执法人员。军人和企业高管讲授谈判技能。

 密西诺认为，只要拥有一些应用性常识（applied common sense），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危机谈判者。这些常识技巧包括彬彬有礼，尽早表现真诚，积极耐心地倾听，通过重复对方的话来分享信息并建立起与对方沟通的桥梁，然后努力达成共识，即获得对方的承诺——不伤害任何人。密西诺说，根据他的经验，作出承诺的罪犯中超过90％的人都会遵守诺言，因为这些人虽然为社会所不容，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信誉法则。

 是的，劫匪也有劫匪的法则和自尊，这听来有些幽默，黑黑冷冷，却是事实。在HBR的这篇专访中，密西诺讲了不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其中有一则让人看后忍俊不止。

 话说那也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在纽约的哈莱姆东区，一美国愤青抱一把上满膛的猎枪，讲自己关在一拥挤的旧公寓里，公寓楼下有数百人围着看热闹。这时，帅哥密西诺出场了，他拿起电话与愤青展开谈判，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愤青告诉密西诺，他有点想投降但怕人笑话他软蛋。你猜人家密西诺怎么说？他说：“你让我先把你悄悄铐上，然后我假装打不过你，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武力制服了你。”最后，愤青“放下了枪，神态十足像个绅士，”直至到了街上，愤青才又开始发飙，大叫大嚷，一幅英雄大义凛然的派头，惹得围观群众狂热地高呼他的名字。密西诺他们把他扔进车后座，当车子开过两个街区，愤青坐起来，咧开嘴笑着对密西诺说：“朋友，谢谢你，我真的感谢你能为我这样做。”

 让我们再来看这次人质劫持事件，悲哀啊，面对只身一人且有很多心理突破口的劫匪，菲警却早早失去耐心，硬逞一时之勇，结果以解救失败而告终。他们大概忘了，处理人质事件的最终目标是救出每一个人，不是击毙劫匪。

 密西诺能让那个美国愤青认罪伏法，不外乎做到了两点：一，给愤青一条生路，使他不会因杀人而被杀；二，“成全”他的“英雄”梦想。这两点说到底，就是两个词——生命和尊严。所有的谈判技巧说一千道一万，遵循的不外乎都是这两个原则：给对方生路，不能让对方觉得自己输。

 从这点上说，密西诺的经验，不但可以用在危机谈判中，也可以用在商业谈判，甚至生活中的一切谈判中。

在麦迪逊大道，我学会了11件事：

　　一、广告人可以分成两种——业余人士和专业人士。业余人士占大多数。这些人不研究广告。他们凭猜测行事。专业人士绝对不猜测，因此他们不会浪费客户太多的钱。

　　二、从销售效果的角度衡量，优秀广告与平庸广告的比率可以高达十九比一。

　　三、在广告中，最重要的必然是创意。但是广告公司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在创意部门工作。业务代表是文案人员的两倍。如果你经营的是个奶牛场，试问你会雇用是奶牛数两倍的挤奶工人吗？

　　四、我们做广告的大部分产品为女性购买和使用。但是几乎所有的广告都由男人创作，由男人批准。广告名人堂（the Addertising Hall ofFame）设立9年以来，入选的73个人中，只有一位是女性。这简直是疯了。

　　五、参与广告运作流程的人太多。太多的审批层次。太多委员会。委员会只会批评，不会创作。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广告看起来就像是委员会的会议纪录。

　　六、厂商挑选广告公司最糟糕的方式就是广邀碰运气的提案。这种做法唯一可以衡量出来的东西就是，广告公司愿意拿出多少服务于现有客户的最聪明的头脑，来当作争取新客户的筹码。

　　七、除非你的广告中有了不起的大创意，不然它就会像黑夜中行驶的船只一样，无声无息，不留痕迹。

　　八、你不可能让顾客因为被你说得不耐烦而买你的产品，你只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吸引他们购买。就像是空荡荡的教堂不能拯救任何灵魂一样。

　　丸、顾客不是笨蛋，她是你的妻子。尽量不要侮辱她们的智慧。

　　十、广告应该真实、可信、令人愉悦。顾客不会从坏脾气的骗子手上买东西。

　　十一、广告公司中最重要的因素是领导者领导全员的能力。

                           （摘自《大卫·奥格威自传》第六章）

说老实话，从青年时代起，我这人就一向左倾、偏激，只是到了近年才对被误读的“中庸”有所反思。但同时，我也一向崇尚民主与自由，觉得自由主义的很多理念相当的好，值得向往和追求。正因为如此，我讨厌那些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糟蹋自由主义的中国自由主义精英。

自由主义精英的武器是“妖魔化”。历史已被“妖魔化”得面目全非。

实际上，左翼思想具有“乌托邦”的精神追求。“左”并不是贬义词。骂“左棍”不公平；“右棍”有的是，棍子打得更厉害。

今天的新左派学者其实是“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按照西方的说法，他们可以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在公众事务上公开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左”意味着批判现实的态度。

《中国站起来》的作者摩罗抨击了某些文化精英的文化软骨病，被讥为从右的营垒“倒戈”到左的营垒的“投降派”。摩罗呼吁：“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学会两条腿走路，在国内的社会空间伸张民权，在国际社会空间伸张族权、维护国家利益，这是一个成熟的知识分子群体必须同时承担的双重责任。”内争民权，外争族权，这就是左翼知识分子批判现实的态度与社会责任。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生动地展示了全球化的危险。一夜之间，资本主义变得并不是万能的。知识阶层由此发生了分化。

新左派意识到，全球化已经导致了资本主义毫无制约地在中国蔓延。据他们观察，中国的社会问题不是别的，就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过的西方传染病和市场传染病。新左派相信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全球化、国际资本和市场经济。在全球化问题上，一些新左派加入了民族主义大军。
    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也是近年来的讨论热点。新左派强调经济上的公平，而不是不计代价的经济增长。他们认为，财富的积累与膨胀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彻底背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分配理念是无情的、不道德的。金融危机重新“捧热”了《资本论》，“火”了马克思。宋鸿兵的《货币战争》也一下子成了年度畅销书。

有关产权改革的争执也激发了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辩论。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融教授郎咸平使用会计方法以及知名企业如海尔、TCL和科隆的数据，展示了私有化过程中伴随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一些新左派人士呼吁领导层调查郎咸平所揭露的问题。最终，中国证监会发现确有违规行为。

有人指出，新左派思潮对现实的批判，是基于对未来的关爱之上的，是“良心指挥理智”关注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新左派思潮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民性与社会良心的集中反映。

当然，新左派也各有不同，有的相对温和，有的则激进得多。可能吧，左派中的有些人脑子里的谬误与偏见也在所难免，也需要在解放全人类的同时解放自己。左派和自由派都应站在民族和人民立场上守住底线，修正错误，追求真理。

香港学者丁学良发现一种奇特的现象：对于中国重大的社会现象，中国国内的左派与自由派之间，可以说在一切问题上都针锋相对。但有一点很奇怪，两派在中国的官僚特权和腐败这个问题上，却有颇一致的观察和由此得出的结论。二者基本上都认定，中国近来的二三十年，官僚特权和腐败愈演愈烈。

深层次来看，他们在对人性进行争论。人性善恶的争论，从百家争鸣的春秋末期就有。

新时期的自由派认为：要承认人性中自私自利的一面，要对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妥协，这样才可以换取社会的长治久安。自由主义主张让人性顺其自然地发展，不管是好是坏，因为在他们看来，左派政治家对人性的改造是不可能成功的。比如，在朱学勤看来，毛泽东时期的政治运动是想改造人性，毛泽东不对人性中的阴暗面妥协，所以社会动荡。改革开放则相反，不对人性中的阴暗面进行斗争了，从而顺应了人类的本性，所以社会稳定。在他看来，左派对人性的改造，与新宗教无异，并且是一种“让全社会的人都出家的宗教”。

新左派认为：对人性的改造是必须的，有一种新的信仰也是必须的，要最大程度上压制人性中恶的一面，最大程度上抬高人性中善的一面。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大限度地鼓励了人性中的贪婪与自私，才造成了人类的一系列灾难。所以，作为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主义，为了人类的未来，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对人性中的自私、贪婪、残忍、冷漠等一系列不好的东西开战。左派相信，人通过改造可以走向光明。

他们两家谁对谁错呢？似乎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左派的合理性更大些。实践检验的结果是，那种完全不要思想改造、认为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倾向带来了难以治愈甚至是万劫不复的后遗症。过度实践，或彻底否定，往往走向自己的反面。

左派拥护思想改造，却同样追求思想自由。

作为新左派代表之一的“北大醉侠”孔庆东，他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学者，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自由，不惧权势，不媚俗众，乃是一种千金不换的最可贵的生命状态。

新左派阵营的一批后起之秀成长于文革后期，有着“红小兵”的童年记忆，80年代接受大学教育，思想则成熟于90年代，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化和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在他们的精神深处都留有深刻的烙印。相对于兄辈，他们较少历史负担，思想姿态异常鲜明，因而也更多一些敢于坚持异见的勇气和激情。

历史将证明，中国需要这样的真诚的思想者与勇敢的呐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