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请慢些，等等那1.28亿人zqb.cyol.com/html/2011-12/04/nw.D110000zgqnb_20111204_3-01.htm

秋风

6月4日，西班牙《世界报》刊文《遏制全球经济的爱情》，讨论了中国人的婚姻观念与全球经济的关系。按照中国传统，单身男子要想结婚就必须是自己房子的主人，而在今天，买房子需要一大笔钱。这就迫使很多人大幅度削减消费开支，而拼命存款。而中国是全世界最有潜力的市场，如果这个市场上的消费被抑制，全球经济就会停滞。

这家西班牙报纸的话，只说对了一半。不错，现在的年轻人确实把购买住房当成了结婚的前提条件。但这绝非什么传统，而完全是新生事物。在我印象中，农村青年经常是在结婚后多年，经过自己奋斗后，才有能力建房的。而在城市，就在几年前，人们在结婚的时候，大多数也是没有自有住房的，最多只有单位宿舍，或者租赁的房屋。

但在过去几年，也就是房地产业迅速膨胀的时期，拥有自有住房变成了结婚的前提。这种观念之形成，首先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现在进入婚龄的年轻人，尤其是城镇人口，基本上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政策对家庭结构、进而对人们的观念产生巨大冲击，比如，父母只养一个孩子，则家庭内部的关系必然变成父母服从子女。因为没有其他孩子，父母也就很容易把自己的全部积蓄花费在独生子女身上，这包括为孩子买房提供首付款。

当然，买房成为结婚先决条件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房价疯狂上涨的趋势，以及房地产制度所造成的整个社会对于房价将会持续大幅度上涨的预期。人们的想法很朴实：现在咬咬牙，还可以付得起房子的首付。而房价每年上涨20%，那么，再过五年、十年，即便收入增多，也有一些积蓄，也根本买不起了。因而，理性的决策就是结婚的时候购买房子。这是一种恐慌性购买决策，而根本不是什么刚性需求。

这样的新习俗，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几十年来，主流文化都在赞美青年，青年身上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从社会角度看，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不依赖父母。但是，就在这个国家最为开放的时代，青年人对父母、家庭的依赖，却比任何时候都要严重。一项统计表明，在中国，人们购买首套住房的年龄是27岁。假定他们18岁上大学，22岁毕业，仅仅工作5年，他们当然不可能具有购买房屋的能力，连首付款也拿不出。这笔钱出自他们的父母。上一代人为下一代人的住房付款，这种情形恐怕是文明史上的奇观。

年轻人因此而早早地住上了自有住房，但是，这个国家的精神因此而大大地委靡了。高房价带动的房地产繁荣，似乎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购买了住房的人们，都从中获利巨大。但是，这种畸形的房地产制度所导致的房价畸高，不仅正在制造巨大的经济泡沫，也在摧毁社会的活力，因为，它在年轻人的身上施加了空前的重压，让他们变得委靡不振。

首先，把住房变成结婚的条件，毁灭了年轻人的爱情。因为，当年轻人结婚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考虑对方父母向自己提供首付款的能力，这样的计算会让人们的结婚决策，变得扭曲。

中国的高房价正在毁灭年轻人的想象力。本来，大学刚毕业，没有结婚或者刚结婚的那一段，是人生的一个特殊阶段，他们可以吟诵诗歌，可以结伴旅行，可以开读书会。但现在，年轻人从一毕业，就必须为购买住房做准备。首先，他们在毕业的时候，就必须选择一个立刻可以挣大钱的职位，而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兴趣。他们为了挣钱而选择职业，而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其次，在获得这样的岗位后，他们必须努力工作，拼命攒钱，而不敢有丝毫懈怠。因此，年轻人从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像中年人那样为了柴米油盐而精打细算。他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世故的，而不能体验一段浪漫的人生，一个可以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

最要命的是，当代中国的房地产制度从根本上抑制了年轻人的创业精神。最简单的道理，年轻人创业总需要一个办公室，或者需要一间铺面开设商铺，但是，居高不下的房租，让他们无法迈出这第一步。

应当说，目前风行中国城镇的房地产开发模式，正在从根本上摧毁小企业的生长空间。在原来的城镇格局中，小型商业是非常容易生存的。很多房屋是个人所有，完全可以采取前店后住的方式，经营成本很低。但政府在城市改造中，普遍采用大规模成片开发的模式，实现了土地产权的转移，由此推动商铺价格陡涨。这样，小型商业根本没有存活的可能，很多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将不可能有自行创业的机会。

最后，高房价将毁灭家庭，从而摧毁文明的细胞。父母支付首付款，年轻人需要支付月供。这是一笔沉重的负担。这样的负担会让年轻人以过于沉重的心情看待生活，包括看待生儿育女。过去十年，有越来越多的新婚夫妇作出了不生育的决策，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房屋的压迫。很可能，房价快速上涨的城市，人口已经在负增长。这样，城镇未来将有很多不完整的家庭，中国的小孩将会越来越少，最终，这个文明就会随着老龄化，而日益丧失活力。

来自网上的报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在《论语?季氏篇》里，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意思是说，对于一个国家和家庭来说，不担忧财富少而是担忧分配不均，不担忧贫困而是担忧不安全。几千年前的观点对于现在的社会来说，仍然是适用的。如果分析造成目前社会道德沦丧的原因，大概也是“财富分配不均”、“没有安全感”这两条。

也就是说，要实现几千年来人们梦想中的和谐社会，就必须解决“公平”、“安全感”两大问题。然而对于物质财富不丰富的社会来说，安全感和公平本身是矛盾的双方，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才能实现基本平衡。

一、人为什么而活

人为什么而活，这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流传的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答案。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宗教问题，科学问题，也是一个很简单的普通问题。

当一个人执着于某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不知道原因和结果，那么内心就会不安。佛说放下执着就可以获得内心的宁静。然而有些可以放下，有些是无论如何也放不下的。比如对名利的追求，当某些事件出现的时候，是可以放下的，因为放下就可以获得更多。但是人类无法放下对自身存在的思考，因为放下就意味着放下了存在的意义，迷失人生的目标，导致社会的混乱。比如现在的社会，很多人的确放下了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取代的是不择手段地追求个人的物质财富和权力。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老子认为，人是物质和精神拥抱在一起的整体，是不能分离的。

1、身体：单纯的物质组合

身体是由物质组成的，如果细分到原子层面，那么身体的组成物质和自然界其它的无机物也没有区别。所以从构成元素上来讲，身体本身不奇特，造成身体具有奇特性能的是物质的组织形式。复杂的组织结构把大量的物质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具有生命特征的“云计算”产品。

2、意识：特殊的技术效果

人脑是身体的一部分，是由物质构成的，但是和身体的其它细胞不同，特殊的结构使得神经元细胞可以存储来自外界的信息，位于特殊结构上的庞大数量的细胞形成了一个混沌系统，自组织行为使得人脑装置可以产生逻辑图象。不断出现新逻辑图象的过程就是意识活动。所以从本质上讲，意识是云计算产品所产生的技术效果。

3、社会：人生存的环境

如果不考虑人脑的创造能力，单纯从身体的其它能力来分析，人在自然界生态系统里的生存能力是很差的。

社会是指特定土地上的人的集合。人脑的创造能力只能在社会环境里发挥效果。脱离社会的人将会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恶劣的社会环境同样会带来生存危机。

4、人为什么而活

地球是一个很奇特的生态系统，不同物种、不同区域、不同环境功能(气温、风雨、水库)彼此相互关联，在平衡中共生共存。

在人类目前所知道的动物里，只有人所处的位置很特殊：同时生活在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里，需要同时满足这两个世界里的需求。尽管虚拟世界是由人脑的特殊装置所创建，但是虚拟世界本身是独立的，是脱离物理装置本身而存在的。虚拟世界是云计算产品，是技术效果的表现形式。其典型的技术有信息结构化、混沌效应、自组织、非线性等。

(1)人自身需要什么

人自身的需求有两大部分：

第一，获得保持身体存在所必须的物质和能量。这些物质和能量只能从外部获得，因此，每个人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外部物质，确保身体能够正常健康地存在。

第二，获得保持精神世界平衡所必须的信息。精神世界是指意识活动及其活动结果的总和。意识是存储在神经元结点上的信息采用自组织、非线性等方式所产生的混沌效果。从根源上讲，意识所形成的逻辑图象来源于物理世界，所以每个人需要不断获得一些来自外部的新的信息，以便产生新的逻辑图象，使精神世界正常健康地运行。

(2)人需要做什么

人需要付出劳动从自然界获得身体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需要付出劳动获得虚拟世界所需要的信息，需要付出努力维持社会的和谐平衡。

(3)人心里必须有什么

汉语词典里解释说，人心指人的感情、愿望等。从云计算技术的角度来分析，人心是在人脑构建的虚拟世界里，存储在神经元结点上关于感情、愿望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约束最终形成的逻辑图象，从而约束了人的行为活动。

宗教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告诉人们，心里必须有“爱”，爱自己，爱别人，爱所有有生命的东西，爱一切存在的事物，并且描绘出了“爱”所产生的美好图画。如果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爱”以及关联的美好图象存储在神经元结点，当人的某些行为激活了这些逻辑图象后，就会感到轻松喜悦。

既然物理世界里的一切存在都是科学技术的产物，那么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人心里必须有什么?

第一，维护整体利益的观念。人很难脱离群体而独立生存，因此每个人的行为需要考虑是否会破坏社会群体结构。这是物理世界的自然规律，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个规则是如何出现的，或许是有人类的时候就存在了。

第二，包容。当人们必须以群体的形态生存时，个体之间就必须包容。

第三，互助。为了维护群体结构的稳定，个体之间必须要互相帮助。

(4)人为什么而活

如果不知道物理世界存在的来源，或许就不能真正回答这个问题，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真正寻找答案的途径。但是我们可以对云计算社会里的虚拟世界做一个假设，仅仅只是一个假设，没有任何其它目的。如果在虚拟世界里的“智能”对象也在问自己，“它为什么而活”，那么在物理世界里的人们肯定知道，它们是无法回答的，除非它们知道了虚拟世界存在的来源。

尽管最终的答案要等到人类科学水平能够解决物理世界起源的时候，但是从人类目前所知道的知识里得到的回答或许应该是：人要为更好的活而活。

(5)如何理解为了更好的活而活

如果把物理世界想象成一个结构复杂的迷宫，地球是其中的一间房子，人类生活在这间房子里面，人类目前没有能力走出这间房子，尽管从窗户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但是看到的只是现象，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答案。

当人知道自己存在的时候，这间房子里的一切(包括人)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在没有走出迷宫找到来源之前，“为什么而活”只是一个心态问题。《论语·季氏》里说，“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所以既然已经来了，尽管心里有很多问题，也只能安下心来，想办法让自己活得更好些。

二、虚拟世界是如何采用云计算解决“公平”和“安全感”的

云计算不仅带来新的技术革命，同时也带来人们的观念改变，并通过重建虚拟世界的方式帮助人类解决在物理世界里面临的各种问题。

1、云计算的定义

关于云计算，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定义。

中国电子学会云计算专家委员会委员赵文银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东方文化、数学、软件开发以及云计算研究等不同领域分析研究，并在实际应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包含东方文化思想的定义。云计算是以应用为目的，通过互联网将大量必要的硬件和软件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连接起来，并随应用需求的变化动态调整组织形式所创建的一个内耗最小、功效最大的虚拟资源服务集合。云计算本身并不是计算，也不是单纯的技术，是方法论。

2、虚拟世界的定义

虚拟世界是指具有“意识活动”能力的对象所创建的、不受该对象所在世界的“自然规律”约束的世界。

目前人们知道的虚拟世界有两类，一个是以大脑为载体的虚拟世界;另一个以计算机、互联网为载体的虚拟世界。

3、公平是什么

来自网上的定义：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

《管子·形势解》：“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按照管子的观点，公平是不带任何主观偏向的，包容存在的一切。《道德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认为，天地没有同情心，对万物没有偏爱，都是有价值的事物，圣人没有同情心，对百姓没有偏爱，都是有价值的人。刍狗，在祭祀之前是很受人们重视的祭品，但用过以后即被丢弃。人们对刍狗只是使用而已，并没有什么爱憎。

(1)公平的定义

公平是博弈平台管理者对待平台内对象的一种没有偏爱的态度。公平的体现形式是游戏规则。公平的目的是保证平台的和谐有序发展。

(2)如何理解公平

对公平的理解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博弈平台规则的制订者，规则能否公平设计和管理者的道德修养以及创建平台的目的有关;另一部分是平台内规则的约束者，规则能否公平实行和博弈对象的道德修养以及个人目的有关。

比如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网络软件系统，如果管理者的目的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那么其规则就会偏爱少数人;如果管理者的目的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其规则就会偏爱大多数人;如果管理者的目的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那么其规则就没有偏爱，因此老子在《道德经》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几个博弈平台例子：

国家。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平台，包括很多的内容，比如物质财富的获得和分配方式，每个人获得尊重的程度，动物植物获得关注的程度，自然环境的重视程度等。

游戏软件。这是软件系统所有者创建的为自己赚取利益的平台，管理者在制订平台里游戏规则的时候，具有明确地自私占有目的，因此平台里规则的公平特征只能靠平台管理者的道德修养来决定。如果是缺失道德的管理者，那么在制订平台规则的时候只会考虑如何赚取更多的利益，而不会考虑使用游戏平台的用户利益。

大型企业。对于一个有很多员工以及有大量客户的企业来说，企业管理者制订的规则直接影响了员工的利益以及客户的利益。

4、如何理解安全感

安全感是大脑在形成过程中就已经存储在神经元结点上的边界约束信息，是与生惧来的信息，并不是后天学习到的。尽管我们目前并不知道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但是的确存在这样的事实：如果某个事件会伤害自身的存在，或者其关心的人的存在，那么在他的意识活动里，就会出现恐惧的逻辑图象。这就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

两类情况会造成不安全感：

一是来自身体的危险。比如缺少足够的食物会导致身体的衰弱，自然灾害导致身体的伤害等。这些情况会诱发人脑形成恐惧的逻辑图象，从而产生不安全感。

二是来自人脑虚拟世界单纯的思维活动。当虚拟世界接收到恐惧、威胁的信息时，思维活动会不断组织关联图象，当形成的恐惧图象没有获得解决方案时，不安全感也就产生了。

5、云计算提供解决“公平”和“安全感”的方法

在物质财富有限的社会里，对于博弈者来说，信息不对称是造成不公平的主要因素。每个人都希望获得足够多的物质财富，以便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在没有约束的自由市场环境下，每个人以“自我”为中心，想方设法把更多的财富控制在自己手中，这种现象不仅大大地降低了社会资本的有效使用价值，也造成了社会的混乱。

(1)信息不对称造成了“不公平”和“不安全感

目前存在的一些社会乱象，其根本问题在于信息不对称。解决信息不对称属于单纯的技术方法问题，从本质上讲，任何组织管理实际上就是数学模型和方法的设计。

官员的权力大小在于他控制财富的多少以及控制财富的程度，由于在权力控制下的财富是不透明的，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公开，因此造成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道德只有在身体存在的时候才有意义。在物质财富极度缺少的时候，道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个体生存是最高目标，而当物质财富达到一定数量时，道德的意义就很重要了，因为在这个时候，群体的生存是最高目标。因此道德是宽松的、约束个体对群体做出义务的契约，但是它不能强制性地干预人的天性确保身体的存在而产生的行为方式。

比如在目前的社会，在很多人的意识里形成了这样的逻辑图象，多赚钱是唯一能够保证身体存在(安全感)的行为，而为富不仁、为官不仁的现象加深了人们对这个概念的认同。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的社会里，各种乱象就出现了，道德几乎失去了作用。

法制是对可知的行为做出判断的规则，因此对于不可知的行为，法律是无能为力的，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人们的不安全感来自那些不可知的信息，而非那些可知的信息。

(2)云计算如何提供解决公平和安全感的方法的

人类是不可能摆脱自然规律约束的，因此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是人的天性，所以说教和压制是不能解决公平和安全感的，科学技术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在云计算社会，一些革命性的技术使得重建后的以计算机为存在载体的虚拟世界和物理世界紧密关联，形成了一个信息基本对称的社会。人们可以通过虚拟世界提供的工具和方法了解自身所处的状态，获得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解决方案。

尽管目前不能准确地描述云计算社会最终的虚拟世界的结构，但是可以描述早期的解决信息对称问题的应用软件系统。这些系统是通过模拟目前的社会结构完成的，按照行业提供功能软件模块，按照地区对这些功能软件进行应用管理，对信息进行的权限管理是完全按照现行的政府管理体系建立的，实行逐级管理，比如县级管理人员是所有乡镇级管理人员的上级，从而形成一个覆盖全球的“多系统多用户(如http://em258.com)”云计算系统。

比如通过虚拟政府云解决政府部门信息不对称问题。简单地讲，就是把现实政府虚拟到计算机世界，形成一个和现实政府完全一样的管理体系。采用云计算技术创建的虚拟政府和目前的电子政务系统的本质差异在于：

第一，开发成本的差异。采用云计算技术开发的政府云成本非常低，由于政府的行政管理方式基本相同，因此只需要开发一个县级政府的功能软件系统，就可以通过虚拟化方式，在云架构体系下的全部区域结点上进行应用。

第二，数据存储在虚拟云存储中心，并且按照其内在的物理属性进行关联，形成了全球性的数据生态链。

第三，多层次授权管理。模仿现实政府的管理模式，对虚拟政府的管理人员进行授权。

第四，对各级领导和公务员进行业务动态监管。

第五，获得授权的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可以对相关领导的工作进行监管，比如领导对某项工程的介入程度等。

第六，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数据相互关联，形成数据生态链。比如公安局的户籍数据，税务局的个人纳税信息，工商局的企业人员信息，民政局的慈善捐款人信息，卫生局的病人信息等是相互关联的，彼此之间形成了数据生态链。

三、道德重建是技术过程而不是理论说教

几乎很少有人会认为道德重建属于单纯的技术问题，基本上会认为道德是通过说教来建立的，而说教就是让其他人认同某个观点。老子在《道德经》里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1、人脑是道德存在的物质载体

道德是意识活动的特殊现象，是思维的约束边界，人类通过道德来约束意识活动所产生的逻辑图象，从而达到控制人的行为的目的。

人的意识是通过人脑的特殊装置产生的，因此人脑是意识存在的物质载体。

2、道德的形成过程是简单的技术过程

每个神经元结点唯一地对应一个信息，每个信息同时和很多信息进行关联。当信息达到一定的数量时，网状结构的神经元系统就变成了一个混沌系统，自组织行为使得人脑具有了思维能力。

每次的思维活动需要一个约束信息来终止过程，否则自组织行为就会无限进行下去。道德是最底层的约束信息，约束思维最终所产生的逻辑图象，该图象决定了人在物理世界里的行为方式。

道德是为了维持群体的和谐存在而制订的行为准则，因此道德是具有明确含义的信息。形成道德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把行为准则存储到对应的人脑神经元结点的过程。比如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中的“仁、义、礼、智”，通过一定的形式把这些信息存储在大脑神经元结点上，因此在发生某些行为的时候，这些信息所产生的逻辑图象也会出现，在意识活动的过程中，一些不符合要求的图象就会被过滤掉，从而保证人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

3、几个存储道德信息的技术方法

对于一个混沌系统，如果没有边界约束条件，自组织行为会使系统无休止地运行下去。人脑创建的虚拟世界就是一个混沌系统，意识活动实际上就是存储信息的自组织过程。道德信息是约束自组织行为的边界点，所以建立道德体系实际上就是把道德信息存储到神经元结点，并且成为思维约束边界点。

(1)利用人脑天生存储的“恐惧”等信息，创建新的约束信息。

比如宗教为了帮助人们解决因为“恐惧”带来的痛苦，提出了产生痛苦的原因，并且描绘了未来的和谐美好的图象，而为了未来获得这个美好的图象，宗教会提出一些在当前物理世界里必须认同的道德规范，比如敬畏、感恩、爱等简单的名词以及这些名词对应的图象，然后通过某种形式把这些信息存储在神经元结点，使其成为新的约束边界。这样，由意识活动产生的控制人体器官发生动作的逻辑图象是通过这些约束边界信息过滤后的图象，这个图象不会包含违反道德的信息，这样就保证了人的行为活动不违背社会道德规范。

(2)利用身体器官从物理世界获得约束边界信息。

“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当一个人被蛇咬后，蛇的图象就已经存储在大脑神经元结点上，并且成为约束边界信息，因此当再次看到象蛇一样形状的井绳，被蛇咬的逻辑图象就立即被关联出来。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一些特殊的信息是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存储在神经元结点上，并且成为约束边界信息的。

从技术上分析，在重庆市党员干部中掀起了一场“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进三同”活动，就是在特殊环境下存储特殊信息的技术手段。不过如果想通过这种方式产生预期的技术效果，是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的。

第一，需要预先设计好目标名词，比如尊重、同情、公平、包容、知常、正义等，并且根据具体情况描绘出逻辑图象。这样，党员干部在活动的时候，意识活动会自动把当时接受的信息和这些图象信息关联起来。

第二，已经存储的信息和活动里出现的信息要存在较大的反差。在活动过程中接受到的信息最好是参加活动的人以前不熟悉的，对于一个刚从农村出来的人来说，是很难把这些很熟悉的信息关联到设定好的目标信息上的，更加不容易把这些信息上升到约束边界信息高度。

四、云计算社会：人生的追求会是什么

重建后的虚拟世界使得人们更多的认识了物理世界，更大程度地了解了人的真正需求，因此在云计算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会发生重大改变。人们不再追求拥有物质财富的数量，而是追求健康和快乐的生活。

云计算社会的虚拟世界改变了物理世界的财富分配方式，提供了大量可以快速解决物理世界里重大危机的技术和方法，人们在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下生活，所以人生的追求也会发生变化。

(1)不再挖空心思地设计谋略来聚集更多的物质财富。

人们积累物质财富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身体的各种需要，以便是身体能够健康正常地生存下来，正常生存需要满足两部分的需求，一个是身体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另外一个是人脑创建的虚拟世界内部状态的信息平衡。

每个人都会通过大脑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通过人体的各种器官和物理世界连接，器官从物理世界获得信息，影响虚拟世界对应的逻辑对象，同样，虚拟世界的逻辑对象通过器官影响物理世界里相应的对象。和谐平衡的影响使人健康快乐的生活，病态不平衡的影响会大大降低人的生活质量。比如有钱人通过炫耀财富来增加虚拟世界里“被尊重”的状态，所以他们必须不断地花钱，但是这种行为同时增加了“害怕”失去的状态。

(2)创新是人生追求的乐趣

在云计算社会，重建后的虚拟世界不仅为人们提供对称的信息，同时也提供强大的学习掌握知识的工具。因此基于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全民娱乐猎奇现象、基于欠缺科学知识而出现的养生闹剧等都会消失。创新成为人们获得“关注度”的主要手段之一。

(3)追求精神世界的完善

由于技术的力量保证了身体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因此人们的主要精力转移到了人脑虚拟世界的建设上，寻找方法使虚拟世界的运行和谐美好，使人们总是在喜悦幸福的状态下生活。

　　　 ⒈犬儒主义的来龙去脉

　　　　犬儒主义（Ｃｙｎｉｃｉｓｍ）是个外来词，中文里本来没有现成的对应词汇，通常将它理解为讥诮嘲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这些理解大致不差，不过，我们若想对犬儒一词有更完整的把握，有必要略略追溯一下它的起源和演变。

　　　　我们知道，犬儒主义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西诺普的狄奥根尼。这派哲学主张清心寡欲，鄙弃俗世的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这使人想起老庄哲学，想起某些魏晋名士）。据说狄奥根尼本人住在一个桶里（又有一说是住在瓮里），以讨饭为生。有人讥笑他活得象条狗，他却不恼。“犬儒”之称由此得名。关于狄奥根尼，有段故事很著名，一天，亚历山大御驾亲临，前来探望正躺在地上晒太阳的狄奥根尼，问他想要什么恩赐；狄奥根尼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　

　　　　和玩世不恭恰恰相反，早期的犬儒是极其严肃的，狄奥根尼是一个激烈的社会批评家。他立志要揭穿世间的一切伪善，热烈地追求真正的德行，追求从物欲之下解放出来的心灵自由。狄奥根尼确实愤世嫉俗，他曾经提着一个灯笼在城里游走，说：“我在找一个真正诚实的人。”

　　        随着犬儒哲学的流行，其内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来的犬儒派们发表宏论，竭力鼓吹清贫生活的无比美好，甚至把人们正常的感情也讥为愚蠢。一位名叫德勒斯的犬儒派就说：“我的儿子或妻子死了，那难道就有任何理由应该不顾仍然还在活着的我自己，并且不再照顾我的财产了么？”（这使人想起庄子死了老婆鼓盆而歌的故事）超脱到了这一步，未免就有些矫情，就和冷酷分不清界限了。还是这位德勒斯，某富翁送给他一笔钱，他收下了，对富翁说：“你慷慨大度地施舍给我，而我痛痛快快地取之于你，既不卑躬曲膝，也不唠叨不满。”这里暗含的逻辑是，金钱本是无所谓的东西，我若拒绝你的馈赠，倒显得我把金钱看得太重，太当回事了。我若收下金钱又表示感谢，那也是把金钱看重了，当回事了。因此，正确的做法就是，只要你肯给，我就若无其事地收下它。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这种态度看上去很洒脱，但好象又有些无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问题在于，金钱本来是重要的东西，不是不重要的东西。只不过在生活中还应该有别的东西比金钱更重要。所以，在坚持更高价值的前提下看轻金钱是高尚的；没有更高的追求却又摆出轻视金钱的姿态就不是高尚而只能是做作了，因此，倘若是无功受禄，正常人总会感觉不安。这就是为什么德勒斯以不把金钱当回事为理由而若无其事地收下别人的馈赠，会给人以不知廉耻之感。早期的犬儒派是依据一种道德原则去蔑视世俗的观念，后期的犬儒派依然在蔑视世俗的观念但却失去了依据的道德原则。这就引出了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下贱。既然没有什么东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是要不得的。不难想象，基于这种无可无不可的立场，一个人可以很方便地一方面对世俗观念做出满不在乎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毫无顾忌地去获取他想要获取的任何世俗的东西。于是，对世俗的全盘否定就变成了对世俗的照单全收，而且还往往是对世俗中最坏的部分的不知羞耻的照单全收（别充假正经）。于是，愤世嫉俗就变成了玩世不恭。　

　　　　狄奥根尼坚持真善，揭穿伪善，这种批评精神被后来者扭曲得面目全非。一位人称嘲讽者吕西安的犬儒派以揭穿伪善的名义，压根否认世间存在有真善。在吕西安笔下，那些天真地追求德性的人都不过是大傻瓜而已。按照这派人的看法，世间之人只有两种，要么伪君子，要么真小人。犬儒一词后来的含义就是把人们一切行为的动机都归结为纯粹的自私自利。不错，犬儒派既嘲讽有权有势者，也嘲讽无权无势者，但前者并不在乎你的嘲讽，“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后者却必须赢得人们的同情支持。所以，犬儒派客观上是有利于强势者不利于弱势者。这样，犬儒派就从现存秩序的激进批评家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种共犯合谋。　

　　　　犬儒一词的演变证明，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间只有一步之差。一般来说，愤世嫉俗总是理想主义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义。玩世不恭则是彻底的非理想主义，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义反倒很容易转变为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其间原因何在？因为，许多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在看待世界时缺少程度意识或曰分寸感，对他人缺少设身处地的同情的理解，不承认各种价值之间的紧张与冲突，这样，他们很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便使自己陷入悲观失望，再进而怀疑和否认美好价值的存在，最终则是放弃理想放弃追求。“世界既是一场大荒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荒谬和玩笑对待之。”一个理想主义者总是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之后才变成犬儒的，但正如哈里斯所言：“犬儒不只是在过去饱尝辛酸，犬儒是对未来过早地失去希望。”

　　　　说来颇具讽刺意味，早期的犬儒是坚持内在的美德和价值，鄙视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可是到后来，犬儒一词正好变成了它的反面：只认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否认内在的德性与价值。王尔德说：“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物的价钱一清二楚，但是对它们的价值一无所知。”

　　⒉ 专制与犬儒

　　        密尔早就指出，专制使人变成犬儒（这使人联想起王夫之的话：“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专制既是一种极端的专制，因此它更会使人变成犬儒。在**专制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容易变成犬儒。统治者变成犬儒，因为他们早就不相信他们口头上宣讲的那套理论和原则，他们只把那些理论和原则当做维护权力的手段以及镇压反抗的借口。在被统治者方面，当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实际上处于被愚弄被压迫的境地，很容易转而对一切美好的价值失去信心。尤其是在试图反抗又遭到严重的挫折之后。这样，他们就可能放弃理想，放弃追求，甚至反过来嘲笑理想，嘲笑追求——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这样，他们就变成了犬儒。当然，统治者的犬儒主义和被统治者的犬儒主义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广义地讲，它们都可以归入犬儒主义。

　　　　按照欧文·豪的分析：极权主义有三个阶段，（一）、乌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诱发了狂热，而狂热则导致了（二）大规模的恐怖和人间地狱，然后，狂热与恐怖被耗尽，于是，（三）、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即犬儒主义。　

　　　　我以为极权主义有四个阶段，在狂热和恐怖之后常常还发生过反抗，在反抗受挫之后才会出现普遍的犬儒主义。极权统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通过大规模的恐怖而得以巩固，但是，狂热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后是靠着人们的消沉与冷漠，极权统治才得以维系。

　　⒊史密斯笔下的俄国人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他那本写于一九七六年的《俄国人》一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我们知道，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后，赫鲁晓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他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做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著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后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党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老是许给未来呀！”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土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象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在新形势下，正象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就我的感受,中国这样的情况是很普遍的,俄国人跟我们也有些类似,可以比较,这对与我们的创作有一定的借鉴.

　　  中国现在的当代艺术很强调个人体验,这本身没错,但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这样-好看\时尚\个性\娱乐,中国的历史是最适合后现代思潮生长的土壤,只是可惜,我们没有充分现代性的文化做铺垫,所以对人类基本伦理底线的漠视和互不信任成了社会的主流,贾樟可的《世界》充分表达了这样的中国分裂现实的悲剧。

　　  而由于中国的历史，极端民族主义成了批判的障碍，任何不中听的话语都成了帝国主义颠覆中国的阴谋，我们不在乎了，只在乎口袋里的人民币。

　　中国知识分子的贫弱，让批判大都流于情绪上的愤怒而让人生厌，让我们沉下心来，好好体验和研究中国的现实，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要回避，但也不能只是愤怒，拿出具有智慧的东西，这个智慧要比强权更有力量才能赢得人心

作者：徒步旅行 『天涯杂谈』一个原自古希腊的哲学

  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

                                                                                                                                                                 美国加州圣马利亚学院英文系教授

　　深圳作家王四四在名为《我们现在还相信甚么》的文章中讲到了他两个朋友的故事。第一个朋友觉得他现在自己的左手都不相信右手，“左手帮右手挠痒痒，右手想，挠得那么舒服，不知用心何在。右手帮左手擦肥皂，左手想，搓得那么起劲，然后要干甚么？两只手端一碗热汤，左手想，我得自己端住，别指望右手；右手也同样这么寻思。

　　结果，害得（他）多花了一倍的劲。”第二个朋友“在儿子三四岁时，给他上了一堂启蒙课：儿子要喝水，他给了一杯。儿子喝了一大口，烫得哭了起来。他说，谁让你不试试烫不烫，甚么都得自己试，谁也别信，爸爸也不能信”.这两个都是关于不相信的故事，一个是自嘲，另一个是教儿子吃了亏要学乖，生动地刻画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犬儒主义：

　　1.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

　　2.现代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甚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疾俗的一面，也有委屈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犬儒主义在其它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中也存在，但是普遍到一般人觉得左手、右手之间的信任都出现了危机的情况却并不多见。这种危机是整个公众政治和道德生活危机的冰山一角。当今中国社会的犬儒主义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怀疑戒备心态，而更是一种人们在特定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中形成的生存方式。与这一统治和被统治关系有关的犬儒主义，分别表现为在上者的第四权威和在下者的现代现实主义。它们的形成和特征，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犬儒主义和后极权社会

犬儒主义（cynicism）的鼻祖是公元前五到四世纪希腊的底约基尼斯！猧ogenes），他的哲学一反当时浮夸的哲学和社会习气，以行动而非理论向世人展示他的贫困哲学。为了证明人对尘世物质要求越少便越自由，他生活在一个桶里，以最低生存需求来生活。雅典人因此称他为“犬”.以节欲克己来谴责人间超度的权力行为，使得犬儒主义成为一种社会讽刺和批判哲学。在底约基尼斯那里，犬儒主义还是一种以无所求来保持思想独立的理想哲学。古代的犬儒主义具有三种倾向，一是随遇而安的非欲生活方式，二是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三是戏剧性的冷嘲热讽。从公元三世纪起，犬儒主义开始分化出在下者和在上者的犬儒主义。对于在下者即普通人来说，犬儒主义是一种任人摆布的勉力生存和宣泄愤懑的方式。正如杜德雷！猳nald R.Dudley）所说：“犬儒主义者是布道人，他们所布之道是，不管世道怎么个变法，日子总得过下去。”

下层人面对世道的不平和权势的强梁，没有公开对抗的力量和手段，冷嘲热讽和玩世不恭便成为他们以谑泄怒的主要表现形式。

对于在上者即权势精英来说，犬儒主义则是一种对付普通老百姓的手段。公元三世纪的享乐主义哲学家西欧多罗斯（Theodorus ）就已经开始将犬儒主义精英化和权术化。西欧多罗斯是克兰尼贵族，是享乐主义哲学的代表。享乐主义和犬儒主义虽然在物质享乐问题上针锋相对，但却都鄙视现存价值（前者认为它不够理解享乐，后者则认为它过于沉溺于享乐），因此而有了衔接的可能。和底约基尼斯一样，西欧多罗斯强调的是智者和平常人的区别，但他更强调智者有权设置自己特殊的游戏规则。智者是自我完足的，适用于傻子们的规范标准并不适用于智者，一无所有的生活对傻子们有好处，但对“我们”智者就未必。智者并不相信过苦日子有甚么好，但“过苦日子好”这个想法却能让傻子们安于本分

从西欧多罗斯起，在上者的犬儒主义就成了权力精英设置双重标准，说一套做一套，把普通人当傻子来控制的政治伎俩。

　　在现代社会中，互相联系的上下分层犬儒主义表现就更为复杂。

现代社会各领域的分化和各自建立的领域规范，使得权势政治和大众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经常处于冲突状态。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和令人失望的政治表现之间的差距使得普通人对政治敬而远之，甚至视之为不道德的事业。现代大众对政治冷漠，他们的犬儒主义其实往往包含了一种波维斯（Timothy Bewes ）所说的“崇高的、升华了的价值尺度”，它往往“把抽象的真理和正直看得远比政治美德所强调的行动和想象来得重要”

大众犬儒主义发自大众受压抑的道德意识，是一种大众对现代政治功利伦理的无可奈何的不满和抗议。不管多么无奈，大众犬儒主义毕竟表现了大众某种独立的自我意识。

　　并非所有的现代社会都有大众犬儒主义存在。在控制严厉有效的现代极权社会中，犬儒主义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为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强制相信的状态下。真正有效的正统意识形态统治，其控制能力不只表现在扑灭异端思想，而更表现在封杀异端思想的可能滋生空间。　　

以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为经验背景的大众社会理论所强调的，正是极权意识形态对大众思想统治的绝对有效性。极权社会的“大众”指的不只是人数众多，而更是众人彼此隔离、相互疏离的状态。极权统治下的大众不断受到政治运动激励，不断处于动员状态之下，因此而聚合为“群众”，更确切地说，是“革命群众”.极权制度中，合众为群的关键力量是一个力行政治专制的群众政党。正如法国政治学家勒夫特（Claude Lefort ）所说：“群众政党是极权主义的绝佳工具，国家和民间社会因此而成为一体。在每一个公开场合，党都体现了权力的原则；它传播某种普遍规范，使得这规范似乎出自社会本身。”

群众社会不断处在“积极行动命令”之中，并以此形成绝对整体的大众社会。　

　　极权统治用敌我对立（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来统治社会。在极权社会中，没有人敢承认自己游离于公共政治之外，没有人敢公然对政治表示冷漠和怀疑，更不要说对它冷嘲热讽。奥维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所描绘的正是一幅不容冷漠和怀疑存在的极权社会图景。这不是一个绝对没有邪思的社会。极权制度下的邪思是“双重思想”，不是犬儒思想。双重思想者对自己思想的罪孽深信不疑，对自己所犯的思想罪行一面恐惧万分，一面却欲罢不能。他一面心存侥幸，但愿能免遭暴露，但一面却知道不可能永远侥幸。正如罗森（Paul Roazen）所说，双重思想是一种“病”，“只有用双重思想才能理解双重思想”。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难理解双重思想的恐惧和罪孽感。与双重思想相比，犬儒思想并不带有自我罪孽感。在它那里，怀疑正统成为一种常态思想。无论从认知还是从道义来说，不相信都是常态，相信才是病态；相信是因为头脑简单，特容易上当。犬儒思想者也不再受恐惧感的折磨，因为他知道人人都和他一样不相信，只是大家在公开场合不表明自己的不相信罢了。　

　　当专制制度中“双重思想”让位于犬儒思想的时候，极权的铁牢已经转化为后极权的“丝绒牢笼”.犬儒思想的生存空间给人一种后者比前者自由的感觉，乐观者甚至声称后极权制度已经产生了“半独立的”民间社会。但这种“自由”是极有限度的，因为它是一种受制者的自由。即使在事实上没有干涉或不太可能干涉的情况下，受制者仍处于脆弱的状态，因为统治者随时可能进行干涉，受制者不受干涉的限度是由统治者安排的，受制者和统治者都知道这一点。正是这种受制地位，使得受制者即使在不再相信统治者的情况下，也必须按统治者所定的规则继续玩假装相信的游戏。把受制者的自由炫耀为真正的自由，这本身就是后极权制度下一种特有的犬儒主义。　

　　极权和后极权统治都依赖意识形态的谎言控制，即奥维尔所概括和描述的“新说法”（Newspeak）。哈維爾（V áclav Havel）曾這樣列舉了極權和後極權的“新說法”：

　　“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使人渺小说成人的完全解放；剥夺人的知情权叫做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遵法守纪；压制文化叫做百花齐放；帝国影响的扩张被说成是支持被压迫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为该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甚么也不怕，假装从不做假。”　　

　　“新说法”是后极权权势犬儒主义最集中的体现。“新说法”“表述了官方意识形态核心思想”，成为权力规定真理的根本手段。　

那些代表“官方真理核心”的思想（如“阶级斗争”或“四项原则”）将公众语言变为禁锢思想的统治工具，“新说法的语言作用，不仅在于言说官方理论，更在于杜绝它异思想的发生”

    随着极权统治有效思想控制条件（专制政党的可信度记录，与世隔绝的经济和信息存在方式，意识形态和政策的一致性，等等）一一消失，后极权统治的思想控制已经不再具有实质效力。但它仍具有表面的效力，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知道这一点。统治者的绝对权力仍控制着公众空间，仍有能力将被统治者的怀疑和不信都排除在公开话语之外。这种后极权意识形态统治产生的是一种不容说理的政治犬儒主义。它的关键不在于说甚么，而在于为甚么能这么说；不在于说了你信不信，而在于就是你不信，你也不敢公然说出不信。后极权政治犬儒主义心照不宣地把普通人当傻子，它所行使的是一种特别的统治权威的合法性，古德法勃（Jeffrey C.Goldfarb ）称之为第四种合法性，我们不妨称之为第四权威

第四权威玩弄意识形态，其犬儒主义手段不仅表现在它如何继续运用旧的意识形态信条，如“社会主义”、“党领导一切”等等，而且也表现在它如何引进一些新的政治理念，并对之作所谓“中国特殊性”的处理，如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和“人权”.第四权威建立在受制者不相信，但又不能公开说出不相信的基础上。因此，它完全不同于韦伯（Max Weber ）所说的那三种以取信于受制者而获得合法性的权威形式（理性法制、个人魅力和传统）

第四权威之所以得以建立，乃是“因为统治者对于公开知识的垄断是得到受制者公开认可的。当然，受制者也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只要没有人公开质疑这种垄断，它就无须提供说明，无须负任何责任”

当权者必须在确保大众不敢反对的情况下，才能公然把他们当傻瓜对待，也只有在大众不公开反对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其犬儒式统治。

　　与在上者第四权威共生的，是在下者即普通人的弱者犬儒主义。

它是一种对现实的不反抗的理解和不认同的接受，也就是人们平时常说的“难得胡涂”.弱者犬儒主义使在下者在并不真傻的情况下，深思熟虑地装傻。既然我没法说真话，那么你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不这么说也得这么说，由不得我心里想说甚么。我照你的说，不见得有好处，但不照你的说，说不定就有麻烦。我知道我照你的说，你未必就相信我，未必就拿我当回事；但我不照你的说，你肯定会说我不拿你当回事。既然你要的不过是我摆出相信的样子，我又何必在说真话上面空费心思。这种颇费心思的不相信和谎言，它们所形成的犬儒主义，便是古德法勃所说的“现代现实主义”，这里的现实指的主要是完全假面化了的公众领域和公众话语机制

假面化的公共生活和犬儒式抵抗专制权力垄断控制公共话语领域，公众生活被强制性地假面化，这是后极权社会中体制性的犬儒主义的特征。凡是专制权力，都需要用美妙崇高的公共话语为自己作道义包装，但受制的大众对这种包装的相信程度却不相同。事实上，相信或不相信这一包装乃是区别极权和后极权这两种专制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区别对于区分大众所受的不同种类的意识形态控制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极权的强势统治和后极权的弱势统治是两种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控制。前者以洗脑的方式迫使大众参与，不断共同再生统治他们自己的社会制度；后者则以不让公开说话的方式迫使大众相信现存的社会制度为不可改变。前者要使大众觉得现有社会秩序是最为合理美好的（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后者则要使他们觉得现有秩序即使不好也不宜改变（如“一搞民主就乱”）。前者将现状合理化，以达到最高程度控制；后者将现状自然化，以达到较低程度的控制。在低程度意识形态控制的社会中，现实失去了意识形态的道义支撑，大众对缺乏支撑的现实却又无力改变。这种无力感便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对整个公众生活（包括政治和公共道德）的冷漠。

　　在民主社会中也存在政治冷漠的问题。政治冷漠甚至是民主社会中大众犬儒主义的主要表现。但是，民主社会中的犬儒主义并不涉及整个公共生活领域，它对政治的失望也不延伸为对公共道德的失望。

　　相反，人们疏远政治，往往是因为他们觉得普通公民在社区、宗教和社会运动（如民权、环保与和平）等公众领域中活动，比在政治中更能维持出色的道德水准。大众对政治的失望与政治活动的虚伪有关。

　　但是，在民主国家中，政治虚伪受到权力制衡和舆论的遏制；政治家不可能老是说一套做一套而不被选民唾弃。所以，政治虚伪与其说是因为权力把持了真理的论坛，还不如说是因为政治理念和实践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差异

　　中国大众对政治冷漠，则是长期体验虚假政治的现实教育结果。

　　国内论者对此已多有论述。王蒙在谈到王朔作品中的玩世主义时指出：

　　“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至生命——开了玩笑，……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其次才有了王朔。”王力雄则指出，“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空壳化”，将“‘公有经济加极权政治’（马克思加秦始皇）”改换为“资本主义加极权政治”，使得极权政治因失去了社会主义的道义目标而成为赤裸裸的极权。王力雄写道：“邓把‘实践’奉为唯一标准所导致的挂羊头卖狗肉，对于回避行为与意识形态的分裂固然聪明一时，却由此腐蚀了意识形态之所以可以立身的基础——真诚。‘不争论’进一步导致了说一套做一套的言行不一，形成近年中国官场一大特色——集体心照不宣地‘打左灯向右转’.犬儒主义成了主流价值观。”。“说一套做一套”形成了当今中国犬儒文化的基本特点。它不仅弥漫于政治领域中的公开话语，而且成为社会普遍的欺诈、虚伪和腐败行为不成文的规范。按此规范言论行事已成为人们日常活动的自我保护手段和生存技能。人人都说谎、都作假的状态常被解释为是大众的个人道德意识出了问题。其实，如此犬儒化的社会所面临的与其说是个人道德危机，还不如说是公众生活规范危机。公众生活的道德规范和个人道德良知不同，它并不依赖“良心”的维持，它的维持机制是法制（由民主程序所产生和执行）、舆论（以自由言论为基础）和传统（以长期形成的民间正义为核心）。充斥着腐败和谎言的公众生活，不是没有规范，它有它自己的规范，它的规范就是虚假。

　　从社会批评的角度来看，虚假只是假面化公众生活的征兆，而其症结则在于理性社会规范机能的坏死。理性社会机能就是民主的机能。

　　在民主法制和独立舆论比较完善的社会中尽管也存在虚假和腐败现象，但民主法制和独立舆论能将这些现象的危害降至最低的程度，使之不能恶化为全社会公众生活规范的制度性危机。当今中国社会中，法制由专断权力所操纵，舆论为权力充当喉舌，传统的民间正义无法作为独立舆论介入公众体制。普通人在虚假和腐败问题上抱犬儒主义态度，不仅仅是因为虚假和腐败充斥于现实秩序之中，而更是因为现有秩序已不再能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体制性条件。

　　大众犬儒主义对现有的、假面化的公众生活秩序既有妥协和参与的一面，又有不满和抵抗的一面，这两个方面本来就是犬儒主义乞行天下、冷嘲热讽这两个特征的结合。前一个方面使得大众犬儒主义成为现有公众领域的一部分，成为一种与之相协调的现象；后一个方面则使它疏离现有的公众领域，成为假面公众领域边缘处的批评立场。

　　这一批评立场的领域性质相当暧昧，它与其说是个人的，还不如说是下层的；与其说是异端的，还不如说是受制的；与其说是独立的，还不如说是衍生的。大众犬儒主义的这些性质使得它形成了独特的民间性，也使得它得以从制度性的公众生活领域（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及其犬儒主义脱离出来，形成一种特殊的弱者抵抗形式。

　　民主社会中对大众犬儒主义的批评，大多强调它与现实妥协的一面。批评者大多认为，在民主制度中，犬儒主义不同于批评理性，它是一种非理性的否定和怀疑，因此它与民主政治文化的理性共识机制不合。勒纳（Michael Lerner）指出，“犬儒主义不像理性怀疑主义那样相信人可以改变世界”.对犬儒主义的批评，其合理性必须从民主公共话语空间的自由度来理解。民主公共话语空间既不排斥犬儒式怀疑，也不排斥理性批评，但是只有理性批评才对民主公共话语空间有建设性的贡献。你可以和持理性批判的怀疑者作理性探讨，但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服犬儒主义者，因为“犬儒主义像是抱定宗教信仰般地不相信有任何根本变化的可能”

　　在非民主社会中，对现有经济、政治和文化统治的质疑和反对不可能自由进入公共话语领域。无论是持理性批评的怀疑还是根本拒绝相信的犬儒主义，它们都只能存在于公共话语的边缘或之外。对大众犬儒主义的评价当然也就不能只是着眼于它与并不存在的民主理性政治文化是否和谐。大众犬儒主义明显的边缘性和不自由状态，凸现了它相对于官方话语的受制性和由此生发的不满。

　　表示不满的民间大众犬儒主义，其冷嘲热讽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市井流传的笑话、传言、歌谣、顺口溜和种种异类文艺。它所包含的拒绝和抵抗具有高度的隐蔽性和伪装性。对于它来说，“公开表现的条件是，它相当隐晦和曲折，可以作两面不同的阅读。其中一面是不招惹当局的，这一面也许有些乏味，但却因此留下了一条全身而退的后路”.除了隐晦和曲折，这类民间或大众文化存在的另一个条件是不与统治性的公开语本正面冲突，“民间文化的暧昧和多义，只要它不直接与统治者的公开语本对抗，就能营造出相对独立的自由话语领域来”

　　民间犬儒主义是一种扭曲的反抗，它折射出公众生活领域的诚信危机及其公开话语的伪善，但它却不是在说真话，更不是一种公民们公开表示异见的方式。犬儒式反抗对于建立理性、诚实的民主公众话语的正面贡献是极为有限的。民间犬儒主义的某些形式，包括一些痞子文学（如王朔的一些作品）和异类艺术（如“波普艺术”和“玩世绘画”），在反对政治神话的同时，往往借助大众消费文化制造出一个新的神话——市场神话。异类思想在面对政治和经济双重挤压的时候，无法依靠犬儒表现来保持独立的批判理性。市场本身就是当今中国最主要的权势犬儒的本源之一。市场操作不择手段地谋利，唱的却是发展社会福利和提升中国地位的爱国高调，它的说一套做一套并不比政治权势逊色。就其犬儒主义操作而言，大众商业文化对异类文化的利用和它对爱国主义话语的利用并无性质上的区别。在公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言论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大众商业文化不可能为民间犬儒主义提供一个转化为独立批评的理性空间。要想改变民间犬儒主义扭曲性的反抗，或者甚至改变当今中国上下互动的体制性犬儒主义，最终还得从建立允许说真话、鼓励说真话、必须说真话的理性公民社会秩序着眼。

作者：徐贲 原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1年6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页82-88.

1941年7月，胡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发表了《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精彩讲演，非常有影响力。他在演说中引述了美国政治家Max Eastman对极权主义二十个特征的概括，并认为不管哪个政权只要具备这二十个特征中的任何一个特征，便具有二十分之一的极权主义本质。

 极权主义的二十个特征是：

1、把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

2、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

3、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

4、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

5、神化“领袖”，把领袖当作一般信仰的中心。

6、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和欺骗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

7、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

8、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

9、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

10、使人民陷入文化和信息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

11、由政党统制一切艺术文化。

12、破坏政治信义，使用虚伪和伪善的手段蒙蔽人民。

13、政府有计划地实施罪恶行为。

14、鼓励人民陷害和虐待所谓的“人民公敌”。

15、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法对待所谓的“人民公敌”。

16、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

17、不择手段地鼓励人口增加。

18、把劳工阶级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到处滥用。

19、禁止工人的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

20、工农商各行各业皆受执政党领袖统制。

   在社会的某一低层次阶段，极权主义也许可以与经济发展并存（亨廷顿认为民主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的联系），但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对资源配置的需求必然挑战来自极权主义的束缚。任何国家的政权如果具有上述特征中的一个或几个特征，就谈不上是文明政治，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必将受到严重阻碍。

欧文指出极权主义有三个阶段：

（一）乌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诱发了狂热，而狂热则导致了

（二）大规模的恐怖和人间地狱；然后，狂热与恐怖被耗尽，于是，

（三）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即犬儒主义。我以为极权主义有四个阶段，在狂热与恐怖之后常常还有过反抗，在反抗失败之后才会堕入犬儒。极权统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靠人们的冷漠而维持。当极权统治正由于人们的反抗而摇摇欲坠之际，人们却由于沮丧而停止了反抗。这就是一个理论上不该存在的政权在实际上还能存在的原因。这就是今日中国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