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宇(财经评论员)

　　借用鲁迅先生的话，我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股市。当2000年的银广夏超级骗局已成往事，当杭萧钢构事件也已随风飘散，当低迷了两个月的股市又重新吹响了反攻的号角，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典型案例来重新审视中国股市的劣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王石妻子短炒万科股票一事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据深交所的数据统计，从今年5月9日到6月13日，已有202位上市公司高管直系亲属买卖了其亲属任职的上市公司股票。这些上市公司“自家人”在上述期间炒股获利近1.4亿元！上市公司高管亲属成为股神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

　　如果我们不被大牛市冲昏了头脑的话，不会忘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高管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现象在今年初曾大行其道，许多高管打着法律的“擦边球”在二级市场上高抛低吸成了短线高手。这直接导致了证监会在4月10日出台了《上市公司高管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随后上交所和深交所也出台相关指引。但百密一疏，由于管理规则和交易所的相关指引对高管亲属网开一面，高管亲属又浮出水面，让本就混浊不堪的市场变本加厉。

　　这暴露了中国股市的“法律劣根性”，即法律条文的模棱两可和监管部门的执法不力。本来，资本市场是最能体现市场经济魅力的场所，但却被一个坏的游戏规则异化成了寻租与政策市场。以高管股份转让为例，上交所根据《管理规则》出台的相关指引并没有把高管亲属纳入监管范围，而尽管深交所出台的相关指引首次把高管直系亲属交易行为纳入监管视野，但也只是规定其“应在买卖本公司股份及其衍生品种的2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董事会向深交所申报，并在深交所指定网站进行公告”，而并未像针对高管本人那样禁止性规定高管家属在特定的时期内“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这给高管亲属在重大利好或利空信息披露的“最前沿”买卖本公司股票提供了契机。而且，由深交所网站披露略显不妥，因为即使披露了绝大多数投资者都可能无从知晓。笔者认为，应该在上市公司公告里体现，万科“股票门”事件也正是在王江穗准备卖出万科A股时万科发出的公告才引起了投资者和公众的极大关注，可见，这个信息平台更能体现“三公”原则。

　　诚然，证券监管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由于多级委托—代理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即使在资本市场最发达、监管最完善、股东权益保护最好的美国股市都会发生“安然事件”这样的丑闻。但这并不是我们用以推脱责任的借口，须知我们还有许多监管制度付诸阙如，比如集体诉讼、辩方举证和民事赔偿等等。为什么不能利用“后发优势”通过移植来完善市场的交易制度？

　　或许，这与中国股市的定位和监管部门的职能定位有关。从最初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毒草无人问津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成为国企产权改革的圈钱场，到目前成为金融改革的助推器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大牧场，中国股市的定位一直都“特立独行”，唯独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停留在文件上。再加之，监管部门对融资量和股票指数的“反应过度”，监管责任“退而求其次”，导致中国股市一直在一条奇异的轨道上运行，过大的离心力把前仆后继的中小投资者一波又一波甩出场外。

　　万科“股票门”或许对于王石来说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对中国股市来说却已是司空见惯。作为房地产界的“带头大哥”，我们相信王石在致歉博客中流露出的真诚和无奈，但即使最终“不违规”也不见得就万事大吉。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典型案例来推动中国股市的制度建设，起码成为一个生动活泼的教材，更希望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为推动中国股市的健康发展心口如一地说一声“我能！”

对于中国来说，股市的救市问题尚悬而未决（目前只停留在官方媒体发布稳定股市的言论上），局部房地产市场的大跌也让救市说甚嚣尘上，而且不仅仅是很受伤的开发商和投机客在鼓噪，某些官方的研究机构通过“客观分析”也认为房市非救不可，其中不乏“条件反射”的因素。

所谓救市也就是拯救市场，一个自然的逻辑是市场失灵了当然就要找政府，但由自利人组成的政府也会失灵，会有寻租腐败和利益输送，而且政府拯救金融市场其实给了投资者一个隐性担保，会增加投资者的道德风险从而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但这些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现实世界奉行的是实用主义的逻辑，或者其他的不为人知的逻辑，这从各国政府不遗余力的救市举措中可见一斑。

虽然同名为“救市”，但中国的情况还要更特殊一些。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求政府“放权让利”，但在有些领域政府仍然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与一身，而且还成了“最佳射手”，由此导致的政策性投机本身就会扰乱投资者的投资预期进而放大市场失灵。如果在市场失灵时引入政府，这本身就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困境，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将“剪不断，理还乱”。

作为市场经济标本的美国，其政府当然也并不是尽善尽美的。《货币战争》中金融家通过金融市场“绑架”政府进而席卷全世界财富的大胆假设，正在逐渐被清晰的现实所证明。美国政府通过滥发美元以及无节制的信用创造在全世界制造了通货膨胀，少数的金融家们在证券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左右逢源。金融家们手中的资本利剑让任何一个政府都无可奈何，在危机出现时除了“配合”市场，为金融家们的玩火埋单别无他途，这就是理解美国政府救市的一个充满善意的逻辑。

拿什么来拯救金融市场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对于正在转轨中的中国来说，救市首先就是要把行政权力从市场中抽离，然后才谈得上政府对纯粹市场失灵的拯救。而美国的情况则表明，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拯救其实是一种纵容，金融市场充满着非理性的人为因素，这或许是中国在未来不得不要面对的宿命。因为即使让金融市场完全走向市场化的轨道，金融市场本身的“劫贫济富”取向也会让政府感到尴尬，救市最终的结果也是用大多数人的钱来弥补少数人的利益受损。

看来问题出在高度自由的金融市场本身。美国洛约拉大学哲学教授大卫·施韦卡特在《超越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全球化时代充斥着无限的消费诱惑、神秘的金融魔力、残酷的不平等和深刻的非理性，可替代的制度选择是在商品和服务市场采取市场取向，但在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要实行“经济民主”和“投资控制”，因为高度自由的金融市场不会弥合反而会加大贫富分化，大卫·施韦卡特的理论对于正在进行全面市场化改革的中国来说是个出人意料的警示。

    有朋友将目前的市场与1929年的世界大萧条相比。笔者认为，情况不至于那么悲观，现在以黄金为抵押的货币紧缩情况不存在，而全球的财富家底也要厚得多。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全球财富买单。由于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国际上有舆论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成为美国的最后贷款人。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截止去年6月底，中国大陆投资者拥有上述机构3760亿美元的长期债务，几乎占海外持有这些机构债务总量的三分之一。按中国所持外国资产的增速推算，经济学家布拉德•塞斯特(Brad Setser)估计，中国目前持有5000亿至6000亿美元的美国机构债务，占未清偿美国机构债务总量的十分之一。我国的财富集聚与使用方式，使中国成为美国金融机构的补贴者。

    中国市场相对封闭，不等于中国市场估值不受国际市场影响：国际市场上升，中国市场未必上升；但国际市场下跌，中国市场放大镜似地放大国际市场的恐慌因素。7月8日前后，油价下跌美元暂时止跌，中国股市与美股同步企稳；而在7月18日前后，全球与中国市场再次出现异动，由于美伊两国牵手，国际油价地缘紧缩因素消失，油价下跌至每桶130美元以下，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好于市场预期。美股上升，A股市场在7月19日拉升。大盘股的拉升成为国家队对奥运维稳行情的新一轮博弈，时间点与美股上升几乎相符。中石化业绩下降50%的预报反而成为投资机构的兴奋剂，那原因当然是在市场因素之外。

    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价权逐步被外资控制。我们不应该如同井底之蛙，认准QFII数量不高，外资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就不大。实际上，外资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国际投行掌握了中国企业的评级权利，高盛对于中国银行股的建议是卖出，国际投资者正在照此建议而行。上半年，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中国指数（MSCI China）下跌28%。该指数跟踪中国股票在海外市场的表现，公司构成与沪深300指数接近。在国际市场，中国概念股也遭到了严重抛售，这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和企业基本面发生负面预期的结果。

    不仅如此，一些国际投资机构开始唱空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市场，进而唱空该地区的实体经济。据《金融时报》报道，今年头5个月，中国国有企业总体同比税前利润增幅仅有1.5%。剔除承担着中国政府燃料补贴成本负担的炼油厂，情况会稍好，但仍远低于去年30%的增幅。花旗集团的研究报告称，今年迄今为止，大宗商品成本的上升速度比出口价格快23倍。估算息税前利润目前为12.1%，排名低于美国、欧洲及全球其它新兴市场。随着亚洲各国央行试图抑制通胀的高涨，借贷成本可能会进一步提升，严重侵蚀大型借贷者的利润。

    中国资本市场定价权的逐步丧失是先天不足导致的。一些上市公司在A股、H股、美股市场上市采用不同的估值，A股最高，如果各市场估值体系接轨，那么A股估值重心当然下移。这说明，起码在资本市场，人民币是被高估的，只有人民币贬值，中外资本市场的估值才能接轨，这就意味着境内投资者财富只能缩水。

    在中国颇有市场的国外机构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开出的药方是错误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7日表示，新兴经济体必须将抗击通胀作为“头等大事”。新兴市场必须提高利率，削减政府赤字，并加大货币升值步伐，以抑制通胀风险。

    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世纪对抗全球金融风险的老药方，除了在韩国等少数地区，他们的药方全都失败，与此相对应，此次金融风暴的发源地美国正在不顾一切扩充信贷。很不幸，IMF在中国有大批追随者，他们以货币紧缩政策恶化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以行政手段打乱资金的市场化配置。使中国股权交易等定价权落于外资之手。

    美国政府一直在帮助企业度难关。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救市史，虽然并不是直接抢救资本市场，却使资本市场受惠——1932年，补充《紧急救济和建筑法》，“在紧急情况下”开放贴现窗口，1933年《紧急银行法》，1934年工业进步法，新增第13条第2款，放大对企业贷款，1958年修改《小企业投资法》，废除的第13条（ b ）。1970年、1975年，美国政府与美联储帮助宾州中央铁路与面临财政困难的纽约市度过难关。1991年，联邦存款各队公司发送法，经修正后的第13条第3款，让美储在紧急时期直接帮助部分企业；2001年911发生后降息放松贷款，2007、2008年，出台一系列措施帮助金融机构度过次贷危机。

    什么是政府的责任？这就是。什么是央行的责任？这就是。采取正确的激励措施，使优质的企业度过经济下行周期，使资本市场的信心始终不灭，使国人对于前景充满希望，乐于共度难关。

注：感谢邹恒甫先生，提供了对美国经济的见解。他是乐观者，而我仍然在观望。同时，他也提供了寻找美国政府干预、免于市场的资料。有朋友认为两房债券等同于美国国债，不会受损。愿望很好，但过于天真。发债主体发生危机，或者等级下降，必然对债券造成负面影响。美国政府支持主要在嘴上，反对势力强大，美国国会还未通过，即使国会通过救援案，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支撑债券价格，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