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傅对罚单的质疑被提交到湖北省交警总队。总队派出专家进行了调查。电子眼抓拍记录是：鄂A
几经周折，错误终于被找出来了。调查组发现，大埠村电子眼显示的时间比北京时间慢了20分钟。里程并没有变，运行时间却由23分钟变成了3分钟。
尽管电子眼的错误被查出来了，司机们的担心依然存在 “这次是因为错得太离谱。假使只是慢一两分钟，一样会被错判为超速，那么这罚款还免得了么？”
我们的担心不是多余。按照质监部门的规定，电子眼和锅炉、电梯一样，属于国家强制检测的设备，而且要进行年审，凡是没有经过检测的一律不得使用。但事实上，绝大部分电子眼在安装前未经质监部门检测，也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年审。
结合我国的行政处罚法来看：交管部门单纯依据电子眼记录进行处罚，在处罚主体和执法程序上都有与法律相违背之处。
据了解，我国绝大多数地区使用的电子眼，只能识别车辆的前后牌照号码，并不能拍摄到车辆驾驶人”
因为无法识别驾驶人，而根据车辆牌照号则很容易找到车主。目前全国公安交管部门通行的做法是，根据电子眼记录，将罚单直接开给车主。
这种处罚方式既不合乎逻辑也不合法。行政处罚法明文规定，违章者才是行政处罚的对象。而现实当中，我们都知道：买车的人并不一定开车。
另外一个事实是：电子眼记录一般在违章日期半个多月后才予以公告，而通过邮寄送达的时间则更晚。
而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同时法律还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交管部门现行的告知及送达方法，显然不利于处罚对象的陈述和申辩，因为离事发时间半个月后，当事人已经无法准确记清当时的情况。
当然，交管部门也有他们的理由：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常常被拿来作为电子眼罚单的依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
我们并不否认，第一百一十四条立法初衷在于确认车辆的所有权人和管理人也是交通的参与人，同样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主体，所以，在驾驶人员违法确定不了的情况下，由所有权人承担责任，承担对自己涉及公众安全的交通工具管理不善的责任，也有其合理之处。
我们的质疑并非针对电子眼，而在于电子眼监控交通，谁来监控电子眼？谁来保证电子眼执法的公正性？
成立20年、其间从事长达15年“认证”工作的全国牙防组，于上月末被卫生部撤销。卫生部同时也放出狠话：要把全国牙防组的经济问题一查到底。
近日，有消息说，全国牙防组虽已被撤，但与之“水乳交融”的牙防基金会仍在运作。这个基金会曾接受企业巨额捐赠，涉嫌财务违规。
牙防组从企业收取的大笔资金用到哪里去了？在卫生部撤销牙防组后，这一问题成为公众穷追猛打的核心问题。为牙防组收取捐款的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2005年度的财务报告显示，该基金会用于工资福利及办公支出占了总支出的73.42%，这与《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的低于10%的要求，呈明显倒挂之势。(
“牙防组”张罗认证、“牙防基金会”负责收银，这“双簧”看起来太天衣无缝了：一是仿佛“认证的不收钱”，使得“没有蛀牙”的信口雌黄变成了不沾染铜臭的程序正义；二是好象“收钱的不认证”，使得公益性基金会充满了善良的魔力。随着牙防组被撤销并遭调查，宝洁等企业与牙防组之间巨额的“认证交易”重新成为舆论的焦点，虽然事后这些企业强调捐助对象是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而非负责产品认证的牙防组--但面对“牙防组”与“牙防基金会”之间昭然若揭的“亲缘关系”，无力的撇清也只是欲盖弥彰而已。现在，牙防基金会的“财务蛀牙”在财务报告中再次露出了混乱的尾巴，真实印证了舆论对其寻租的隐忧与质疑，透过牙防基金会丑陋的“财务蛀牙”，我们更应警醒于其背后的多重隐语。
首先，不妨查查还有多少公益性“基金会”在“一班人马两套牌子”的双簧下唱着寻租戏。《基金会管理条例》明确规定：设立基金会必须“有规范的名称、章程、组织机构以及与其开展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然而，张博学本人既是全国牙防组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同时又兼任牙防基金会秘书长，而牙防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
其次，按《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必须设监事，以监督包括财务状况在内的运作情况；而且，负责审核基金会年度报告的还有民政部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下辖的基金会管理处--即便在如此的制度安排下，牙防基金会的报告也敢“清白地”显示：2005年度，他们的获赠金额为“零元”--诡异的是，2005年该基金会用于工资福利及办公支出却占了总支出的73.42%，这与《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的低于10%的要求呈巨大倒挂之势，那么，还有多少“基金会”的公益支出比例倒挂、却依然通过了审查呢？现在，必须为全国人民还原一个公益性基金会财务状况与监管逻辑的真相了。
第三，2003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里，尽管对认证机构有着复杂的资质要求，但，没有任何条款要求认证机构必须具有官方背景，且明确规定“认证机构不得与行政机关存在利益关系”--值得反思的是：为何社会上各种似官似民的“小组”长期以官方背景示人(或与官方组织暧昧不清)、强调其“认证”或“推荐”的可信性却安然无恙呢？我们何以放任本该保持独立人格的市场认证“官方化”了呢？
“牙防组”从悄然成立到高调隐退，是公共权力被迫从无限蔓延到有限归位的一个历程，牵扯进的“牙防基金会”，让我们再次看到厘清公益性“基金会”的必要性。民间认证主体的孱弱、市场机制中法制力量被消弭……正是习惯性越位的“官方牌旁支机构”泛滥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牙防基金会的“财务蛀牙”，是一则难得的标本。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作者：邓海建）
前一阵，我办理了一个案件，由于准备充分，代理效果相当不错，事后，我觉得这个案件很有代表性，现写出来供博友参考：
案件事实：袁某同要求物流公司为自己运输五件货物到青岛，物流公司出具的货运单记明托运货物必须参加保险，声明货物实际价格，出现货损、货失按保价赔偿，未参加保险的，赔偿金额不超过运费的3倍，而运单经托运人签字即为有效。袁某在运单上签字后，并没有为货物买保险，不幸的是，在物流公司托运过程中，袁某的货物丢失；双方为赔偿问题产生争议：袁某要求按照货物实际价值赔偿，物流公司主张以运费三倍为限。
我接受袁某委托后，详细研究了证据材料，觉得 本案争议主要在于，袁某所主张的货物损失赔偿责任是否应受运单中责任限制条款的约束。
很快，我就确定了本案的代理思路： 运单中虽规定了减轻承运人赔偿义务、限制托运人索赔权利的格式条款，但未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该条款的存在，其内容亦不符合公平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合同法基本原则，故该责任限制格式条款对托运人不产生合同上的约束力。
首先，物流公司货运单中限额赔偿条款系物流公司为与不特定对象交易时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在订立合同时不能与对方协商的格式条款。货运单中将承运人的赔偿责任区分为投保和未投保两种情形：托运人投保的，承运人的赔偿责任以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为限；托运人未投保的，承运人的赔偿责任则以受损货物运费的3倍为限。上述规定实为承运人赔偿责任限制条款。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中，除有法定免责事由，承运人应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是承运人的一项主要义务。与之相对应，要求赔偿是托运人的一项主要权利。因此，该赔偿责任限制条款要成为运输合同的内容并发生法律效力，托运人对该赔偿责任限制条款的明确同意是前提。
其次，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如果承运人未尽到这一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物流公司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理应以合理方式提请托运人注意该限额赔偿条款，但在涉案的托运单中，限额赔偿条款均为小字印刷，且无明显提示标志。可见，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物流公司未在货运单中明显地标识出来，也未在接受托运时明确告知托运人，更未采取其他合理措施提请托运人注意责任限制条款的存在，显然未充分尽到提请注意和说明义务，剥夺了托运人选择是否与该物流公司签订运输合同的权利，故该合同责任限制格式条款对托运人不产生合同上的约束力。
第三，承运人通过赔偿责任限制条款免除了自己的责任、排除了对方的主要权利，违反了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制定的规定，显失公平。按照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自己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涉案货运单中规定，“托运人应声明货物的实际价值并主动参加货物保险”，就其文义而言，承运人表达了要求托运人应当主动投保货物运输险的强烈意愿。然而，托运人为运输货物投保是为了弥补承运人赔偿责任能力可能存在的不足，其有权自主选择是否投保以及是否足额投保。这与承运人依法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承运人通过格式条款将托运人是否投保与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直接联系，明显混淆了托运人所享有的投保权利与承运人所负有的赔偿义务的界限，事实上将投保货物运输险规定为托运人的一项应然义务，不符合公平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合同法基本原则。另外，物流公司通过格式条款，将自己的赔偿责任限定在“运费的3倍”范围内，与货物总价值相去甚远，明显系通过格式条款免除自己责任，显失公平，当属无效。
]]>前几天，我代理了一起离婚案件，案件的情况是这样的：2003年5月，原告王某（女）与被告许某（男）经恋爱8个月后登记结婚，因无房，双方婚后在外租房居住，2004年12月，双方欲购买一套商品房，总价款需60万元，考虑到双方的经济状况，爱女心切的王某父母拿出几十年的全部积蓄30万元资助购房，后该房产登记在原、被告双方名下。2006年3月，原告发现被告与他人有不正当关系，为此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在感觉丈夫的心离自己越来越远，夫妻感情无法挽回的情况下，王某愤而起诉离婚。
作为原告的代理人，在有证据证明许某有第三者且不思悔改的情况下，我认为双方已经符合《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条件，因此我将工作的重点放在离婚财产的分割上，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原告父母拿出的一份公证书使问题变得简单明了。原来，2004年12月，原告父母在出资给女儿购房的同时，还来到公证处办理了一份公证书，上面写明：“我们是王某的父母，女儿王某于2003年5月与许某结婚，现需购房一套，我们自愿出资30万元，作为对王某个人的赠与。”
在开庭的时候，我提出在分割双方共有财产时将该笔30万元购房款作为原告个人财产剔出的观点，得到了法庭的支持，最终，法院调解原告补偿被告十万元后得到全套房屋，原告的利益得到了维护。
案件的代理虽然结束了，但该案件给我的启示是深刻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2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
通常情况下，夫妻双方的任何一方的父母或亲属在双方婚后给与的相应资助往往会因为碍于情面而未明确是赠与给夫妻双方的还是赠与给某一方个人的，这样一旦夫妻感情破裂导致离婚，很容易造成在分割财产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很多当事人在打官司时虽也提供如证人证言、父母出具的书证等证据证明父母或亲属在出资时的初衷，但从证据效力来看，这些证据的证明力都非常弱，很难为法庭所采信。
本案中，原告父母所采用的公证方法与人们的通常做法相比，优越性显而易见：操作简便、成本低廉，安全保险。同时，从目前的公证手续来看，只需赠与人到场即可，被赠与人一方的配偶无需到场，从情面的角度考虑，公证后也无需告知被赠与人一方的配偶，这样既不影响夫妻和长辈间的正常关系，又为今后可能发生的纠纷准备了解决问题的依据。
]]>“以计划生育为荣”、“以重男轻女为耻”属于在各地都常见的口号
“以做爱带套为荣”、“以不管不顾为耻”是属于规定比较具体的、
湖南某地的"超生就扎！"，是一个干脆决绝的极左口号。 但比起云南楚雄某农村的"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就算不了什么了。
山东的国道上有条绝对经典："一人结扎，全家光荣"，看到这，我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幕：
放鞭炮、骑大马、戴红花，逢人便趾高气昂地宣布："俺结扎啦！快来俺家喝酒吧！"
湖南某地倒有点重女轻男："女扎要得病，男扎还能行！"
在皖南一个一小村庄："国家兴旺，匹夫有责；计划生育，丈夫有责"。"这说明那里的主要障碍在男方。
在江西婺原见到的："见证怀孕，持证生育！" 还显得比较温和，而下面的口号就越来越声色俱厉啦，甚至透出血腥的味道：
山东某农村计划生育口号："能引地引出来，能流地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
旁边还有一条："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
四川某乡路边的农舍上用白漆刷着："该扎不扎，见了就抓。
山东菏泽的计划生育："宁可家破，不可国亡。"
安徽某县："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江苏农村多处可见："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
湖南某县的生育计划标语："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