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仅仅是血汗工厂、黑心煤矿之类的悲剧事件，才验证资本的野蛮、权力的势利。劳动价值被轻视，还表现为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逐年降低，社会财富向着有利于资本和权力的方向严重倾斜。考察当下的现实，比起资本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受欢迎程度，劳动者不仅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而且成为资本与权力合谋创造财富却拒绝给予合理分享的使用工具。

　　噬利是资本的本性，没有利益，资本就没有动力。然而，资本运作目的的正当性、利益的合理性、分配的公正性，才是社会进步的正确方向。在生产要素方面，劳动价值必须被置放在与资本价值地位平等的政治法律体系中，才能避免资本暴力和社会分裂。而在生命和自由的意义上，劳动者才是最终目的：就绝对数量而言，劳动者始终是社会大多数；就劳动者个体而言，人的价值高于资本利益。任由劳动者在市场关系中与资本对抗，既不符合天性，也不符合人性，其结果必然是透支了社会道义。正因此，将劳动者及其权利置放于公民社会的健康形态中，给予更多尊重，赋予更多权利，乃是现代国家维持进取、仁信的价值观所必须承担的义务。

　　劳动者权利是一种天然权利，正如资本逐利乃是一种天性。对于正当的权利要求，如果不在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生活中予以承认，就必然激发争取权利的斗争。19世纪席卷欧洲的劳工运动，正是对当时过度噬利型资本社会的警告式反应；20世纪初的英国还因此形成了新兴的政治力量，搅乱了原有的政治格局。另一方面，如果不控制资本的过度盘剥、维护权力的公正中立，就会产生危险的社会形态。当代金融与产业资本正在某些国家重复历史上的错误，引发巨大的社会危机和变革压力，所谓华尔街的贪婪、东电的蛮横，无不损毁了各自的国家形象和国民幸福。这些历史和现实的教训，理应成为中国社会的镜鉴。

　　劳动者是现实的权利弱者，但这一群体并不注定与贫困、工伤、过劳等等为伴，劳动者理应获得尊严、权利、幸福和保障。观察当今中国的很多行业，资本过度噬利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劳动者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但这并非问题的全部，在资本的背后，通常是权力的不作为或乱作为，劳动者还遭遇保护无力、告诉无门的困苦。基于理性和经验，为了遏制损害劳动者权利、进而损害社会正义的势头，国家应转换发展逻辑，以劳动者为目的，规范资本运作，赋予劳动者更多有价值的权利，以建立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

　　应当看到，随着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的出台，对劳动者权利的法律保护已大大加强。不过，在资本力量过于强大的现实语境下，如何进一步完善劳动者的工资、劳动保护、福利保障等各项制度，以及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落实这些制度，仍是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大考验。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除了资本唤醒其社会责任感，至关重要的是公共权力的理念变革，因为说到底，关注劳动者的权利和尊严，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乃是国家的道德和法律义务。《民主与法制》旬刊

　　异地高考，可以。何时实现？不知道。这样的表态，说了几乎等于白说。类似这种前途光明、希望渺茫的黑色幽默，一直以来似乎总不鲜见。比如，废除“养老金双轨制”是方向，但没有时间表；以家庭为单位征收的综合税制是方向，也没有时间表；取消公路收费、社保异地接续、合理的房价收入比这些都是方向，但同样都没时间表。

　　眼下的中国，改革议题层出不穷，虽然在许多议题上，民间舆论早已凝聚改革共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在两会等政治平台上反复呼吁，但似乎总是只听雷声不见雨。一些政府部门一方面表示认同民意，另一方面又不断以“研究”“调研”等说辞敷衍搪塞，要它们许诺民众一个看得见的未来，却只能用一个字形容——难！

　　给出一个改革的“时间表”，真的很难吗？要说难的话，为什么一些政府部门在招商引资、拆迁征地、征税收费等方面，总可以迅速拿出气势恢弘的规划和精确的时间表？但是一旦转向民生领域，为民减负，为民谋福，态度为何又变得低调、犹疑和拖拉呢？

　　难，其实只是一种托辞，对于一些政府部门而言，如果是有利可图，哪怕再难，也要千方百计克服。相反，有些问题的解决难且不说，还可能削减自身的既得利益，或带来麻烦和包袱，那么怎会有解决的动力呢？于是乎，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聪明地学会了打太极，对于民意要求改革的呼声，口惠而实不至地一次又一次予以安慰，抬出“可以”“有望”“加快”“加紧”等话语，凡此种种，既宣示支持改革的态度，又巧妙地回避给自己限制、给自己压力。

　　所以，改革“无时间表”不过是一种责任逃避，是对民间苦痛的视而不见，对底层哀鸣的充耳不闻。但是，在一个责任政府的政治词典里，不应当存在“无时间表”这一概念。或许有些改革的确有很大难度，需要一定的准备和等待。但无论如何，这种等待应当加上一个期限，而不能语焉不详。政府部门可以要求民众谅解他们短期内难以有所作为，但同时也必须让民众明白地看到，政府穷尽一切的资源与力量推动改革，实现民众最高福祉的决心和过程。

　　对于那些社会早已形成共识的改革，不能再年复一年停滞于“研究”“调研”阶段，如蜗牛般行进的改革速度，民众耗不起，社会也拖不起。民众需要的是信心，他们实在不愿再看到类似“无时间表”的虚以逶迤，而想看到我们的政府部门或官员，能以“在××年内”“在我的任期内”等掷地有声的承诺，真正塑造责任政府的风范。《民主与法制》旬刊 

在另一组照片中，七八个拆迁者登上屋顶，“制服”了抗议的女子和她的丈夫，又一次毫无悬念地结束了一场未果的抗议，也又一次宣告了拆迁者的胜利。

那个登上屋顶的女子，让我想起了一场发生在美国的强拆。主角苏塞•凯露（Susette Kelo）同样是一个不顾一切的女房主，过程同样是破釜沉舟式的抗议，结果也同样以房主的失败而告终。当然，凯露是站在法庭上，而不是站在屋顶上进行抗议。在长达数年的诉讼过程中，她可以继续住在自己的家里，不用担心推土机的轰鸣。即使在败诉之后，她仍然可以保有自己的一份尊严，甚至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帮助别人保护家园。

凯露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护士。1997年，她以5.3万美元的价格，在康州纽伦敦市贷款购买了一个小房子。帮助她办理手续的房产经纪人后来回忆说，凯露对这栋房子“一见钟情”，马上就决定买下来。这处房子是她购房之旅的第一站，也是终点站。经历过两次失败的婚姻之后，凯露第一次有了在自己名下的产业。

就在凯露将房子漆成自己钟爱的粉红色时，纽伦敦市为了推动本市经济发展，正在同世界最大的制药企业辉瑞（Pfizer）进行谈判，希望利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辉瑞到纽伦敦市投资。

当时辉瑞正在为一款“钱途无量”的新产品“伟哥”的上市做准备，正处于急速扩张的阶段，于是便同纽伦敦市政府达成协议，在该市投资3亿美元建立一个研发中心。康州政府亦同意为此项目投入近八千万美元，相关的土地拆迁由纽伦敦市负责。

1998年2月，在凯露搬进新居仅仅半年，她就收到了政府的动迁通知。动迁补偿是6.8万美元，虽然比购房价多出了1.5万美元，但是凯露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市政府派来的人。对于凯露来说，这栋粉色的房子不是一笔投资，而是她的家。

政府代表再次出现在凯露家门口的时候，搬迁补偿已经涨到了7.8万美元。凯露对来人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对卖掉自己的房子不感兴趣，如果你再出现的话，我就把你从这里扔出去。”

就这样，凯露成了一个钉子户。

经过近两年的僵持，2000年12月，在凯露拒绝了12.3万美元的补偿提议之后，政府向凯露和另外五户钉子户发出了强制征收令，勒令他们在90天内搬离住所。

几天后，凯露连同其他钉子户，一纸诉状将纽伦敦市政府告上了法庭。

官司一打就是四年多。历经市州两级法院，钉子户和市政府各有输赢，最后一路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诉讼期间，市政府的强制令被冻结。

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在讨论凯露案时，分歧很大。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政府只有在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时才可以征用私人土地。这三个条件分别是“合理补偿”（just compensation）、“正常的法律途径”（due process of law）和“公共使用”（public use）。纽伦敦市土地开发的目的是否属于“公共使用”，成了法官们争议的焦点。

2005年6月23日，美国最高法院对“凯露诉纽伦敦市案”作出终审判决。九名大法官经投票后，以五比四的一票之差，认定纽伦敦市政府强制征收凯露等人住所的行为符合宪法规定。

经过近八年的抗争，凯露最终在这场保护自己家园的战斗中败下阵来。

然而，对于更多的美国人来说，保护家园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公之于众后，迅速引发了全美各界的一片抗议浪潮。国会议员们的电话几乎被愤怒的选民打爆。仅新泽西州一个议员就接到了选民一千多个抗议电话。媒体上更是一边倒的对最高法院进行声讨。凯露案的判决，被舆论认为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案例之一。

《华尔街日报》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民众中这个判决的反对者与支持者的比例高达11:1。

美国公众不仅对凯露的遭遇表示同情，同时也意识到，这样的司法解释对自身的财产安全是一种威胁。最高法院的一纸判决，成了美国民众群起反对政府滥用土地征收权的动员令。

在最高法院的判决宣布后一周，美国众议院便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动议，对该判决表示反对。判决宣布后三个月，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专门就此案件举行了听证会，凯露应邀出席作证。在听证会上，凯露表示：“这场同政府滥用权力的对抗，已经从我保住自己小房子的努力，发展成了美国人民捍卫自己神圣不可侵犯家园的斗争。”

凯露从一个强拆的受害者，变成了社会活动家。在凯露和其他无数普通美国人的努力推动下，美国联邦政府和联邦议会，连同各州政府和议会，分别通过不同的立法途径，在短短数年中，大大缩小和限制了政府征收私人土地的权限。

美国国会两院半年内分别通过了多个议案，禁止联邦政府机构征收私人土地进行经济开发，同时限制接受联邦拨款的各州和地方政府类似的征收行为。

在最高法院凯露案判决一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总统乔治布什签署行政命令，正式禁止联邦政府所属的各级机构出于经济目的对私有土地进行征收。

在凯露败诉五年后，美国共有43个州，分别通过修改州宪法和颁布新法等手段，对政府征收土地的行为进行限制。

同样是强拆的受害者，比起那个中国蓝衣女子来说，凯露无疑要幸运得多。她的幸运在于，她所处的社会，当官与民争地的时候，会求诸于法律而不是推土机来解决问题。而在法庭上，升斗小民面对县衙州府无需仰视，亦无需恐惧，双方有着平等的机会。虽然不见得一定能赢，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不是一纸空言。

她的幸运还在于，在司法出现偏差，背离常理民意的时候，这个社会的政体设计，还允许行政和立法机构及时高效地通过多种途径，平衡补救、纠偏改错。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民意不仅可以“上达天听”，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也正是因为如此，纽伦敦市政府即使打赢了官司，也并没有将凯露扫地出门，而是在最高法院判决后，又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和400多万美元的补偿费，才说服六户钉子户搬迁。

凯露最终拿到了40多万美元的动迁补偿。她的粉红色小屋，被完整地搬迁到了一处更好的街区，成了美国百姓对抗政府滥用权力的最好见证。作者杜剑峰

　　“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

　　拿到班级花名册时，陆铭注意到了大多数同学没有留意的一个细节——全班60多位同学，农村籍学生只有5个左右。

　　作为北京大学某文科院系2009级1班的班长，陆铭此前一直以为，通过高考选拔获得中国这所顶尖大学通行证的同龄人，多数该有着和他类似的成长经历：出身农村，家境贫寒，独立自强，品学兼优。

　　这是这名来自四川的22岁寒门少年从小被灌输并认定的世界观：知识改变命运，逆境辈出英杰。

　　现在，手上的花名册颠覆了他的信仰。而这正是眼下中国名校生源变迁的缩影。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不仅仅是北大清华。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

　　2008年12月，总理温家宝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中也感慨，“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哪些障碍，垫高了陆铭这样的孩子考入名校的门槛？封锁了他们努力向上攀爬的通道？知识改变了陆铭的命运，可绝大多数寒门子弟还有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吗？

　　在北大校园，陆铭鲜有同乡，毕业于县级中学的他也没校友可聚，他是传奇，但成了孤独的传奇——眼下，什么样的年轻人才最有可能上北大清华？

　　四川汉源古路村小学举行升旗仪式，这些孩子中有多少人能最终进入大学，完成“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

　　寒门少年都去了哪？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系讲师晋军指导了他的学生完成对清华生源状况的调研。在课堂上，他也常对学生做随机调查，提问包括来自的地方，父母的职业，上大学前去过的最远的地方等。

　　调查做了两年，指向高度集中：“一名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是这样的”，晋军说，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

　　北大校园里，学者廉思所在的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返乡调查”计划，以为学生支付回家硬座火车票的方式，鼓励他们假期回到家乡，完成一篇调研报告。今年，这个计划不得不暂停。

　　“申请经费的学生一直不多，且一年比一年少，今年干脆就没有了。”廉思说，农村学生越来越少，对大多北大学子而言，一张免费硬座火车票实在太没吸引力，卧铺、飞机，才是回家的主流方式。

　　在一位复旦大学招生办老师的印象中，这几年被招进复旦的寒门子弟的人数不断减少，大多数学生的父母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与体面的社会地位。“无论是招进来的，还是从来没机会进入我们视野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复制父辈的模样。”他说。

　　学习刻苦，成绩不错的寒门少年都去了哪儿？

　　教育学者杨东平的研究显示，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以湖北省为例，2002~2007年5年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以军事、师范等方向为主的提前批次录取的比例亦从33%升至57%。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

　　向上流动倍感艰难的不仅仅是农村少年。2004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对全国34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普通工人阶级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7.9%与5.6%。

　　学者廉思更为人知的身份是“蚁族”概念的提出者与《蚁族》一书的作者。他与团队走访的蚁族，家庭状况与所考入的学校成正比，“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连专科都考不上或不愿读的少年大有人在。廉思曾选取了河北一座普通村庄作为研究样本，那儿浓缩了中国基层凋败的模样——马路上平常看不到什么人，一旦闹出点什么动静，一大帮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立即呼啦啦地从网吧、桌球室里涌了出来。

　　看着他们在转型期中国一小片弥漫着尘土与工厂粉尘的土地上挥舞着年轻的肢体，廉思开始觉得，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陷入停顿。

　　南京大学为贫困学生设立的“ 入学绿色通道”，但能走到通道前的寒门子弟已越来越少。 （CFP/图）

　　那扇门在高考前就被关上了

　　仝十一妹一直庆幸，自己在上帝关上门的前几秒及时跳了出来。这位来自河北沧州农村的24岁女孩，现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研一学生。

　　儿时，这名在家族中排行第十一的女生就被家人告知，自己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改变命运，要么念书，要么参军。她的伯伯与堂哥，就是通过参军，在城市里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上世纪80~90年代中期的高考升学率低，但仍旧让寒门子弟心怀憧憬。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1998年，北大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在20%-40%之间，1980年代中后期是农家子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黄金期，三成多北大学子出自寒门。

　　彼时，中国正值社会结构松动，社会阶层流动活跃，底层成为这一阶段社会变革中的受益者。寒门英杰辈出，是那个时代最温暖人心的变迁。

　　仝十一妹的小学、初中分别在乡村与县城度过。中考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为成绩一路优异的她报考了衡水中学。在这所将应试教育发挥到极致的军营式河北省超级中学，仝十一妹与来自全省最优秀的同龄人度过了紧张且竞争激烈的三年，2006年，她以年级第15的排名，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那一年，衡水中学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共42名，占据两所高校分配给河北省名额的33.87%。

　　“如果我当时留在县城念高中，我肯定考不上北大。”仝十一妹说，那一年，她所毕业的县城中学年级排名第一的学生，也只是考上了南方一所二线名校。

　　这是优质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征兆。超级中学是各省重点中学的升级版，它们大多位于省会城市，拥有丰厚的教育经费与政策支持，像抽水机般吸纳当地及周边县城最优秀的学生与最优秀的老师，每年几乎垄断了其所在省份北大清华的名额。

　　清华大学社科系讲师晋军指导的本科生调研团队以陕西省为样本，统计出当地两所超级中学在2008-2010年3年中，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占全省名额的六成余，过去七年，陕西省的15位文理科状元，11位来自这两所学校。

　　这是超级中学与省重点中学选拔机制的结果：根据单独招考成绩，排在最前的直接入学，后面的根据相差的分数缴纳赞助费，此外还普遍存在拼爹妈的条子生、择校生。农村孩子，尤其是远离省会城市的农村孩子，即便再努力，表现再好，考入超级中学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四川汉源古路村小学，校舍由竹篱围成，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严重影响了穷孩子们所接受的教育质量。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不平等的起跑线

　　超级中学的出现，很大程度成就于近年系列高考新政，保送、加分、自主招生的机会，大多被各省最富竞争力的高中包揽。例如，全国十三所外国语学校，每年最优秀的学生都可直接保送进入北大清华。陕西超级中学调研数据显示，2010年，北大清华在陕西自主招生名额的98.9%、保送名额的97.3%，被西安的五大名校垄断。

　　裸分考上北大清华的几率越来越小。据来自北大招生办的信息，2010年北大在某省招收的70名文理科学生中，只有10人没有任何加分，其余60人则通过自主招生加分、政策性加分、保送的途径迈入北大。他们绝大多数出自超级中学。

　　这是中国高中版的马太效应，在高考系列新政的助力下，那些最富竞争力的重点高中实力越来越强，迅速升级为超级中学。绝大多数的普通高中与县城高中，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这台隐形的抽水机还在继续高速运转，向上抽离的垂直距离还在不断延长。

　　“如果再晚生几年，”仝十一妹说，“我家没条件送我到县城读小学，我就没有办法考上县城中学，更没机会进衡水中学，进不了衡水中学，考北大？根本不敢想！”

　　教育学者杨东平眼下正在研究北京小升初之现状。在他看来，这一义务教育的过程已然演变为竞争惨烈程度远胜于高考的竞技教育。

　　“这一被大大拉长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把低收入家庭排斥在外了。”杨东平说，“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又叠加了优越家庭的优势，寒门子弟拿什么和他们竞争？靠什么改变命运？”

　　越来越窄的向上通道

　　在北大，陆铭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出身寒门，毕业于一所县城中学，高考没有加分。

　　过去几十年中，高考向弱势群体倾斜的补偿性政策对象主要包括少数民族学生、烈士子女等。但较之特长生加分、自主招生加分、奥赛等加分，比例与力度显然偏小。

　　对于陆铭来说，最有可能的加分是获得省三好或省优干，但这些有限的名额往往更容易被超级中学及省级重点获得。总之，陆铭没有盼来这项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荣誉。最顶尖的考生之间分数往往只有一两分之差，而省三好的加分是20分，省优干的加分是10分。

　　自主招生是2003年的高考新政，它赋予部分名校招揽杰出少年的自由裁量权，有机会通过这一途径直通名校的，是超级中学与省级重点中学的学生。

　　在甘肃会宁这座以寒窗苦读闻名的状元县做实证研究时，清华新闻学院09级本科生张晔遇上了一名垂头丧气的农村少年，这位被学校推荐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学生刚从考场上下来。“很多题目，他连看都看不懂。”张晔说。

　　自主招生的考题涉及面广，往往是城市孩子才可能接触到的事物，比如五线谱，比如歼十……

　　清华社科2010级的陈美诗则在自主招生考试中遇到了一道关于费孝通在哪里上大学的题目，她说：“我在进清华前连费孝通是谁都不知道，这题清华附中的孩子可就都知道了。”

　　艺术加分与寒门子弟更是绝缘。来自北京大学招生办的资料显示，最近五年北大招收的体育特长生绝大部分来自东部地区，七成来自大中城市，来自农村的只有6%；而艺术特长生，迄今没有一位来自农村。

　　同样作为农村孩子，出生于黑龙江的宋永亮远没有陆铭的学习禀赋与运气。2002年，他从县城中学考入了黑河学院，1999年高考扩招后，进入类似的普通地方院校是这所县城中学学生最寻常的出路。

　　“高考扩招后，寒门子弟考大学不难，难就难在四年后，拿什么改变家族命运？”毕业之后，宋永亮旋即陷入就业痛苦。

　　其他同学的经历也不相上下，有人至今还无力还清助学贷款。他们也大都出生于农村及乡镇，毕业于当地的县城中学，家中日渐老去的父母还盼着他们从此改变一家的生活际遇。

　　杨东平对比研究了中国高考扩招前与扩招后，寒门子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变迁。几组抽样调查数据均显示，2000年后，省属地方院校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高达六成以上，而在重点研究型大学里，农村生源比例一路走低。北京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在1980年代达到顶点后一路走低，跌幅在1998年扩招后更加剧烈，眼下仅剩一成多。

　　北京大学副教授刘云杉将农村城市化的进度与农村生源考入重点大学几率下降的速度对比分析得出，前者的速度远低于后者。换言之，农村人口的减少，并非名校农家子弟比例下滑的主要原因。

　　“这意味着，中国高校扩招后，并没有增加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杨东平说，“相反，普通高校文凭的市场竞争力在扩招后越来越弱，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难度越来越大。”

　　眼下，宋永亮在一间培训学校做销售经理，经过5年的奋斗，他终于可以住在北京五环外一间早上醒来可以看到阳光的出租屋。当年和他一起北漂的同学都回去了，在县城，或周边城市打工。“在北京，黑河学院的文凭，你根本不好意思拿出手。”

　　宋永亮热爱北京。这座城市与他从未有机会上过的超级中学一样，像抽水机般将最优质的资源、机会、人才与财富从四面八方抽离、集中。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这个国家过去二十载社会变迁的切面——税制改革与国企改革使资源向城市集中，财政收入向上级集中，基层政府越来越弱，农村走向凋敝。

　　他的农村老家距离北京一千多公里，俨然是另一个世界，节奏缓慢，机会寥寥。马路上，出现越来越多干脆放弃高考，游手好闲的小青年，带着一种末世感追逐着当下；其他一些留守村庄或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们，他们保守本分，复制着父辈的命运。

　　他不喜欢笼罩着家乡的失败人生的气味。

　　陆铭也回不去了。寒假回家，他与小学、初中同学的联系越来越少，围坐在这位清华大学高材生旁边，那些在县城工作或从外地打工返乡过年的同学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唯一一个共同的话题是：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仍然保有向上的理想。

　　（应被采访人要求，文中陆铭为化名）来源：南方周末

　　1. 呼吁出台全国性法规

　　各地立法不同，造成同样一种见义勇为行为所受待遇不一致

　　近日，一段上海宝山一辆公交车女司机被男乘客粗暴殴打的视频在网上流传甚广，激起网民公愤。在谴责施暴者的同时，大家更对车内40余名乘客无一见义勇为的“集体冷漠”严词声讨。

　　无人施以援手的现象让人心寒，而见义勇为面临的地域发展不均、法律位阶偏低、立法相对滞后等困境更值得我们思考。

　　从1991年辽宁省人大常委会颁布的《辽宁省奖励和保护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人员条例》，到2009年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湖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在近20年时间里，我国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出台了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的地方性法规。

　　目前，规范和保障见义勇为行为的法规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的地方性法规中19个条例、8个规定、4个办法。对此，相关法律专家指出，上述地方性法规的法律约束力并不相同。条例是从属于法律的规范性文件，具有法的效力；规定是法规性公文，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办法是提出具体规定的法规性公文，侧重于行政约束力。在我国，按照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立法体制，这些都属于六级法律位阶中的最低一级——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法律位阶偏低现象显而易见。

　　更为让人心忧的是，我国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见义勇为的法规是在1997年至2004年这8年内颁布的，占全国相关法规总数的近2/3。近几年来，见义勇为的立法步伐越走越迟缓。当下，我国城市化进程提速、流动人口持续激增，熟人社会正在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在陌生人社会中，见义勇为这种最能体现人类互助精神的善举正遭遇着愈发尴尬的处境。相关专家认为，立法严重滞后难以跟上经济和社会飞速发展的脚步是根本原因之一。

　　针对目前各地见义勇为立法进展缓慢的现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地方五花八门的立法必然造成同样一种见义勇为行为所受到的待遇不一致，只有通过国家立法来保障见义勇为者的权益、确立褒奖见义勇为行为的制度，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好制度。他建议，“如果制定专门的见义勇为法律还需要一定时间和条件的话，可以考虑先由国务院制定见义勇为行政法规，待实施一段时期后再上升为法律。”

　　“见义勇为涉及的问题是全国性的，并非一省一市独有，因此，必须全国统一立法。在此基础上，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但其奖励、救助标准应不低于全国性立法。”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如是说。

　　2. 保障规则过于笼统

　　见义勇为保障部门的权利和义务、保障的对象、保障的标准均有待具体明确

　　今年6月2日零时许，一名年轻男子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东宝路口抢了一个挎包，逃跑时被26岁的陈伸慧拦住去路。劫匪挥动手中匕首，划向陈伸慧的肚子，随后乘机逃窜。经医院检查，陈伸慧的腹部被划开一道长达20厘米的裂口，腹壁被划破。

　　当天上午，南宁市青秀区公安分局党委决定为陈伸慧申请见义勇为基金，并向青秀区政府争取对其进行表彰。

　　据一位目击者称，劫匪被陈伸慧阻拦后，将抢来的包扔到路边。被抢女子捡起自己的包后，并没有报警，而是在附近拦下一辆出租车，向劫匪逃跑的相反方向离去。

　　在谴责受助女子悄然离去、不再露面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一下见义勇为保障部门的权利和义务、保障的对象、保障的标准均不明确等现象。

　　综观各地的政策法规，大多操作性不强，主要缘于保障部门的权利和义务不明确。《江西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奖励保障办法》共有14条，却无一条明确其保障部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权利和义务。此外，缺乏强制性也是这类法规“软”的表现。《福建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在“法律责任”一章中对行为确认、医疗救治、诬陷报复、工作人员操守、贪污挪用经费等环节做出了“给予行政处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笼统规定，缺乏可操作性。

　　见死不救的现象在各地屡有发生，见义勇为者难得好报的结局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现行的地方法规中，保障的对象多为见义勇为者本人，偶有提及“牺牲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见义勇为人员”的家人，以及“在同等条件下，享有就业、住房、入学、入伍、土地承包等优先权”。有关专家指出，见义勇为的保障对象不能局限于见义勇为者本人，无论其是否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只要影响了其家庭的正常生活，其家属都应同时被列入保障对象的范围。

　　《吉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在“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部分称，“应当给予下列奖励：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奖金、其他奖励。”然而，条例全文并未提及明确的保障标准，类似情况在其他地方法规中屡见不鲜。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交通事故、医疗赔偿、工伤赔偿等领域，相应的保障标准则较为明确，正是明确的保障标准有效地避免了许多争议和纠纷。

　　针对上述问题，姜明安建议，对于见义勇为行为的奖励和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保障，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公民见义勇为奖励和权益保障法，或由国务院制定公民见义勇为奖励和权益保障条例。这样做一举四得，一是有利于鼓励广大公民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遏止目前部分公民见死不救、见难不帮的道德滑坡倾向；二是有利于统一解决公民因见义勇为行为致伤、致残、死亡给其本人和家属生活带来的极大困难，彰显社会公平正义；三是有利于打击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见义勇为公民实施报复的坏人，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四是有利于消除部分见义勇为公民因困难长期得不到救助，生活陷入极端困境而可能产生的社会矛盾，建立和谐社会。

　　“见义勇为立法的主要执法部门应是民政部门。”姜明安表示，除此以外，公安和劳动、医疗卫生、财政等其他部门对见义勇为者的权益保障也都有一定的职责，“应明确规定各有关部门的具体职责，保障其各司其职。同时，统一立法应明确规定见义勇为权益保障的对象、标准、方式、资金来源等内容。”

　　“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应当是负责落实法律实施的行政主体。”郑功成认为，凡涉及公安方面的见义勇为行为可以纳入公安部门负责的范畴，而一般民事中的见义勇为行为则可以归由民政部门负责。作为执法主体的行政部门具有受理、鉴别和对见义勇为事件做出相应结论的权力，同时承担着保障见义勇为者的权益、褒奖见义勇为行为的责任与义务。

　　3. 明确法定奖励和救助标准

　　既要有社会舆论的褒奖，还要有个人、企业、社会组织、团体等的自愿赞助，更要有制度保障

　　近20年来，保障见义勇为者的立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由最初的人身保护发展到对生活的保障，由单纯的精神奖励发展到精神与物质奖励并重。

　　“对于见义勇为者，既要有社会舆论的褒奖，还要有个人、企业、社会组织、团体等的自愿赞助，更要有制度保障，法定奖励和救助是底线，还应辅以保险、单位救济等其他手段。”姜明安说。

　　郑功成也表示，仅靠政府拨款不足以表达整个社会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表彰之意，只有社会捐助则无法保障基金的来源稳定并可持续，“应当明确政府有相应的预算，同时鼓励社会捐助，形成专门的见义勇为基金。此外，还应当在确保保障对象得到相应保障的同时，追究责任方的责任。换言之，见义勇为基金保障的是见义勇为者的权益，而不是替致害方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993年6月，由公安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等部门联合发起成立了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随后，各地方也相继成立了见义勇为基金会，来统一管理保护基金，此做法被国务院认为“值得推广”。然而，基金会作用难免有其局限性。姜明安认为，基金会只是见义勇为奖励和救助资金的来源渠道之一，“基金会只负责见义勇为奖励和救助资金的筹集和发放。只有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才是负有全面责任的主体，除了资金保障外，见义勇为公民的安全保障、劳动就业、医疗和其他救济，对见义勇为行为的宣传等，都应当是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职责。”

　　“保障见义勇为者不仅需要制度保障，还需要人文关怀。”郑功成说，“在强调立法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同时，更要重视精神褒奖，包括授予荣誉称号等。同时，还可以考虑放宽相关社会保障规定，如将参加工伤保险者的见义勇为行为纳入工伤保险范畴等。只有物质保障与精神褒奖双管齐下，才能真正改造当前见利忘义的社会氛围，使见义勇为成为时尚。”

　　链接

　　国外如何为见义勇为立法

　　加拿大：施救因疏忽造成伤害不担责

　　“无论习惯法如何规定，自愿且不求奖励报酬的个人，不必为施救过程中因疏忽或不作为所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这是加拿大安大略省2001年颁布的《见义勇为法》中的一条规定。在加拿大，制定见义勇为的相关法律是为了打消施救者担心的因施救不当而惹上官司的顾虑，以防止他们事后成为被告。对于加拿大各州来说，见义勇为分属不同的法律范畴。安大略省设有专门的《见义勇为法》，亚伯达省则称为《紧急医疗救助法》，还有的州见义勇为相关法规体现在《志愿者服务法》中。

　　美国：施救产生差错须担责

　　在美国，见义勇为法律保护的对象和具体内容因州而异。有些州的法律并不保护普通人，仅仅保护受过急救训练并得到医疗保健机构颁发证书的人员。如果施救者既没有受过施救训练，也没有获得证书，则此人在施救过程中产生差错的话，也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般来说，美国公民并没有救援陌生人的义务，除非施救和被救者之间存在某种照顾关系，如父母和子女、医生和病人等等。但也有一些州例外，如明尼苏达和佛蒙特州要求，在紧急事故现场的人必须对需要救助者给予合理的协助。明尼苏达州甚至将“见危不救罪”列入刑法典，如果在现场而不给予合理的协助，以犯罪论处，在佛蒙特州也会被处以100美元的罚款。

　　新加坡：被援助者反咬一口有重罚

　　对于见义勇为，新加坡则完全站在保护施救者权益的立场上。惩罚机制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至3倍的处罚。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污蔑罪论处。该规定实施以来，新加坡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公民在实施见义勇为时也免去了顾虑和担忧。在新加坡，见义勇为已经借由道德的法律化上升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法律义务。民主与法制网

　　许多专家原来的设想是，政府让国企在一些关乎国家战略利益的领域实行垄断，并发挥作用。但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政策的导向下，国有企业大扩张，演绎了一场又一场“国进民退”的大戏，其触角伸展到非垄断领域，拚命挤压民营企业的空间，只要哪里赚钱，哪里就有国企。当然，国企怎么赚钱固然重要，但对于公众来说，国企如何花钱同样重要。来源：《民主与法制》

　　从目前来看，国企的公益性质在加速减少——即便还保留了一些，也是行政强力压制下的产物——而市场竞争主体的身份在加强，公众一再听到中国移动、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位列世界五百强，与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大企业并列的喜讯，也一再尝到经济被垄断企业绑架后，消费品涨价没商量的苦涩。

　　今年2月，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国企2010年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其中化工、电力、通讯、有色、交通等行业利润增长超过1倍。虽然国企去年实现利润近2万亿元，但他们只拿出5%左右上缴“红利”。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国有资本向国家上缴盈利普遍高于这个水平，英国盈利较好的企业上缴盈利相当于其税后利润的70%至80%。但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2007年恢复“红利”征缴以来，国企中上缴比例最高的资源性行业及垄断行业，也仅仅上缴税后利润的10%。

　　除了上缴比例过低，国企红利“体内循环”的现实也颇受争议。以国有资本红利为主要来源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主要定位于调整国有资本在不同行业与企业之间的配置状况，并不注重公共福利。数据显示，2008、2009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553亿元，主要用在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重组补助等方面。而这两年，国企红利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的支出只有10亿元。

　　都说我们有全球最赚钱的银行、全球最赚钱的电信公司、全亚洲最大的石化企业,可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发展这么快，还不是因为国家给政策给钱，十多亿人给他们市场。现在国企利润那么丰厚，每年却只给国家交一点点，交完了再拿回去发展自己，落不到公众头上，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

　　例如中国移动是国内“最赚钱的国企”，2010年实现净利润1196.4亿元，粗略计算，移动去年每天的净利润为3.277亿元。尽管如此，公众希望中国移动取消的通话漫游费一直未能实现。其实，随着技术进步，移动服务成本在迅速下降，但价格却没有随之而降。这归因于中国移动等电信巨头们不时利用其垄断地位和技术手段，阻止电信企业间的竞争，维持其高价格。有关专家指出，中国居民的电信消费占收入的比重高达7%，远高于电信发达国家的2%。

　　公众之所以对国企信任度很低，是这些企业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公用企业，其产品与服务和公众密切相关，可是由于垄断性定价，让公众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国企与公众利益的冲突，是一种本质冲突，国企借垄断之名攫取廉价资源、牺牲了公众的利益之后，又以市场为名要求自己生产的资源价格提价。可以说，目前全国物价全面上涨（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CPI上涨5.5%，创34个月来的新高），这些国有垄断企业从电网到电力、从石油到政府土地储备中心，都“功不可没”。

　　如此看来，公众之所以对国企不满，是因为他们在赚取暴利后暴露出来的问题令人咋舌：一些国企动辄上百万购买装饰品，还有一些国企花高价大搞形象工程，一些国企负责人大手大脚，相当多的国企不时冒出贪污腐败案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公众对国企不抱怨或不反感都难。因此，国企负责人应当反躬自问，把主要精力用于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上去，尽可能地减少垄断，节约开支，尽可能多的给社会或公众造福，消除公众的疑虑，方能逐渐化解公众的失望和不满情绪。

　　从美国开始的中概股做空旋风越刮越猛，今年以来（截止至6月18日—编者注），19家中国企业在美国股市遭遇停牌，4家企业遭遇退市。

　　看好中国消费与经济发展前景的交易者纷纷折戟沉沙。安东尼波顿，与彼得林奇同名的欧洲股神，从1979年到1985年，波顿管理的“富达特殊状态基金”和“富达欧洲基金”，达到20%的年复利报酬率，初始规模仅为1000英镑，最终增长146倍。从富达基金离职后，安东尼波顿专注于中国经济，他做了详尽的调查，推出中国特殊情况基金(Fidelity China Special Situations)，于去年4月在伦敦证交所上市，募资4.6亿英镑 (合7.42亿美元)。但今年迄今，该基金股价已累计下跌20%，资产净值下跌14.4%，跌幅远远超过上海和香港大盘。

　　另一个大腕是保尔森，因为做空次级债获得37亿美元，而被华尔街奉若神明。就是这位保尔森，作为被质疑的嘉汉林业的大股东，目前已经浮亏5亿美元。

　　做空者一一浮出水面，正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做空阵营。问题在于，做空者并非始于今日，为什么到今天终成正果？因为做空安然而成名的查诺斯，早在2010年年初就对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发出耸人听耳的唱空言论，认为中国房地产泡沫超过迪拜一千倍，但那个时候，查诺斯并没有收获，甚至到现在，他都不是做空阵营中的最大受益者，查诺斯公开做空中国房地产一年有余，但他后悔自己没有把握住做空中国概念股造假丑闻的机会。因为他没有抓住中国一些上市公司真正的软肋。

　　做空一直有，今年特别多。

　　做空中国银行与地产的境外机构必然遭遇滑铁卢，因为不了解中国经济的特色。除非中国经济崩溃，否则中国银行业不会崩盘。此前中国在美国上市或者发行存托凭证的机构没有获得被大规模做空，原因很简单，大型上市公司请的是国际一流的会计师事务所与投行，并且在境外发行的价格极低，每年固定分红，信守承诺，封堵了境外做空机构的空间。

　　但在美国上市的中小型民企截然不同，他们使用溜门撬锁的看家本领，很多通过反向收购投机上市。

　　初生牛犊的做空机构的财务质疑报告成为推翻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根手指。当连续数家中国概念股企业遭到质疑，而没有发起有力的反击，越来越多的中介机构试图与中国概念股撇清关系时，做空的冲锋号开始了。情况变得不可收拾，越来越多的中国上市公司被质疑，无辜者遭到波及，中国概念股看跌期权价格高涨。从中国概念股的非理性溢价，到如今的非理性折价，国际投资者用手中的真金白银认知中国公司。

　　这并不是一场有意为之的阴谋，而是做空与严格监管的市场的必然结果，从安然到世通，到最近的美国次级债，无一个臭鸡蛋在做空者的火眼下漏网。在债券市场，三家评级机构的评级直接影响债券的价格，在证券市场，取代评级机构的是研究报告，这些报告对证券定价有重要影响。当做空的报告出台，质疑逐一被证实，价格估值中枢下降。面对蜂涌而来的质疑，美国的监管机构必然进场严厉监管，此时上市公司能够做的，或者澄清进行估值修复，或者进入粉单市场，最糟糕的，是被摘牌，失去游戏的资格。

　　做空中国概念股的，不是国际做空者，不是浑水公司的创始人、曾经在中国四年一文莫名的布洛克，而是中国概念股中的害群之马。中国公司的失信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的国际化与市场化进程，影响到人民币投资品的信用，绝不能小视。

　　6月3日，在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时，布洛克表示，“除了我们在报告首页已经披露的信息，我不对我们的收入和盈利模式发表评论。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个反问：这个问题重要吗？人们很关心究竟谁是获利者，谁在做空，其实这有什么关系？无论你有多少资金，如果你没有做扎实的研究，就会面临法律问题。每次写报告时我们都要与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交流，如果我的目的只是赚钱，而不关心真相，那我早就已经在监狱里蹲着了”。布洛克无可指责。有人指责做空者赶尽杀绝，但在注册上市的市场，严厉的监管是必须的，只有严厉的监管才能让公司得到公平对待，优质公司与劣质公司的价格泾渭分明。做空者是生态链中的腐食者，我们可以厌恶他们，却是不可缺少的环节。也许，最终我们可以通过美国监管机构是否严惩协助公司造假的本国中介机构，得出美国监管的公平与公正。一个失信的市场的游戏规则，不可能泛滥到全球。《民主与法制》财经 作者：叶檀

  祖籍浙江宁波的郑教授长年旅居海外，依然乡音未改，同样没有改变的还有他那颗对中国社会高度关注的赤诚之心，以及对于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诚挚建言。长期以来，郑永年先生的观点倍受海内外媒体、以及政界、学术界的重视。

“中国需要转型，但不是照抄西方，还得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此次专访谈及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国际关系、文化等诸多领域的诸多热点问题：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是什么？对“包容性增长”的理解是什么？中国最迫切需要怎样的改革？……许多关于中国发展大趋势的提问和讨论都从这里展开。

可能存在三重资本主义，社会缺少公平与正义

中国社会似乎进入了一个矛盾凸显期，针对社会“缺少公平”这个问题，郑永年表示，“目前中国存在着三种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是一种排他性增长，国家必须还富于民，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处理好初次分配的关系比二次分配更重要。”

价值中国：中国社会似乎已经到了一个矛盾凸显期，您认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是什么？

郑永年：中国社会目前的矛盾有很多，比如：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最突出的矛盾就是温家宝总理所说的“社会缺少公平、正义”。现在，经济扩张非常厉害，但是这个好处并没有走向社会和人民，而是走向了一少部分人，社会越来越两极分化了，这就是为什么要调结构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多年以来，我们的经济扩张都是以破坏社会生态的方式进行的，教育产业化、医院产业化、房地产产业化，使得整个结构被瓦解掉了。我们应该认识到，单纯的经济发展本身毫无意义，它只是个工具，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和谐社会，以包容性增长的方式实现社会发展。
价值中国：您对“包容性增长”的理解是什么？
郑永年：包容性增长和排斥性增长是相对的。包容性增长也可以说是开发性增长，它并不意味着是完全平等（结果平等）的社会，但是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前途（机会平等），改善自己的环境。包容性增长需要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实现橄榄形社会，社会不稳定的话就意味着经济发展是没有基础的。
排斥性增长带来的结果是经济是发展了，但利益是流向极少部分人的，大部分人很难获得利益，在排斥性增长的模式下，大家工作都很辛苦，就是挣不了钱，大部分钱都被资方或者政府拿走了，这是排斥性增长。

为何胡锦涛主席要强调“包容性增长”？这说明中央政府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因为目前中国的增长是一种排他性增长，经济增长越快，社会就越不公平。

价值中国：要解决社会不公平这个矛盾，您认为最迫切需要的是怎样的改革？

郑永年：经济结构调整。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很不合理，国有企业越来越大，挤占民企空间。而中小企业的大量发展才是解决就业、解决收入分配最有效的一个最优结构。而且，中央政府的税收能力越来越高，财政收入越来越多，造成了国富民穷。钱是收上来了，却被资本和权力拿走了，这样取之于民，用之于小部分人，一旦民众的情绪积聚起来，社会就不再稳定了。国家必须还富于民。在这一点上有一个比较错误的逻辑是强调二次分配，我认为，目前国家二次分配的能力还没有达到，初次分配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中更重要。
价值中国：您认为应该怎样处理好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关系？
郑永年：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都很重要，但是仅仅强调二次分配是不够的。在二次分配中，地方政府应当做的没有做起来，包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中央把钱收上来了，责任却要地方政府负担，地方政府的财政哪来呢？中央向地方要，地方向老百姓要，造成了教育产业化、医院产业化、房地产产业化，这都是地方政府增加财政的方式，地方政府不仅不投入，反而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将这些本来应当是全民社会福利的部分产业化、商业化了，这样就破坏了社会稳定的基础。

价值中国：您所忧虑的地方，中欧国际商学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正在大步往回走，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郑永年：权贵资本主义就是官员和资本结合，这也不是中国现在才有的社会现象，中国在解放前就是这样的。中国现在不仅是权贵资本主义，而是双重资本主义，政府本身也是经济组织。国家不仅是权力的问题啊，一个是所谓西方的资本主义，还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这双重的资本主义比权贵资本主义还要厉害。这样来说，中国现在有三种资本主义，一个是市场资本主义，一个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有两者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所以社会发展空间的自由度很小。
要避免“十二五”期间可能的悲剧性结果

对于如何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郑永年教授始终强调需要靠经济结构调整，并且将它的重要性提高到战略地位，“如果‘十二五’还是注重经济总量的扩张的话，会造成悲剧性的结果。要实现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体制需要改变。”

价值中国：“十二五规划”即将出台，公众也期待诸多社会矛盾的解决方案能够从中得到反映，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郑永年：现在“十二五规划”的主题是经济结构调整。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说，需要的是高质量的发展，而不是简单的扩张。如果只是单纯的扩张，经济发展会很快，但是从此带来的问题是社会不稳定，这样的发展模式是有问题的。在刚刚改革开放，经济还非常落后的时候，扩张是很重要的，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可持续发展需要靠调整经济结构来解决问题。如果“十二五”还是注重经济总量的扩张的话，会造成悲剧性的结果。
必须要调结构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关键是怎么执行的问题。目前，对地方政府来说，GDP还是衡量官员的重要指标，所以扩张的积极性和冲动还是非常厉害的，如果是这样，肯定是失败的结果，社会会变得更糟糕。要实现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体制需要改变。

价值中国：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产业结构调整是个重点，相关联的问题是，您怎样看待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产业升级？

郑永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整天讲产业升级也没升级。珠三角30年以前用农民工，今天还是用农民工，产业根本没升级；而“亚洲四小龙”，包括新加坡差不多每十年升级一次。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就是靠加工型产业，靠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国家早期政策对外资有利，所有的外资都是技术型的，当然这对中国有一些积极影响。但是外资来中国主要是为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外资走了技术却没留下。所以，中国的“制造业”不能叫“制造业”而是“加工业”。

价值中国：目前，政府确立了七大战略新兴产业，您如何看待新兴产业发展的前景？

郑永年：新兴产业的发展还是要依靠本国的企业，而本国的企业目前还没有太大的国际竞争力。在本国的企业中，不能依靠国企，国企是产生不了华为、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的。国企、民企的空间分配在朱镕基时代还是安排不错的，现在国企大幅扩张，挤占民营空间。虽然“七大产业”的口号是提出来了，但是怎样去做是关键，光是政府投入多少钱是不够的，企业需要的是可持续的发展，和合理的制度安排。
“七大产业”的发展，光靠口号的东西是不行的，七大产业主体不能是政府、不能是国企，西方的技术创新都是私企在做，哪有国家在做？政策主体是政府，但执行主体是谁要搞清楚。

价值中国：十二五期间”，您认为民营企业面临着怎样的环境，您对民营企业家的建议是什么？

郑永年：民企面临的环境主要是国家的政策环境。90年代还比较好，那时提出保护私有财产等；但2000年以后整个就是倒退，尽管有《物权法》出台，在法律上民企和国企好像是平等了，但实际上还是歧视民企的。有些民企缺少资金，政府控制银行不给他们贷款；有些民企资金足够，但是政府又不给他投资空间，政府又不许民间融资——这种政策和执行上自相矛盾的做法，实际上表明对民企就是歧视的。
“十二五”真正要做的是，应该给国企一个边界。国企有他存在的意义，掌握着重要的战略部门、基础设施建设部门，起着调节市场的作用，但是现在国企哪里有钱去哪里，挤占民企生存空间。朱镕基以前提出“抓大”，就是要国企走出去到国际上竞争，但是国企没有走出去，而是回过头和民企竞争。

现在，民企的处境是被动的，他们需要和国企挂靠，寻求政治庇护。民企觉得国内不安全，现在都跑到国外，大狼来了，小狼就跑出去了，这是环境倒逼的。这样下去国家就会倒退，民企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如果民企都跑去国外了，以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哪里啊？

价值中国：如今，很多民营企业家有了钱都投资移民国外，您如何看待中国精英的大规模的移民现象？

郑永年：这其中很大一块是企业家。如果企业家都跑掉了，就只剩下了赤裸裸的权力，但是权力又走不到外面去，对外资又不起作用，只能对自己老百姓、企业凶巴巴的。这个现象只能造成中国以后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差。

价值中国：您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对于中国有什么借鉴意义？

郑永年：学习新加坡，应该学的是精神，而不是学它如何产业升级等等。中国的国情与新加坡有着根本不同，中国地方那么大，人口那么多。虽然新加坡什么资源都没有，但它却是一个典型的善治国家。中国要学的是怎样来推动产业升级，怎样建立法治社会，这种精神非常重要。
如何重建和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如同能够成功地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一样，郑永年教授认为，中国也一样可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推进下一步的改革，目前的问题在于执政党内对于如何改革没有共识。

价值中国：目前种种的矛盾表明，90年代初以来形成的增长主义的政经体制已经触及天花板。在这种背景下，您认为政府应该从哪些方面重建和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郑永年：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显得很理想主义，但我们需要一件一件地去做，哪怕是一届政府做一件事。合法性基础关键要看怎么去找，光开放选举并不能说明合法。如果开放选举的结果是整个社会乱了，那合法性反而降低了。政府应该着手从正面去做好一件事，比如说改革房地产市场，哪怕是花五年十年的时间，如果治理好了，合法性基础就会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价值中国：这是否是因为政策的不连续性造成的，上一届政府的目标还没有完成，就换了下一届政府？

郑永年：中国政府的连续性还是不错的，关键是执政党内对很多问题没有形成共识。如果执政党内部有共识了，就可以集中各方强大的力量来做。奥运会和世博这样的盛会都能办下来，相信改革也可以顺利推进。中共的两大法宝，一是思想，二是组织。中国的组织已经相当强大，目前有将近八千万党员；所以主要需要解决的就是思想路线问题，可是现在的思想路线我个人认为还过于保守。
价值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您怎样看待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优先序列问题？

郑永年：在改革序列的问题上，可以先易后难。比如说，在制度建设上，先民主选举然后再开放。经济改革也是一步一步来的，不是一步到位的，先从农村改革，后从城市改革，然后在城市的改革方面，暂时不要动国企，先把民营企业发展起来。在经济、政治改革上步步推进，才能保证改革过程中社会的稳定。

价值中国：社会能否稳定，很重要的就是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您认为应该怎样培育中产阶级？
郑永年：目前，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力量还非常弱小，它赖以形成的基础还不够，如果中国的经济结构不调整就产生不了中产阶级。只要房价、教育成本一提高，今天的中产阶级就变成明天的贫穷阶层了。西方的中产阶级比较稳固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社会保障，欧洲对中产阶级就保护得比较好。
好的社会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加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创造出社会财富，能创造出一个中产阶级来；但资本主义社会是不能保护中产阶级的，还需要社会主义来保护社会创造出的财富给中产阶级，这样的社会是最好的。现在中国正在社会两级分化，就不能很好的保护中产阶级，我认为两个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最好的社会结构。

价值中国：您如何看待好的社会结构和“善治”的关系？
郑永年：“善治”这个口号，中国借鉴了西方的good governance(善治)，中国虽然提了这么多年，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并没有达到good governance。
邓小平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现在不仅仅是离全面小康很远，社会的现状是财富越来越流向一小部分人。要实现good governance，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社会结构。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好的社会结构，要谈善治、要谈和谐社会就是纸上谈兵。

价值中国：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中国没有形成善治的根源是什么？
郑永年：从财政上来讲，九四税制以后，地方政府财政不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需要改革。而且，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分权是分类分权，并没有向社会分权，地方政府很容易形成关门主义，所以社会也需要权力，要考虑地方政府如何受到制约的问题，要靠宪政制约地方，地方制约中央。分权必须包含两种方式，既要分向地方，又要分向社会，建立公民社会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也要发生作用，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
中国的地缘政治在亚洲

当记者提起“中国因崛起在国际层面上取得了众多的反响”时，郑永年教授颇不同意。他认为中国现在在国际上并没有得到太多话语权。郑永年教授强调要调整外交优先顺序，“中国的地缘政治始终在亚洲，虽然非洲、欧洲也很重要，但是那不是重点，在外交重点上应该有个优先顺序。对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可以多强调经贸关系，没必要把全部精力放在那里去。”

郑永年强调，在东亚区域上，中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反而陷入了某种困局。郑永年认为，在外交上，必须要先处理好近的关系，如果总说远交近攻，这实际上是一种回避矛盾的做法。

制度改革是比文化创新更重要吗？

“文化和制度本来是一体两面，文化是制度的产物，在同一个制度下生活久了自然就产生了文化，单独去改革文化肯定不行。”

价值中国：您对中国公共媒体的看法是什么？
郑永年：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知识阶层，而且中国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媒体。媒体就是传达、解读信息的。在西方社会，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知识权力都是独立的，而中国的知识权力是依附于资本的，温家宝总理很多年前就在批评“中国没有穷人经济学家” ，中国的知识阶层都在为资本和权力说话，但这也不能怪媒体。西方的媒体做得好是因为它们是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
价值中国：那么中国是否可能形成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呢？
郑永年：这是一大头疼问题。中国几千年来有过独立的知识分子，但是现在没有了。传统的信念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现在的做法是“五毛党”。如果中国没有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就无法实现文化崛起、造就强大的软实力。

价值中国：但是中国还是有一些学者被冠之以“有良知的经济学家”的称号？
郑永年：丁学良说中国有五个经济学家，我认为中国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家都没有。中国的经济学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资本和权力说话，而另一部分拿西方的标准来评论中国的问题，但这个又不符合中国现实，这是个矛盾。
价值中国：为什么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还是没能形成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
郑永年：这就是对中国文化的考验。世界上有基督教文明、穆斯林文明、儒教文明，从广义上来说，基督教文明调整得比较好，穆斯林文明调整得比较差，中国的文明到现在还面临着挑战。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农业文明，西方经历了工业文明跟商业文明。而中国的文明没有经过商业文明的洗礼。中国古代的“士”不向权力屈服，有一种“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但是现在权力利用经济力量和商业力量来使知识分子屈服投降，这就是对中华文明的一大挑战。

价值中国：现在有很多学者都在探讨“中国模式”，您怎么看待中国模式这个提法？
郑永年：对，现在有很多学者都在谈论，但是我并不是很认同这种提法。模式是需要一个漫长阶段能形成的，只有恒定不变的才能叫模式，但是中国的政策几年就一个变，如果说叫中国的政策模式、或者改革模式还是可以的。我们倒是可以总结、研究一下中国几千年来的发展，哪些模式传承下来了，哪些模式受到挑战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模式，任何模式都有好坏两面。

价值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文化中有哪些因素起到了推动作用？
郑永年：改革开放进程中，起最大推动因素的就是中国文化中的“开放、和兼容并包”这个因素。比如说，唐朝时期就开放地吸收了印度传来的佛教；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能够融合进中国的文化中，并且这样就可以在中国稳定统治，这就说明了中国文化的一种开放，没有种族主义。

价值中国：也就是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和而不同”。
郑永年：对，完全做到了。开放是中国文明的最大特点，但是中国文化一旦面临挑战了反而就封闭了。在封建社会中，只有王权不能挑战，相权是开放的，普通平民都可以参与考试，所以从这个角度开说，其实中国古代比欧洲还要开放。
价值中国：对于可持续发展，您认为制度改革是比文化创新更重要的吗？
郑永年：文化和制度本来是一体两面，文化是制度的产物，在同一个制度下生活久了自然就产生了文化，单独去改革文化肯定不行。——文化很抽象，制度是很具体的。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化就一团糟了，到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新文化也没出来。必须反思一下，中国产生了什么新文化，并且传统文化也是不能抛弃的。中国文明需要转型，但不是照抄西方文明，还得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价值中国：文化的转型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您认为政府能对文化转型起到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吗？
郑永年：文化跟政府没有关系，文化是人民创造出来的，而不是靠政府用钢筋水泥堆积出来的，所以这不是政府能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