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一篇文章《Web2.0—互联网业的梦魇》讲到了web2.0网站从产生至今，盈利模式一直不明确，致使 2.0逐渐被沦落为“鸡肋”，别说web2.0网站能否上市，就是web2.0网站能否生存都已经成了众多web2.0网站运营商不可回避的问题。

   然而web2.0运营商其实是抱着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的宝藏，却至今不知道如何让她产生经济效益，实在是网络界的一大憾事。大家都知道俗语“灯下黑”，离灯芯最近的地方是最黑暗的，但是这个区域却是距离热源最近的地方，是近水楼台，宝藏就在咫尺，伸手可及。

   许多经济学家都在告诫企业的决策者，21世纪的企业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随着地球村的逐渐形成，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再也没有什么商业机密可言，最不能为人复制和获取的就是人才，只要企业拥有优秀的人才，企业就拥有一切，“得人才者，得天下”。

   web2.0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人才的聚居地，在这里汇集了所有能找的到的各行人才，但是，最可悲的是，这里只是聚会的场所，写自己的观点，发表自己的言论，随处可见能指点江山的“旷世奇才" ，然而仅此而已！大家在这里“喷”够了，打个哈欠，申个懒腰，收拾一下笔墨，该工作的工作，该睡觉的睡觉，着实有一种“草堂”的感觉，即使这里藏了N多个诸葛亮，没有伯乐来让名驹去工作，去发挥他的才能，结果名驹也变笨马，蛟龙也变泥鳅！

   SNS的出现，将人才分类汇集，并以互助为核心，简单的来说就是让“卧龙”去帮“凤雏”相互解决一些占卜上的问题，“刘备" 和“曹操”一起评论如何平定天下的问题，要不就是出来一些像“马季大师”一样的宗师人物，领着一帮徒弟和粉丝在自娱自乐！如此发展网络，何以探讨盈利，完全就是舍本逐末，网络之悲哀！

   Yahoo、Google、Ebay在中国的表现，大家是有目共睹，远不是本土网络的对手，大家都知道需要创新，需要有自己的特色，可惜的是web2.0至今还在完全模仿美国模式，美国的博客获得风投，中国立刻冒出1万个博客网站，视频网站大获成功，中国视频网站立刻风起云涌，美国SNS一夜成名，中国2.0网站立刻趋之若骛，最终下场如何？水土不服严重！

   分析其原因，其实很容易就能发现，中国人在收费空间的支付上远达不到西方，邓小平说过，21世纪中叶中国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精英文化，远没有西方成熟，而西方最热的博客是社论博客！西方人能凭着自己的爱好和兴趣聚到一起，共享心得，海阔天空，指点江山，他们能汇集到一起，且成快速发展之势，这与其社会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文化人群最喜欢聚集的时期是唐代和宋代，这与当时中国富足的社会是离不开的，大家因为自己的爱好而聚在一起自娱自乐，富足安详的社会背景是前提。

   而现在的中国，正是经济飞速发展时期，企业和人才的社会生存压力空前的强大，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是否能让圈子里的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利益，特别是经济的利益。然而我们的web2.0运营商，想到就是如何聚集人气，想出各种活动点子，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博客大赛，创意大赛，圈子聚会等等，花样层出不穷，以期网站的人气上去，运营商就可以赚钱了。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点，也是致命的一点，web2.0的核心是人，是网民，这也是2.0区别1.0的本质区别。所以，web2.0运营商不要只想着自己的网站如何赚钱，如果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web2.0社区，就要让网民赚钱，只有他们赚钱了，网站才有人气，然后才能考虑自己的网站如何赚钱，除此以外都是纸上谈兵，永远也不会成功。

   如何让网民赚钱，已经有很多文章进行了阐述，但是都比较笼统，并且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本人通过总结大量前人经验，并根据目前各种2.0的应用，总结了如下盈利web2.0的核心方案图，博主的任何行为都是价值的体现，是获利的前提。博主赚钱了，2.0的运营商们如何从中盈利，这里也就不比多说了。网站运营商如果还想不到以下面方式自己如何盈利，我给的建议就是去做博主吧，博主赚钱很容易！

如何面试来获得你想要的工作

文/鲁鸣

我到美国近20年，为找工作被面试至少不下30次，也面试了别人很多次。到公司工作前，美国经济好，我6年换了5家公司。本不想再挪窝，可公司下月要裁员15000人，我的老板已在找工作。我翻阅有关面试材料，回想以往面试的经历，觉得有四点很有启发。

一．要有一个好的具体例子

谈经历时，不要单纯罗列履历表上已写的。要有一个好的具体例子，讲给对方听。只有例子才能打动对方，让人知道你真懂要做的工作。如果是刚出校门，没有工作例子，可用学校里的课程或经历，说明你有基础，学新东西很快。

很多人被面试时，只是罗列事实，不懂得用具体例子来讲述自己和销售自己。我自己有这方面的失败经验。对过去特别是好几年前做过的工作，没有准备好一个具体例子，被面试者问起，一时会想不起具体细节，再加上面试时的气氛，很可能陈述得不理想，让对方怀疑或至少认为经验还不够丰富。

记住，仅仅罗列是很乏味的。

二．面试开始就提问题

不要等到面试最后时才提问题。根据工作的要求，想好几个问题。让面试者跟着你的思路走。对方回答你的问题，使你成了主动者，而且占去了他想问你提问题的部分时间，这对你有利。当然，你提的问题要好，让对方觉得你聪颖，而不是反其道。

如果面试最后，对方问你“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说：“没有了。面试开始时我把该问的都问了。如果我回去后又想起什么问题，我会跟你联系。”这时借机问他要名片。

三．工作计划

有时，同一家公司会面试你两次甚至三次，才决定是否雇你。第二次面试者一般是大老板。他/她通常会问你第一次面试的感觉如何、你怎么看待这份工作。如果他/她不问，你应主动谈谈。你要表现出你对这份工作的要求已相当了解，你打算怎么胜任。这时，要让对方知道你的工作计划：三个月或半年里如何去做，达到什么水平。这样，会让对方感到你很诚心和自信。

四．利用刻板印象

一次面试往往会分别有好几个人面试你。你要利用心理学里的刻板印象，即根据每个人职位和举止(注意：举止反映其个性)，给予对方想听的答案。比方，对方是一位母亲，你绝对不能在她面前说你不喜欢孩子。纵然你多有才能，她很可能反感，认为你是一个缺乏爱心的人。你可以在人事官员或大老板面前说“我希望5年后我能成为公司的领导者(或主将)之一”，但可不要轻易在小老板面前说，因为他很可能觉得你自认比他强，雇了你会把他的位置给抢了。

去面试前，阅读一下心理学有关个性类型的书籍，或许对你很有帮助。

　　我之所以将这一事件的记录列入“偶滴幽默”类别中，是搜孤网对易宪容事件的评述。称“房地产业的发展，其逐渐成为朝阳产业，也吸引了不少从事其他方面研究的学者转头地产领域，一时间地产学者成为了最风光的学者，地产学也成为了显学，但是趋之而来的学者中不少属于门外汉，正如易宪容那位同事所说的，即使你在金融领域是专家，但你到了地产领域就成了中学生，作为学者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任。”

　　与此大同小异的，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在一个学术会议上透露，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已辞去先前担任的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研究室主任一职。

　　在这里，我姑且不论易宪容是不是房地产界的中学生还是小学生，也不论他是不是作为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就不能发表与自己研究领域有出入的言论，我只想记住，这一天，易宪容可能因为背负太重的负担，永远地离开了热热闹闹的房产论坛。这绝对是一件可悲可叹的事情。

　　当钞票成为万能的时候，任何理由都可以成立的。不是治不了你，而是不想治你。易宪容成了第一个，肯定还会有第二个。

　　我作出这样判断的理由，是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近二十的人，对政府研究机构运作情况非常了解的人作出的第一直觉。一般情况下，研究机构对于知识分子的言论通常是不太管，但是，如果有人告状，或者有政府领导开口了，则必须执行。易宪容案当属于这种情况。那是什么人告易宪容“不务正业”之状，是什么人能够让政府领导说重话去处理学者？只有一群人，开发商们。

　　这一事件表明，开发商们感觉到了社会舆论的压力，尤其是学者们的群起抗议，于是，他们得做出反应。而且这样的反应一旦有了开端，就会有继续。

　　现在，易宪容成了第一个为高房价流血的学者，下一个又会是谁呢？

　　是时寒冰？

　　可能性不是太大，毕竟他是个媒体工作者，有发言权，哪怕胡说八道也成，政府管不着。

　　被开发商绑架了的政府管得着的是靠政府出资养活的各种研究机构，于是，我就开始为另一个以言论锋芒毕露著称的学者——曹建海担心起来。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的曹建海似乎与房地产业或者说与开发商还是有点瓜葛的，毕竟大家都是玩投资的。但是，曹是研究国际投资的，是不是与国内投资不是太吻合？这正是我担心的。因为这无疑给希望将其“落井下石”的开发商们留下了“把柄”。

　　诸位关心为正义直言的学者的命运的网友们，我建议大家联合起来，为我们所爱戴的学者鼓劲、加油、助威。

　　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大家一致发出愤怒的吼声，再牛的开发商也会发抖，再狂的政府官员也得为自己的官帽想想，毕竟官商可以无法无天的时代，已经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慢慢成为历史了！

　　《数字财富》：您在1995年7月出任IBM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2个月后又出任 IBM大中华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总裁。我们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现象：在您上任后的头5年中，IBM前CEO每次来中国大陆访问，您都尽量带他去拜访一些非金融的客户。这是否意味着您不看好IBM在中国的金融业务呢?

　　周伟焜：恰恰相反。我把金融定义成 IBM在中国业务发展的领头羊，也就是说，很多新的想法，很多新的事情，我们都先放在金融里面来推动。

　　实际上在我来之前，金融已经是我们在中国大陆最重要的领先行业。在整个中国大陆的信息化过程中，金融一直跑在前面，有可能比其它一些行业领先两三年甚至于更长时间，客户也比较成熟。大集中和电子商务是IBM在中国的两大战役，都是在金融业率先获得突破的。电子商务

　　首先，中国大陆银行的电子化进程开始得最早，也最早提出了大集中的需求，而 IBM恰好在这方面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和全球成功案例，双方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此外，IBM所倡导的电子商务热潮是由企业电子商务带动的，而企业电子商务的突破点正是金融业的网上银行大发展。此时，IBM与中国金融业的合作，已经从单纯的销售产品和软件深入到了商务模式层面。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数字财富》：您出任IBM大中华区董事长兼CEO为什么是在1995年？这后面的背景似乎与您的履新策略密切相关。

　　周伟焜：1994年，郭士纳在接任IBM的CEO一年后对我说：“我请你来负责 IBM中国公司的业务吧，咱们把这件大事做起来。”我们都非常感激郭士纳，他是在1993年IBM最艰苦的时候临危受命。一方面，他的努力使IBM在几乎被肢解的那一刻又奇迹般地被完整保留下来；另一方面，他在 IBM最困难的时候做出一个大胆的战略性决定，就是要把注意力放到中国来。

　　《数字财富》：您前面讲到，金融在IBM中国公司拥有领头羊的地位，郭士纳先生又是如此重视中国在IBM全球发展中的战略位置，为什么您在到任之后却要将拓展金融以外的市场作为第一目标呢？

　　周伟焜：我不是说金融不重要，而是一种战略安排。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战略层面的意义，我先从战术上谈谈我这样做的两个原因：

　　首先，1995年，IBM总部已经确立了向服务转型的大目标。这就意味着，今后的 IBM将不再是一个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专科大夫，而是要转型成为资深的企业保健顾问。也就是说，IBM的业务一定要尽可能广泛地扩展到那些同样需要一条龙IT顾问和服务的行业，如政府、电信、物流等等行业。因此，我当时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一定要在中国找到更多的与大银行同样成功的客户，在壮大IBM的同时，给金融业提供更有价值、也更持久的服务。

　　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于我在澳大利亚工作时的一段感触。IBM在澳大利亚最初的发展情景有些像我刚上任时的中国大陆，有4个很大的金融客户做支柱。但是在1992年、1993年的时候，由于很多外在的原因，澳大利亚大银行客户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成本可能要压缩，尽管IBM是我们很好的伙伴，但是我们今年不能买你们的产品了。”突然之间，我们的业务就掉了下来。这让我懂得，在对一个地区业务做战略布局时，决不能把整个企业完全放在几个核心业务上。只要是生意，就一定要讲究组合、分散风险。

　　《数字财富》：9年过去了，您的目标达到了吗？

　　周伟焜：我可以非常高兴地告诉你，我们目前在中国的政府、电信和物流方面的成长率都超过了金融业务。而且，IBM现在在中国大陆最大的业务是中小企业，其中也包括中小银行和信用社。

　　《数字财富》：在这种形势下，对 IBM中国在金融业的发展业绩该作何评价呢？

　　周伟焜：IBM中国的金融业务相对是最成熟的，IBM也是非常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了中国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之中。在这10年中，我们先是在大型国有银行里取得先机，然后接着做股份制银行，或者说是所谓新兴银行。更让我们兴奋的是，我们这几年在城市商业银行和信用社所占的市场份额很高。比如说在过去3年中，10个新单子中我们大概能拿到8.5个。另外，我们保险业务的市场占有率也在快速提高，保险正在成为IBM金融业务一个新的增长点。

　　《数字财富》：虽然IBM金融业务与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已经合作了20年，市场占有率也实在不低了，但是在与IBM人的交谈中我依然明显感到，他们似乎都是刚冲出起跑线。 IBM是否太不知足了？

　　周伟焜：不是IBM不知足，而是互联网的出现让全球IT业都开始了颠覆性的转型。当然，IBM在全球最早也最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仅仅从1994年以来的这10年中，IBM就树起了三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第一个里程碑：服务转型。比较谦虚地讲，这是IBM经过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业绩滑坡之后，追求再生的一个方向。

　　第二个里程碑：电子商务。实现再生后，电子商务是我们重新找回市场领导者地位的一个动作。对公司内部来说，要通过电子商务把所有的人和业务再聚拢起来；对市场而言，要重新让人家感觉到—— IBM回来了。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第三个里程碑：“随需应变”。这个碑比前面两个的意义更深远，也更深刻，我们正在寻找如何改变整个 IT工业的新模式。以前我们没有想到，信息工业会发展到现在这种规模，因此也就到了重新厘定信息工业的性质和发展模式的时候了。

　　《数字财富》：这三座碑的每一个在树立之初都难以让业界广泛认同，但若干年后的历史发展又都印证了，它们的确是一座座里程碑。难以想象的是，IBM是一家追逐赢利的企业，但它倡导的却是近乎哲学层面的、闻不出多少铜臭的高深理念， IBM用什么来保证这些看似悬念的东西准确地在中国落地、并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呢?

　　周伟焜：最关键的是要让你的潜在客户能接触到你。为此，我们通常要做4件事：

　　首先，你要用一点“传教士”的方式把这个观念讲出去；接着，你要找到客户的一些应用，最好是跟他们分享国外的成功经验；然后，你在某些领域要用自己的服务能力去帮助客户做这个事情；最后，你要做领头羊，要把你的一些伙伴带起来，让他们一定跟着你走。比如说做电子商务，如果就是你一家做，其他人都不做，那么很快就没有人再做了。电子商务

　　《数字财富》：在这种情况下，您作为CEO自己要做哪些工作呢?

　　周伟焜：我主要是做“传教”。我们先在每一个行业找一些领头羊的客户，我经常会亲自去做销售，去见企业的第一、二把手。

　　《数字财富》：在您统领大中华区的这10年间，IBM几换CEO，并接二连三地推出闻所未闻的新理念，而中国和美国的市场发展并非同步，您是怎么做到让中国本地的团队一直跟上美国总部的？

　　周伟焜：这是我们的工作。我认为，总部每推出一次新的观念，我们都要分几个阶段才能跟进。但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阶段，就是自我斗争阶段，即要自己先论证：中国客户需不需要这些观念？在自我斗争之后，我们还要弄清楚，这个事情对中国客户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同时还要想明白，对我们IBM员工的意义在哪里。只要是我们自己想通了，就完全有办法一层一层地推下去。

　　《数字财富》：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即你们自我斗争后得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而这时候，你是否还要执行总部的计划呢？

　　周伟焜：我们从不会说“中国暂时不需要做这些事情”，而总是说“我们一定要比我们的竞争对手在某些领域跑得更快”。但我们也会提出，执行的步调可能在中国与海外会不一样。

　　《数字财富》：无论是理念还是实际操作，靠的都是当地公司的人去推动。而中国毕竟是一个新兴市场， IBM中国公司在本地员工和境外员工的搭配方面是如何操作的？

　　周伟焜：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在我们目前可见的未来，在中国最成功的科技公司，既不会完全是本地化的公司，也不会是完全都用海外的公司，而是需要有一个很精心搭配的人力组合。

　　搭配的原则完全是才能与管理的匹配。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如果你要当领头羊，就一定要有办法把国外的东西带进来。即使是非常有才华的团队，也要在三五年时重新换一拨人，从国外请一些在新的领域里面做过的资深顾问进来。这很重要，否则的话，你怎么带客户走？一定要不断地有新人、新观念、新想法、新做法。比如说，我们最近就引进了几位很资深的顾问。我们还会请更多的来，否则的话，我跟本地公司没有两样。

　　当然，这也需要很大一笔钱。但是，我不能够把IBM定位到去跟一些成本很低的公司去竞争。我的定位是要解决客户不能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怎么样把大型机运作好，怎么样把大型机系统运作得更稳定。

　　《数字财富》：目前，IBM整体都在做转型，原有的价值评判观也遭遇“地震”，而中国的金融改革在近一年内又突然加快了步伐，作为大中华区的董事长兼CEO，您在如此纷杂的时刻该如何考察IBM中国公司的金融业务团队呢？

　　周伟焜：现在，我每两三个月就从4个方面来考察他们：

　　1.看市场占有率。分为两个方面：首先要看每年给他们的指标增长了多少。这个指标要求高于整个市场的平均增长率。但由于金融的基数已经比较大，如果市场平均增长率是10%的话，我们会要求他们达到11%或者12%就行了。其次，每一年我都要他们讲一下，你们认为有一些什么新的领域、新的公司又在金融行业里面发展。比如现在要看的就是，在WTO跟IPO的冲击之下，我们如何帮助银行加速完成它们的转型，帮助他们做顾问服务，帮他们重新思考银行怎么样运作，怎么样管理风险。

　　2.在金融业多元化的趋势下，我们有没有办法帮助银行把电子银行、柜台、ATM，还有网上银行等多渠道的销售整合在一起。

　　3.在银行未来的一些新的系统，尤其是核心银行系统发展方面，我们有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来做一些事情。

　　4.大部分行长都说希望把银行变成一个以客户为中心的银行，我们怎么样帮他们利用信息化的手段拿到客户的资料，让他们好好地分析。

　　《数字财富》：在我的印象中，这是您第一次专门就IBM的中国金融战略对外接受采访。谢谢您。

郭德纲是过去2006年的当家红人，房价是过去的一年全中国人民的一桩心病。细琢磨，郭德纲陡然蹿红与中国房价重压之下继续爬升还真有点相似之处。

郭德纲草根式的娱乐，关注百姓生活，把时事融入传统的平民相声之中，从百姓娱乐开心，取乐于民众为起点，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大牌明星，敝帚自珍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德云社，转眼间从破旧的天桥剧场被百姓捧场到了奢华的嘉里中心——门票当然也顺理成章从当初的两块钱涨至2500块大洋！

从艺人经历来说，郭德纲确定无疑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最成功的一个；但郭德纲成名所依赖的百姓支持托举着他最终走进了富人的宫殿，这一圈层的跨越却着实让捧红他的“百姓”感觉到些许的失落。

房价的问题似乎也有相似之处：先是全民性的房改和着舆论的推波助澜把人们一股脑儿地推进市场买商品房，可没想到真呆到想买房的人不断多了起来之后，房价就再也不听使欢，直跑到人们成了心病也丝毫没有停歇下来的迹象。

郭德纲娱乐民众的本事和现代传媒之超强渗透，让富贾权贵有喜好也不能揽而独享，但房子则是价越高越归少数人占有。房子不象相声那样一阵嘻哈来也容易去也快，张张嘴说跌就跌，让停就停。一大堆“利益”“规律”“客观”“影响”左右着它，不管多大的嘴仅凭着说是说不下房价来的。

两会期间，房价是最热门的话题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但此间见到的有关房产和房价的谈论多数还停留在“说”上，能不能实现则另当别论。某位市长在两会上说了句他的城市房价一定会降，马上招惹来媒体和网友热棒；某位所谓专家在媒体采访中预言今年房价要下跌25%，马上招来观众雷鸣般热烈掌声。

眼球经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让N个郭德刚式的娱乐人物走红成功。可悲的是，竟有些官员、学者和所谓的专家偏偏也精于此道，以博取眼球为目的，达到为商为政之目的。前面讲房价一定要降的那位市长，偏偏春节这一个月他们城市的房价就涨了五百；说房价要下跌25%的某位学者的言论，也让人不禁联想起一年多前高喊房价要降，但之后遭到无数错过了房价上涨行情买房人痛斥的易先生当初的言辞。

个人言辞产生的后效事小，而国家的一个政策如果也成为一种调笑佐料，最终殃及的是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这样的调笑遗悍的是在房地产领域总是事发不断。比如年初90平米修正方案发出一天又收回；比如现在越来越多争议的经济适用房政策，政府一心要建给穷人的经济适用房，但事实上是，北京的经济适用房小区里高档私家车比比皆是，两会期间天通苑的房号竟在网上公开炒到了13万！可以肯定的是假若房屋普查工作不做，风风火火将要推行的廉租房政策还有可能会象经济适用房一样，仅仅可能是地方政府汇报政绩的一纸说辞。

房价问题事关民生，更事关地方政府官员们的乌纱政绩。在房价将要向为政者问责的今日，尤其要谨防相关官员和地方政府以一个房价指数为目标，忽悠中央调控房价的政策精神，忽悠民众的智商和信任。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一个城市加建一千万平米经济适用房，城市整体房价指数就可能达到房价止涨的目标。但对于北京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来说，它可能与商品房价格走向真的毫无关联。再比如某个城市的主管部门，为了保证年度房价指数达标，甚至指使高档楼盘开发商推迟签约申报时间，以凑低一个数字。凡此种种手段其实都不算新，却是地方政府擅长惯用，而且能糊弄百姓的着法。

面对一个本应严肃的、纯理性的问题，却以“秀”的方式，以娱乐的手法进行炒作处置，这也就是使“房价调控”结局成为了一种调侃、幽默的根结所在。不同的是，这种幽默的效果郭德刚可能永远不能企及，并且听众苦笑后的后果还会相——当——的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