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野

广东省文联主席刘斯奋人物洒脱，才情洋溢，少小时分即诗文酬友，满怀文学。既长，诗词、小说，绘画、书法，学术、思想，等等，无不染指其间，身躬力行，花事嫣然，硕果累累。其中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更16年笔耕不休，蔚成壮观！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史成岭南无出其右者！盛名之下，少不了谤言碎语，倒风行了一些传播！但其“通才、全能”仍不能说不是一个问题。况刘斯奋身兼地方领导要职，总在事物酬应，院圈学子、文人似无专业身份之信任！本文将以刘斯奋现象，在：整体性学问、职业业余、他途蹊径等方面深层探析，以备应响之为。刘斯奋1944年出生，属猴，猴的灵性与他的成就可否相关？基因是可能携带先在的创造力的，从而来路幽深。

整体性学问

整体性学问可简单地理解为“通才”现象，“通才”现象非独刘斯奋先生所独有，古今中外人才举不胜举！诸如：画家达芬奇、文学家歌德、科学家爱因斯坦等等都是。达芬奇非独绘画，在音乐、科技、军事等方面都涉足甚深，成就斐然！歌德不仅是文学家，也探讨哲学、历史学、造型设计等。爱因斯坦不仅爱拉小提琴，最终还融身神学。我国古代圣贤，更无所不包，天地万物纳于胸藏。老子一字之“道”，尽怀天地自然无穷时间。孔子也上知天命，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为万世效法。司马迁著《史记》，几尽人神之能事。其中更多人物，不能尽指！上述“通才”现象，构成人类的一门智慧之学和知识之学。但是所谓“通”，并非只是指贯通、才通、知通，而更多的是一种境界，一种域境，也就是一种整体性的高度。举凡学问之家，达到一定高度，必然主干附杂，甚至旁逸斜出。整体的改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多维性、多面性的改变，也就是多学科的学成业境。

从人自身来看，人本来就具有多种才情和识读能力。人这种容器，本来就是纷呈多样的。尤其是大器，这种标志更其明显。从知识本身来看，在学问的低端，往往窄而浅，术业专攻，界线分明。但是在学问的高端，却往往业界不明，心有旁鹜。学问的相关性、互通性、互支性在这里表现的极其鲜明。知识在高端都是互通的。譬如爱因斯坦由科学的研究走向神学，牛顿也是如此。因此，整体既有作为基础之学的一面，也有作为高端之学的一面。作为基础之学，太窄的知识面出不了大师；作为高端之学，没有整体的融会和贯通，不可能神领之外，整暇有余。也因此可以说，所有的人才都是通才，或者说达不到通才的人才就不是人才。不过我们目前的知识环境已不同于古人，阅读量和信息量在N倍数地轮翻，人类已经陷入了分类的、技术的和虚拟的琐细洋潮。怎样看待信息化和知识大爆炸的正负时需，保持理性的态度和方式，以使自己不被细末之学所淹没而无法看清事物的结构、本质和方向，这极其重要。在这种环境中，整体性的通才之学更有时代性的需要，更加难能可贵！

有人问诗人野牛，大师和教授有什么区别？

野牛回答：教授将简单的事物说的很复杂；大师将复杂的事物说的很简单。将芜杂的知识化繁为简是一种整体之学和整体的能力。

刘斯奋岭南人杰，不“通”就不是刘斯奋。因此所谓“捞过界”之说，纯属蜉蝣池国之小巫嫉愤之态，不知汪洋恣肆，日月出没之能事和大观。

职业业余

1975年，刘斯奋31岁，从海南调回广州，任职于广东省委宣传部。仕途多有得意，曾任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文联主席等。官场名利，人心城府！有人因此对刘斯奋的专业作家、诗人、画家、书法家等身份表示质疑！其实这种质疑完全没有来由，因为一个作家、诗人、画家、书法家的专业身份并不一定需要什么机构或权威来认定或委任。作品，是他们立身的不二佐证。刘斯奋的小说、诗歌、绘画、书法充满着刘斯奋式的思考、创造、情趣和个别性。其绘画：“都市偶拾”系列，便是这种情趣和创造才情的例证。它们携带的文化因讯（知识分子眼中的消费化的都市文化内涵，具有后商业主义的全球化的共同行为特征）具有不弱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商业资本主义内涵、罗中立的父亲的贫民化转向的指向性标记价值，而且流传的越长远越广泛，力量越大。

官员文人，在中国古代并不缺乏，像杜甫、白居易、苏轼等等都是。在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被称着“苏氏三杰”；在广州，刘逸生、刘斯奋、刘斯翰父子被称着“刘氏三杰”。跟刘斯奋比，很多专业作家、诗人、画家、书法家都无力掰腕，因此刘斯奋翘傲岭南高枝，峰绝反孤。之所以如此，经历是一种重要的因素。从上述的简略介绍中即可知一斑。巴尔扎克如果不是负债累累，屡经炎凉冷暖，应该很难写出裸见人性的《人间喜剧》。曹雪芹如果不是经受大家衰落的深度悲苦，应该也没有那样的韧度和创作城府。

当然，经历不等于创作，更不等于大作家、大诗人、大画家、大书法家，这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相反，很多人反而因事废文，从了俗流。改革开放开始，一些作家下海经商，美其名曰：以商养文。时髦且新鲜。不过事与愿违，钱未捞到，文也弃了。这是因为在纷乱的事物和生活中，人的心绪很容易被打乱，神思难得集中，心意在他。这背离了创作的基本条件——心静和对象投入。不过，像刘斯奋、曹雪芹、巴尔扎克这些人却过了这一关。能过这一关，情况又变了，负值转变成正值。很多人认为专业就是一身不二，这其实是谬见。一个人一生不可能只做一件事，只扮演一种角色，事实正相反。重要的不是单一，而是专一。就作家而言，在纷繁的生活中，保持作家的心态、训练（阅读）、动笔，这很重要，这是作家成为作家的基本前提。用量化的语言来说，每天必须保持一定量（500字，这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标准）的文字创作或文字使用。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长时间不间断、坚持下去更难。同时说其难还包括要比别人更努力、更少闲散这层意思。从内在来看，官场和文人是两种极其不同的价值规则和纪律。作为一个真正的文人，首先就面临着：道义、人性、超利益超党派等问题，不同的选择，会造成得失毁誉的不同结果，甚至会遇到生命的危险或牢狱之灾。这都非常需要勇气和良知的。并非谁都可以做到，谁都愿意做到。用这种标准来衡量，刘斯奋已经很不容易，人生具有了价值选择和价值追求的不俗意义。做到这样，专业和业余的区别已经不存在了，鲁迅就是学医的，很多中文系的当不了作家（当然不是中文系的当不了作家的几率更高）。刘斯奋除外，他是中大中文系的。

当然如果像刘斯奋他们那样做到了官文互不相碍，并行学相长，哪他们的现实地位和身份对他们的社会传播和话语权是东风和近水楼台的关系，不失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至少不需要像李时珍那样，鬻家版书！不过人们从事创作的理由和优势各不相同，也没有必要去悲苦历史。

从根本上来看，这是“学与行”的关系问题。生活和创作、价值方式的生活化、生活内容的价值化，这上升到一种境界（哲学和价值的境界），佛佗就做到了这种境界：学行一致，学行同源。因而专业和业余的问题降到了低层次的位置上，不再成为问题。

他途蹊径

刘斯奋是一个有才情、才华的人，因此，也是一个求新求变的人。其绘画方面的视觉理念、《白门柳》的知识分子历史观，等等，都映现和潜含着他的文人、知识分子人生观、哲学观。哲学上他偏向传统的黄老哲学观（无为而无不为）：自存他和（该概念是野牛术语，不具有经典性）。

求新求变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思维态度，但求新求变并不容易，往往需要非常长时间的认同道路，甚至无认同（认同和世俗的成功是同义语词）。但是创作的价值正在于此，舍此，几无意义。对于大师而言，更其如此！大师的意义就在于求新求变，求新求变就是发展。惟其如此，才确立了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理由。大师的存在就在于打破范式或规则。文化和艺术在这种努力和成就中变化和发展。这提出了智力、知识、创造力的挑战。以国画为例，我们有一个太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背景太深厚！在完美的巨人基础上，很难前进一步半步！国画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高峰和繁荣，到我们却面临了低谷！标志是：艺术家们普遍无法再获得创造力！在索然无味的题材、技法、材料、审美情趣、视觉符号上不耻无为。难道是国画这个画种寿终正寝了？答案是否定的！刘斯奋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努力。

在传承和创造的理论上，有一个光鲜体面的误区：踩着巨人的肩膀上。这是一种虚妄的风光！就知识的接纳来说，是可能的；就知识的创造来说，是不可能的！面对绝峰，谁都是无路可走！这是就发展来说的。再说踩上巨人的肩膀也是不容易的，喜玛拉雅山你上的去吗？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传承，而是更加强调创建的今人出发点。

打破范式，突破规则，另劈蹊径，这往往是新建构的共同特征。当文化或艺术达到一种高度时，或者说当你面对绝峰时，这时任何维度的作为都是“他途蹊径”！“他途蹊径”是一切成就的基础和新范式。在这里，大家大师才可能出现，才可能为本民族甚至为人类提供新的语素：字素、词素、句素或某种特定的视觉图景和标志。

2010/8/18

广州番禺祈福新村

QQ：173669348

诗人野牛

一，《它》是什么？

《它》／熊良钟／劲舞风霜击长天，／一恸鸣啼彻高巅。／孤身独傲青云上，／俯看清浊五岳间。／是什么？一首诗，一个人，一头动物！它在做什么？飞翔，思考，悲悯，抑或自我时空！似乎什么都是，又似乎什么都不是！它们似乎各然独立，又似乎交互渗透！浑然一种状态，费一番关照。也许正因为此，它是什么，已经不十分重要，而它诉诸我们思维的某种萌动，确乎形成了一种智力的和审美的快感！这种快感有着生长般的新锐，你害怕它的锋芒吗？真正的剑客会跃然试锋！

二，《它》的多义性文本陈述

不管怎么看待《它》，多义性是它的显著的文本特征。扶摇九天，风霜清寒，孤鸣群山回应。一己傲步青云，俯瞰清浊人间！搏击、感怀和无言，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悲情和襟怀！传统的士大夫精神和古帝王情怀交织在一起，似乎和眼下的全球化的商业时代、消费主义社会风马牛不相及！这是一种落后，还是难得？抑或人类的某种高贵的精神和情怀是亘古不变的，任何社会形态和时尚噪弄都无法污染它的本质和底里。不过传达这种精神和情怀的物象却迹象有别而浑然。谁在劲击长天，谁在清音啼唱，是谁身志苍穹，是谁悲悯众生？似人似物似神圣。或者多者混一，交织着一种高高盘旋着的负重和自由。

三，多义性概念解读

事物的存在都是多义的：交互的、可变的。多义性是一切存在的普遍特征。但出于自我确认和自我心理，几乎所有的事物又都是单向性自认和排他义自存的。这种特征回映在社会事物上也是一样突出，语言就是一例。西方的抽象性、表音性语言也不例外，也构成词语及语句的多义性。只是在词素和字形上弱了一些视觉性的道理。但是即令是这种语言也一样具有书法的艺术可能，也即是“象形”的另一种意义维度，趋同了多义性认知。

就语言的多义性来看，汉语这种主事“象形”的文字（表义性语言），更能显示它的具象性、多义性。从而在艺术（文学）表达上更能够就“音、形、义”多面表达和交互表达，创造出浑然天地的艺术对象，增加了审美观照的多向性及不确定性。文本多有被误读和曲解，汉语言，包括它的成语，多有被一再改变它的初衷的成例，最后成了“旁门斜枝”或风马牛不相及的意思。但是审美获得了传世隔代的普遍应响。

从艺术（文学）创作来看，排开表情达意不谈，只就作品的视觉诉诸，或称着视觉对象而言，西方多立脚在意象方面，强调可视性对象的自我表达或主观表达，因此更接近自我和情感，是一种“我”的表达。相对而言，东方更看重意境的营造，意境可以有我，也可以无我。中国古人更喜欢无我的境界。因此，古贤更多的不是自我表达，而是境界确立。意境就是文学创作的一个至美点。当然，这是就传统文学对比而言，现当代文学已大有改观，交互影响。不过从多义性来看，不管意象也好，意境也好，在多义性这点来看，它们都是相同的，都具有这种多义性的语言特质。

以上是对一般性事物（包括语言及文学作品）的一般性多义解读，这里，我们要对自己的多义性概念做个己方命定。多义性的己方命定：这种对象（语言和作品）明显具有它的混成性、交互性、互喻性、独立性；是同一事物，又不是同一事物；不是同一事物，又站在同一（相同的）喻理上。《它》的作品特征符合这种定义，分别成为特定意义的文学批评概念和文学作品佐证。

四，域定审美对象

多义性是一种现象特征，或构成性特征，就构成性而言，多义性也可以称为多对象、多对象互在。因此多对象必定会依附于一个空间，或曰生成一个空间。我们把这个空间看着一个“场”或“域”，它承载着这种多义性现象或多对象互在，构成一种审美空间。这种审美空间和多义性是一种互为关系：多义性生成这种空间，这种空间又承载着这种多义性。而且这种空间有范式的确定性，不是松散而任意的。因此又是一种“域定”空间。多义性和域定空间同时指向审美可能性，达成审美快意和理性接纳。并且这种审美快意和理性接纳十分明确地由多对象、多义性引发并实现的。这后一句，并非赘语或交互陈述，而是特别强调它的这种审美来源和审美特定性。

五，多义性审美对象和概念的文学批评史价值

多义性审美对象作为一种作品现象，在文学史上并不鲜见。不过古人多在比喻、暗喻方面使用（比如：借物抒情、同质互喻、含沙射影等等），就是意境手法，也多是表达一种境界和同一诉诸，从共时性空间和多对象互在方面，考虑甚少。我们强调多义性审美对象，首先就是强调它的多对象互在和共时性空间场，也就是域定审美空间。这将在创作和欣赏上带来诸多变化和出发点的不一样。同时，“多义性审美对象”和“域定审美空间”的文学批评概念的提出，也对批评话语设置了新的批评标准，建构了一方新的批评天地。这些有益的思考和文本建构，构成了文学史的批评价值。

六，楚王后裔的艺术基因

《它》的作者是湖北人熊良钟，乃楚王之后裔。荆蛮熊家历22代王侯，史承481年，而王气黯淡，移往他乡，其子弟一番悲苦沦落，也竟生存下来，贫民化、散见在一派神州的山水乡野。公元1976年，熊良钟降世为人，又20多载学成立业，携妻子南下粤地谋生致富，腰缠万金。富而思浅薄，日恋文学，成一种艺术禀赋和高端价值观。据美国学者称言，基因凡18代必重复！换句话说，帝则出帝，王则出王，贱则类贱，往复而已！基因在递传中，变还是不变？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争之哗众，无益！不过谈谈这个话题，到不失一种情趣或发现性话题。用在熊良钟身上，他的帝王基因，是否存在？虽说帝王的幻想是不可能了，也不可能再有其祖熊鬻师佑文王的高逸典藏了，但帝王的基因应该还是一种财富。它应该跟胸襟、气度和创造力不无关系。熊良钟的与生俱来的艺术感觉和创造力本身就是例证。王气有可能在败落的时候向艺术细胞转移。这种例子很多，如：李后主的词才、宋徽宗的画才、曹雪芹的话才，等等都是！失势而转逸，创造力在另谋出路！这种情结，可以数世不已！

2010-6-10

野牛（亦名：黄野）作家、诗人、批评家，现任职于广东省社科联决策研究咨询中心：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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