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以上文章转自北大法律信息网

审判长及各位陪审员：

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肖衡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肖衡的辩护人，依法出庭为其辩护。经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调查取证及刚才的法庭调查，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肖衡应无罪，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肖衡在侦查阶段所作的供述是不真实的，至少是心存疑虑的。

首先，辩护人认为，本案是在侦查机关先入为主地对被告人肖衡进行有罪推定的前提下一手酿成。根据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显示，今年1月11日，被害人即恒元建设集团于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工地钢材被骗。第二天，侦查机关在未作任何调查核实的情况下，仅凭一份报案材料，即张冠李戴地起草了对《呈请不通知被刑拘人家属报告书》，其理由和依据竟然是指控被告人肖衡以上海启斗贸易有限公司名义诈骗中国美院象山工程钢材款数十万元。事实证明，该指控子虚乌有，侦查机关先入为主的认定肖衡肯定参与向工地诈骗。其次，根据被告人肖衡在法庭调查中辩解，其在侦查阶段作出上述有罪供述是因为1月18日被传唤至西湖区刑侦大队时，侦查人员先拿一张印有报道使用改装货车诈骗工地钢筋的报给让其看了半小时，然后又称这是经济纠纷、是送货中的短斤缺量行为，如果承认了就可以回家之类的欺骗性话语，诱使被告人肖衡承认犯罪事实。对上述辩解，考虑到被告人肖衡年纪尚轻、对本案性质缺乏认识等因素，且言词证据本身易受环境、心理等因素影响，从控方提交的证据材料看，1月18日17时被告人肖衡传唤到案，而首次讯问时间是1月18日19时10分，在长达两个小时内，侦查人员究竟在做什么呢？为什么不对传唤到案的犯罪嫌疑人迟迟不讯问审查？结合被告人肖衡的当庭辩解，本辩护人有理由相信，上述供词是在侦查机关诱骗威逼下作出的非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从被告人肖衡的供述看，被告人自1月18日被传唤后至2月12日之前所作的供述在绝大部分供述中呈现出惊人的一致，对犯罪过程的描述，带有明显的人为痕迹，令人生疑。现在，被告人肖衡在法庭上推翻了原有供词，称自己对诈骗工地钢材并不知情，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只是因为去年12月底之后听圈内人讲起这种诈骗方式，又打电话给易昌伟询问内幕，自己本身又在侦查机关的诱导下认为是短斤缺量，性质不严重而违心作出的口供，辩护人认为是可以采信的，建议法院采信其当庭无罪辩解。

二、被告人肖衡没有主观犯意，客观上对诈骗也不知情。

本案中，被告人肖衡通过合法手续在上海设立了北杭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一开始打算做水泥生意，后来发觉水泥生意难做，开始改做钢材生意，并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恶意。在与工地签订供货合同后，被告人依合约履行供货合同，并无过错，至于送货车的联系、运费结算都由易昌伟直接与货车司机结算，他本人并不接头。送货过程中，虽然被告人多次随车送货，但并不明知易昌伟是否使用了改装车。一直到12月底1月初，听到公安机关在杭州各工地调查湖南人使用改装车诈骗工地钢筋的消息后，才打电话给已回老家的易昌伟，问易是不是在送货中有诈骗行为。因此，本案如果存在改装车诈骗的问题，那么实施人也是易昌伟，而非被告人，其实从历次讯问笔录也可以看出，被告人所有的供述虽然供认了诈骗的手法，但对整个诈骗的具体过程，比如装货、卸货、结算、分配都不清楚。至于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肖衡另一诈骗手法，即采取调换对帐单的方式，更是矛盾丛丛，不符常理，且不论张永林、丁小明、余金荣、戴金水的各自证词中对在清点材料顺序表述不一，即使按被告人肖衡所供述的方式，由材料员和送货人共同点货，清点确认后，由被告人或易昌伟使用篡改过的送货单偷换真实的送货单，再交给对方签字。由于收料员刚刚清点完材料，对清点的数量应该记忆较深，很容易被对方识破，奇怪的是，诈骗十多次对方收料员居然一次都没发现，与情与理都很难让人相信。

三、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起诉书中认定被告人肖衡在2006年10月至2007年1月期间，在杭州优能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工地骗取钢材193.47余吨，价值561063余元；在杭州能可爱心一期工程工地骗取钢材91.646余吨，价值265773余元，共计826836.4余元。对此，辩护人认为上述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诈骗数额依法不能认定

1）被告人对诈骗数额的供述系推测估算，不能采信。虽然，被告人肖衡在侦查机关的诈骗下供认诈骗了工地二百吨左右的钢材，前几次供述都比较一致，但在2月12日的讯问中则作出如下辩解：“确切数字我不知道，我根据每车少两件即四吨钢筋，每车三十吨钢筋左右，这种方式推算出来的，我估计滨江工地我两种方法一共骗下了一百多一点吨的钢筋。”结合庭审时被告人的辩解，上述口供完全有可能是在侦查人员的提示下而估计、推测所成。事实上，因为本案所有的货车均由易昌伟负责联系结算，完全有可能是易昌伟背着被告人向工地行骗。

2）控方提供的证人证言及书证对诈骗数额认定反复不一，令人难以信服。如最初的工地报案材料中称被骗钢材在200吨左右；而在证人丁小明、戴建明的证言及工地提供的统计表中则上升到400吨左右，前者相差一倍。检察机关委托耀江造价咨询公司作出的钢筋用量审核报告则认为两工程的钢筋施工图总用量为2481.158吨，与之前工地提交的送货量统计表相比，总体差额在209.551吨。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的法律文书则更为奇怪，在2月7日的破案报告上认定为370吨，紧接着在13日的提请批准逮捕书中又变为诈骗180余吨，价值50余万，随后在起诉意见书中又剧增至489.8吨，总价值在130.938万；而在最后的起诉书里，被告人的诈骗数额变为285.116吨，诈骗金额为826836.4余元，从最少的180吨到最高的489吨，价差达70万，差距何其之大，如何能令人信服？为此，辩护人在庭前曾认真审阅了全部案卷数日，仍然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公诉机关的诈骗数额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计算的。庭审过程中，公诉人也对此问题一再回避，如此模糊，又如何对被告人进行定罪量刑呢？

 3）公诉机关提交的鉴定结论依法不能认定。经辩护人事先咨询造价工程师及其他专业人士，这份鉴定报告的审核依据存在重大问题。首先，审核报告是以施工图、施工联系单、施工合同等为依据作出的，而按照造价咨询师的通用审核惯例，对工程实际钢筋用量的审核应当以峻工图为依据进行审核，因为在实际施工过程上，每项工程在施工都可能会做临时的设计变动和局部调整，这些变化只有通过审核实际峻工图才能得到真实的体现，即使是整个工程未作任何变更，也是在施工图上加盖峻工章使之成为峻工图，然后才能作为审核依据。因此，本案控方提交的依据施工图作出的审核结论是绝不能作为判案依据的，应当不予认定。其次，鉴定结论虽然按浙江省定额计算了钢筋搭接长度，但未考虑锚固、绑扎等因素；第三，退一步说，即使作为依据，本案仍然不能排除偷工减料、私挪他用的可能性，因为钢筋属隐蔽工程，不可能拆除一一核实，如果施工方存在偷工减料的情况，那么所谓的鉴定结果也完全没有说服力了；第四，鉴定结论中清点的钢筋遗留量与证人证言中提到的钢筋剩余量不太一致，由于在张永林、陈永康等人的证词中均提到有些剩余钢筋已制成半成品，这些半成品是否统计在内也未作任何说明。

4）工地钢筋量短少存在其他多种可能性。首先，从钢筋来源上来看，根据丁小明、张永明等证言，工地自2006年9月份就有其他供货商在供货，除被告人肖衡外，至少还有三家供货商在供货，那么，这三家供货商究竟供了多少货，有没有钢筋少送、漏送的行为，除了被害人恒元建设集团提供的一张钢筋明细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事实上，本案既不能排除其他供货商在送货时存在短斤缺量的情况，也不能排除受害人出于利益的考虑，漏报、瞒报、隐匿其他供货商的供货数量；第二，工地钢筋的剩余量究竟是多少，也存在疑问。如丁小明在2月9日的证词中证实：“工地的剩余量大概有五吨的样子”，而另一证人张永林则在3月31日的证词中表示：“工地的剩余量无法统计、统计数据肯定不十分准确”。工地的剩余钢筋有些被制成半成品，有些可能被拖去其他工地、或者作其他处理是完全有可能的；第三，工地管理混乱，也不能排除其他因素导致钢筋材料被盗、被骗、被挪用的可能性。证人戴建明在3月19日的证词中也承认：“自己的工地管理不严格，很乱的，钢筋也从不进工地仓库，随处堆放在工地上”，既然工地的管理这么混乱，谁能保证这期间没有人假公济私、偷拿工地材料的事件发生？

从庭审的情况看，公诉机关采取了最原始的方式，即根据送货量及工程钢筋实际用量的差额来推断诈骗数额。辩护人认为这种推算法由于不能怀疑其他合理怀疑，依法不能成立。由于诈骗罪属财产性犯罪，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该罪属数额犯，即以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作为构成条件。因此，诈骗数额是诈骗犯罪的最重要事实，必须予以认真审查核实，决不能马虎大意，轻易认定。具体到本案，如果要确定诈骗数额，首先要确实工地钢筋量有没有短少这个前提，经过法庭质证，辩护人认为公诉方提交的证据尚不能确定工地的钢筋是否真的发生缺少，既然这个前提都无法确定下来，更遑论还有这么多导致工地钢筋缺少的可能性。因此，本案的诈骗数额根本无法认定。

2、本案事实部分未能一一查证属实，大量存疑。

经法庭调查，辩护人进一步确信，公诉机关对被告人肖衡的指控，实质上仅仅是依赖于被告人在侦查阶段所做的供述，尚有大量的待证事实未能查明，如：

1、既然本案是共同犯罪，那么共同犯意产生于何时，又是如何策划共谋的？首次共谋实施诈骗是在什么时候、地点、人物均未能查明？

2、本案如果有诈骗行为，那么总共诈骗了几次，每次诈骗了多少？既然跟预算有这么大的差额，为什么受害人在长达数月的过程中一直未发现甚至怀疑？

3、改装的货车有四十多辆，大小不一，为什么在所有的讯问笔录中都没有提及？这些货车现在都在哪里？为什么没有实物照片让证人一一辨认？

4、改装车的司机是谁，基本身份是什么？一共有几个司机参与诈骗？

5、证人戴建明的证词显示，有多辆车曾经为被告人肖衡送过货，那么，其中哪些是改装车，哪些是正常的运货车？侦查机关为什么没有去核实？

6、证人证言显示，滨江和下沙工地的供货商除被告人肖衡外，至少还有三家公司在供商，为什么侦查机关没有去调查，甚至连供货商的名称、供货商与工地的合同、送货单等能证明送货量的证据一份都没有采集到？仅凭受害人自己制作的一个粗略统计表，就能作为证明诈骗事实的证据？

7、从送货单上可以看出，被告人肖衡每次送货的量都不一样，车的载货量也不一样，既然载货量也不一样，每次诈骗的数额肯定也不会相同，为什么会在笔录中没有体现？

8、按肖衡供述，装货环节基本上是在运河市场上装的，而暗箱里的钢筋是从暗箱顶出放在上面充数的，那为什么侦查人员没有到上述市场去取证？是取不到证还是取到的证据与肖衡根本无关？本案在起诉前，已有多起类似案件在西湖区法院起诉，为什么检察机关没有去调取相应证据？

9、本案中，易昌伟的证词关系甚大，为什么易迟迟未能抓获，究竟是什么原因？而另一司机王作为及会计彭某某既然没有任何嫌疑，他们的证词也对本案关系甚大，为什么公安机关没有去采集？

10、滨江公安分局的逮捕意见书和起诉意见书均指控肖衡的犯罪时间是在2006年10月15日到11月28日，诈骗手法只有设置暗箱一种方式，而检察院两次退侦以后，除鉴定结论外，为什么突然犯罪时间延长到07年1月，而诈骗手法又增加了调换对帐单的方式？如果凭被告人供述，那么自第一次讯问时，肖衡即承认诈骗手法为两种，为何公安机关却视而不见？　

11、证人朱剑作为被告人肖衡的主要供货商，曾向侦查机关提交了2006年12月初至2007年1月之间的全部进货单和统计表，只要把送货单和进货单一比较即明案情大概，为何公诉机关没有出示相关方面的证据？

以上而言，仅仅是本案存疑部分的冰山一角。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该证明标准，最高院司法解释为：据以定案的各种证据均已查证属实；各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实；证据之间、证据和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得出的结论是唯一性的，排除了其他可能。以上四点须同时具备，才能认定为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本案中，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存在众多事实不清之处，现有的证据并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被告人肖衡实施了诈骗行为，并诈骗了这么多的金额。甚至可以说，没有一项证据达到这样的证明标准，整个证据体系处处有漏洞。即使被告人在法庭上不翻供，仅仅依赖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根据“孤证不能定案”的原则，即便被告人对案件的描述再清晰，也不能对被告人进行定罪量刑。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辩护人认为，本案中，指控犯罪事实的证据的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依法不应认定，希望法庭予以重视。

最后，辩护人非常感谢检察机关在检察阶段为两次退侦所作的努力，深感检察机关办事认真负责。但就本案而言，公诉机关的指控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排除其他合理性怀疑。仓促定案，难免出现错案，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定案原则，辩护人再次恳求法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条、第162条第三款之规定，从疑罪从无的原则出发，秉承无罪推定的刑事诉讼司法理念，对被告人肖衡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判决。

一、许霆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是什么罪？

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很简单，如果列入今年司考，应该也是一道难易程度中等的题。如果说许的第一次取款是不当得利或无效民事行为的话，那么以后多达170多次的取款行为及许回宿舍告诉同案人员一起去取钱时，已经充分暴露了许的主观恶性程度，更何况之后的潜逃时间长达一年，而主观恶性的都是和惩罚也是我们刑法所需要衡量的重点。从盗窃罪的犯罪构成看，四要件基本都吻合，至于网上一直热论的秘密窃取方式，对此，我只能说说话的人刑法知识太缺乏了。其他如ATM的意识、过错之类的，这些纯属民法的分析方法，在刑法理论上基本可不予考虑。一个行为如果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可惩罚性时，即已经跳出民事调整的范围，上升到刑事范畴。就许霆案而言，构成盗窃罪是确定无疑的，对此，我丝毫不予怀疑。

二、量刑是否恰当？

广州中院一省判处许霆无期，我觉得是判重了。有网友热议，同样一个案子，在西方我估计判的不会这么重，甚至可能无罪，我无语，说的是判例法系的国家，法官有造法功能，而我们大陆法系，法官只能是按照法条在规定的幅度内量刑，这无可厚非。难就难在许霆的犯意诱发是基于ATM机出现故障，虽然这种故障出现的概率可能微乎其微，但确实是出现了，从人性本恶的角度来说，许的主观恶性与其他犯罪有很大的差别，再说，ATM机算不算金融机构？我觉得很难解释，这也就是贺卫方老师为什么如此关注法院的说理部分的原因，因为这个解释直接影响到许霆的后半生，这不是刑法的疏漏，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立法时不可能预见到这种情况，也无需预见到这种概率极其之小的情况，因此，这个案子现在对法官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怎么判，怎么说理，将成为广州中院头疼的问题，对此所有法律人将拭目以待。

三、民意是不是不可违？

互联网是个好东西，有了互联网，中国一下子变得团结、力量，并且被激发了许久不见的激情和创造力，从正龙拍虎、刘涌案、黄静祼尸案、高天虎案，不断的激发了网友的参与热情，有了网络，民意向背一目了然，刘涌案二审被判死缓，正是由于网友的力量，最高院迅速修正恢复死刑立即执行，像这次许霆事件，广东高院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真是奇怪，按庭审情况看，许案事实绝对清楚，证据应当充分，不知道广东高院发回重审的理由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将一个烫山芋扔给下级法院？回想去年年底我辩护的一个案子，所以指控只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一审法院是以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基本充分为由判处有期8年，不知道二审法院会怎样判决。看来民意确实不可违，都说判决要达到法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广大网民的言论正是社会效果的极大体现。

　　“把手指放在善恶交界之处，就可以碰触上帝的袍服”，这是黎巴嫩文豪纪伯伦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有人将此引为法官裁判之时的内心诉求。断人善恶，本为神祗的权力，血肉之躯“逾越禁区”，执神之权柄，以公平正义之名，宣读神祗于是非对错的旨意，能不谨慎？法官既为俗世正义天平的执掌者，居中裁判，更应该不偏不倚。 　

　　美国著名法学家卡多佐曾说：“法官的品格是正义的唯一保障。”既然职司断毁誉，决生死之业，法官品格之于法官职业，是何等的重要！而若将此法官品格的重要性诉诸于法官职业的伦理道德，不难理解，法官职业的导向是公平与正义。同为法律人，何为律师的职业导向，回想过往，每思及此，我们颇有感悟。 　

　　我是谁？律师职业导向——最大限度实现当事人的利益 　

　　美国著名律师丹诺曾说：“被告辩护律师的责任，在于保护被告免于在犯罪证据不明确的情况下被判刑；如果被告罪证确凿，原则上是争取最低的刑罚。”的确，正是如此，律师的职业导向，便是通过千方百计赢得胜诉，从而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概而言之，即为“胜诉”。但是，此一“胜诉”并非不计成本，也不意味着“无所不用其极”。因为，“胜诉”最终诉诸的还是当事人利益最大化这一结果，而律师职业导向的核心价值亦在于此。 　

　　“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职业导向，尽管这一导向与主流不相吻合，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始终一如既往、矢志不渝。“法律乃善良公正之艺术”，因此，有人便问：既然如此，律师作为法律人，是否应以追求公平正义为己任？的确，此问题曾让不少人迷思，但是，换一角度，孰是孰非，便能豁然开朗。 　

　　亚里士多德曾言：“对于一个事例，已听闻两方辩论的人，当然较易于辨别其是非。”法官居中裁判，控辩双方针锋相对，此为三方诉讼结构的制度设计。以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为导向，在激烈的博弈中使真理得以在法官重锤下昭示，这是律师职能之所在。律师为法庭之上相对而席中一方的代言人，其并非最终的裁判者，若其追求的并非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而是公平与正义，岂非越俎代庖，将自身混同于法官？ 　

　　当然，“追求当事人利益最大化”意味着律师已经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而一位具有良知的律师绝不会因为有利可图而对所有的“准当事人”“屈躬卑膝”。面前这位“准当事人”是否值得帮助，在接受委托之前，应当有所思量，有所取舍。但是，作为律师，一旦接受了当事人的委托，正如前述丹诺所说，若罪证确凿，你能够做的只是为其争取现行制度内允许的最低刑罚；而若证据不足，你应当做的便是竭尽全力使其合法权益免收公权力的侵犯。而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利益最大化这一导向与公平正义这一诉求是统一的。同时，律师在法庭上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而据理力争，使法官兼听则明，公正判决。若从这个角度看，律师作为维护公正的一股力量也未尝不可，但公正的结果是在律师追求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的。 　

　　但是，当当事人利益与公平正义两者出现冲突时，律师应如何取舍？何谓“公平正义”，本来便是“众说纷纭”，而律师若时常扬言自己为“公平正义孜孜不倦之追求者”，又何以取信于当事人呢？既然受托于当事人，自应对其负有“忠实义务”，在现有地制度框架中寻求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途径。此一道理，只要稍加思量即可明了，但为何仍有不少律师偏执迷信于“公平与正义”这件“皇帝的新衣”呢？ 　

　　在我们看来，这与国人以和为贵、以讼为耻的传统观念有关。孔子曾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样的文化土壤不可能产生类似西方社会的律师阶层，相反，“滋养”了专事搬弄是非、教唆启争继而从中牟利的“讼棍”。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大有别于古代的“讼棍”，但是，现今的公众对于律师也并非无任何偏见，正如美国19世纪著名法学家杰罗姆·弗兰克所说：“一般人对律师的看法是一个矛盾的混合物，尊敬和蔑视二者兼有。律师在政府和企业界占有领导地位，人们在遇到困难时要向律师求教，但与此同时，人们又冷嘲热讽地鄙视他们。这种流行的看法是建立在一个信念上的，即人们认为律师使法律复杂化了，如果法律界不玩弄手腕和诡计，法律本来是精确和肯定的。” 　

　　何以至此？并非律师队伍中巧言令色者不知自身职责之所在，而是他们想藉此“公平正义”的绚丽外衣哗众取巧，殊不知社会公众对律师表现出来的不信任便是根源于此。舍弃正道，剑走偏锋，以致走火入魔，迷失自我，古人买椟还珠之举已是贻笑大方，而邯郸学步最终也只能使原本自己的真正所求湮没在虚幻的浮华当中。 　

　　胜者为王——与您分享如何赢在法庭 　

　　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以此为导向，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自然会消弭于信任之中。但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光有导向仍不足以纵横驰骋于律师业界，成为当中的佼佼者。律师办案离不开技巧，风格不同，致胜之道看似迥异，实则万变不离其宗。实战派律师致胜有三重境界： 　

　　“拒人于千里之外”为最高境界； 　

　　“不战而屈人之兵”次之； 　

　　“取上将首级于千军万马之中”再次之。　

　　为何有此高低之分，“扁鹊三兄弟”的故事对此即为最好的阐释：　

　　魏文王曾问名医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医术最好呢？”　

　　扁鹊回答说：“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说：“我大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里的人才知道。我二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刚刚发作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只在我们的村子里才小有名气。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看见的都是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他们以为我的医术最高明，因此名气响遍全国。” 　

　　“拒人于千里之外”，其制胜之道在于防范未然，使当事人全然无后顾之忧。 　

　　“不战而屈人之兵”胜在纠纷始见于端倪便已化解，无需为诉讼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由于此时纠纷已经产生，因而次之。　

　　“取上将首级于千军万马之中”，看似最为精彩，实则为背水一战，没有退路，诉讼程序已经启动，此时只有赢得胜诉才能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但是，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即便胜诉，也需付出较大的成本，此为没有办法的办法，因而为下策。 　

　　但是，谈笑之间，轻描淡写便助当事人将风险化解，此一境界非经大案要案的洗礼，难以企及。扁鹊说其医术不如其大哥、二哥实际上为自谦之言，试问，没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又何以“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或刚刚发作之时”，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又为何仍默默无闻呢? 　

　　律师没有丰富庭辩经验就只能充当“保健科医生”，而无法成为专治疑难杂症的“御医”。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非身经百战无以至此。而如何通过在诉讼中赢得胜利从而积累经验？多年的律师职业生涯，我们感慨良多，有幸得到中国法制出版社的青睐，故整理成书并付梓，如今终于得以面世。 　

　　本书的内容与体例结构 　

　　本书何以《胜者为王——与您分享如何赢在法庭》为名，本书的导向是如何在法庭上打赢官司，所收录的案例是从上千件案件中精选而出，并不只是标的大，或者社会影响大的“名案”。这些案例，或能透视特定的社会现象，或渗透了独特的诉讼技巧，或反映了中国的法治进程。或许读者会有疑问，既然在诉讼中取胜不如“不战而胜”与“防范未然”，为何不介绍如何“不战而屈人之兵”与如何“拒人于千里之外”？对于这点，我们也是颇为无奈，因为，如果案件尚未进入诉讼程序便已处理完毕，由于经历的时间不长，当时并没有形成书面的文字，言语之辞难以跃然纸上。 　

　　少了最为精妙的核心部分，并非意味着本书的内容便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我们曾经亲办大案要案数十件，因此本书的主要内容也将围绕我们亲历的经典案件与一些实务演讲展开，非简单的罗列介绍，而是将成功的历程真实再现。由于篇幅有限，所以只能从众多案例中择精髓之中的精髓，以展现给读者。 　

　　本书收录的案例多为刑事案件，因为刑事案件大多都是国家凭借其公权力启动的，虽然难以不经过诉讼便将矛盾化解，但是，一旦经历诉讼这一程序，大多便有书面记载留存，因此便于以文字呈现，而针锋相对的刑事辩护往往也是最为扣人心弦、激情四射的。至于民事案件，虽然我们亦亲历不少，但大多于诉讼程序正式启动之前便已成功和解，由于前述原因，难以形成书面文字；同时，我们也曾为许多知名企业的法律顾问，但基于当事人的意愿与商业秘密保护的需要，也不便在书中公布。另外，若涉及敏感内容，在书中则以省略号代替，但此并不影响阅读。本书具体结构内容如下： 　

　　第一篇 应邀演讲篇：律师在中国──共赢财智人生 　

　　踏踏实实地办好每一件案件是律师最好的营销；律师当以经典辩例成就品牌，以卓越才智开创未来。用全身心的爱关注青年律师的成长，激情洋溢、尽心尽力、取长补短，才能建立坚不可摧、所向披靡的律师团队。律师还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一份社会责任：凭借对亲历经典辩例的深层透视以及对职业律师生涯的切身感受，辅之以最通俗的语言，力求为当事人打造一把拯救生命、创造财智人生、开启成功之门的金钥匙！ 　

　　第二篇 行政诉讼篇：民告官在中国──一场风雨兼程的“战争” 　

　　在现实中国中，民告官的道路走得很艰难，众多细民锱铢必较，顽强地守护自己的既得权益；而官告民，由于是国家机关凭借公权力主动出击，对于弱势一方的“民”，则更为艰难。道路的崎岖使我们更加清楚，要充分发挥更多方面的优势，使这场“战争”获得最大的胜利。面对官民之争折射出社会权利与利益失衡的格局，身为弱势一方的代言人，针锋相对，作为律师，自不应虚张声势，而应以无数激荡人心的经典辩例打造品牌，并透过此弘扬法治精神，对推动社会进步有所贡献。 　

　　第三篇 民事诉讼篇：万般无奈──没有赢家的游戏 　

　　在现实中国中，打官司是富人玩的游戏，无论或输或赢，都得投入大量的财力、精力。很多时候，即便是打赢了官司，也是输了人生。因此，我们的做法是，提前介入为当事人提供贴位的法律顾问服务，使当事人不惹上官司；如发生纠纷，则采用巧妙的谈判等手段化解纠纷，避免官司。在我们的过往经验中，官司一般都可避免。这里只挑选三件经努力不可避免而成诉的代表案例。 　

　　第四篇 刑事诉讼篇：雨后彩虹──律师的寒冬即将过去 　

　　刑事案件涉及人的自由，乃至生命，往往也都涉及财产。而刑事辩护，这一律师职业的传统主旋律，无疑是律师尽情施展其才华的主要舞台，是律师成名的摇篮。无罪辩护无疑是刑事辩护最高境界。罪轻辩护虽不及无罪辩护，但也精彩万千。尽管身处将律师定义为弱者的制度框架中，但我们仍义无反顾地为当事人奔走、呐喊。或许我们过于执着，然而，正是这种执着使我们无所畏惧。因为，我们一直坚信——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这几天，网上又流传了一则关于东北女律师当庭辱骂法官被拘事件，一时群情激愤，纷纷指责，初看新闻时，莫名所以，百思不得其解。律师居然敢在当庭辱骂法官达两个小时，多新鲜的事情，平时只见律师背后骂这个法官如何贪，骂那个法官如何水平低，却从未见过或听说过有律师当庭大骂的，实属业内一大新闻。

说实话，我一向对中国的新闻真实性缺乏认同感，究其原因，恐怕跟报禁迟迟未放开有关，即使以前在机关时，对那些机关报假大空的话语充斥版面深恶痛绝，所以闲来无事看报，宁可逐字看中缝广告，也不愿看头版头条的某某讲话，某某发展规划。这些机关报、党报的记者评论一贯地自以为机关喉舌，掌握国家宣传工具，封锁、隐瞒、虚报、瞒报、假报，炮制出一起起的耸人听闻的假新闻。近年虽大有好转，但跟其他民间媒体相较，仍属需查证之后方可采信之列。这则新闻的出处经搜索源自哈尔滨日报，按惯例，先存疑再说。

　　按民诉规定，对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诉讼参与人，可采取罚款、拘留甚至追究其刑事责任。作为律师，当深悉其中利害，该律师　凭啥跟法官当庭对抗？如果排除酒后失性、精神异常、历史仇怨等因素，仅仅如报道所述，因为法官出庭迟到二十分钟而大发雷霆的话，那简直是匪夷所思了，至少偶不会，周围的同事都不会，估计绝大多数的律师都不会。法官迟到开庭，在内地或者小城市，本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一般都是等个十来分钟，当事人都到齐了，打个电话给法官告知一下，也算是尽到律师的本份了。和谐社会，只要不涉及当事人的利益，能和谐就和谐，尤其是对掌握生杀大权的法官大人。好奇之余，又看了律师本人的回应，总算明白个大概，原因大抵是为了上次取消了开庭未通知当事人，导致当事人从沈阳赶到哈尔滨无法正常开庭，以致于第二次开庭发生辱骂事件。看来还是事出有因的，虽该律师已自酿苦果，但该法官的素质确也让人不敢恭维，取消开庭本应通知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此为正常程序义务，累当事人冤走一趟，却丝毫无歉意表示，确有过错，当事人发发牢骚自然也无可厚非，至于咆哮公堂确是有些过份了。既然如此，其中吵架细节已不重要，东北人一向以性格暴跳闻名，由争执发展为辱骂，实属正常，只不过在两个披着法律光环的法官和律师之间，又显得格格不入了。

记得今年也有个案子，跟一法官为异地保全的事在电话里大吵，结果被法官变相整了三次，所幸多年机关历练使我懂得如何处理这类矛盾，最终挽回在当事人心目中的形象。就此事而言，该女律师可能太过年轻，过于冲动，真不知道律协是不是也要对她作出处罚，若真如此，确实有些冤。

身为律师，应当牢牢记着，你没什么了不起，充其量只是个法律服务工作者，面对公、检、法等强势群体，一定要注意低调、低调、再低调。在我国、离真正的法治尚远，如果你真的凭着满腔正义、一腔热血大声疾呼、呐喊时，请先让你成为贺卫方、苏力之类的大家以后再说。言及于此，颇为无奈。

　　一个肉贩冲进了律师办公室，愠怒斥问律师：“如果一条狗从我的店铺偷走一块肉，狗的主人是否应该赔偿？”“当然，”律师回答。“那么，你的狗刚才从我的店铺里偷走了半块牛排，价值20美元。”“知道了。现在，请你把另一半牛排扔给我的狗，这样正好抵充我们刚才谈话的律师费40美元。” 

　　“2加2等于多少？”家庭主妇、会计师和律师被要求回答同一道算术题。家庭主妇毫不犹豫地回答：“4！”会计师说：“等于3或者4都是能够说得通的，让我用公式把这些数字再算一遍。”律师反问道：“你想等于多少？” 

　　一个名叫“奇怪”的律师给自己买了一块墓碑，石匠问：“墓碑上刻什么呢？”律师说：“一个诚实的人和一个律师长眠于此。”石匠说：“对不起，本州法律禁止双人合墓，我们可以改为‘一位诚实的律师长眠于此。’”“但是，谁知道这是谁呢？”律师说。“没关系，”石匠说，“当人们念到这句碑铭的时候，一定会异口同声地叫喊：‘这可奇怪了！！’” 

　　立法并不能使一个律师变得诚实，必须打动律师的良心，而人们又是因为缺乏良心才去当律师。 

　　两位律师边走边讨论一个案件。 

　　“伙计，”一个律师说，“让我们彼此开诚相见吧！” 

　　“好，那就从你开始吧！”于是，讨论到此结束。 

　　美国宇航局招聘去火星探险的宇航员──这是一去不返的旅行，宇航员能登上火星，但不能返回地球。 

　　第一个申请者是工程师。“你想要多少报酬？”面试官员问。“100万美元，”工程师说，“我要把全部报酬都捐赠给MIT。” 

　　第二个申请者是医师。他要200万美元，留给家人100万，捐献给医学研究基金100万。 

　　第三个申请者是律师，他要300万美元。“为什么你要这么多钱？”面试官员很惊讶。律师回答说：“如果你给我300万美元，我就给你100万回扣，我自己留100万，剩下100万给工程师，让他上火星。” 

　　一帮曾经涉讼的当事人邂逅相逢，一齐说律师的坏话。“不，我并不认为所有的律师都是坏人。去年，我的律师给了我1000美元。”一位妇女说，“我牵涉一件人身伤害的赔偿案件。律师费、专家费、上诉费共计41000美元，可我只得到40000美元赔偿，我的律师居然慷慨地豁免了我1000美元债务。” 

　　一个从公司盗窃了数百万美元的雇员受到了刑事指控，他害怕被关进监狱。他的律师告诉他：“当你口袋里还有钱的时候，你绝对不可能被关进监狱。”律师是对的，当这个家伙被送进监狱的时候，他的最后一分钱都用来交了律师费。

   三、隐名投资人的对公司的股份认购出资，交由显名投资人以显名投资人的名义对公司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