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复合材料井盖的分类

1.     SMC/BMC模压井盖

SMC/BMC（片状模塑料/团状塑料）是用不饱和树脂作基体材料，用30-50mm短纤维作增强材料，用碳酸钙作填料，预制的一种模塑料。SMC/BMC模压井盖就是将模塑料加入钢筋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压制成型。这种井盖因增强材料采用的是短纤维（30-50mm短纤维形成复合材料的强度只有连续纤维20-30%），井盖结构上采用的是平板底部加肋，这种增强材料及井盖结构导致井盖承载能力严重不足，只能加入钢筋以增加荷载。而钢筋的加入，形成材质具有两大缺陷：①钢筋表面有锈，往往导致材料界面结合不好（如果复合材料界面结合不好，就不会产生1+1>2的效果）；②钢筋是金属材料，SMC/BMC是非金属材料，两种材料因热膨胀系数的差异。在不同温度下（早、中、晚、冬天、夏天）材料界面将会形成应力，加之车辆反复碾压，会导致钢筋与SMC/BMC脱离，最后导致井盖失去承载能力（具体多长时间失去承载能力，取决于企业制作过程中复合工艺和使用条件，也许2-3年，也许更长）。

优点：A、防盗；

B、外观精致；

缺点：A、承载能力不够；

B、因加入钢筋，界面脱离后会导致失去承载能力。

2、分层复合井盖

这种复合材料井盖是用不饱和聚酯树脂作基体材料，用玻璃纤维作增强材料，辅以一定刚性材料。结构上采用锅底结构，底部抗拉材料受力均匀；材质上分上下两层，上部采用耐磨、耐老化材料，产品的使用寿命长。下部采用连续玻璃纤维增强，可以使井盖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而不需任何钢筋增强。是几种复合材料井盖中综合性能较好的一种材料井盖。

优点：A、防盗；B、承载能力高；C、外观漂亮。

缺点：A、表面硬度高、而脆性稍高；B、价格稍高。

二、分析结论

通过对两种复合材料从结构、材质、工艺上进行分析，对几种复合材料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对几种复合材料井盖进行比较发现：

1、SMC/BMC模压井盖的基体材料综合性能较好，但因增强材料是短纤维，增强效果有限。用钢筋补强，则因金属与非金属材料界面结合和热膨胀系数不同而有缺陷，产品在机动车上使用，其后期承载能力无法评价；

2、分层复合材料井盖用不饱和树脂作基体材料，用连续玻璃纤维作增强材料的复合材料井盖，因结构上采用锅底结构，材料受力均匀，并使用连续纤维增强，不用钢筋增强，材质均为复合材料，井盖的承载能力及后期承载能力有保障，从承载能力角度看，使用寿命较长；井盖采取分层复合，露天部分采用耐磨、耐老化材料制作，从耐车辆碾压和耐老化角度看，使用寿命相对较长。

　巴人的地盘，远远超过了今日重庆辖区的范围。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东至奉节，西至宜宾，北接汉中，南极黔涪（今渝、鄂、湘、黔边）。巴人以虎为图腾，巴人则称“虎”为“毕兹”或“贝锦”。饶有兴味的是，除了盐巴这一巴人创造的词汇，除了重庆近邻巴东、建始、利川等土家族地区供奉白虎的土俗，除了遍布重庆及周边地区比比皆是的以“毕兹”命名的地名（如“奉节”的“奉”字先秦古音即与“毕（兹）”谐音），现在重庆地名中多有“坝”字（如沙坪坝、菜园坝、较场坝、李子坝、操场坝、红球坝等），这些地名是不是都是上古“白虎”巴人迁徙播布的历史踪迹呢？抑或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当巴人不再迁徙，当巴国神秘消失，巴山渝水一直在历史的角落里悄无声息地演变着，闲寂了一千多年的时间：秦灭巴国，迁“秦氏万家”入巴蜀；汉末天下大乱，江州只有百余户人家；唐代渝州，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尚不足3人，时有“峡中天下最穷”之称，渝州之地多为贬谪流徙之地；随着中国经济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南宋以后重庆设府，人口增加三倍多；明代重庆虽一度出现“江上小楼开户多，蜀侬解唱巴渝歌”的复苏迹象，到明末天灾人祸之后，全川人口再度急剧下降。
　　少到什么程度？江津“人烟断绝”，大足“止逃存一二姓”，重庆府城“不过数百家”，甚至白天渝中半岛也时有老虎出没，天府之国俨然成了“巴虎之国”：在江津，老虎白日出没，公然袭击手执器械的一群人。在荣昌，张懋尝主仆八人至昌元镇上任，城中四处无人，天尚未黑，群虎窜出，八人中有五人葬身虎口。
　　当湖广迁徙四川
　　清朝乾隆六年（1741年）6月29日，一个闷热潮湿的下午，广东兴宁县张公寨人周元光率子孙5人启程离开家乡，从陆路经贵州步行到荣昌昌明石板田（现重庆荣昌县盘龙镇石田村），路过杨家河时，觉得口渴，即取出随身携带的碗到河里舀水喝，一不小心把碗掉到了河里。他们认为这是天意，于是便决定不再走了。
　　这是无数重庆移民家庭故事的一个富有标本意味的细节。从清康熙十年(1671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为止，总计1700万外省人“奉召入川”从各地移民到四川，其中有近200万外省移民（占当时重庆府人口总数的85%）迁徙至今日重庆辖区，这些移民大多数是来自长江中游湖广地区的农民。他们在漫长的一个世纪中的迁徙过程，史称“湖广填四川”。
　　在四川，若问及祖籍，多答以“湖广”，土著人则自称“老虎”。1990年版《重庆市地名词典》记“王家坡”云：“清代王姓叔侄来此开荒种地，故名。”在这样的大移民中，有些家族留下了他们的族谱，让一线血脉在故纸上繁衍延续；有些家族虽然留下了他们的姓氏，却遗失了他们的故事。以重庆公交412路为例，沿途即有肖家湾、马家堡、袁家岗、谢家湾、杨家坪这些清初族姓聚居的地名，显现了当年“湖广填四川”时移民“先来者任其插占”的历史遗迹。
　　对于无数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名字的普通移民，重庆从此成为他们的家乡。而家乡，则成了这些普通移民宿命的乡愁。早在60多年前，一位名叫窦季良的研究员，对居住在重庆“八省会馆”区的移民后裔做过一次调查，得出结论说：这些从康乾时代陆续移入的外省移民，“在生活习惯上殊难辨认其为外籍人士，尤难辨认其为某省某府之人。” 唯一能够找到移民后裔特征的，是这些遗老“尚能记忆省籍而已”。时至今日，除了少数家谱著录和湖广会馆移民博物馆里搜集的故事，清初大移民的故事多数已经湮没无闻。
　　15世纪末，哥伦布在航行美洲时把辣椒、土豆、玉米带回欧洲后，于明末清初陆续传入我国。土豆、玉米等这类更易种植的农作物伴随着移民进入四川，成为他们生计的重要来源。而一般人认为辣椒入川始于“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时期，而实际上直到咸丰同治年间，辣椒才取代茱萸成为四川人的主要调料，而这时候的湖广移民已经有了“土著化趋势”。
　　这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世界。正是在这样的大融合过程中，来自湖广的众多下层移民，其固有的那种“猎山伐林”、“率多劲勇”、“人多剽悍”的地域特征，与巴渝地区残留的土著居民那种多“锐气”、“爽直”、“刚猛”、“剽勇”的文化气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今日重庆人强悍、质朴、尚武、豪爽、好义、胆汁质气质比例较高、粘液质气质比例较小的地域性格。
　　1876年7月20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竹添进一郎经陆路到达重庆。这一天正值雷鸣电闪，大雨滂沱。站在鸟瞰渝中半岛的高地上，重庆给竹添进一郎留下的第一印象颇为深刻：“重庆府，府依山为城，高而长，如大带拖天际。”这个最早到达重庆的日本人，虽然只在重庆停留了三天，却发现此地人能言善辩、好发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