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张鲁民 张雪松

五、合理开支

    无论适用何种方法确定赔偿额均应当将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列入赔偿范围，这一点人们已经达成共识。北京法院判决支持原告合理开支的比例达到８５％左右，但全额支持的案件很少，通常为部分支持，主要原因在于原告诉讼请求的赔偿数额很少得到法院的全额支持。实践中，合理开支主要包括：律师费、公证费及其他调查取证费、审计费、交通食宿费、诉讼材料印制费等。

    合理开支中最主要的是“律师费”，目前通常为当事人与其代理律师依法协议确定的律师费。笔者认为，支持律师费的数额应当主要与判决确定的赔偿额相关联，同时，也必须考虑到侵权性质是否得到了认定，权利人关于侵犯人身权的诉讼请求等是否得到法院支持等多种因素。据此，确定支持律师费的原则是：（一）根据案件的专业性或复杂程度，确实有必要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二）被告侵权行为基本成立，且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按照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与诉讼请求数额比例确定支持的律师费；同时判决支持其他诉讼请求的，应当适当提高赔偿数额；（三）被告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被判令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按照原告诉讼请求被支持情况酌情确定支持的律师费，但一般不高于律师费的三分之一。

    著作权诉讼中，原告采取公证方式提取证据的比较普遍。由于公证费有相关机关规定的比较合理的收费标准，因此法院是否支持公证费应当主要看涉案公证的效果和效力如何。笔者认为，合理开支中的公证费符合以下条件的由被告承担：（一）侵权基本成立；（二）公证证明被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审计费的高低直接由审计金额决定，审计金额一般又与诉讼请求数额相联系，故审计费按照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占诉讼请求数额比例予以支持。

    六、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是确定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数额的基础，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诉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审判实践中，有关赔偿的举证责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要求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力度不够，即在被告应当可以提交相应证据却不提交的情况下，法院有时没有适用证据规则判决被告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而从社会效果上显得制裁侵权的力度偏弱。因此，《意见》一方面明确了原告相应的举证义务，另一方面适当加大了被告的举证责任，这一点贯穿了规定始终。笔者认为，有两点是值得尝试的。一是：被告在被控侵权出版物或者广告宣传中表明的侵权复制品的数量高于其在诉讼中的陈述，除其提供证据或者合理理由予以否认，应以出版物或广告宣传中表明的数量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依据。二是：图书、音像制品的出版商、复制商、发行商等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其应当能够提供有关侵权复制品的具体数量却拒不举证，或所提证据不能采信的，可以按照以下数量确定侵权复制品数量：（一）图书不低于３０００册；（二）音像制品不低于２万盘。

    七、精神损害赔偿

    著作权审判中，原告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并不鲜见，而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案例却极少，主要原因是法院认为判令被告承担公开致歉或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已经能够达到抚慰其精神损害的目的。笔者认为，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应当引起重视，据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精神，根据著作权案件的特点，笔者对侵犯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若干问题，有如下意见：侵犯原告著作人身权或者表演者人身权情节严重，适用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仍不足以抚慰原告所受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著作人身权或者表演者人身权受到侵害为由，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不予受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一）未经原告许可，严重违背其意愿发表其作品，并给原告的信誉、社会评价带来负面影响的；（二）抄袭原告作品数量大、影响广，并使被告因此获得较大名誉的；（三）严重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四）未经许可，将原告主要参加创作的合作作品以个人名义发表，并使被告获得较大名誉的；（五）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原告作品上署名的；（六）严重歪曲表演形象，给原告的社会形象带来负面影响的；（七）制作、出售假冒原告署名的作品，影响较大的；（八）其他应当支付权利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情形。而且，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应当根据被告的过错程度、侵权方式、侵权情节、影响范围、侵权获利情况、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等因素综合确定。此外，笔者根据北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确定了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大致范围，即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不低于２０００元，不高于５万元。

    八、确定赔偿数额应当统一执法标准

    从多年来的审判实践看，北京法院确定著作权损害赔偿额，从整体上看效果较好，尤其体现在执法的标准比较统一、数额的确定相对比较一致，没有发现赔偿额相差过大的现象。除了法官在审判案件时严格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外，主要经验有：第一，高级法院的有关指导性意见在审判实践中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二，通过积累审判实践经验以及对相关问题的研讨，尽量使法官在常见侵权的赔偿计算方法上达成共识；第三，在判决前注意参考在先的成功判例。总之，依法合理确定著作权损害赔偿责任对树立人民法院严肃执法的形象，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制裁侵权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张鲁民 张雪松

    日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该意见内容涉及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损害赔偿的原则及方法、精神损害赔偿、常见侵权赔偿数额的确定等方面。该意见出台后，在社会上引起相当关注。为便于读者深入了解相关问题，本版约请参与制定该意见的法官撰文，分两期刊载，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在著作权侵权案件的审判中，损害赔偿问题一直是难点之一。日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根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以统一执法为出发点，立足北京实际，尤其突出体现了加大制裁侵权行为力度的原则。《意见》的主要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贯彻全面赔偿原则

    《意见》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确定的侵权赔偿数额应当能够全面而充分地弥补原告因被侵权而受到的损失”，这里体现了全面赔偿原则。即要求权利人因侵权所造成的损失应当全部得到赔偿，从理想状态讲，人民法院确定的赔偿数额应当不大于也不少于权利人的损失。同时，《意见》第五条第二　款对全面赔偿原则作出了补充规定，即“在原告诉讼请求数额的范围内，如有证据表明被告侵权所得高于原告实际损失的，可以将被告侵权所得作为赔偿数额”。因为在实践中会出现侵权获利大于权利人损失的情形，是让权利人得到“超额补偿”，还是让侵权人虽受制裁还仍有利可图？二者比较，笔者认为加大惩罚力度更为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损害赔偿责任对制止侵权现象发生的作用，会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意见》贯彻了最高人民法院曹建明副院长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１日在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将诉讼期间因侵权行为持续给权利人造成的新的损失纳入赔偿范围。《意见》第十二条规定：“被控侵权行为在诉讼期间仍在持续，原告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增加赔偿的请求并提供相应证据，应当将诉讼期间原告扩大的损失一并列入赔偿范围。二审诉讼期间原告损失扩大需要列入赔偿范围的，二审法院应当就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以就赔偿数额重新作出判决，并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

    二、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对确定赔偿数额的影响

    过错的认定不仅是确定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而且也是裁判文书中必须予以明确的重要内容，但究竟如何认定被告具有过错，这成为了审判实践中的一个难点，在制定本《意见》的过程中对此争论亦比较激烈。最终，鉴于认定过错通常需要结合具体案情而定，因此《意见》只是对几种比较公认的可以认定过错的情形作出了列举，并规定了一个弹性条款，即第二条规定：“被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其具有过错：（一）经权利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被告没有合理理由仍未停止其行为的；（二）未尽到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定的审查义务的；（三）未尽到与公民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社会经验和法人经营范围、行业要求等相适应的合理注意义务的；（四）合同履行过程中或合同终止后侵犯合同相对人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五）其他可以认定具有过错的情形”。

    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对确定赔偿额有很大影响，例如：在参照国家版权局有关稿酬标准确定赔偿额时，如果侵权人的过错非常严重，一般以稿酬幅度内的上限作为参考值，然后在２至５倍幅度内，选择较高倍数相乘后作为赔偿额；在法定赔偿情况下，主观过错程度对赔偿额的确定更为明显：在侵权情节类似的情况下，过错越严重，赔偿额往往越高。这一点在《意见》的具体适用中应当得到体现。此外，《意见》第十七条规定：“被告因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曾经两次以上被追究刑事、行政或民事责任的，应当在依据本意见确定的赔偿数额的限度内，从重确定赔偿数额。”这里体现了对那些主观过错严重的故意侵权人，必须给予从重处罚的原则，但需要指出的是，该从重处罚不同于美国知识产权法中所谓的惩罚性赔偿。

    三、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在著作权审判中，共同被告构成共同侵权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案件非常常见，例如抄袭者和发表侵权作品的报刊社、出版社；侵权音像制品的出版社、光盘复制商；侵权广告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等。在判决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具体方式上个案做法不尽相同，主要有：一是几被告对全部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二是部分被告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另一部分被告对其中的部分赔偿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有的专家持不同意见）；三是有三个以上共同被告的，部分被告之间就部分赔偿承担连带责任，而另外部分被告就其他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实践中，存在的最大争议是如何界定共同被告是否具有共同过错？不同的行为导致同一损害结果的发生是否就可以认为行为人具有共同过错？笔者认为，对该问题尚需进一步总结经验，目前难以作出明确规定，但对于某些负有特定责任的人，虽未直接实施侵权行为，却对侵权结果的发生具有过错的，应当与直接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意见》第四条规定：“明知或者应知他人实施侵权行为，而仍为其提供经营场所或其他帮助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商标许可人、特许经营的特许人，明知或者应知被许可人实施侵权行为，并有义务也有能力予以制止，却未采取有效措施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总之，连带赔偿责任的认定使著作权赔偿问题更加复杂，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四、确定赔偿数额的主要方法

    根据著作权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额的主要方法是：（一）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三）法定赔偿。据统计，北京法院在以判决方式审结的案件中，以权利人的经济损失作为赔偿额的约占５７％；以侵权人违法所得作为赔偿额的约占７％；适用法定赔偿的约占３６％。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是北京法院确定赔偿额的主要方法，因为该方法能最直接地体现全面赔偿原则，能够有效弥补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同时该方法相对易于操作。《意见》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在第七条具体列举了七种计算权利人损失的方法，即（一）被告侵权使原告利润减少的数额；（二）被告以报刊、图书出版或类似方式侵权的，可参照国家有关稿酬的规定；（三）原告合理的许可使用费；（四）原告复制品销量减少的数量乘以该复制品每件利润之积；（五）被告侵权复制品数量乘以原告每件复制品利润之积；（六）因被告侵权导致原告许可使用合同不能履行或难以正常履行产生的预期利润损失；（七）因被告侵权导致原告作品价值下降产生的损失。此外还规定了一个弹性条款：“其他确定权利人实际损失的方法。”

    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主要包括三种情况：（一）产品销售利润；（二）营业利润；（三）净利润。《意见》第八条规定：“一般情况下，应当以被告营业利润作为赔偿数额。被告侵权情节或者后果严重的，可以产品销售利润作为赔偿数额。侵权情节轻微，且诉讼期间已经主动停止侵权的，可以净利润作为赔偿数额。”审判实践中，较少适用侵权人违法所得的计算方法，主要原因在于一般被告拒不提交获利的相关证据，使其营利情况难以查清。因此，必须加大被告的举证责任，据此《意见》第八条规定：“适用上述方法，应当由原告初步举证证明被告侵权所得，或者阐述合理理由后，由被告举证反驳；被告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可以支持原告的主张。”

    法定赔偿方法在审判实践中的相对广泛适用，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额的难度，法官根据各种因素酌定一个合理数额，不失为提高审判效率、又做到相对公平的好方法，其在损害赔偿中的重要作用已不言而喻。但是，有必要对如何在法定幅度内确定具体的赔偿额予以必要的规范，防止使法定赔偿成为随意性赔偿。法定赔偿的适用条件应该严格把握，其在赔偿方法中所占的比例应逐步减小。《意见》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以及审判经验，在第九条明确了法定赔偿“应当根据以下因素综合确定赔偿数额：（一）通常情况下，原告可能的损失或被告可能的获利；（二）作品的类型，合理许可使用费，作品的知名度和市场价值，权利人的知名度，作品的独创性程度等；（三）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侵权方式、时间、范围、后果等。”实践中有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５０万元以下”的法定赔偿数额是以一个案件为单位，对此，《意见》第十条明确：“法定赔偿适用法定赔偿方法应当以每件作品作为计算单位。”例如，一位作者起诉某广告公司未经许可使用了自己的两幅照片用于广告，人民法院如适用法定赔偿方法，应当是在每幅作品５０万元以下进行酌定，然后二者相加后确定最终的赔偿数额。

    笔者认为，适用上述三种计算方法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处理好三者的关系，即有无适用的先后顺序。对此北京法院的做法是：第一，根据当事人的选择，即如果原告特别明确提出适用哪种方法则法院就应当适用该方法；第二，法院应当首先适用权利人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违法所得这两种方法，不应直接适用法定赔偿，如原告直接提出适用法定赔偿一般不予支持；如果前两种方法均无法适用，且原告未提出适用法定赔偿，则法院应进行释明，使其明确可以适用法定赔偿；第三，在前两种方法均可以适用的情况下，应当适用对权利人更有利的方法。《意见》中虽然没有将上述做法一一作出明确规定，但是在第六条以“限制法定赔偿”为出发点，对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明确，即“在对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可以基本查清，或者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据充分证据，运用市场规律，可以对赔偿数额予以确定的，不应直接适用法定赔偿方法。”

　　为切实维护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有效制裁侵权行为，规范文化市场秩序，统一执法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结合北京市法院著作权审判工作实际，现就如何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提出如下意见：

　　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

　　第一条被告因过错侵犯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且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原告应当提交被告侵权的相关证据。被告主张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否则须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第二条被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其具有过错：

　　（一）经权利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被告没有合理理由仍未停止其行为的；

　　（二）未尽到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定的审查义务的；

　　（三）未尽到与公民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社会经验和法人经营范围、行业要求等相适应的合理注意义务的；

　　（四）合同履行过程中或合同终止后侵犯合同相对人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

　　（五）其他可以认定具有过错的情形。

　　第三条被告虽无过错但侵犯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且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可判令其返还侵权所得利润。如果被告因其行为获利较大，或者给原告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依据公平原则，酌情判令被告给予原告适当补偿。

　　第四条共同被告构成共同侵权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明知或者应知他人实施侵权行为，而仍为其提供经营场所或其他帮助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商标许可人、特许经营的特许人，明知或者应知被许可人实施侵权行为，并有义务也有能力予以制止，却未采取有效措施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个以上被告均构成侵权，但不具有共同过错的，应当分别承担赔偿责任。

　　损害赔偿的原则及方法

　　第五条确定的侵权赔偿数额应当能够全面而充分地弥补原告因被侵权而受到的损失。

　　在原告诉讼请求数额的范围内，如有证据表明被告侵权所得高于原告实际损失的，可以将被告侵权所得作为赔偿数额。

　　第六条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主要方法有：

　　（一）权利人的实际损失；

　　（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

　　（三）法定赔偿。

　　适用上述计算方法时，应将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列入赔偿范围，并与其他损失一并作为赔偿数额在判决主文中表述。

　　对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可以基本查清，或者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据充分证据，运用市场规律，可以对赔偿数额予以确定的，不应直接适用法定赔偿方法。

　　第七条本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所称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可以依据以下方法计算：

　　（一）被告侵权使原告利润减少的数额；

　　（二）被告以报刊、图书出版或类似方式侵权的，可参照国家有关稿酬的规定；

　　（三）原告合理的许可使用费；

　　（四）原告复制品销量减少的数量乘以该复制品每件利润之积；

　　（五）被告侵权复制品数量乘以原告每件复制品利润之积；

　　（六）因被告侵权导致原告许可使用合同不能履行或难以正常履行产生的预期利润损失；

　　（七）因被告侵权导致原告作品价值下降产生的损失；

　　（八）其他确定权利人实际损失的方法。

　　第八条本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所称 “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一）产品销售利润；

　　（二）营业利润；

　　（三）净利润。

　　一般情况下，应当以被告营业利润作为赔偿数额。

　　被告侵权情节或者后果严重的，可以产品销售利润作为赔偿数额。

　　侵权情节轻微，且诉讼期间已经主动停止侵权的，可以净利润作为赔偿数额。

　　适用上述方法，应当由原告初步举证证明被告侵权所得，或者阐述合理理由后，由被告举证反驳；被告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可以支持原告的主张。

　　第九条适用本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三）项所称 “法定赔偿”应当根据以下因素综合确定赔偿数额：

　　（一）通常情况下，原告可能的损失或被告可能的获利；

　　（二）作品的类型，合理许可使用费，作品的知名度和市场价值，权利人的知名度，作品的独创性程度等；

　　（三）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侵权方式、时间、范围、后果等。

　　第十条适用法定赔偿方法应当以每件作品作为计算单位。

　　第十一条原告提出象征性索赔的，在认定侵权成立，并查明原告存在实际损失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应当予以支持。

　　第十二条被控侵权行为在诉讼期间仍在持续，原告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增加赔偿的请求并提供相应证据，应当将诉讼期间原告扩大的损失一并列入赔偿范围。

　　二审诉讼期间原告损失扩大需要列入赔偿范围的，二审法院应当就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以就赔偿数额重新作出判决，并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本规定第六条第二款所称 “合理开支”包括：

　　（一）律师费；

　　（二）公证费及其他调查取证费；

　　（三）审计费；

　　（四）交通食宿费；

　　（五）诉讼材料印制费；

　　（六）权利人为制止侵权或诉讼支付的其他合理开支。

　　对上述开支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应当进行审查。

　　第十四条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所称 “律师费”是指当事人与其代理律师依法协议确定的律师费。可以按照以下原则确定予以支持的赔偿数额：

　　（一）根据案件的专业性或复杂程度，确实有必要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

　　（二）被告侵权行为基本成立，且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按照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与诉讼请求数额比例确定支持的律师费；同时判决支持其他诉讼请求的，应当适当提高赔偿数额；

　　（三）被告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被判令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按照原告诉讼请求被支持情况酌情确定支持的律师费，但一般不高于律师费的三分之一。

　　第十五条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所称 “公证费”符合以下条件的由被告承担：

　　（一）侵权基本成立；

　　（二）公证证明被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第十六条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所称 “审计费”按照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占诉讼请求数额比例予以支持。

　　第十七条被告因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曾经两次以上被追究刑事、行政或民事责任的，应当在依据本规定确定的赔偿数额的限度内，从重确定赔偿数额。

　　第十八条判决书中针对赔偿数额所作论述的详略程度，应当根据案件的复杂程度、当事人的争议大小等具体情况分别确定。

　　第十九条被告实施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侵权行为，情节严重，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给予以下民事制裁：

　　（一）罚款。其数额不高于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的3倍；

　　（二）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

　　（三）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

　　第二十条原告基于不正当目的，以提起诉讼为手段，虚构事实，被驳回起诉或诉讼请求的，可以判令原告支付被告为诉讼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

　　（一）律师费；

　　（二）交通食宿费；

　　（三）调查取证费；

　　（四）误工费；

　　（五）其他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

　　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十一条侵犯原告著作人身权或者表演者人身权情节严重，适用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仍不足以抚慰原告所受精神损害的，应当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著作人身权或者表演者人身权受到侵害为由，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不予受理。

　　第二十二条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

　　（一）未经原告许可，严重违背其意愿发表其作品，并给原告的信誉、社会评价带来负面影响的；

　　（二）抄袭原告作品数量大、影响广，并使被告因此获得较大名誉的；

　　（三）严重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

　　（四）未经许可，将原告主要参加创作的合作作品以个人名义发表，并使被告获得较大名誉的；

　　（五）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原告作品上署名的；

　　（六）严重歪曲表演形象，给原告的社会形象带来负面影响的；

　　（七）制作、出售假冒原告署名的作品，影响较大的；

　　（八）其他应当支付权利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情形。

　　第二十三条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应当根据被告的过错程度、侵权方式、侵权情节、影响范围、侵权获利情况、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等因素综合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不低于2000元，不高于5万元。

　　第二十四条著作权人或者表演者权人死亡后，其近亲属以被告侵犯著作人身权或表演者人身权使自己遭受精神痛苦为由，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应当受理。

　　常见侵权赔偿数额的确定

　　第二十五条依据本规定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所述方法确定原告损失的，可以参考以下因素，在国家有关稿酬规定的2至5倍内确定赔偿数额：

　　（一）作品的知名度及侵权期间的市场影响力；

　　（二）作者的知名度；

　　（三）被告的过错程度；

　　（四）作品创作难度及投入的创作成本。

　　文字作品字数不足千字的以千字计算。

　　原告如证明类似情况下收取的合理稿酬标准，应予考虑。

　　第二十六条在网络上传播文字、美术、摄影等作品的，可以参照国家有关稿酬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第二十七条以广告方式使用文字、美术、摄影等作品，包括用于报刊广告、户外广告、网络广告、店面广告、产品说明书等，可以根据广告主的广告投入、广告制作者收取的制作费、广告发布者收取的广告费，以及作品的知名度、在广告中的作用、被告的经营规模、侵权方式和范围等因素综合确定赔偿数额。

　　原告如证明类似情况下的合理许可使用费，应予考虑。

　　第二十八条商业用途使用文字、美术、摄影等作品，如用于商品包装装璜、商品图案、有价票证、邮品等，可以根据作品的知名度、在产品中的显著性、被告的经营规模、侵权方式、范围、获利等因素综合确定赔偿数额，所确定的赔偿数额一般应高于按照本规定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二十五条确定的赔偿数额。

　　第二十九条侵犯音乐作品著作权、音像制品权利人权利的，可以按照以下方法确定赔偿数额：

　　（一）原告合理的许可使用费；

　　（二）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提起诉讼的，按其许可费标准；

　　（三）商业用途使用的，可以参考本规定第二十八条确定赔偿数额的方法。

　　第三十条提供图片、音乐等下载服务的，可以按照以下方法确定赔偿数额：

　　（一）原告合理的许可使用费；

　　（二）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提起诉讼的，按其许可费标准；

　　（三）被告提供侵权服务获得的利润。

　　第三十一条软件最终用户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可以按照以下方法确定赔偿数额：

　　（一）原告合理的许可使用费；

　　（二）正版软件市场价格。

　　第三十二条依据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至第三十一条的方法确定赔偿数额的，可以同时根据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因素，在上述数额的2至5倍内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

　　第三十三条被告在被控侵权出版物或者广告宣传中表明的侵权复制品的数量高于其在诉讼中的陈述，除其提供证据或者合理理由予以否认，应以出版物或广告宣传中表明的数量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依据。

　　第三十四条图书、音像制品的出版商、复制商、发行商等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其应当能够提供有关侵权复制品的具体数量却拒不举证，或所提证据不能采信的，可以按照以下数量确定侵权复制品数量：

　　（一）图书不低于3000册；

　　（二）音像制品不低于2万盘。

作者：张维迎   时间：2011-09-02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第一点，我讲一下执政党和执政党领导人的理念和历史责任感问题。三十年前之所以能出现这个《决议》，是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他们有一个理念，有一个远景，怎么改革这个国家的体制，使这个国家更好。有什么样的理念，就干什么样的事；干什么样的事，就用什么样的人。我曾读到一个故事， 1977 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但当时的教育部领导有抵触情绪，告诉邓小平说高考非常复杂，今年搞不了。小平同志说，你们看看，如果你们能搞得了你们就搞，你们搞不了的话，我知道谁能搞得了。然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今天还有这样的现象吗？没有了。我还知道一个故事， 1988 年浙江省省长叫沈祖伦，中央已经找他谈话让他接任省委书记，但他对中央领导说，我这个人的特点适合当省长，不适合当省委书记，还是让我继续当省长吧。今天我们可能看到这样的现象吗？不可能了。那个时候有一批有理念、想干事的人。

      我们国家现在气质发生了变化，好像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只有想当官的，没有想干事的人；只讲关系，不讲是非。我觉得政治家与公务员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家应该有理念、有理想，想干大事，想名留青史。公务员是循规蹈矩地做事，以不出错误为原则。从中国的历史和各国的经验看，政治家不能从公务员中按部就班地培养出来，杰出的政治家通常是横空出世。我们现在的体制是，各级领导人都是从公务员体系出来的，公务员经过很多次加工之后慢慢已经不可能有思想、有理念了。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未来麻烦大了，麻烦大了就是你遇到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很难按照理念做决策，这是很危险的。

　　第二点，我觉得必须重新认识历史。我们现在所看到历史。绝大部分不真实，甚至是伪造的历史。金融危机之后大家突然看到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么高，去年的 GDP 已经超过日本，是世界第二。但是如果我们重读一下真实的历史，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绝对没有超过 1945 年在国际上的地位。最近朱民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副总裁，被认为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象征，但那个时候中国就是联合国的四大创始国之一，也是许多国际组织（包括 WTO 的前身 GATT ）的创始国，我们是 G4 成员，现在我们连 G8 都不是。所有那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我们的不平等条约都在那个时候废弃了。

　　我想说，我们看这个历史，歪曲的太大了。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历史本身的认识是扭曲的，这很可悲。如果你不能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的灵魂永远不可能是干净的，套在中国人头上的枷锁就永远不可能废除。而要彻底的否定“文革”，你就必须要说出“文革”的事实，允许出版、发表这些事实，让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问题在《决议》三十年之后还没有解决，我觉得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我们今年纪念《决议》三十周年应该是很兴奋的，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三十周年心情不是很好。

　　第三点，我觉得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真正落实《宪法》。按理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最重要的法律，但在我们国家，可能最不重要的法律就是《宪法》。比如说，你可以引用其他法律条文来打官司，但不能引用宪法打官司。我仔细看了一下我们的《宪法》，感到真正得到落实的只有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其他条款，或者根本没有落实，或者形式上落实了，实质上没有落实。如果确实没有办法落实，就应该修改宪法，去掉它，否则，就失去了宪法的权威性。我们国家的很多法律书面上的东西蛮不错的，问题是没有真正落实。如果后人写历史都按照文本版本写书的话，历史就会扭曲的。如果我们真正落实了宪法，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我觉得中国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所以我呼吁我们国家应该开展一个落实《宪法》的运动。

　　最后一点，目的与手段的问题。我们人类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手段当作目的了。比如说赚钱本来是手段，是为了活得幸福，但是许多人赚着赚着就把赚钱当成了目的。我们是不是在很多方面都犯这个错误？是的！党的领导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都应该是让人民幸福的手段，不应该是目的。如果是手段，你就可以按照给定的目的来评价不同手段的优劣。但如果把手段当目的，你就不能用一种手段评价另外的手段。比如说，如果出行是目的，你可以评价究竟是坐火车好还是乘飞机好。但如果你把火车当作目的，所有其他交通工具就都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