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中国自打加入WTO，一切都开始与国际接轨，信息同样在神州大地爆炸，网络语言应运而生且日渐丰富，继“打酱油”、“俯卧撑”、“拎酒瓶”、“裸体做官”等词语之后，“国家罗汉”又闪亮登场。
尽管国家罗汉可能早就存在，但据说正式诞生缘起最近发生的一场不大不小的纠纷，可叹时日苦短，也是不小的遗憾。2008年6月23日，因工程纠纷，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芦某在上班期间和一名包工头跑到工地上，对一位男子拳打脚踢，并公然宣称“我是法院的，我代表国家罗汉，花100万弄死你这个农民”，其威慑力之大可想而之，闻者无不胆战心惊。不要说农民，就是我们这样的小市民，谁个不怕：罗汉且冠以国家之名！拿着鸡蛋碰石头，谁敢！
在我们江西方言里面，罗汉不是佛家用语，而是指欺行霸市、横行乡里的流氓、地痞等黑恶势力，亦称“打罗咯”。俺是土生土长的江西人，对此再熟悉不过。罗汉前面冠以国家，我揣摩着其含义，无非是国家豢养，代表国家行使罗汉权力。如此想来，令人不寒而栗。莫非社会上流传的民谣“工商税务似豺狼，公检法是合法流氓”竟已弄假成真？我非常愿意善意地相信，这只是芦某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故弄玄虚，是拉大旗作虎皮。但是，芦某之流既自称罗汉，又声明自己是法院的，代表国家，其在百姓心中会给政府塑造一个怎样的形象，不用我说，谁都想象的出。绝不是法院的一句或一纸声明“芦某在工作时间打人是个人行为”就能糊弄得了。哪怕他真的是个人行为。试想一下，如果他不是法院工作人员，国家不给他代表权，他有这么嚣张么，敢这么大言不惭么？所以，我们真诚地希望，国家千万不要给这样的国家罗汉以代表权，以免被其败坏国家形象，让国家的其他执法人员为其蒙羞。
但是，我们非常失望，法院对芦某的处理是：行政记过处分，然后从执行局调到某法庭。似乎其在执行局可以说“我是法院的，我代表国家罗汉”，而在法庭就不能这样说，这样的事就不会再发生，好像法庭不是法院。否则的话，这种调动有什么意义呢？既然法庭也是法院，他就依然可以咆哮“我是法院的，我代表国家罗汉。”
记得前些年在公检法等政法系统实行过禁酒令，凡在工作时间饮酒者一律调离公检法等执法部门。可以比较一下，在工作时间饮酒和在工作时间聚众打架扰乱社会治安孰重孰轻！政府应该怎么处理，不是一目了然的么。难道非要等芦某代表国家罗汉弄出更大的事情来激起民愤，政府再来严肃处理？那时可能为时已晚，亡羊不补牢，悔之晚矣。瓮安事件是血的教训，我们千万要吸取。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对世人的警示：瓮安事件从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重视，一些没有及时解决，干群关系紧张等等难辞其咎。
不过有关部门不愿驱逐芦某也有可能是爱才心切，因为他实在太有才了，既为罗汉又代表国家，“反恐防爆”定是高手。那样的话，把他留在法院未免屈才，建议苏荣书记破格提拔，派他到闸北公安分局去迎战杨佳。
景德镇律师 沈英华
民革景德镇市委会副主委
政协景德镇市委员会常委
景德镇仲裁委员会首席仲裁员
江西景德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联系电话：13707981937
Email：s7908@126.com
租赁期满房东不需补偿装修费用
2008年4月，原告李甲向景德镇市昌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双方虽然在租赁合同中约定，合同期满后装修无偿归被告李乙所有，但原告装修共花去6万多元，且经营亏损，其装修尚有较大使用价值，双方的约定因违反合同法规定的公平原则而无效，请求被告李乙及续租人梁某（第二被告）共同补偿其装修费用3万元。
被告李乙接到诉状后，依法委托江西景德律师事务所沈英华律师为代理人，提出以下答辩意见：
1、本案双方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合法有效
尽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制度，但并未规定登记后生效；虽然《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直接规定了未办理登记备案的租赁行为无效，但该办法属于部门规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不能作为确认合同无效的依据。房屋租赁是诺成行为，只要双方合意合同即告成立，出租人交付房屋，承租人交付租金，合同即生效。
2、原告诉求被告补偿其装修费于法无据
因为双方已在《商铺租赁合同》明确约定，乙方（原告）负责商铺自用部分的维护、装修，费用自行承担；租期届满之次日，乙方将商铺交还甲方（被告），乙方自行添加的装修设施能够拆除的乙方可以拆除，不能拆除的装修设施无偿归甲方所有，完全符合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应当依法予以驳回。
此外，原告诉称“只使用了不到4年，装修使用价值仍然很大……上述约定违反《合同法》第五条而无效”，纯属无稽之谈，法院不应支持。因为其一，装修是原告单方行为，并非被告要求原告实施，原告决策失误，属于经营风险，应当自行承担后果，不存在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其二，本案双方约定“租赁期限两年”，原告应当理性思考，合理投资。通俗地说，原告应当在两年内能够收回成本并赢取利润的范围内投入经营成本。现在原告已经使用承租房屋达四年之久，是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的两倍，如果原告仍然没有收回成本，完全是自己盲目投资所致，应当自食恶果，与被告无关。
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查明了本案事实，采信了被告律师意见，于2008年6月15日作出判决，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上诉，判决已经生效。
景德镇律师 沈英华
民革景德镇市委会副主委
政协景德镇市委员会常委
景德镇仲裁委员会首席仲裁员
江西景德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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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原告自知胜诉无望，遂于2002年10月21日向法院申请撤诉，浮梁县人民法院已经作出民事裁定书：准予原告吴×发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1210元，减半收取605元，由原告承担。
我们依法担任被告人H某的辩护人。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H犯受贿罪不持异议，现就其有关犯罪事实、情节，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事实
就公诉机关案卷材料本身而言，对H的所有指控似乎事实清楚、证据也较充分。
辩护人阅卷后会见H时，H辩称其所收江某的43000元中，有20000元系向江某所借，因其曾在某房地产公司借有20000元，急于归还，借得江某20000元后不久便用此款还了账。经辩护人调查，H某确曾在某房地产公司借有20000元，并确已归还。
法庭调查时，行贿人江某也证实了H在法庭上的供述，即其中20000元确系H向其所借。
辩护人认为，依据《刑事诉讼法》第31条之规定，所有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成为定案的根据。现“行贿”、“受贿”二人均当庭证实借款之事，足以说明该项指控事实不清，请法庭依法核实，公正认定，以维护法律的公正、严明。
二、H某的有关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1、H收受贿赂是实，但均是收受，从未主动索要，此有其本人供述及行贿人供述为凭，起诉书也有客观认定。
相对被动的收受同积极主动的索要，其主观恶性显然有区别，正因为如此，我国刑法才规定“索贿的从重处罚”，反之，一般收受的应相对从轻处罚。
2、H固然有受贿的事实，但也有拒贿的情节
××年底，某玻璃厂为H某买好了一台分体空调专门用车送到H家，被H拒收。
第二年，H到南昌开会住江西饭店，某玻璃厂厂长去送钱，在只有他们两人在场的情况下，H仍是坚决拒收，后在大厅人多不便拉扯的情况下，H才勉强收下了3800元。
据二行贿包工头印证，H并非贪婪成性，来者不拒，好几次送钱H不肯收，只是在他们一再坚持或是把钱放下就走的情况下，H才将钱收下了。
3、H虽然收受了贿赂，但并未为行贿人谋取非法利益，并未放弃原则让施工单位以劣充优、抬高造价、降低质量，未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失。相反，H对这些单位的施工质量、工程造价及决策、付款等方面均是严格管理，如行贿人吕某交代，H多次要求其把工程质量搞好，本案其他同案人也当庭证实，对不合格的工程，偷工减料的工程，H是毫不客气的责令返工。
依照法律规定，是否造成国家、集体利益遭受损失，是对受贿人量刑的重要情节。
4、H的坦白认罪态度好
H在被传讯时，有关部门仅掌握了其少量犯罪事实（二万余元），但H在被传讯的当天，不仅交待了已被掌握部分，而且主动坦白交待了全部情况，毫无保留，足见其认罪悔罪的诚意，对此，起诉书仅以“H案发后，尚能如实交待犯罪事实”一笔带过，有失公允。辩护人认为，依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对H主动坦白交待未被掌握的犯罪事实，可以酌情从轻、减轻处罚。
5、H某归案后，多次请求检察人员转告其家人，又亲笔致函其妻子，请家人千方百计筹措款项，尽快交予办案机关。其后不久，便退清了全部赃款赃物，再次证明其认罪悔罪的诚意，依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6、H有立功表现
H被传讯的当天，在有关人员宣讲立功可从轻、减轻处罚的政策感召下，当即检举了他人的犯罪事实，并提供了重要线索，后来又专门就其所知具体情况写了详尽的检举信，从而使有关部门侦破了另一重大案件，属于立功无疑，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综合上述意见，辩护人提请法庭查明“借款”之事，并依法对H减轻处罚。
辩护人：景德镇市第一律师事务所
律师 张某某 沈某某
×年×月×日
景德镇律师 沈英华
民革景德镇市委会副主委
政协景德镇市委员会常委
景德镇仲裁委员会首席仲裁员
江西景德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联系电话：1370798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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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份，景德镇市召开政协会议时，我作为政协委员，又把该篇文章改写成“委员提案”提交大会，建议公安机关取消“律师必须二人共同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后因考虑到该问题在全国具有普遍性，我的提案被作为委员来信交有关部门处理，但至今没有收到答复。
今天（2008年6月1日），修改后的《律师法》正式实施，《法制日报》记者以“司法惯例或成新律师法实施障碍”为题，对长期工作在司法一线的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研究室主任李凯进行了专访。当记者问到“目前很多地方司法机关的内部规定，是否也存在着与新律师法相冲突的地方？”时，李凯答道：“是的。……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国家安全局、市司法局联合制订下发的《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就作出了必须有两名律师才能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对于律师而言，这意味着会见要付出更大的成本，尤其是一些外地来的律师，经常需要临时‘雇佣’其他律师陪同会见。同时，此项规定既无立法依据，也是对律师会见的一种限制。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尽快协商予以修改。”
显而易见，取消律师必须二人共同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是全国司法界的普遍呼声，希望做出了类似规定的公安部门能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尽快取消这一过时的、缺乏法律依据的规定，顺应法律的进步，逐步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目标。
附：专访：司法惯例或成新律师法实施障碍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
除了刑事诉讼法以及高法、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部分内容，因为新律师法实施，需要调整和修订外，很多地方司法机关内部规定和司法惯例，都需要调整甚至摒弃。
就此，记者专访了长期工作在司法一线的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研究
室主任李凯。他对一些司法机关的内部规定和司法惯例对律师辩护效果的消极影响，感触颇深。
记者：目前很多地方司法机关的内部规定，是否也存在着与新律师法相冲突的地方？
李凯：是的。作为司法机关的内部规定，通常不具有公开性，对它的内容也缺乏必要的监督、审查，更没有有效的纠错程序。因此，它的广泛存在对于整个司法制度的损害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国家安全局、市司法局联合制订下发的《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就作出了必须有两名律师才能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对于律师而言，这意味着会见要付出更大的成本，尤其是一些外地来的律师，经常需要临时“雇佣”其他律师陪同会见。
同时，此项规定既无立法依据，也是对律师会见的一种限制。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尽快协商予以修改。
记者：据了解，除了内部规定以外，在司法机关内部也存在着一些司法惯例，您认为，司法惯例在新律师法实施后，将何去何从？
李凯：司法惯例对于律师辩护效果的消极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司法机关出具的“工作说明”类“白条证据”的存在。
之所以称其为“白条证据”，理由有二：一是“工作说明”很难归入到刑诉法规定的任何一种证据种类中去；二是“工作说明”在形式上，通常会坚定法官作出某种判决的决心，但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外人，包括法官自己根本无法加以分辨。
实践中，针对辩护律师所提出的程序性辩护意见，侦查、公诉机关通常会以“工作说明”的形式予以应对，而法院方面根据已有的司法惯例，会基于对侦查、公诉机关的信任，而直接对“工作说明”所陈述的内容予以采信，使律师的程序性辩护，丧失应有的效果。
在新律师法实施后，司法机关应当尽量杜绝这一类现象的发生。
记者：目前影响律师行使辩护权的因素还有哪些？
李凯：我认为，一方面是委托方通常会基于自身的利害关系，对律师刑事辩护抱有过高的期望，在不考虑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动辄提出“非分要求”，否则就以取消委托关系进行威胁；律师基于自身经济利益，通常会被迫接受这些指示，从而丧失了作为辩护人的独立地位和人格。
另外，目前在基层从事刑事辩护工作的，多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律师事务所。小规模律师事务所，为了降低成本、应对竞争压力，通常会对所内律师实行“粗放管理”，放弃对执业律师的必要监督和约束，造成刑事辩护律师鱼龙混杂、素质不一，无法保证辩护质量。
还有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讲求人情、亲情的社会，大多数律师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直接或间接地运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司法机关的具体办案人员在与律师接触过程中，也通常会考虑到双方社会关系的远近，而决定给予“特殊”照顾，同时委托方在选择辩护律师时，所考虑的也多是该人与司法机关关系的远近。因此，律师为了不影响到他今后的执业活动和经济利益，通常不会为了某一个案件，给司法机关制造太多的“麻烦”。
记者：影响检察官等司法人员与律师关系的因素还有哪些？
李凯：实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以来，司法人员与律师在准入标准上已经实现统一。但是从工作内容来看，以检察院为例，公诉人在日常工作中，承担了极重的工作压力，部分基层检察院全年受理的案件数达到了数千件。
从办案责任来看，司法机关内部设置了大量的绩效考核、案件质量考核和错案追究制度，对办案人员形成了极大的无形压力，稍有闪失就关系到个人今后的前途。而从所获得的物质回报来看，司法人员却远远不如律师。
目前北京已经实行“阳光工资”，个人收入与行政级别挂钩，基层单位由于职数有限，公诉部门大部分承办人只是科员级，粗算下来年收入也就在3万—4万元间。而据统计，在律师界只有20%的“穷律师”的收入在6万元以下。这种物质待遇上的巨大反差，极易造成司法人员的心理失衡。 （张有义）
景德镇律师 沈英华
民革景德镇市委会副主委
政协景德镇市委员会常委
景德镇仲裁委员会首席仲裁员
江西景德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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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售车辆未过户，登记车主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原车主是否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的请示的复函》[ (2001)民一他字第32号] ：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因车辆已交付，原车主既不能支配该车的运营，也不能从该车的运营中获得利益，故原车主不应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但是，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的行为，违反有关行政管理法规的，应受其规定的调整。
2、被盗车辆肇事，车主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盗机动车辆肇事后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1999年６月１８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69次会议通过）：使用盗窃的机动车辆肇事，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肇事人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盗机动车辆的所有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买方分期付款购车，卖方保留所有权，车主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买人使用分期付款购买的车辆从事运输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保留车辆所有权的出卖方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0〕38号）：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车，出卖方在购买方付清全部车款前保留车辆所有权的，购买方以自己名义与他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并使用该车运输时，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出卖方不承担民事责任。
4、机动车交付修理厂修理，修理工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车主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由修理厂承担赔偿责任。但车辆所有人对交付修理的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
二、车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五种情况
1、车主与驾驶员为雇佣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 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
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
2、驾驶员为职务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上述人员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
3、车主出租、分包车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
答：发包、出租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选择承包人、租赁人或者发包人、出租人为被告，选择后二者为被告的，对发包人、出租人请求以其与承包人、租赁人之间的合同关系确定承包人、租赁人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赔偿权利人既起诉发包人、出租人，又起诉承包人、租赁人的，判决发包人、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对
发包人、出租人请求根据合同关系判由承包人、租赁人承担责任的，告知另案处理。
4、机动车挂靠登记车主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
答：挂靠车辆因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应由挂靠人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挂靠人不能支付的部分，由被挂靠人予以垫付；被挂靠人承担垫付后，可以另案向挂靠人追偿；挂靠人与被挂靠人请求区分内部责任的，可告知当事人另案处理。如赔偿权利人主张挂靠人与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5、车主出借机动车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
答：道路交通事故是因机动车运行所致，故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的归属是确定责任主体的一般标准。车辆管理人(包括所有人)与借用人均是车辆运行的支配者。借用人是直接的支配者，车辆管理人是间接的支配者。借用人直接从车辆运行中受益，车辆管理人通过出借车辆获得经济上或者其他如人情利益，故二者均对车辆运行所产生的风险负有防范义务，均应对车辆运行所带来的现实损害承接赔偿责任。首先应由借用人承担赔偿责任，车辆管理人对借用人赔偿不足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众所周知，执行难历来是群众非议的热点，也是法院工作的重点，甚至导致人民群众对法律失去了应有的信心，所谓法律白条的说法应运而生。尽管各级人民法院采取了多种办法试图提高案件执行率，但收效甚微。应该说，临海市法院的做法不失为行之有效的一种尝试，如果能够同时宣布限制被执行人生活标准，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监督举报，如果发现“老赖”超标准消费，可以按照妨碍民事诉讼处理，我想效果应当更好。
至于部分群众担心此种做法可能涉嫌侵犯“老赖”的隐私权，则大可放心。因为修订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已经明确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
期望全国法院都能尽快开展这一工作，努力解开民事案件执行难症结，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景德镇律师 沈英华
民革景德镇市委会副主委
政协景德镇市委员会常委
景德镇仲裁委员会首席仲裁员
江西景德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景德镇市监察局特邀监察员
一、江西高院管辖：诉讼标的额1亿元以上或诉讼标的额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诉讼标的额500万元以上或是在本省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诉讼标的额5000元以上的第一审涉外（包括港澳台）民商事纠纷案件。
二、中级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300万元以上不满1亿元（南昌市为500万以上不满1亿元）或诉讼标的额200万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诉讼标的额不满500万元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标的额5000万元以下第一审涉外（包括港澳台）民商事纠纷案件。
三、基层法院管辖：婚姻、人身损害赔偿、劳动争议等案件和第一审涉外（包括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