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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从《三国演义(第九十二回仅有的短短374个字的“赵子龙兵困凤鸣山”一节为创作蓝本，改编而成。还截取了赵子龙入伍从军、初破曹营、请命救孤的几个华彩瞬间。影片虽取材于三国故事，但是，你千万不要用“历史”的眼光或“三国”的角度来解读它，《见龙卸甲》只是讲述了一个关于“常胜将军”赵子龙的“英雄()传奇”。)》

　　影片对历史故事和人物的随意改编是遭人诟病的重要原因。其中最大的改动就是把赵子龙长坂坡救主的故事变成了凤鸣山救主。此外，在《三国演义》中，赵子龙被困凤鸣山，源于诸葛亮不采纳魏延的计策，主动让赵子龙担任主帅出征。电影里，此情节被改为诸葛亮设局让赵子龙当诱饵，诱魏军入局，让赵子龙身陷险境。这一颠覆貌似突出了英雄的悲剧色彩，却不能让人信服。直到影片的结尾，曹婴有没有遵从祖父曹操“活捉”的指示？赵子龙最终的命运如何？均未明确表示，留给观众很大的想像空间。难道，是为了拍摄续集而故意留了一手？

　　当把所有元素都集中在赵子龙身上时，影片的“三国味儿”却缺失了。平常，仅仅是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等这些人物名字就能勾起人们对那段群雄逐鹿历史的记忆，然而，在片中，这些人物的分量却不够厚重：刘松仁饰演的曹操阴险有余但霸气不足；关羽和张飞一共出场不足10分钟，看不出人物性格；濮存昕饰演的诸葛亮则更像一名“江湖郎中”，一边吃饭一边给将士布置战术，还自夸“城外有一万曹军，他们不敢攻城，因为怕一个人：诸葛亮！”；还有片中添加的一个新人物——赵子龙的同乡、洪金宝饰演的罗平安，在很多人看来，这个角色实属多余。

　　引起争议的还不仅仅是这些，片中过于“口语化”的对白也是引发笑场的一大因素。当子龙准备单身去救阿斗时，他同乡大哥小声嘀咕：“你一定要把那没用的阿斗救回来。”当时阿斗不到一岁，已经被定位为“没用”，时间尚早；在蜀魏交战时，蜀国大将邓芝对战魏国韩德，两人打得血肉模糊、准备同归于尽时，突然大呼：“大魏国万岁！”“大蜀国万岁！”观众无语。

　　毋庸置疑，“三国”的故事在众多中国古典名著中是观众最为熟知的一段，而白马银枪、浑身是胆的赵子龙又是最被崇拜的三国人物之一。古装战争大片拍摄至今，已很难出新意，造型再优美、音乐再精良，观众也会有审美疲劳。《见龙卸甲》的卖点不应是战争场面，而应放在对历史人物的个性塑造和合理演绎上，不要借“三国”之名，未讲“三国”之事。观众想看的未必是一个历史题材的主旋律大片，而应是严谨的、有厚重历史感的、性格丰满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以及经过合理改编后仍旧有说服力和娱乐性的商业化大片。

　　“有的人活者，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某些公众人物一旦做了坏事，自毁形象，在公众心目中就等于已经“死去”。在现实生活中，名人明星等公众人物有好多种“死法”——有的自我炒作，媚俗搞怪；有的制造绯闻，走光不断；有的骄奢淫逸，责任缺失；有的吸毒涉黄，道德沦丧；有的玩物丧志，良心泯灭；有的为富不仁，自我堕落。而近年来陆续浮出水面的名人明星代言虚假广告，最为公众诟病。

　　应该承认，广告是一种文化。名人明星代言真实的广告，塑造时尚，领导潮流，进而对公众的生活方式、消费理念和价值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一件有益之事。但是，某些明星利令智昏，为了拿到馋涎欲滴的广告费，信口雌黄地向大众吹嘘商品的神奇功效，甚至像何庆魁等人那样利用“名人效应”，伙同一帮骗子，大吹特吹子虚乌有的“万里大造林”，使全国3万多名群众受骗，涉案金额达13亿元。这些明星大腕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之时也在硬将自己往“死路”上领。

　　更让人感到气愤的是，此前亿霖木业传销诈骗案发后，形象代言人葛优如数奉还了代言费，算是“死”了一回又复活了，而前不久，公安机关派人对何庆魁的代言费进行追缴，他却拒不退出。公安机关表示将全力追缴，绝不让群众被骗的血汗钱被万里大造林公司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者们非法占有。对此，公众期待着追缴的结果。

　　由此笔者联想到在“2007中国演艺名人公众形象满意度调查”活动启动仪式上，有一个《中国演艺明星社会责任宣言》，不知何庆魁签字了没有？当然，为了让公众人物不要在代言虚假广告中“死去”，光有行业自律与道德讨伐远远不够，还得启动立法，严惩代言虚假广告者，并确立法律责任，规范明星等公众人物代言商品广告的行为，督促其珍惜荣誉和公众形象，承当应有的社会责任，成为社会和谐的使者与楷模。

　　谁知道这一收藏家买这幅裸照的用途？有人说是准备买回来想羞辱萨科齐的，还是曲线爱国，值得尊敬，这恐怕是网友们的可爱想法，当然我们也不需要这种方式来爱国。欣赏和升值或许是收藏的目的，欣赏吧不好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位富豪的口味独特也不是不可能；能升值么？好像不靠谱。

　　其实，花钱买裸照最招人诟病不是用途，而是这钱花得不是地方。在慈善、义举上富豪们捂住口袋小心翼翼，面对这样的裸照却能一掷千金，这样对待金钱的态度怎能不使国产富豪们的公众形象再大打折扣呢？如此，他们也“裸”了自身。

　　当然也有人说，花钱是个人自由，话看似不错，可他的个人行为会代表一个阶层的形象，那么其所作所为就必须考虑是否妥当，应该有责任顾及是否造成不好的影响。

　　国际艺术品市场、奢侈品市场都因为中国富豪的介入而搅动得价格大乱，说中国人真有钱，买什么东西都不眨眼的，古董、名画、名表价格直线上扬，没想到能让裸照的价格翻了20倍，我们可不想老让外国人觉得中国富豪就是“钱多人傻”，但如果经常有这样的事，又怎么去阻止别人不这么想呢？

　　当博鳌亚洲论坛作为一支巨大而务实的“麦克风”之时，2008北京奥运会也是它必须发出的声音之一。在论坛举办期间，奥运圣火正在境外传递，火炬在法国巴黎曾数次受到骚扰，还发生多起“藏独”分子闹场事件，无不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一些境外媒体对圣火传递中的不谐景象给予了不公正的解读甚至是有意歪曲的报道。比如法国著名的《解放报》就昏了头，近日在头版头条以《给中国一记耳光》为题，用一种近乎幸灾乐祸的口吻描述火炬传递在巴黎的遭遇，“字里行间，似乎有一种近乎歇斯底里般的狂喜”。法国《费加罗报》的头版头条的标题则为《火炬在巴黎惨败》，简直丢尽了巴黎先贤祠里他们祖宗的脸。就在不久前，包括德国、美国、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媒体对拉萨事件的报道中也出现了一些非常低级，甚至有刻意误导的事实错误，引起了中国网民的愤慨与声讨。所有这些，已经完全不符合媒体严肃客观的职业道德，更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媒体应有的举动。

　　新中国成立至今，逐渐摆脱“挨打挨饿”，却越来越多“挨骂”的时候，如何向世界发出自己理性而有尊严的声音，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中国需要借助博鳌亚洲论坛这支“麦克风”，揭露达赖集团与国际反华势力破坏奥运、玷污中国的政治阴谋，传递真相与真诚，表达立场与坚定。奥运不应成为政治的附庸与工具。更重要的是，西藏问题作为中国内部事务的性质，“藏独”分子在拉萨和境外进行的一系列破坏活动的真相，应当为更多国家与地区的人们所知。同时，在北京奥运会这一高度热门的事件面前，博鳌亚洲论坛上必将发出的“中国声音”，也必将是全球关注的重要内容。而所有这些，都需要真诚而开放的沟通。就像拉萨打砸抢烧事件之后，中国组织多家境外媒体记者赴拉萨采访那样。

　　正像论者所说的，坚定地改革开放，积极地融入世界，用理性冷静应对误解、偏见，用我们更响亮的声音反击恶意中伤。藏独成不了气候，但背后的西方势力需认真应对，耐心、坚忍是少不得的。消除误会、引导舆论需要舆论的中立与道理，但更离不开一个开放自信的姿态。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博鳌亚洲论坛之所以取得全球瞩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对媒体舆论的开放。据悉，今年前往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中外记者达641人，其中境外媒体记者达227人。报道阵容是历届年会最强大的，也是前来采访博鳌论坛的境外记者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外记者云集博鳌之时，正是中国与世界良性沟通之际。

　　当中国愈来愈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之时，她的一举一动也必将更多地被置于某种“放大镜”之下与挑剔之中。中国需要学会在别人的关注中成长。“俄罗斯之声”的编辑瓦罗佳曾经说过：“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烦恼。美国和法国总统不也到处遭遇抗议吗？中国正在腾飞，大国就应该有大国的气度，要坦然地面对各种批评与赞誉。一个大国，绝不可能指望只在掌声中前进，它只能在别人的挑剔声中走自己的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博鳌亚洲论坛正是一次展示、演练与开启。它展示真实，演练直面，开启开放。

世界最富有的10人中，印度人4名，美国人2名，墨西哥、俄罗斯、瑞典和德国各占一席。在拥有10亿美元以上家产的1125人中，中国大陆有 42人，虽然比去年增加了22人，但无法和美国的469人相比，也低于印度的53名。大陆首富在福布斯榜上排第125位，印度的首富米塔尔则紧随盖茨排第四位。可见超级富豪的产生和经济的发达程度有一定关系，却又不是决定性因素。以美国作为比较的标准或许不大合适，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不出米塔尔”。

造就富豪当然不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富豪多了对社会却无疑是件好事。在自愿交易的市场经济中，企业首先要为社会创造价值，才能售出产品和服务，企业家才能从销售收入中获取利润和积累个人财富。巴菲特的620亿美元来自他为股东创造价值的分成，股东用货币投票的方式承认了他的贡献。同理，微软公司的软件极大地提高了电脑的使用效率，盖茨的580亿美元仅仅是微软所创社会价值的一小部分。

承认个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对勇于承担风险者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足够的经济补偿，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个人潜能的发挥是保持社会活力的根本之道。任何社会都是先行者寡，跟随者众，大众如何对待少数先行者以及如何制度化地激励先行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发展的路径。

中国传统社会的哲学是 “枪打出头鸟”，“不患寡而患不均”，以中庸为至善，以迎合多数为美德，歧视和压抑作为少数的先行者，于是保守、落后和愚昧伴随了我们两千多年。在中文的语境中，“富豪”一词的内涵似乎就是“为富不仁”和“巧取豪夺”，表面尊崇，实为贬斥，而“商人”的称呼就总带有“无商不奸”的意味。古代中国社会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商人处于最底部，高居金字塔尖的是科举出身的官员。

马克斯·韦伯指出，主流的儒家意识形态鄙视经商和营利，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产生 (《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而“以赚钱为天职”的英国商人则抓住了蒸汽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带领英国率先进入工业社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韦伯追溯历史，将英国商人地位的改变归功于宗教改革，特别是新教的兴起。新教一扫商人富有但卑微龌龊的社会成见，视经商为上帝指定的职业，认为履行职业义务而获取财富不仅在道德上是可取的，并且是信徒必须身体力行的。新教“为新型企业家的生活提供了道德基础和支持”，商人从此挺起胸膛做人，理直气壮赚钱。

尽管后人对韦伯的研究颇多争议，例如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但韦伯的核心观点为各家所接受——虽然并非充分条件，社会观念的转变却是近代经济生成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换言之，新的精神和伦理未必导致新的经济形态，而旧有的意识环境却绝无可能支持新的生产方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必须破除和抛弃传统观念，但仅有这一点是不够的，其他方面也要跟上，尤其是技术和制度上的创新。

韦伯论及意识对经济的影响，英国并非孤证，从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地荷兰，到后起的瑞士、德国和美国，新教国家构成了世界发达市场经济的主体。我国的改革开放也提供了东方的案例，若非当年小平同志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若不形成“致富光荣”的社会风气，就不可能有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而民营企业为社会所创造的价值有目共睹，它们奠定了中国经济长期繁荣的最重要基础。

虽然“致富光荣”表面上已为社会所接受，真的有人富起来之后，反而有可能因此而增添了一份“原罪”，陷入天然的社会舆论劣势。今年的“两会” 上，工商界委员提案修改《劳动法》和降低最高所得税率，立即被指责为替少数富人谋利，有违全国政协赋予的崇高使命；而来自国有电力公司的委员呼吁提高电价，却不见民情激愤。同样履行自己的职责，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说话，为何社会反应截然不同？可否解释为士、农、工、商的潜意识回潮？或者叫做转型社会中的双重标准？

政协委员不是慈善家，他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兼善天下”，保障农、工利益靠议政和立法机构中的农、工代表。在法制的框架下，农、工、商各讲自己的话，各自争取本集团的利益，通过公平和透明的博弈，达成利益调整的各项协议。我国政协和人大为各方的利益博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是增加农、工、商的名额，降低“士”也就是官员的比例，因为从理论上讲，“士”并非独立的利益主体，“士”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归根结底是农、工、商的利益，是 13亿国民个人利益的总和。

回到本文的题目，中国为什么不出巴菲特(或者米尔塔)？答案如同沙漠里种不成庄稼一样，皆由土壤和气候所致，与种子并无太大关系。产生巴菲特的土壤是产权制度，尊重和保护私人产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侵犯他人产权，无论产权的所有者是富豪还是低收入阶层，也无论侵权的名义是公益还是提携弱势群体。

巴菲特和盖茨所需要的气候是一种社会意识，它承认和尊重价值创造者，承认和尊重由此而积累起来的财富。形成这样的社会意识要有理性作为基础，不要问你的财富比巴菲特和盖茨少多少，而要问如果没有他们，你的财富是否会更少？你愿意生活在没有他们的均平世界上？还是有了他们而你的生活会更好的社会中？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均平世界不可能产生巴菲特与盖茨，收入一旦平均分配，巴、盖之辈即失去冒险和创新的激励。最根本的问题是你到底想要什么，是“他拿大头，我拿小头”，还是“宁可我少得，也不让他多得”？

市场经济需要理性，有理性才有平常心。当人们对富豪不再是嫉恨与羡慕交集，不再是口诛笔伐而心向往之，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就会更加有力，价值创造者的社会地位就越高，巴菲特与盖茨就会不断涌现出来，不仅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思维，而且也会以他们两位为榜样，捐赠财产，回馈社会。毕竟财富再多100亿，对他们的物质生活已无实质影响，而只代表人生价值的更进一步。财富产生幸福感之大，莫过于报答社会，这也是富豪应有的理性。

　　这几年，中国羽毛球的状态很一般，尤其是负面新闻此起彼伏。包括总教练李永波以及一些运动员。浮躁的情绪已经让这项优势运动逐渐的失去了本色，连打教练的事情都能做出来，这样的人代表国家队打世界比赛，打奥运会是不是一个悲哀呢？这又引发了另一个思考，我们要的是成绩，是奖牌，还是奥运会精神的真谛呢？

　　羽毛球中心的成绩论让林丹越发的猖狂，如果说韩国那次的叫嚣可以给他一个警告，或者一段时间来冷静，我想他绝对不会在训练场上连教练都打了。李永波应该反思，否则下一个挨揍的没准就是他。当然，如果战火真的烧到他的头上，我们只能说他是咎由自取，也可能是活该！

　　赛前的烦躁可以使运动员失去理智，当然，这还是当着媒体的面，或许在媒体看不到的地方，会有更多事情发生。这样的心态，可以想象，在比赛陷入胶着，或者对手取得领先后，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波动。高手之间的对抗，玩的就是心理，而脆弱的心态决定着林丹永远成不了大师级选手，他的成绩和所谓的排名，不过是一种表象，他只能是一名有实力的运动员而已。

　　我突然有些疑问，向来对用人、选人严格的选拔制度，为什么突然间失去了对思想的最起码衡量呢？林丹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出现类似的情况，他的大牌，他的狂妄几次让中国羽毛球在世界上丢脸。李矛的指责有错吗？或许我们的欲盖弥彰是一种纵容和姑息。

　　奥运会即将在家门口打响，对每一个中国的运动员来说，他们所要比的不光是竞技状态，还有综合素质，因为这是一个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道德素养的大舞台。可以想象，当一个打教练的运动员出现在电视机镜头前，他应该受到的是表扬，还是鄙视。我们需要冠军，但不需要带着肮脏思想拿到的冠军，那不是体育的目的，而是政绩的要求。

　　林丹是恶劣的，但林丹也不会有啥大事儿！事情注定要不了了之。在奥运会前，领导太需要成绩了，更需要稳定。于是姑息养奸，肆意纵容等等。这是中国体育的悲哀，是成绩轮的悲哀。林丹可以继续猖狂，可以从人变成猴，这是必然

　　人民币升值速度正在加快，且变得飞快。以2005年汇改前的人民币对美元比价8.2765：1计算，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超过18%。而2008年以来短短的3个多月中，人民币汇率升幅就达到了4.27%。

　　人民币升值，引来海归派学者的一片叫好。他们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抑制我国的出口，减小贸易顺差，央行被动增发的人民币数量会减少，由货币因素引发的通胀随之下降；可以大大减轻我国进口能源和原料的负担，降低国内企业成本，缓解输入性通胀压力；有利于消费，因为老百姓手中的人民币“更值钱”了，而使进口产品价格变得“更便宜”了。

　　在这些“好处”当中，抑制通胀的作用最令人动心，因为抑制通胀是今年的重中之重。诚如温家宝总理所强调的：“确实，在众多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物价问题。”但抑制通胀有很多措施，未必要寄托在人民币升值身上。不可否认，人民币的适度升值对通胀会有一定抑制作用，但如果人民币加速升值，可能会适得其反，不仅不会抑制通胀，反而可能加大通胀压力。事实上，人民币升值步伐从去年开始加速，而我国的物价也恰恰是从去年开始加速上涨，这一信号本身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反省吗？

　　当人民币升值过快，企业不堪承受其重纷纷倒闭的时候，就可能因产品供应的减少而推动物价上涨。人民币加速升值已使得大批出口导向型企业倒闭或者被迫转行。相关报道指出，2007年，仅广东地区倒闭的企业就超过一万家，引发人们对就业问题的担忧。

　　人民币升值不是使这些企业进口原材料的成本降低了吗？且不说依靠进口原材料生产的企业只是一部分，大部分仍然依靠国内的原材料。即使那些原材料依靠进口的企业，也难以真正从人民币快速升值中获得好处。一方面，由于国家资源垄断程度日益提高，中国买什么什么涨价的怪圈始终未能打破。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在进口成本降低的同时，人民币升值抑制了其他国家对中国产品的进口。也就是说，企业不得不为从人民币升值中获取的一点好处，付出更昂贵的代价。

　　而且，我国从事出口业务的中小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科技含量较低。就纺织行业来说，人民币每升值1%，服装行业销售利润率下降1-4%，而目前纺织行业整体的利润率平均仅保持在5%左右。人民币升值正在蚕食掉企业原本就有限的利润空间。有专家表示，如果人民币估值提速，我国今年可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中小型纺织企业倒闭。

　　有关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害的结论，纸上谈兵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看看许多企业的生存状况就一目了然了。

　　人民币升值，消费者又能占到多少便宜？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是不可能被进口商品取代的，中国民众对国内产品的消费偏好不会因为人民币升值而有大的变动。我们应该清楚，导致我国CPI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粮食价格的上涨，而目前中国的粮食价格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低的，国际市场小麦和大米的价格是中国的2到3倍。人民币升值到什么程度，才能使国内民众敢消费国外的粮食？

　　还有人认为，人民币升值提速，可以削弱热钱涌入的原动力——升值预期，从而狙击热钱的涌入。问题是，人民币升值提速意味着热钱投机的时间成本大大降低，会否导致它们涌入得更快更急？这一点，恐怕那些对人民币升值欢呼雀跃的人也不敢保证。

　　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施压，要求人民币快速升值，假若人民币加速升值对中国的好处远远超过它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好处，这些国家不辞辛苦地跑到中国，强硬要求人民币升值难道仅仅是为了奉献爱心吗？

　　面对企业艰难的生存困境，我们应该正视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弊端。至少，应该通过调查，通过具体的数据，对人民币加速升值所带来的好处与弊端，进行综合的评估，然后再得出结论。一味沉浸在对人民币快速升值的欢呼中，不仅是短视的，也是危险的。

　　1994年启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至今，人民币升势已经确立。从国际经验来看，即使一国货币几年乃至十几年保持升值状态，也有国家经济保持稳健甚至高速增长的例子。货币升值既是一国经济景气的反映，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破7”之际建议各方大可不必重复陈词滥调，把人民币升值说成是西方国家“处心积虑”的“阴谋”。

　　那么，当“破7”只是人民币漫漫升值道路的一个普通关口时，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笔者认为，对热心调控的政府而言，正视人民币升值现实，积极调配政策资源和工具进行应对，恐怕是最重要的事情。

　　毋庸置疑，人民币升值正在给中国宏观经济带来挑战，比如对出口形成的压力等；但是，基于国人笃信的“坏事可以变好事”的理念，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这件事也可衍生出发展机遇。

　　在产业领域，由于货币升值间接降低了购买成本，将有利于中国这样处于技术赶超阶段的新兴国家吸收先进技术、整合海外资源，产业政策如能对“传统强项”纺织业、机电制造、精细化工等行业给予积极的配套指导，恰是加快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机会。同时，下阶段，政府还应适度打开思路，借助人民币升值压力，将国有、民营企业的资源和产能合理引导进入面向未来、具有发展空间和战略意义的产业领域，如信息技术、生物科技、新能源等。由于人民币升值对国内各产业影响复杂，适时启动政策补偿机制，还可起到平衡产业利益格局的作用。

　　产业政策之外，财政政策也应被考虑纳入政策工具体系。首先，财政可以通过调整出口退税率和进出口关税税率，推动调整进出口产品结构，强化产业政策意图；其次，财政可以介入国家外汇财富管理领域，财政盈余可以作为购买外汇委托更多元主体投资的第二渠道，这也最为接近国外一般外汇平准基金的模式。

　　更重要的，财政可以作为预防内需不振的备用手段。在人民币升速超出预期，净出口大幅下滑时，财政投资可以帮助维持内需水平。而在广受关注的民生领域，财政也可以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方式，保护中低收入居民消费能力；通过加大对公共产品投入，如增加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保障等的支出，支持创业型就业、购买公益性岗位等手段，在解决“分享”问题的同时，实实在在地提振内需，弥补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外需不足。

　　“办法总比困难多”。多部门的政策协同与综合施力是能够帮助消化人民币升值负面影响的，无论民众还是政府，一味地担惊受怕躲“暗算”，心惊肉跳找“损失”，不如开动脑筋做些实实在在的努力。

　　乐观地看，“破7”只是人民币升值过程中的一个小小关口。就中国的崛起路程而言，若干年后，这只能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记忆罢了。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浙江大学开设婚前守贞培训课呼吁拒绝婚前性行为的举措，就显得格外不同寻常，颇有点反潮流的意味。据报道，这次培训的时间为两天左右，主要是要倡导学生在接受培训后做一个决定：保持性禁欲直到结婚。“拒绝婚前性行为”是这次培训的核心，同时强调年轻人应有“责任感”。(4月11日《今日早报》)

　　在我看来，浙大的这次培训和提倡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是对中国目前已经过于混乱和放纵的性观念的一种矫正，对于保护年轻大学生，淳化社会风气，都具有积极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过于混乱的性观念，已经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离婚率的上升，单亲家庭增多，性病爱滋病的蔓延，甚至诱发了许多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等等，社会为解决这些问题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而更为糟糕的后果是，放纵的性生活解构了人们的廉耻之心，使人们在处理其他问题时也往往会无所不为，整个社会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无序。

　　从女性的视角来看，“守贞”对女性还具有特殊意义。“贞”本来一个散发着封建气息的字眼，在封建社会，片面要求女性守贞的背后，是男性的自私和狭隘，一方面是把女性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来看待，另一方面则是要保证自己家族血统的纯洁，防止财产落入“外姓人”之手，这种观念在今天当然是要受到批判和扬弃的。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女性自己对自己提出“守贞”的要求，已经不再具有这方面的含义。“守贞”的观念，在更新以后的含义是：要求男友对我做为一个人来尊重和爱慕，而不仅仅是把我当成一个泄欲的工具。尊重和爱慕是需要证明的，花言巧语不能证明，一掷千金甚至以钻戒相赠也不能证明，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才是最好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证明。

　　反过来，对男性来说，婚前的守贞，则是自己愿意承担责任的象征。一个很陈很冠希，不愿意承担责任的男人，也是不值得女性以身相许的。

　　从更广泛的视野上来看，浙大的开设婚前守贞培训课，也是文化保守主义开始从走出学术殿堂，进入现实社会生活的一个表征。在中国的语境中，“保守”长期是一个贬义词，但在西方，保守主义往往意味着尊重自己的传统，希望保持文化和法律的连续性，保守主义者希望保存自由，但又不想让自由成为祸害，因此保守主义也一直对文化自由主义持批判的态度。著名的自由主义大师阿克顿勋爵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在还没有真正掌握、理解和实践过保守主义的哲学以前，一个自由主义者也只不过是偏见的集大成者而已。”

　　现代社会是由诸多相互矛盾和相互冲突的因素组成，良性的现代社会不是简单主张让某一种因素或价值压倒其它因素和价值，而是要尽量形成各种因素和价值相互平衡和相互制约的格局。在这个意义上说，“性自由”的理念和“婚前守贞”之间的相互制衡，将使我们既能够享受到身心解放的幸福，而又不至于沉沦在无边的欲海之中。浙大的作法，也因此是值得鼓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