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子程:李庄案辩护词
审判长、各位审判员：
高子程律师和陈有西律师受李庄家属委托、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及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指派，担任李庄涉嫌伪证、妨害作证案的辩护人，出席今天的法庭，参与本案审理。开庭前，我们从法院取得了公诉机关99份证据中的15份言词证据。我们三次会见李庄。本拟展开调查取证工作，无奈神速的自本案立案侦查到开庭仅有 18天的诉讼进程已无暇顾及取证工作。开庭前我们向法院提交了申请法院向侦查机关调取最能还原本案事实的存放于侦查机关的李庄三次会见龚刚模的视听资料，我们也曾递交了申请提押龚刚模及证人（被控方控制）出庭作证，但在庭前均遭拒绝。
通过今天的庭审，已然确定这样一个控辩双方均无争议的基本事实：
截止李庄被刑拘，李庄在龚刚模案中未曾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未曾调查取得任何证据，且李庄希望出庭作证的证人均拒绝出庭，即李庄没有伪造或帮助伪造证据的行为和结果。
截止李庄被刑拘，龚刚模案控方证据均已固定且已提交法院，刑诉程序已进入审判阶段，控方证据已然关门，李庄没有也不可能毁灭或帮助毁灭控方证据。
截止李庄被刑拘，李庄未曾接触龚刚模案控方任何证人，且控方证人证言早已固定，案件已然进入刑事诉讼第三阶段即审判阶段。控方证据已关门，不存在尚有未被询问的控方证人等待询问，亦不存在控方尤其不存在侦查机关仍在寻找而未找到的证人作证问题。故，指控李庄妨害作证，与刑诉法冲突，与事实不符。
截止李庄被刑拘，李庄接触过的与龚刚模案有关的诉讼参与人唯有龚刚模。依龚刚模在中央台被采访时回答，只是李庄的眨眼和眼神使龚刚模猜测是让龚刚模翻供，龚刚模的这种猜测显然不能认定李庄有教唆龚刚模翻供的行为。这一访谈已然证明，李庄根本没有教唆龚刚模翻供谎称被刑讯逼供。况且，眨眼是生命现象，李庄未曾亦无须在会见龚刚模时特例眨眼。
伪证、妨害作证罪侵犯的客体是法院的正常审理活动。截止李庄被拘，法院尚未开庭审理龚刚模案，不存在庭审活动被李庄侵害的客观事实。
辩护人认为，在此基础上指控李庄构成伪证、妨害作证罪，既背离事实根据，亦无法律依据，甚至违反现行法律，故此，我们依法提出如下无罪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据以指控的主要证据虚假或与本案无关。
庭审质证期间，辩护人曾真诚的的希望公诉人对其据以指控的下列核心证据中的足以导致罪名成立与否的矛盾予以解释：
1、控方提供的龚刚模案侦查机关的四位警察自出证言显示，都是白天审讯嫌疑人六七个小时，但控方提供的李庄及龚刚模口供显示，李庄及龚刚模连夜、连续被审讯40余小时以上。期间不准吃、不准喝、不准睡。
2、龚刚模检举李庄以眨眼动作及眼神诱导其翻供谎称被刑讯逼供的口供，与龚刚模认识李庄之前多次证明自己被刑讯逼供的口供及多次被敲诈的口供自相矛盾，且与事实矛盾。
3、李庄身为资深律师，当然知道在龚刚模案进入审判阶段后，已不允许侦查人员（警察）调查取证。但龚刚华的证言宣称：“再有十几天就开庭审判龚刚模，李庄让龚刚模公司的员工遣散，防止这几天警察来调查取证。”且该证言与吴家友证言矛盾、与龚刚模口供矛盾。
4、吴家友律师和马晓军律师作为证人被拘留后，为控方出具的有关李庄在吃饭时自吹用眼神与动作暗示龚刚模翻供的证言，可以认定李庄诱导龚刚模翻供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5、公诉人如何审查和解释侦查机关将本案证人拘留后取证，使辩护人无法接触本案证人，又使证人无法出庭作证。
6、公诉机关和侦查机关缘何不敢让龚刚模出庭暴露其手腕上被吊的伤痕。
7、公诉人及侦查机关不肯让证人出庭作证而且至今仍然在拘押证人。
8、如刑讯逼供是李庄谎称，则李庄为何坚决要求对龚刚模伤痕成因进行鉴定自揭谎言。
9、公诉人缘何不落实周永康书记有关“让事实说话，让证据说话”的重要指示。
10、文强等另案在押嫌疑人的口供与李庄案何干。
公诉人在质证阶段曾表示在辩论阶段解释上述矛盾。但在公诉人发表公诉词的过程中，全无对上述令人吃惊的或虚假或矛盾的证据的任何解释。辩护人第二次真诚的希望公诉人对上述证据中决定罪名成立与否的矛盾予以解释，并告知合议庭上述矛盾存在依然可以定罪的对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否则，必然导致法庭认定据以指控的核心证据虚假，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宣告李庄无罪。
二、控辩双方证据说明与比较分析
1、控方证据说明与质证
2、辩方证据说明
三、“法不诛心”与“腹诽之罪”
公诉机关提供的核心证据除了因虚假、与事实矛盾、自相矛盾不能成为定案根据外，或许仅存的另外一种解读就是似乎可以证明李庄有过或以明示的或以默示的行为表达过伪证、妨害作证的动机或犯意。
那么，仅有动机或有过以眼神、眨眼的动作亦或假设还有口语表达翻供的犯意，而无实施伪证、妨害作证的行为和后果，就能认定李庄构成犯罪吗？当然不能，因为缺少构成犯罪必须同时具备的另外两个要件：客观行为和客体。
“法不诛心”是法得以称为法且有别于专制的根本所在。暂且遮盖起控方核心证据存在的虚假与矛盾，权且认为李庄因为表达过伪证、妨害作证的内心，即可认定李庄构成犯罪，则与“腹诽之罪”无异。
“腹诽之罪”是封建时代“春秋决狱”的准则，早已为新中国法律所禁止。所以，假设李庄有过以眼神、眨眼等动作暗示或干脆以口语表达过希望龚刚模及其亲友伪证、妨害作证的犯意，依国家现行法律依然不能定罪。况且李庄原本没有犯意，李庄申请伤情鉴定用以验证龚刚模是否被刑讯逼供就是明证。
四、辩护人特别强调，我们坚决支持重庆依法打黑，因为此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举措。但是在具体执行法律包括在审理龚刚模的个案庭审中，也必须同时依《刑诉法》、《律师法》等规定保障包括李庄等律师依法履职的活动，而不能因片面理解证据认为李庄有犯意存在或犯意表达为由对正在执业的律师刻以刑罚。须知，没有辩护律师的参与就没有站在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对立面、对案件事实和性质提出不同意见和证据的一方，打黑案件就很难成为铁案，因为它缺少构成铁案的法定程序和因素。至于包括李庄在内的辩护律师的言行，在控方看来如有不妥之处，就本案事实而言，则属执业道德范畴，与犯罪无涉。历史的教训证明，律师执业权益和律师制度蒙受践踏之时，同时也是逼供信盛行之时，“文革”就是明证。
值得借鉴的是，拨乱反正期间，在审判四人帮的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我们国家尚处在立法尤其是刑事立法尚不完备时期，左倾思想余毒尚未消除，法治思想远非今日，尤其不具备如今我们国家已颁行的完备的刑法体系，但是我们党旗帜鲜明的确立和坚持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审判结果至今令人称道。
以事实为根据，就是以客观形成的犯罪行为、犯罪结果为根据，以法律明文规定的条文为准绳，衡量嫌疑人的行为涉罪与否。没有实施犯罪的行为，没有犯罪事实与结果，依法不能定罪量刑。无罪推定、罪邢法定、存疑不诉、存疑不判，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新刑法原则。在李庄案中同样应予毫无差别的得以执行，这才是今天庭审的意义所在。惟其如此，才能贯彻周永康书记指示并强调的“打黑不是黑打，要严格依法办事，让事实说话，证据说话”。
就李庄案而言，落实周永康书记的上述重要指示
，就必须让龚刚模出庭接受询问排除其检举口供的矛盾，必须让龚刚模当庭展示其手腕有无被刑讯逼供的伤痕这一事实说话，必须让被侦查机关拘押的证人获得证人应有的自由后到庭作证说话，必须通过专业鉴定机构鉴定龚刚模伤痕是否系刑讯逼供所致的科学结论说话，必须由公诉人出示有无被李庄伪造或帮助伪造、毁灭或帮助毁灭的证据说话，必须由公诉人出示有无因李庄妨害伪证所致的事实说话。否则，在没有上述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李庄构成犯罪，不仅于法无据，而且直接违反了周永康书记的重要指示。这一点请合议庭务必考虑。
五、特别说明
1、李庄案事发原因
李庄确有特别关注侦查环节的漏洞或瑕疵，挖掘刑讯逼供的疑点，不遗余力的寻找证据质疑办案部门及据以指控的证据，以使其委托人龚刚模减轻罪责和最终免除死刑的动机，这也是他独有的习惯和刑辩风格。这不违法也不构成犯罪。甚至是一个良知深重的律师应有的道德操守。
打黑是全国性长期的政治部署，不仅在重庆进行。但唯有重庆做的声势浩大高潮迭起，吸引了媒体的更多关注。与重庆相比，全国其他地区的打黑审判中并未封闭刑辩律师质疑刑讯逼供的空间，律师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法院依法审判可以各得其所，在既可控制秩序也可控制传播的法庭审判空间内，与李庄类似的辩护方法和辩护观点，实际对打黑案件并不会构成总体的威胁，甚至没有任何威胁。
李庄在重庆被捕的原因之一是他遇到了不容置疑的重庆办案机关。不容置疑的坚决打黑，甚至在李庄已在案发前明示退出龚刚模案后，依旧没有给李庄留出刑事辩护的余地，在开庭前就采取了强制措施。李庄错误估计了重庆的容忍限度。
2、虽然错拘错捕李庄，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
虽然有报道重庆打黑斗争特别聘有律师为案件质量把关，相信重庆有关办案部门在认定李庄伪造证据、决定抓捕时，应该先经谨慎论证，做到万无一失或十拿九稳。而实际效果是，李庄案件出现较大争议。作为辩护律师和法律专业人士，根据本案事实、证据、法律，大多认定李庄不构成犯罪。
在某种意义上，我理解在高强度打黑斗争中，难以避免因专业能力有限或劳累压力太大出现闪失和动作变形。“小“如侦查程序出现逼供，“大”如开庭前抓捕辩护律师的重大行动。一旦论证不足、核实不周、证据虚假或矛盾，即做出决策或上报建议，则可能给领导机关传递不准确信息，进而会引发令人困扰的麻烦。
3、李庄军人出身性格刚烈、工作风格或有缺陷，或给重庆带来麻烦，但尚不构成定罪理由
对重庆，李庄案的发生和发酵可能出乎意料。李庄事件可能多少转移了在全国获得高度赞誉的重庆打黑斗争的关注重点，使外界此前对重庆打黑力度和声势的关注，部分转为对打黑质量和程序合法性的关注。
刑事辩护是现代法治、宪政的表现，也是刑事司法体系整体运作的不同分工。无论李庄行事方式、工作风格有多大的缺陷或毛病，无论其是否构成了对重庆办案部门的不尊敬或不敬畏，无论李庄事件给重庆市的打黑运动或领导引发多大困扰、争议和麻烦，都不宜据此进行定罪。
4、李庄已经被错拘、错捕、错诉，但愿法院勿再判错。
无须回避，李庄事件已被业界和学界归结为权力与法律的冲突，从李庄被拘捕、报道、起诉、审判的过程，难以得出“权力小于法律”的结论，并有众多权威人士认为最终事件如何解决也应决定于权力。我与陈有西律师的辩护可能都难以影响李庄事件的解决方向。理论上权力的边界应是法律，但对于在重庆审理李庄案，实际却难以形成如此共识。
重庆拥有基层与中高级共三级法院，李庄的审判显然跳不出重庆。对于重庆要将李庄案办成铁案，不同群体可能有不同解读――依靠铁证可以办成铁案，依靠铁腕也能办成铁案。作为辩护人我与社会公众一样，内心对李庄案既存有查清真相、独立审判的期待，同时又抱有对这种期望更为沉重的怀疑。
但无论如何，作为应该依法独立审判的法院，查清事实是审判的关键。虽然播放李庄会见龚刚模的监控录像对办案部门有些不便，但如果录像确有李庄教唆诱导翻供的信息，对于行使审判权的法院而言，这是最简单有效的还原事实和据以判决的事实基础。如果有录像但拒不提供和播放，而仅仅以将获死罪，努力求生的在押人员的自相矛盾的检举口供对辩护律师定罪，实际可能使李庄案再次面临争议。
李庄被错拘，是行使行政权力中的错误，如果李庄案被错判，则是使用司法审判权去维持或掩饰行政权力造成的错误，或将使李庄事件付出司法公正和政府信任的双重代价。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六、尾声
虽然李庄案尚未宣判，虽然外界并不知道案件事实真相，由于（中国青年报）颠倒黑白的报道，实际许多人自信已经知道案件结果。“不知真相，已知判决”这是特别值得警觉的社会心态和法治现象。
作为辩护律师，我与广大社会民众一样坚决拥护重庆依法打黑促进和谐保的重大举措。李庄事件虽然与打黑有关，但打黑和拘捕刑事辩护律师实际是不同层次的问题，不应该混淆和捆绑。
重庆有三级法院，如果偏离事实、证据、法律，将李庄定罪，在现实情势下，李庄几乎难有翻案的余地。这对整个律师行业而言尤其对刑事辩护而言，是不寒而栗的局面。
作为负责任的辩护人，需要提醒法庭的是，李庄案件倍受社会瞩目，尤其被法律界高度关注，又因为李庄作为一个或有性格特点的普通律师，确实因此给重庆带来了麻烦或争议，因此该案的判决从“讲政治”的高度，更是攸关社会公众的法制观念、司法形象、政府公信。更应该独尊事实，依法判决。
根据本案事实、依据现行法律，唯有判决李庄无罪，才是对法律负责，对国家利益负责，也是对重庆负责。可以使“乱麻缠住快刀”的局面正确、合法、有效的解脱。
李庄事件的最终处理实际需要政治智慧和磊落胸怀，需要国家、法制、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的无私勇气。
我不敢 预想案件的结果，只是心存一丝希望。
此致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李庄辩护人：高子程
2009年12月30日
据9月19日中新社报道，福州22家较大的房地产商近日发出倡议：年底前不提价；新开盘项目决不哄抬房价；不纵容雇用人员炒作房价；不捂盘惜售、囤积房源，做对社会负责任的房地产商。
房产商的自律值得鼓励
吴龙贵
在房价畸高的时期，房地产开发商几乎不可避免地站到了广大购房者的对立面。若问两者之间的积怨有多深，看看福州房地产商发出倡议报道之后的公众反应就知道了———“哪有不吃肉的狼”、“此地无银三百两”……将这些冷嘲热讽放在这个从字面上看很是善意的倡议后面，颇有些戏剧性。
但我觉得，还是该给房地产商们一点掌声。
不管是出于形象上的一种自我改观，还是出于缓解社会矛盾的策略考虑，抑或是应对政策打压的一种适时求变，我们都不应否认开发商能主动联合起来，以自我承诺的形式倡议“不哄抬房价”有其值得赞赏之处。
在房地产企业已经滋润到怎么经营都赚钱的现实背景下，开发商大抵是这样一种形象：是暴富起来的一个群体，但却为富不仁；是市场经济下狂热追求利益的商人，但却取财不义———“不仁不义”之人，自然难免屡屡招来口水，受到指责。
以开发商的精明和判断力，相信他们不会意识不到这一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商能联合起来自我约束，是一个积极信号———尽管此举未必能实现开发商整体形象的华丽转身。
开发商的联合倡议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这个群体的全新视角：开发商应具有怎样的财富品质？他们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有没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
房地产开发商与千千万万的购房者，是房市中永恒的主体，这就注定了两者即便冲突不断、积怨丛生，也依然要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涉及普罗大众“居者有其屋”的民生问题。如果这一市场日益变得混乱不堪，开发商也没有多少好日子过。
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因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不惜以违法违规为代价疯狂揽财的不耻之举，而忽略了另一部分开发商谋求道德进步而付诸实际的善念———我相信，并不是所有的商人都愿意在千夫所指中暴富。
开发商的道德自省值得鼓励，同时我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开发商能从福州这22家房地产开发商的倡议中得到启发，从个体的努力变成一种集体的努力，从单纯的倡议上升为实质性的行动———当然，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房产商为何比主管官员更“焦虑”
魏文彪
福州22家房地产企业发布自律倡议，尽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守法经营的主动性，但所倡议的内容本就是法律与政策的要求。法律与政策所要求的行为，竟然需要开发商通过倡议的方式来遵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部分地方相关部门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不力。
逐利是资本的本能。所以，福州22家房地产企业发出倡议，别归因于“为消费者着想，为国家与社会分忧”等等，更多的是他们担忧疯狂畸长的房价与违法经营行为会损害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从而也将对房地产企业自身的长期利益造成不利影响。这表明，部分房地产企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当前房地产市场蕴涵着较大风险，并对这样一种风险可能对自身利益造成的损害产生了深深的焦虑。
按说，最应该产生这种焦虑的不该是房地产商。各级政府负有依法监管市场的职责，保障公民居住权更是政府义不容辞的义务。因此，政府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非正常现象应当更加感到焦虑。而现实中呢？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政府似乎对当前房市状况并不着急，甚至有些地方还存在着纵容、助长部分不良开发商哄抬房价、囤积居奇等行为。
部分开发商感到焦虑，是因为疯狂的楼市最终可能使他们的利益受损。相比之下，在个别地方政府看来，他们更多的会从疯狂的楼市中受益，而不会吃亏，所以，他们面对非正常的房地产市场也就难以产生什么焦虑感了。
要让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让大多数百姓实现安居梦想，首先应该让地方政府与官员对畸形房市感到焦虑才是，有了焦虑，才可能切实履行监管职责，下决心采取有效措施稳定房价。
要让地方政府与官员产生焦虑，就必须让某些人为监管不作为付出应有的代价。这就离不开相关的问责制度。只有官员为其不作为甚至从中渔利的行为付出得不偿失的代价，体味到切肤之痛时，他们才能真正树立起责任意识，部分开发商先地方官员而焦虑的非正常现象才会少些。
房产商的自律联盟能走多远
孙广勋
在目前房价居高不下、且有进一步上涨的势头之下，占据福州房地产市场半壁江山的22家房地产商能够联合起来，做出如此倡议，令人欣慰，体现了部分房地产商日益成熟的市场理念与基本的社会责任。
不过，这一自律联盟究竟能在福州的房地产市场中产生多大影响、能走多远？笔者表示担忧。
前不久也出现过不少这样那样的市场联盟，通常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这边刚宣布成立什么联盟，没多久就有人违背承诺，致使联盟在企业逐利本能的驱使下，轰然倒塌、瓦解。
房地产市场是块暴利“大蛋糕”，因此很难想象，在利益的强大诱惑之下，在市场激烈竞争下，能有多少房地产商会自觉遵循“不提价、不哄抬房价、不捂盘销售”的承诺。再说，这样的自律联盟仅由22家组成，而福州的房地产商共有300多家。在其它好几百家大小房地产商的搅局下，这样的自律联盟如何坚守自己的承诺？因此，要想真正遏制房地产市场中的诸般不良行为，仅靠一些房地产商的自律承诺远远不够。至少，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约束力较弱的自律联盟上。
维持社会运行的有“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当“无形之手”无法有效发挥其市场调节作用时，或者当市场存在畸形发展态势时，“有形之手”理应“该出手时就出手”，采取不违背市场规律的政策来进行引导。
就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来说，惟有政府加大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建设力度，缓解房地产市场供需矛盾，才是解决房地产商提价、哄抬房价、捂盘销售的治本之策。如果没有政府在这方面的积极作为，只靠一些房地产商的良知来解决问题，是靠不住的。
党的执政方式是我们党在执政实践中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从历史上看，我党在多次代表大会中对党的执政方式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例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目标要求。我们党对执政方式的探索和研究，体现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自觉。
●总结执政的经验教训，我党把坚持依法执政和依宪执政作为转变党的执政方式的基本价值取向
政党的执政方式问题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到现代政党政治时代后才出现的。从历史上看，执政党执掌国家权力曾经有过三种方式:一是执政党位居政府之上，由执政党做出决策，而国家权力机关成了直接执行党的决策的工具；二是执政党根本不通过国家政权机关，而直接行使管理国家及一切社会事务的职能，即所谓“党国”政治；三是执政党通过国家政权行使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即通过国家代议机关制宪、修宪及其它立法活动，以及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对法令的贯彻实施来实现领导，也就是实行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自政党政治出现以来，前两种执政方式在中外近现代历史上都给人类留下了极为惨痛的教训，它无法引导国家走出治乱循环的恶性怪圈，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相悖，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相逆，不利于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最终也给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带来极大的危害。苏联、东欧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与此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坚持依法执政和依宪执政是转变党的执政方式的基本价值取向。我们党从执政初期，就把坚持依法执政和依宪执政作为转变党的执政方式的基本价值取向。
●我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演变，反映了党在探索执政方式这一重大问题上的高度理论自觉
我们党经历了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历史过程。党对执政方式的探索，大致过程如下。
1、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在局部执政实践中，党在执政方式上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和基层政权建设的民主化。早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党就建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开始了局部执政的实践，并对党的执政方式科学化进行了有益探索。比如，党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各地方苏维埃和中央苏维埃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和法规，特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制定和实施，集中体现了这种民主法制建设的成果。又如，党致力于苏维埃基层政权建设的民主化。直接来自民众、依靠民众，同广大民众结合起来发挥它的政权职能，成为苏区地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显著特色和优势。再如，工农革命政权的选举立法及其实施，开辟了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新天地。中共中央和根据地政府把切实贯彻选举法规，真正实施民主选举，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延安时期，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是全国人民公认的民主政权和清廉政权。党在这一时期的局部执政实践中，创造了很多宝贵的执政经验，至今对我们有启示意义。
2、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开始全面执政，这是党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起点。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局部执政的实践和积累的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奠定了基础。首先，党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原则和新中国的国体。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坚持了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和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进行专政的原则，又强调了这是统一战线基础上的政权，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是人民，只是对极少数反动派实施专政。其次，为了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下建立新政权，党号召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共商建国大计，并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制定了《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是党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起点。第三，党还在解放各大城市后，在地方上创造了各界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多种民主形式，颁布了民主建政通则等重要文件，使广大人民群众一解放就享受到民主的权利。
3、1957年以后，党在执政方略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57年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党在执政方略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决定实行“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具体执行的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这样就在实践中发生了许多问题，在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曲折。对于改革开放前党的执政方式存在的突出问题，邓小平同志曾多次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集中起来就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于党，而党的权力又过分集中于党的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因此而变成了各级党的一把手的个人领导。这种人治色彩浓厚的执政方式，非常容易造成个人的专权独断，从而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的伤害和损失。
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郑重地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问题。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郑重地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问题，并不断深化对执政党职能的认识。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方针政策的领导，不应当等同于政府和企业的行政工作和生产指挥。”党的十三大更明确提出了“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从而确立了执政党领导职能改革和转变的总体原则和方向。这一原则的落实结果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做出的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即实行“党政分开”。应该说，对党政职能分开的认识和改革尝试，是我党在探索党政关系问题上的重大进步。
总之，我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演变，反映了党在探索执政方式这一重大问题的高度理论自觉。
●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使我党得以站在全新的理论高度重新把握党政关系问题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来，更多的同志在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开始以更高的理论视野来重新思考和把握党政关系这一重大问题。正是在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新的治国方略，使我们得以站在全新的理论高度重新把握党政关系问题。这个全新的理论高度就是，把党政关系问题放置在执政党、国家公共权力和社会这样一个大的系统中重新考量，并进而把党政关系放在执政党的执政方式这样一个全新的视角来深入考察。从十五大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到党的十六大提出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以及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体现了这种考察的重大理论成果，也反映了全党对解决党政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新的理论觉醒。
这种全党的理论觉醒，实际上也就比较清楚地指出了解决党政关系问题的根本方向。这一方向不再是简单地实行党政的所谓“分”与“合”，不是把党的政治领导权和国家公共权力混为一体然后再想当然地重新分权，而是为了在我们这样一个独特的东方大国，在中国共产党一党长期执政的背景下，如何更科学、更高效、更有力地实现对国家政权的科学领导，以引领中国人民顺利实现民族复兴的问题。
(作者 张志明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正义网9月10日讯(记者 钱贤良)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副局长王利明说：“据我们统计，现在真正逃往境外的是200多人，不像网上说的数字那么大。”王利明是在
王利明在分析当前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特点时说，贪污贿赂犯罪分子潜逃境外现象明显增多。为了逃避法律惩罚，一些贪污贿赂犯罪分子秘密的将赃款转移到境外，提前做好外逃准备，在作案后或事发前潜逃境外。主要逃往一些西方国家和我们周边的国家，企图利用这些国家和我国的政治法律方面存在的差异来逃避追诉。
北京青年报
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 马馼
酝酿已有两年的国家级预防腐败的专门机构———国家预防腐败局近日正式成立，监察部部长马馼、副部长屈万祥分别兼任国家预防腐败局首任局长和副局长。分析人士认为，国家预防腐败局的成立，表明中央进一步明确了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战略，中国反腐败的重心已经悄然前移。
近20年来，中国的反腐败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的阶段，目前正在转入“制度反腐”阶段。2005年初中共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保证作用”，要求大力推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制度改革和创新。在《纲要》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广受关注的国家预防腐败局如今正式成立，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中纪委、监察部等部门正在积极推动《廉政法》等反腐败专门法律的立法工作，中国的反腐败斗争，由此将进入到一个更为开阔的新格局之中。
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的消息公布之后，有一种舆论认为，由于这个新机构被定位在直属国务院的行政序列，既不够“独立”，也不具有执法权，且可能受到现有的纪检监察部门、检察机关的牵制，所以不能对它抱多大的希望。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应当看到，国家预防腐败局的主要职能是预防腐败，其工作侧重于对干部的廉政教育、对预防腐败问题的研究、参与或主持制定有关反腐败政策，它尽管没有独立的执法权，却有一定的决策权和监督权，可以与纪检监察部门、检察机关形成既分工又合作的关系。因此，国家预防腐败局的成立，并不是反腐机构“叠床架屋”的产物，也不会扰乱现有的反腐工作体系，而是对反腐制度设计的进一步完善，有利于将中共中央《纲要》的规划逐步落实到反腐机构设置、资源整合、法律创制以及体制改革的具体运作之中。
中央纪委副书记干以胜曾指出，组建国家预防腐败局是认真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规定的义务。《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辟出专章（第二章）规定了对于腐败的预防措施，包括“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制定和执行或者坚持有效而协调的反腐败政策”，“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确保设有一个或酌情设有多个机构通过诸如下列措施预防腐败……”从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规定义务的角度看，中国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是对外开放的产物。但恰如干以胜所说，“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腐败问题，应该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课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同时也是中国借鉴国际上预防腐败的先进经验的需要，是改革得以进一步推进和深化的产物。
既然预防腐败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课题”，相同的问题都需要大致相同的解决办法。西方法治发达国家预防腐败有两条最重要的经验，一是必须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体系，二是必须保障媒体和公众对公共官员及公共事务的知情权、监督权。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这些经验不再是西方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的“专利”，而已经积淀为文明国家共同的制度文化财富，中国的反腐败工作没有理由不认真吸取。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反腐败工作上取得的每一个成就，也是在为世界反腐败制度文化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以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为起点，中国发起了对腐败毒瘤的新一轮攻势。我们认真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学习借鉴法治完备国家的先进经验，用“国际标准”对我们的预防腐败制度提出更严格的要求，这是当前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关键所在，也有助于提升公众对于执政党和政府严惩腐败的信任与信心。 （潘洪其）
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 监察部长马馼兼任首任局长
备受关注的中国国家级预防腐败的专门机构——国家预防腐败局已经成立。中国国务院今天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数日前刚履新的监察部部长马馼(女)兼任国家预防腐败局首任局长，屈万祥兼任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
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秘书长干以胜今年2月曾向媒体透露，目前先筹备国家一级的预防腐败机构，将来还要成立地方级的预防腐败机构。干以胜表示，组建国家预防腐败局是认真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规定的义务，是借鉴国际上预防腐败的有效做法。
“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过程
时评：反腐机构的精粹在“独立”
备受关注的中国国家级预防腐败的专门机构———国家预防腐败局已经成立。中国国务院5日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数日前刚履新的监察部部长马馼(女)兼任国家预防腐败局首任局长，屈万祥兼任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
目前反腐败已经是“政出多门”：纪检委、监察部门负责查处党内腐败行为，检察机关负责处理所有触犯刑法的腐败犯罪行为，而且这些部门同样也都有预防职务犯罪等腐败现象的职能。
人民日报：积极探索有效预防腐败的新思路
注重预防，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确立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的重要内容，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重点。预防腐败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切实把党中央关于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一系列理论和方针贯彻落实到实践中去，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有效预防腐败的新思路。
构建惩治预防腐败机制是治本之策
近期有关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并取得成效的报道受到网民广泛关注。网上舆论普遍认为，党中央采取的以抓好大案要案为突破口，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方针，实际效果好，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遏制。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方针得到了人民群众最广泛的支持和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