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忠义，无论何时何种情况下都要把委托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律师职业道德的要求，也是我国传统忠义思想的一种体现。自古至今，在这复杂的社会里，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首先自己要定一个能够贯穿一生的做人处世的基本规则，然后做事才会有所成就，否则人如浮萍是难以成为参天大树而有所成就的，这一方面三国的关羽则永远是我们交友处世追求的标准。
第三、看结果，当事人所看重的不仅仅是你律师的专业知识、你雄辩的口才、和你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等等，而最终要的是一个满意的结果。
]]>据9月19日中新社报道，福州22家较大的房地产商近日发出倡议：年底前不提价；新开盘项目决不哄抬房价；不纵容雇用人员炒作房价；不捂盘惜售、囤积房源，做对社会负责任的房地产商。
房产商的自律值得鼓励
吴龙贵
在房价畸高的时期，房地产开发商几乎不可避免地站到了广大购房者的对立面。若问两者之间的积怨有多深，看看福州房地产商发出倡议报道之后的公众反应就知道了———“哪有不吃肉的狼”、“此地无银三百两”……将这些冷嘲热讽放在这个从字面上看很是善意的倡议后面，颇有些戏剧性。
但我觉得，还是该给房地产商们一点掌声。
不管是出于形象上的一种自我改观，还是出于缓解社会矛盾的策略考虑，抑或是应对政策打压的一种适时求变，我们都不应否认开发商能主动联合起来，以自我承诺的形式倡议“不哄抬房价”有其值得赞赏之处。
在房地产企业已经滋润到怎么经营都赚钱的现实背景下，开发商大抵是这样一种形象：是暴富起来的一个群体，但却为富不仁；是市场经济下狂热追求利益的商人，但却取财不义———“不仁不义”之人，自然难免屡屡招来口水，受到指责。
以开发商的精明和判断力，相信他们不会意识不到这一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商能联合起来自我约束，是一个积极信号———尽管此举未必能实现开发商整体形象的华丽转身。
开发商的联合倡议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这个群体的全新视角：开发商应具有怎样的财富品质？他们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有没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
房地产开发商与千千万万的购房者，是房市中永恒的主体，这就注定了两者即便冲突不断、积怨丛生，也依然要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涉及普罗大众“居者有其屋”的民生问题。如果这一市场日益变得混乱不堪，开发商也没有多少好日子过。
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因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不惜以违法违规为代价疯狂揽财的不耻之举，而忽略了另一部分开发商谋求道德进步而付诸实际的善念———我相信，并不是所有的商人都愿意在千夫所指中暴富。
开发商的道德自省值得鼓励，同时我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开发商能从福州这22家房地产开发商的倡议中得到启发，从个体的努力变成一种集体的努力，从单纯的倡议上升为实质性的行动———当然，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房产商为何比主管官员更“焦虑”
魏文彪
福州22家房地产企业发布自律倡议，尽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守法经营的主动性，但所倡议的内容本就是法律与政策的要求。法律与政策所要求的行为，竟然需要开发商通过倡议的方式来遵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部分地方相关部门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不力。
逐利是资本的本能。所以，福州22家房地产企业发出倡议，别归因于“为消费者着想，为国家与社会分忧”等等，更多的是他们担忧疯狂畸长的房价与违法经营行为会损害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从而也将对房地产企业自身的长期利益造成不利影响。这表明，部分房地产企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当前房地产市场蕴涵着较大风险，并对这样一种风险可能对自身利益造成的损害产生了深深的焦虑。
按说，最应该产生这种焦虑的不该是房地产商。各级政府负有依法监管市场的职责，保障公民居住权更是政府义不容辞的义务。因此，政府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非正常现象应当更加感到焦虑。而现实中呢？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政府似乎对当前房市状况并不着急，甚至有些地方还存在着纵容、助长部分不良开发商哄抬房价、囤积居奇等行为。
部分开发商感到焦虑，是因为疯狂的楼市最终可能使他们的利益受损。相比之下，在个别地方政府看来，他们更多的会从疯狂的楼市中受益，而不会吃亏，所以，他们面对非正常的房地产市场也就难以产生什么焦虑感了。
要让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让大多数百姓实现安居梦想，首先应该让地方政府与官员对畸形房市感到焦虑才是，有了焦虑，才可能切实履行监管职责，下决心采取有效措施稳定房价。
要让地方政府与官员产生焦虑，就必须让某些人为监管不作为付出应有的代价。这就离不开相关的问责制度。只有官员为其不作为甚至从中渔利的行为付出得不偿失的代价，体味到切肤之痛时，他们才能真正树立起责任意识，部分开发商先地方官员而焦虑的非正常现象才会少些。
房产商的自律联盟能走多远
孙广勋
在目前房价居高不下、且有进一步上涨的势头之下，占据福州房地产市场半壁江山的22家房地产商能够联合起来，做出如此倡议，令人欣慰，体现了部分房地产商日益成熟的市场理念与基本的社会责任。
不过，这一自律联盟究竟能在福州的房地产市场中产生多大影响、能走多远？笔者表示担忧。
前不久也出现过不少这样那样的市场联盟，通常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这边刚宣布成立什么联盟，没多久就有人违背承诺，致使联盟在企业逐利本能的驱使下，轰然倒塌、瓦解。
房地产市场是块暴利“大蛋糕”，因此很难想象，在利益的强大诱惑之下，在市场激烈竞争下，能有多少房地产商会自觉遵循“不提价、不哄抬房价、不捂盘销售”的承诺。再说，这样的自律联盟仅由22家组成，而福州的房地产商共有300多家。在其它好几百家大小房地产商的搅局下，这样的自律联盟如何坚守自己的承诺？因此，要想真正遏制房地产市场中的诸般不良行为，仅靠一些房地产商的自律承诺远远不够。至少，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约束力较弱的自律联盟上。
维持社会运行的有“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当“无形之手”无法有效发挥其市场调节作用时，或者当市场存在畸形发展态势时，“有形之手”理应“该出手时就出手”，采取不违背市场规律的政策来进行引导。
就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来说，惟有政府加大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建设力度，缓解房地产市场供需矛盾，才是解决房地产商提价、哄抬房价、捂盘销售的治本之策。如果没有政府在这方面的积极作为，只靠一些房地产商的良知来解决问题，是靠不住的。
党的执政方式是我们党在执政实践中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从历史上看，我党在多次代表大会中对党的执政方式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例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目标要求。我们党对执政方式的探索和研究，体现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自觉。
●总结执政的经验教训，我党把坚持依法执政和依宪执政作为转变党的执政方式的基本价值取向
政党的执政方式问题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到现代政党政治时代后才出现的。从历史上看，执政党执掌国家权力曾经有过三种方式:一是执政党位居政府之上，由执政党做出决策，而国家权力机关成了直接执行党的决策的工具；二是执政党根本不通过国家政权机关，而直接行使管理国家及一切社会事务的职能，即所谓“党国”政治；三是执政党通过国家政权行使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即通过国家代议机关制宪、修宪及其它立法活动，以及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对法令的贯彻实施来实现领导，也就是实行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自政党政治出现以来，前两种执政方式在中外近现代历史上都给人类留下了极为惨痛的教训，它无法引导国家走出治乱循环的恶性怪圈，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相悖，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相逆，不利于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最终也给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带来极大的危害。苏联、东欧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与此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坚持依法执政和依宪执政是转变党的执政方式的基本价值取向。我们党从执政初期，就把坚持依法执政和依宪执政作为转变党的执政方式的基本价值取向。
●我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演变，反映了党在探索执政方式这一重大问题上的高度理论自觉
我们党经历了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历史过程。党对执政方式的探索，大致过程如下。
1、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在局部执政实践中，党在执政方式上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和基层政权建设的民主化。早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党就建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开始了局部执政的实践，并对党的执政方式科学化进行了有益探索。比如，党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各地方苏维埃和中央苏维埃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和法规，特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制定和实施，集中体现了这种民主法制建设的成果。又如，党致力于苏维埃基层政权建设的民主化。直接来自民众、依靠民众，同广大民众结合起来发挥它的政权职能，成为苏区地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显著特色和优势。再如，工农革命政权的选举立法及其实施，开辟了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新天地。中共中央和根据地政府把切实贯彻选举法规，真正实施民主选举，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延安时期，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是全国人民公认的民主政权和清廉政权。党在这一时期的局部执政实践中，创造了很多宝贵的执政经验，至今对我们有启示意义。
2、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开始全面执政，这是党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起点。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局部执政的实践和积累的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奠定了基础。首先，党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原则和新中国的国体。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坚持了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和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进行专政的原则，又强调了这是统一战线基础上的政权，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是人民，只是对极少数反动派实施专政。其次，为了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下建立新政权，党号召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共商建国大计，并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制定了《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是党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起点。第三，党还在解放各大城市后，在地方上创造了各界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多种民主形式，颁布了民主建政通则等重要文件，使广大人民群众一解放就享受到民主的权利。
3、1957年以后，党在执政方略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57年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党在执政方略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决定实行“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具体执行的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这样就在实践中发生了许多问题，在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曲折。对于改革开放前党的执政方式存在的突出问题，邓小平同志曾多次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集中起来就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于党，而党的权力又过分集中于党的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因此而变成了各级党的一把手的个人领导。这种人治色彩浓厚的执政方式，非常容易造成个人的专权独断，从而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的伤害和损失。
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郑重地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问题。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郑重地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问题，并不断深化对执政党职能的认识。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方针政策的领导，不应当等同于政府和企业的行政工作和生产指挥。”党的十三大更明确提出了“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从而确立了执政党领导职能改革和转变的总体原则和方向。这一原则的落实结果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做出的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即实行“党政分开”。应该说，对党政职能分开的认识和改革尝试，是我党在探索党政关系问题上的重大进步。
总之，我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演变，反映了党在探索执政方式这一重大问题的高度理论自觉。
●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使我党得以站在全新的理论高度重新把握党政关系问题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来，更多的同志在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开始以更高的理论视野来重新思考和把握党政关系这一重大问题。正是在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新的治国方略，使我们得以站在全新的理论高度重新把握党政关系问题。这个全新的理论高度就是，把党政关系问题放置在执政党、国家公共权力和社会这样一个大的系统中重新考量，并进而把党政关系放在执政党的执政方式这样一个全新的视角来深入考察。从十五大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到党的十六大提出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以及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体现了这种考察的重大理论成果，也反映了全党对解决党政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新的理论觉醒。
这种全党的理论觉醒，实际上也就比较清楚地指出了解决党政关系问题的根本方向。这一方向不再是简单地实行党政的所谓“分”与“合”，不是把党的政治领导权和国家公共权力混为一体然后再想当然地重新分权，而是为了在我们这样一个独特的东方大国，在中国共产党一党长期执政的背景下，如何更科学、更高效、更有力地实现对国家政权的科学领导，以引领中国人民顺利实现民族复兴的问题。
(作者 张志明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来源:新华网
这一地级市拥有多个储量居全国乃至全球第一位的有色金属品种,其他矿产资源储量也相对丰富。有专家根据勘测结果判断,郴州整个的矿产资源潜在价值超过1万亿元。
但光环的背后,却是郴州矿产资源濒临枯竭的现状。
储量居全国首位的钨、钼、铋资源,除个别地域外,郴州其他矿区均面临闭坑之危;锡、铅、锌等有色金属资源可勉强保证10余年的开采;有“国宝”之称的香花石面临绝迹;储量占国内1/2强的石墨资源服务年限亦只剩10年……
与此相随的,是郴州地区经年猖獗的非法违法采矿选矿活动。掠夺式开采、资源破坏与浪费、安全事故、环境污染等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以至多年以来郴州各级政府的监管和执法部门陷入屡次整治屡次反弹的“怪圈”,“放一炮走人,没人又来放一炮”的情形不断上演——
湖南郴州矿业乱象调查
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流金淌银”的郴州,地处南岭山脉多金属成矿地带,矿藏富集。采矿的人多了,便在险峻蜿蜓的山上踩出了一条条路。山路难行,岩石起伏不定,狭窄处仅两米多宽,许多地段还得从悬崖峭壁旁绕过,越野车便成了合法的、非法的矿主们以及前来检查、整治的政府相关部门首选的交通工具——在郴州,鸟集鳞萃的越野车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矿主们说:“如果连越野车都进不去(的地方),就只有靠马和驴子(拉矿)了。”
位于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境内的观山洞村,面积2.43平方公里,主要矿产为铅、锌、锡等资源。据苏仙区矿山联合执法大队提供的资料显示,观山洞村有矿口24个;其中,无证矿口22个,剩下的两个有证矿口均已到期。这意味着,观山洞村目前所有的采矿活动均属非法违法行为。
“今年1月至6月,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先后召开了10余次专题会议,已经开展了4次大规模整治行动。”6月30日,苏仙区国土资源局局长夏建平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了整治观山洞村矿业秩序的基本情况。
首先进入记者视野的,是路旁依山而立的、多根未拆除的电线杆,上端有被执法人员剪断的电线缠绕。紧连山脚下的农田上,建有一个未挂牌的洗矿场,废水未经处理直流山谷。
绕村而行,记者又发现了数处“黑洞”,“黑洞”不远处,多有蛇皮塑料袋搭起的旧厂棚,有三三两两矿工模样的人出入。而在厂棚附近,杂乱堆放着数根新近砍伐的树木。
“这些没有被封堵的‘黑洞’,就是非法矿口;厂棚里进进出出的人,是非法矿主雇来守矿和采矿的;那些新砍的木头,是非法采矿者准备用来架设电线的。”观山洞村村委会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在另一座山头的厂棚口,记者看到一块印着“芭蕉垅有色金属矿”的标识。该名村委会负责人说,“芭蕉垅矿的有效期是2007年1月,照理现在已经不能作业。”但记者看到芭蕉垅矿仍在运转,洞口的矿石堆里多处有黄色的污水涌出,十多名矿工一边警惕地看着记者,一边不停地往卡车里运矿石。
这只是郴州非法违法采矿选矿活动的一个断面,“矿乱”在其他县(区)同样存在。
“矿乱”遍地
接下来的7月2日至7月5日,记者又相继在苏仙区玛瑙山矿区、北湖区鲁塘矿区、宜章县梅田矿区、临武县三十六湾矿区等地进行调查——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经济周刊》一年之内第四次来郴州调查“矿乱”了。
在郴州颇具“知名度”的三十六湾位于临武县境内,方圆不过数十公里。据临武县万水乡井头村的一位村干部介绍,在三十六湾附近的白竹、井头等村,短短几年间,就产生了十多个亿万富翁,矿区附近的一个村,仅奔驰车就有20多辆。财富迅速聚集的背后,是资源管理的失控。
据上述村干部介绍,三十六湾仅有10多个采矿证,但非法矿口就达100多处。之前,省、市、县三级政府每年至少开展3次以上的大规模集中整治行动、10次以上的常规整治行动,但收效甚微,长年肆无忌惮的乱采滥挖现象一直就没有停止,尾砂、废水直排入河,造成周边村庄和河流下游严重污染,田地无法耕种,百姓上访不止。
非法违法中,也有“合法者”的身影。
毗邻观山洞村的玛瑙山矿区是隶属郴州市国资委监管的国有矿山。据矿区内部人士透露,从2002年开始,玛瑙山矿未经主管部门同意,以“维护矿山稳定,安置矿山职工及子弟”为名,擅自将周边矿产资源低价发包给公司内部职工、职工子弟以及外来私营矿主;承包人没有合法开采手续,只需向玛瑙山矿交纳一定的承包费用,由玛瑙山矿向承包人供电和发放雷管等火工产品,并协调处理采矿权属纠纷,承包人自负盈亏,并承担一切开采风险。
郴州市国土资源局执法支队黄斌科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已签定承包合同的20多个矿点中,累计承包金额不到30万元,造成无序开采、违法开采和国有资产流失,“现在正在整治,原玛瑙山矿区的矿长被刑事拘留了。”但《中国经济周刊》在玛瑙山矿周边的玉皇庙、枫树下等地,仍然发现了数十处非法矿口,运送锰、铁矿的车不时从记者眼前一路颠簸而过。
各种形式的非法违法采矿选矿不仅存在于上述观山洞、玛瑙山、三十六湾等地。在宜章县梅田矿区、北湖区鲁塘矿区、桂阳县荷叶矿区等地,一些非法矿口以技改井、风井、副井之名,挂靠合法矿开采,超出采矿许可证规定开采,特别是在北湖区鲁塘矿区,非法的、合法的矿点密集于这块“弹丸之地”,“壁挨壁”、“楼上楼”的现象普遍存在;在苏仙区柿竹园、桂阳县黄沙坪等全国知名矿区周边,也存在无证开采、越层开采等非法采矿情况。
非法违法采矿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郴州市国土资源局提供的公开资料显示,近年,郴州因采矿发生的安全事故每年多达数十起。在《中国经济周刊》的调查中发现,还有许多“不见经传”的安全事故被矿主和当地政府私下“解决”。
以宜章县梅田镇红星煤矿为例,从2007年1月到5月,该矿及周边矿口在短短的五个月内便发生了4起伤亡事故。当地村民向《中国经济周刊》反映:1月,红星煤矿的风井“漏底事故”死亡1人;2月,红星煤矿的挂靠矿“漏电事故”死亡1人;5月,红星煤矿的副井“窒息事故”死亡1人;同月,红星煤矿的主井“冒顶事故”导致矿工1死1伤。
利之所争,以“护矿队”名义存在的黑恶势力应时而生。黑恶势力与黑恶势力、黑恶势力与合法矿山因争夺矿权的械斗事件时有发生。
而黑恶势力往往伴生有“保护伞”。《中国经济周刊》从郴州市纪委了解到,2003年发生的“天湖爆炸案”,直至2006年原郴州纪委书记曾锦春案发后才暴露出来,这段曾经“不了了之”的案件又牵出了郴州市检察院原常务副检察长陈瑶云、原副检察长徐望实等人;2002-2005年发生在临武县的多起“夺矿案”和“涉矿案”,直至2007年上半年才相续浮出水面,这些案件又牵出了原临武县政法委书记刘爱国、原国土资源局局长欧书义、原公安局副局长邝献勇等人,该县县长曹立耕于日前也被“双规”。
非法违法采矿选矿活动猖獗之至,无不触目惊心,而“矿乱”中关系网盘根错节,令采访对象噤若寒蝉。在郴州采访时,多名基层干部和知情人不约而同地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不要透露我的姓名。”
监管执法部门苦不堪言
事实上,2006年以来,郴州已下发了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