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1、社会中介机构评定标准。根据主体资格、注册资金、执业年限、专职从业人数、二级以上律师数、专职从业人员稳定情况、执业责任保险、办理企业经营管理类事务数量及经验、受司法机关委托工作情况、受聘担任企业顾问、学术研究、年收入、依法纳税、公积金公益金的提取、办公场地、行业自律性组织评价、社会评价、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是否具有不得申请编入管理人名册的情形等综合评定。满分为110分。
    2、个人评定标准。根据执业年限、执业等级(仅用于律师)、办理涉及企业经营管理类事务数量、办理企业破产清算经验、学术水平、依法纳税、行业协会任职、受聘担任企业顾问、行业自律组织及所在机构评价、执业责任保险、社会评价、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是否具有不得申请编入管理人名册的情形等综合评定。满分为100分。

目标人物往往是“道德反叛者”,一旦现形,便被众者不遗余力地肆意挞伐。从“铜须门”、“虐猫女”到最近引起了司法争议的“北京人肉搜索第一案”,是非热议已将人肉搜索推到了悬崖边缘。这种类似文革遗风的群情激愤到底是新型民间道德秩序的监控机制,还是一场公共的心理危机?

人们需要一个“攻击目标”

众多网友在得不到任何实际酬劳的情况下,不惜耗费大量的时间、成本去“搜人”,这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冲动。在心理层面上,人们需要一个“被攻击的目标”。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有一些不良嗜好,比如背后说人是非、幸灾乐祸甚至对“倒霉者”落井下石等,尽管人们对当事人并无怨忿。心理学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当别人的不幸遭遇不至于悲惨到引起我们本能同情的程度时,这对我们的心理反而会是一种良性刺激,使我们产生轻微的快感。为什么会如此呢?

第一,按照弗洛依德的观点,人兼有“生本能”和“死本能”,死本能在不能朝向自己的时候便会向外转化,变成对外界的攻击性和破坏欲,这种人性中的“恶势力”在现实规则中并不能随意释放,基本处于压抑状态,而一旦有了某种“介质”(比如别人的过错或短处),便找到了一个看似合理的宣泄通道,对其进行攻击。所以,当面对网络上那些有悖公序良俗的事件出现时,人们自然会不假思索地将之当作一个最佳的攻击目标。

第二,参照信息中的社会比较。“人是社会性动物”,这个概念除了指明人类群体的物质依赖性,还有心理上的指向,即人需要有一个参照系来进行自我评价,通过与同类的比较而产生适当的情绪及感受。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则是人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人们选择与之比较的参照信息通常是熟悉的人或者相似的人以及公众人物。当网络聚焦了某一事件的当事人,无论他是名流还是草根,都会成为人们潜意识中的参照信息。所以,人们对“名人丑闻”特别敏感和兴奋,因为它减缓了“社会比较的落差”所产生的心理压力。而对于一些成了众矢之的的普通人,人们在攻击谩骂的同时正是在享受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生活经验也验证了人们在日常心理中对“攻击目标”的需求。

小心转化成“网络暴政”

人肉搜索之所以遭遇立法“叫停”,是因为有众多被“追剿”者的正当权利被迫害,比如名誉权、隐私权、安宁权。

当人们以道德的名义高举侵权之剑时,实质却正是一种挑战道德底线的“暴力”。为什么极具攻击性的人肉搜索能形成庞大的势力而产生一呼百应的效果?因为人肉搜索的基础在于“人多力量大”。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说:“当人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时,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掠劫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为什么每个个体都可能是安善良民,而聚集在一起却可能成为一群暴徒?因为个体融入群体而产生的安全感会使他们敢于放纵自己的行为,并且固执的以为自己不会受到惩罚,法不责众成为一种心理暗示。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叫做“群体极化”,即当一个群体中人们的观点和反应符合个人的心理期望时,这个群体的思维和决策便会走向极端和冒险。加之网络的匿名性使网民产生“去个体化”效应,所以每一次人肉搜索都展示出了网民互动战争的波澜壮阔。

如今,公众的许多权利是通过网络动员来激活、实现和凝聚的。“网络社区”给予了人们平等参与的权利,使人们由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变成了主动的信息提供者,自我成就感得以提升。而人肉搜索则是进一步地使人人都变成了“警察”、“法官”和“道德审判者”,网民所代表的草根群体这一社会力量似乎已经崛起,并且正体验着一种空前的“权力幻觉”。在普通民众的集体无意识里,往往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权力饥渴,为了最大限度的对社会产生影响力,他们的“正义感”就容易逆转成“网络暴政”。

同时,掘地三尺地挖掘当事人的隐私也暴露了一种病态心理。窥视和好奇心虽是人的一种本能冲动,但把自己的这种欲望公然变成了对别人的一种“私刑”,则是偏离健康心态和健全人格的表现。

人肉搜索并不乏积极的社会意义,它预示着现代公民意识的成熟,并怀抱着捍卫、重建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激情。但是,不要让道德变成“绑架”的武器,道德给人带来的应该是归属感、安全感、温馨感,而不是恐惧感。

作者：胡娟(资深心理咨询师)　

24岁的奥运会女子气手枪金牌得主郭文珺也许不会料到，她在获奖后说的这句话，会让自己如此深深地“陷入了网中央”。为了帮助这位奥运冠军寻找父亲，网民发动了大规模的“人肉搜索”。父亲找到了，但网上出现的大量揭密式信息，却令郭文珺陷入了巨大尴尬。

事实上，有关“人肉搜索”的争议正在愈演愈烈。8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刑法修正案草案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朱志刚提出“网上通缉”、“人肉搜索”严重侵害了公民基本权益，其危害甚至比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更为严重，有必要追究“人肉搜索”者刑责，建议在刑法中予以规范。

这一次，有关“人肉搜索”的是与非，在民间和学界引起了比过去更大的争议。

中国特色的网上追捕

“人肉搜索对于这个数字化时代而言，就是一个独特的中国现象。”英国《泰晤士报》在今年6月的报道中这么总结。

所谓的“人肉搜索”，是网民利用一些网站的搜索功能，不断变换输入关键词来搜索目标，或通过一些较受欢迎的网络论坛来交换信息，从被搜索的目标对象入手，搜查其本人及朋友的博客、论坛等，从而找出搜索目标的所在地、工作、背景、详细身份资料等。

“人肉搜索”已经成为独特的网络现象，只要搜寻目标在网上留下过注册痕迹、身份证号码或邮件地址，或与网上论坛里的任何一名网民接触过，搜寻目标就很难逃出“人肉搜索”的追击。

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网民人数达2.53亿，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而与此同时，互联网的普及化也带动了“人肉搜索”的崛起，国内频发的大规模“人肉搜索”现象也因此吸引了国际目光。

英国广播公司（BBC）在今年6月报道有关中国“人肉搜索”的新闻时，还用“witchhunt”(搜捕女巫)一词，形容在中国如火如荼发展的“人肉搜索”。在美国，媒体为表达中国的“人肉搜索”，专门创造了一个短语“Chinesestyleinternet man hunt”（中国特色的网上追捕）。

《泰晤士报》则分析，“人肉搜索是一个强大的概念，现在中国的网络已被用来作为惩罚婚外情、家庭暴力和道德犯罪的一种强大工具。”

“人肉搜索”也是国际难题

事实上，“人肉搜索”并不仅仅在中国网络中出现，在今年的国外网络中，“人肉搜索”也成为一个显著的现象。

8月23日的英国《英中时报》披露，在英国纽卡斯尔两名中国留学生被杀事件迅速告破，很大原因要归功于英国华人留学生论坛发动的“人肉搜索”行动。

而在美国，今年上半年的一段网络视频引起的“人肉搜索”行为甚至引起了美国军方的注意。在YouTube网站的这段视频中，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笑着把一只约八周大的小狗扔下悬崖，小狗落崖时的凄厉吠声激怒了无数美国网民。

一些美国网民利用“人肉搜索”，直接公布了虐狗士兵的姓名、身份、年龄、驻地、电话号码、轿车照片等详细个人信息，并掀起了对他的声讨活动。迫于民意压力，美国军方展开调查，海军陆战队不得不声明作恶者有悖“海军陆战队员被期许的高标准”。

在韩国，“人肉搜索”同样在网络上掀起了滔天巨浪。今年7月，韩国网络中围绕“警察是否过度镇压反对进口美国牛肉的示威”的问题议论纷纷，在此情况下，曾被投入到示威现场的韩国警察遭受了接连不断的“网络通缉”。

“那几天，韩国门户网站Daum的论坛里出现了首尔一位警察的姓名和照片、还有个人主页。”韩国留学生王钰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很多韩国网民登陆警察的个人主页发表了很多‘诅咒’一样的谩骂。”不过，韩国网民并没有就此收手，他们还访问了该警察的个人主页上链接的亲友主页，一并进行了辱骂和威胁。

“黑暗杀手”纵横数码丛林

为什么“人肉搜索”会愈演愈烈？文化学者朱大可对此有形象的解释：“他们以无名氏的方式，藏在黑暗的数码丛林里，高举话语暴力的武器，狙击那些被设定为有罪的道德猎物。”

事实上，“人肉搜索”从诞生之日起，就游走在法律和道德的中间地带。“人肉搜索”在中国催生了数起轰动一时的网络事件：从2006年的“虐猫”事件到“铜须门”事件，从2007年底自杀的北京女白领姜岩到今年的“辽宁骂人女”，每一次的“人肉搜索”都会详细公布目标人信息，包括姓名、照片、家庭、住址等等都无所遁形。

而人们也早已发现“人肉搜索”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友们在通过它宣扬着惩恶扬善的社会正义，但另一方面，用“人肉搜索”搜集并公布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对处于言论表达弱势一端的个体进行群体围攻甚至道德审判，导致当事人在现实生活中遭到侵扰。

“过去的人肉搜索受正义感的驱使，而现在不少网民是在发泄情绪。”猫扑网站管理员“吾爱汝至”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该网站是国内最早出现“人肉搜索”概念的互动社区。“如今网络确实越来越发达，任何信息都有被公布的可能。”“吾爱汝至”对此表示了担忧。

中国行为法学会新闻侵权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周泽也指出：“人肉搜索多数的初衷是充满善意的”，“人肉搜索”自身本不具有法律及道德层面的性质。“但网民原本维护正义的声音，容易演变成网上暴力，彰显他们以暴制暴的心态，藉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这是在滥用言论自由和网络的力量，以匿名方式聚众一逞一己之快意。”周泽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中国青年报》在6月30日的一项调查大概可以看出部分民众的心态，在2491名调查对象中，有79.9%的人认为“人肉搜索”应该受到规范，65.5%的人认为“人肉搜索”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发泄渠道和报复窗口，而64.6%认为这侵犯了个人隐私，而20.1%担心自己会成为搜索目标。

刑法不是万能管家婆

尽管人们已经开始普遍反思“人肉搜索”容易演变成网上暴力的危害，但是要真正采用刑法约束之却仍是难上加难。

在周泽看来，“人肉搜索入刑法主要是涉及侵犯隐私权的问题，但至少从目前的法律来看，人肉搜索并不构成犯罪行为，现存的相关民事法律并没有对隐私权的概念做明确的定义。”

周泽说，隐私权在法律上的不甚明确，导致公众的隐私权及其界限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因此，在对社会不良现象进行批评、对公众人物监督与侵犯他人的隐私上没有一个平衡点。“所以，很难用什么标准来对人肉搜索中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行为进行刑罚处罚。”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何海波也认为将“人肉搜索”纳入刑法目前来说还不成熟，“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起草工作尚未启动情况下，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难以得到明确界定，仅有刑法的规定还远远不够。”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研室主任薛瑞林则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人肉搜索”刑事立法可行性不高，“民法可以解决的事情，不必上升到刑法的高度上去，刑法不是管家婆，别什么事情都找它。”

“罪”与“罚”均难以界定

周泽进一步指出，“哪怕是真纳入了刑法，执行起来更困难。”国内关于‘人肉搜索第一案’的王菲案判决为什么迟迟没有公布，显然是因为这个判决的影响重大。

如何判断什么人在“人肉搜索”行为中犯罪？目前“人肉搜索”中有以下几类人：发起搜索人、提供被搜索真实信息的人、提供被搜索虚假信息的人、对于被搜索人谴责的人、纯粹看热闹跟帖的人。

“仅仅是这几种人交织在一起就不好在立法上定义谁在犯罪。规定的过宽，打击面就太大，规定的过窄，起不到打击犯罪的作用，而这过宽和过窄本身就无法把握。刑法的基本原则就是‘罪刑法定’，如果条文本身就含糊其辞，何谈公平正义？”周泽说。

“发帖人也有谨慎管理的问题，在很多案中，很难判定某个网友在搜索过程中起了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每个网友都起了作用，这就是执行难。怎么解决？所以我提倡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同时还追究导致人肉搜索出现的背后深层社会原因。”

国外问诊“人肉搜索”难题

那么，让我们把求解的目光投向国外，部分国家针对“人肉搜索”已经采取的一些应对措施或许有可借鉴一二之处。

2006年12月，韩国政府宣布，为防止网上匿名攻击，政府将要求各个网站在用户发帖前，确定真实身份。“目前，韩国政府网站和各大门户网站，在回帖时都需要输入个人识别码。不过，普通社区和个人博客仍然可以匿名发言。”在韩国高校从事教学工作的中国学者詹德斌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此外，“韩国在相关法律中确立网络运营商的责任追究制度，以此增强网络运营商的责任感，减少网络暴力的平台。”詹德斌说。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王凤翔则认为，应推进个人数据立法，“欧盟于1995年制定了欧盟数据保护指令，要求各成员国必须在遵守隐私的基本价值和尊重信息在国家间自由流动两者之间达至平衡。”

“美国则通过行业自律和判例法并配以单行立法来实现对个人数据的保护。”王凤翔说，“当司法很难介入时，以网站为主的传媒业内人士，应该有起码的底线意识：保护涉案人员的个人信息、避免直接评价谁对谁错、平抚公众的无谓愤怒、引导多角度的信息解读。”

　　新华网快讯：1日上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致6名警察死亡、3名警察和1名保安受伤的被告人杨佳作出一审判决，依法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万国邮政联盟组织法第七附加议定书》的决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决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的决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决定，批准了这四个条约。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07年中央决算的决议，决定批准2007年中央决算。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有关任免名单。

　　完成各项议程后，吴邦国发表讲话。他说，会议通过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总结国内外发展循环经济的有益经验，把鼓励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政策措施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对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增强全社会环境意识，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吴邦国说，食品安全事关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制定食品安全法是全国人大代表最为关注、代表议案最为集中的立法项目之一，也是这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重点抓的立法项目。去年12月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了食品安全法草案。根据委员长会议的决定，今年4月又将食品安全法草案向社会全文公布征求意见，共收到各方面意见1.1万多件，有关专门委员会还召开了座谈会、论证会，并根据常委会会议初审的意见和各方面的建议，对草案作了认真修改，提请本次会议再次审议。会议还初次审议了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和保险法、专利法两个修订草案。审议中，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会后，法律委员会要会同有关方面在深入研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认真修改这4件法律草案，提请以后的常委会会议审议。

　　他说，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审议国务院提出的2007年中央决算报告、审计工作报告，审查批准2007年中央决算。审议中，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对去年的中央财政和审计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2007年中央预算执行情况是好的，对去年审计工作报告指出问题的整改也是认真的。中央财政收入继续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得到有效控制，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都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范围内，中央预算超收收入安排使用情况也依法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了报告。同时，大家希望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财政工作，严格预算管理。一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鉴于当前部分县乡财政困难，财权与事权不相适应的情况，建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县乡财政最低支出保障机制。二是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建议在清理专项转移支付的基础上，建立一般性转移支付稳定增长机制。三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当前要切实保障抗灾救灾等重点支出。四是加强预算监督管理，建立包括各项政府收支在内的完整的政府预算体系。

　　对审计工作报告指出的问题，建议责成有关部门和地方，认真从体制机制上分析原因，严格追究责任，切实进行整改，并请国务院在今年年底前将纠正情况和处理结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吴邦国指出，对今年上半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都十分关心。会议认真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大家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受了近几年最为严峻的挑战和重大考验，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面对国际市场石油、粮食等初级产品价格攀升和美国次贷危机等带来的国际经济环境重大变化和汶川特大地震等国内严重自然灾害的冲击，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召开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进行全面部署，坚持一手抓抗震救灾，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要求深入细致地做好北京奥运会各项筹办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经过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我们有效应对了历史罕见的严重自然灾害，国民经济保持稳定较快运行，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震后重建稳步推进，对口支援全面展开；北京奥运会获得圆满成功，成为举世公认的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其他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进展，成绩来之不易。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应予充分肯定。大家强调，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要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正视前进中的问题，充分认识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总体部署上来，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着力化解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着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同时，要切实加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确保受灾群众安全过冬。

　　吴邦国说，增收是农民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为了促进农民增收工作，这次常委会会议专门安排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的有关专项工作报告。审议中，大家充分肯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为此所做的努力，同时指出，要高度重视农民收入水平不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农业比较效益还在下降等问题，进一步加大“三农”投入，逐步理顺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不断改善强农惠农金融、科技服务，大力支持农民多渠道转移就业，使农民收入能够持续稳定增长。

　　吴邦国说，检查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实施情况，是今年全国全国人大监督工作的一个重点，也是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的第一次执法检查。在审议执法检查报告时，大家充分肯定检查组的工作，赞成执法检查报告，希望有关方面切实重视和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共同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在谈到监督工作时，吴邦国强调，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了“围绕中心、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的监督工作思路，不断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形成了一套工作机制和方法，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将坚持十届以来行之有效的工作思路、机制和方法，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常委会今年的监督工作计划的安排和调整，在充分体现这一精神的基础上，还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及时调整工作计划，以全力支持国务院的工作。二是坚持以人为本，研究制定今年监督工作计划时，明确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监督重点。做好计划安排的监督工作，将惠及我国人口的大部分，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路甬祥、乌云其木格、韩启德、华建敏、陈至立、周铁农、李建国、司马义·铁力瓦尔地、蒋树声、陈昌智、严隽琪、桑国卫出席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等列席会议。

'+b+'引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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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增加条款，严惩证券、期货交易中的“老鼠仓”行为，最高可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

　　在为期五天的本次常委会会议期间，将进行十六项议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主持了今天上午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

广州中院经过审理，今早依法判处陈利明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两罪并罚，判处死刑缓期两年，并判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彭安发判处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汉唐证券判处单位行贿罪，处50万元罚金；韩晓军被判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三人当庭表示上诉。

据悉，2005年上半年，国家审计署在对南航集团进行审计时发现，南航集团将数亿元委托理财资金留在汉唐证券，而汉唐证券当时却因经营管理混乱，出现巨额亏损并大量挪用客户保证金而被勒令关闭。随后，南航集团财务部部长陈利明被要求协助调查，南航集团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彭安发被中纪委“带走”。同年7月，陈利明、彭安发、汉唐证券广州总部负责人韩晓军三人随后被批准逮捕。此案稍后被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移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连带成为被告的还有作为单位的汉唐证券公司。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称，2001年8月，陈利明、彭安发与南航集团原总经理颜某某商量，决定利用南航集团的银行信用贷款，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有固定回报的投资理财业务。鉴于上述业务有违国家相关的金融证券法规的规定，陈、彭、颜商定此事只控制在三人范围内知悉，并且决定向银行申请办理理财所需贷款及签约、与证券公司洽谈理财条件、签订委托理财协议等具体事宜，均由颜某某授权陈利明全权办理，彭安发则负责监管。

2001年8月至2005年6月间，陈利明以南航的名义在汉唐证券和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世纪证券”，另案处理)“委托理财”，金额高达43.552亿元。在进行这项业务的过程中，陈利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汉唐证券、世纪证券以“顾问费”名义给予的贿赂款；同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南航集团委托理财应收取的固定收益款，据为己有；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伙同彭安发挪用银行信用贷款供个人和朋友使用。

据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统计，陈利明共计受贿5366万余元，贪污公款1234万余元，挪用公款共计12亿元；彭安发挪用公款3亿元；被告单位汉唐证券和韩晓军单位 行贿共计1642.6万元。本案涉案金额之巨，全国罕见。2006年10月16日，本案在广州中院正式开庭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