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埃森哲目前从事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使在中国，规模给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也是有限的。不顾一切，特别是不顾企业面对新的挑战时需保持灵活应变能力这一客观要求，一味地追求规模的增长将是十分危险的。对于规模，企业需要审慎地对待，既要对企业的能力和运营环境有清醒的认识，也要对其他一些关键的影响绩效的因素予以充分的考虑。

    在将其独具特色、正在专利申请中的绩效评估方法应用于中国市场之后，埃森哲目前已成功找到了超过26家卓越绩效的中国企业——我们对卓越绩效企业的定义是在股东总回报、收入和利润的增长等诸方面均持续超过业内同行的企业。通过对这些企业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它们的规模和业绩表现之间的相关性低于预期。

    虽然我们已遴选出的卓越绩效企业在它们所处的特定行业中有一定的规模优势，但在营收上居行业绝对领导地位的只有少数几例。事实上，在所考察的13个行业中，规模最大，同时业绩又属业内最佳的企业，仅出现在五个行业中。不仅如此，在这五个行业中，有两家为国有企业，它们因所在行业缺乏竞争而受益，或者在由政府推动的整合中获得了绝对的行业主导地位。

    既然如此，为什么企业界依然在义无反顾地追求规模呢？在正常情况下，规模自然可以带来一些众所周知的竞争优势：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更强的购买力，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的一个高度分割和发散的市场，更大的规模还意味着更强的品牌效应和更大的市场份额。由于外资企业通常规模庞大，本地企业的高管感到唯有壮大自身的规模，才能应对愈演愈烈的外来竞争，“不是吃掉别人就是被别人吃掉。”他们往往会这样想。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恰恰是在那些已经对外开放的行业中，大型企业的绩效受到的伤害最大。在诸如家电、酒类饮料和食品等行业中，那些在取得持久的盈利增长方面表现最好的企业，均为规模较小但反应机敏的企业。尽管所在行业的结构、成功要素和商业模式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但这些企业总能凭借其特有的灵活应变能力，成功地应对新的竞争格局。

    相反，那些行业的龙头老大们常常为它们巨大的规模所累，经济学家们称此类现象为规模的“不经济”——市场环境瞬息万变，新的技术、竞争对手层出不穷，客户的需求也在不断改变，但是大型企业因为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无法迅速作出反应，它们的经营很可能会因此大受影响。

    既然规模至上的策略无法保证企业成就持久的高绩效，那么能否找到一种更好的办法，使得企业对规模在保持长期竞争力方面的作用保持警觉的同时，还能利用它来改善自身的绩效呢？

    答案是肯定的。高绩效企业并没有忽视取得一定的恰当规模和市场地位的必要性。但是，和那些单纯追求规模的企业不同，这些企业之所以能成就卓越的绩效，原因在于它们能结合自身的特点和能力，着力平衡三大因素对绩效的影响。除了重视市场地位和规模——对合理或适度规模的界定需在深刻理解现在和未来的价值杠杆的前提下进行——绩效最为卓越的企业还能根据目标客户的需求努力掌握一些独特的技能，并注重对高绩效进行剖析，找出那些不管企业采用何种战略，均能使它们在执行力上超越竞争对手的深层次的文化特点和观念。

　　美世咨询开展了一次关于中国经理人的能力调研，期望逐渐了解中国经理人的能力素质现状，慢慢揭开笼罩着这个庞大群体的面纱，调研的结果勾画出了一幅中国“经理人”的画像。

　　团队协作胜于单打独斗

　　都说中国人善于单打独斗，这话在中国经理人身上却不适用。在对709位中国经理人进行调研后发现，他们整体得分最高的就是“团队合作”这项能力。

　　在今天这样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单打独斗的个人英雄主义已经没有太多的用武之地。身处战略执行层面的经理人们深知，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与其他经理人共同合作，才有可能完成那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了依靠其他经理人的力量，中国的经理人也懂得如何让下属发挥他们的潜力，带领自己所属的团队去冲击业绩目标。这点在调研结果中突出地表现在了他们在“团队领导力”上的高分。

　　业绩是检测成就的重要指标

　　任何一个合格的经理人，都需要按照战略规划有效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达成预期的结果。可是在本次调研中，中国经理人的“成就导向”能从14项能力素质中脱颖而出，却颇值得我们玩味。

　　这里指的“成就导向”并不仅仅停留在完成既定任务的层面，更多的是指主动迎接挑战，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具有专业背景的公司骨干，一旦成为中层经理人，其事业心、责任心就会在岗位上逐步迸发。他们喜欢用结果说话，用数字来征服下属，打动上级。他们对实实在在的业绩成果非常痴迷，不喜欢夸夸其谈。在自己的岗位上成就一番事业，是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做新时代创新型管理者

　　“木桶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块短板，都会决定该木桶的最终储水量。美世咨询的调查表明，影响中国经理人整体水平的短板是“商业敏感度”不强、缺乏“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

　　仔细想来，这些短板无不和经理人的工作性质和特点息息相关。身处部门层面的经理人，公司已经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和规则，不仅仅规定了“做什么”，甚至连“如何做”、“怎么做”都写在了管理流程和规章制度中，创新的空间非常有限；整日忙于日常繁琐的业务，很有可能使其忽视了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了解；而创业冒险的事情，往往又都被企业的“领导者”们一手揽下，经理人难以插手。

　　当前的中国经理人已经适应了从“管理自己”到“管理他人”的转型。在从“管理他人”到“管理管理者”的角色转换过程中，提高自身的商业敏感度，创造性地解决眼前的问题，并试着做一个内部创业者，关注以上的几个素质将会是中国经理人提升和完善自身能力的几条途径。

    初识“二奶”街

    这片住宅楼与其他住宅楼似乎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在住房环境和地理位置上有所不同。一是它远离城区，我想是这里的男主人为了防止被其妻发现而远离闹市金屋藏娇吧；二是它的周边环境非常好，楼房的建筑、外观不同凡响，院内鲜花盛开，草木茂盛，紧邻公路出入方便。这里的女主人大多以年轻貌美为资本取悦于男人，她们与男人到底有没有真爱，我没有调查不敢断言，但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这里的男人脚踩两只船，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崇尚“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他们既不愿失去为他们生儿育女、同甘共苦、白手起家的结发妻子，又抵挡不住青春靓丽充满活力的年轻女性的诱惑，于是女人傍大款、男人“包二奶”。

    “二奶”的存在给社会带来什么？

    据某省21个市妇联反映，从1992年到1996年，妇女投诉丈夫“包二奶”的案件有20246宗；从1996年到1998年直接到省妇联投诉的“包二奶”案件802宗，且逐年上升，还有大量的隐蔽性的“包二奶”案件则无从统计，更无法追究。

    包二奶，首先破坏社会的伦理道德。有人将“包二奶”当做一种时尚，公开带“二奶”进入各种社交场合，更有甚者，把是否“包二奶”作为衡量一个男人能耐的标准，于是“包二奶”呈上升趋势；二是“包二奶”现象的存在，诞生了一些“黑户”孩子。这些无辜的孩子没有户口，严重地破坏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成为社会的一大隐患；三是引发官员以权谋私、滋生腐败。四是导致家庭恶性案件及离婚率上升。杀丈夫、害前妻、惨绝人寰的悲剧时常发生，给社会造成许多不安定的因素。

    一只手拍不响的道理

    在社会批判、谴责“包二奶”现象的同时，必须考虑“一只手拍不响”的道理。难道过错全在男人身上吗？男人有钱，有花心的资本，如果没有女人去看上他的钱，更不想利用姿色去骗取钱，男人的钱会变得像纸一样不值钱，男人的花心到何处去使？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就有这么一大批略带姿色和风骚的女人，投男人所好，她们靠本事吃饭没有本事，出苦力又吃不了苦，干脆干起这投资小见效快的“二奶生意”。这是女人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哀。做“二奶”的大多一周才能见上自己“准老公”一两次面，大部分时间是百无聊赖独处，这些不甘寂寞的“二奶”们又到处涉猎男人，由此可见，她们的性质已接近于性服务。

    受害者到底是谁？

    “包二奶”已成为某些地区公开的秘密，有的“二奶”竟然理直气壮地去面对“正房”，并且恬不知耻地反问：“谁让你没有能耐，管不住自己的老公呢？”池莉的小说《小姐，您早》很值得女人们好好反思反思，第三者——“二奶”，第二者——前妻对第一者男人来讲都是受害者，今天你的美貌你的姿色替代了满脸皱纹的前妻，明天当你满头白发再不年轻时，又有更青春、更靓丽的姑娘取代你，到头来谁又是受害者呢？我们在谴责“包二奶”现象的同时，一方面要教育规劝男人，用法律维护其妻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也要劝告那些插足别人婚姻的“二奶”们，收回你们贪婪的欲望，青春是无价宝，用姿色换回的金钱是最不容易守护的。除了钱，女人们失去了自尊、自爱、自强，失去了青春、感情，失去了很多用金钱买不来的东西，尤其，垂老之时将一无所有。

    我们呼吁社会伦理、道德的回归，更希望那些做了“二奶”的和准备做“二奶”的女人们，悬崖勒马，自食其力，找回自我。

诱惑之一：选择地位而不是工作成果

对于一个经理人来说，必须明确的最重要原则，就是以成果为目标。但在许多公司中，评价最高的经理往往不是这么做的，不少领导把其它的事情看得比工作成果更重要。这代表了各种诱惑中最危险的情况：希望保护自己所处的职业地位。然而问题是，“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一个人如果不是追求成果的“偏执狂”，他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公司的领导？举例来说，大多数行政总裁在得到最高职位之前曾是追求成果的“偏执狂”。可惜，当他们达到目标，被人称为行政总裁之后，其中的许多人就把注意力转到如何维护自己的地位上来了。

这种情形产生的原因是，他们的实际人生目标仅仅是获得个人利益。站在人生目标的巅峰上当然只剩下坡路可走。我们能够合理地推论：他们一旦到了最高职位，就会不择手段地保护它。正由于这个原因，造成很多行政总裁和大多数经理人做出很多决定来保护他们的利益或声誉。

更有甚者，他们还避免做出可能损害自身地位的决定。实际表现上，他们更倾向于回报那些有利于他的人，而不是为公司业绩做出贡献的员工。这里有个疑问：难道经理人不明白通过集中精力做出成果，他们将获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自我”满足吗？是的，他们明白，然而实际做起来需要长期、大量的工作，在此过程中将产生太多可能导致地位损失的危险插曲。

要克服这种诱惑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将工作成果作为个人成功的最重要标准，否则只能从领导职位上退下来。你所领导的公司的未来，不论对于员工还是顾客都太重要了，这才是真正决定你地位的衡量标准。

诱惑之二：选择个人声望而不是责任

即使一些领导抵御了过于保护自己地位的诱惑，他们有时还是失败，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促使员工为自己的职责负责。此时，领导者们屈服于另一个诱惑：希望自己受欢迎。

希望自己受员工的欢迎是人之常情，但对于领导却是危险的。领导可以是“孤独”的。对公司大多数成员来说，最高领导除了那些直接向他汇报的人之外，很难有更多的时间和每一个人都很熟悉。

那些直接向领导汇报的人，相对公司其他员工来说，通常年龄差不多，薪金水平也相当。大多数领导同这些下属成了朋友，并且对他们的需求和缺点常常能感同身受。最后，由于巨大的任务当前，领导与这些下属之间产生了“亲如兄弟”的感觉。

因此，当需要告诉这些同自己关系亲密的人没有达到期望值时，领导们变得踌躇不前，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这并不是他们太忙或者太懒，而是因为此时他们已经难以面对让“朋友”烦恼的窘境。

作为领导，不要把向你直接汇报的员工看成一群拥护者，应把他们看作是完成自己工作职责、进而使公司达到预期业绩的关键人物。必须牢记的是，如果你失败了，你的下属将不可能再喜欢你。

诱惑之三：选择正确决定而非清楚指示

即使一些领导抵御了保护自身地位和受人欢迎两种诱惑，他们有时还会失败，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屈服于另一个诱惑：希望做出“正确”的决定，从而保证确定性。

很多领导，特别是那些很喜欢数据分析的人，希望保证自己的决定总是正确的，然而在信息不完整、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中，这根本不可能。因此那些喜欢精确和正确的领导，常常拖延决定的时间，不能给属下非常清楚的指示。他们给员工的指示模糊而犹豫不决，希望这些人能够自己在工作中找出正确答案。

因此，关键的是，领导的决策指令必须保证清楚而不是精确。要记住，如果你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而不是总在等待更多的信息，你的下属能学到更多。如果你根据当前掌握的信息所做出的决定，在有了更多信息时被发现错了，那么改变计划并向下属解释清楚就行了。冒出错的风险本来就是你的职责。对于你来说，出错的真正损失仅仅是你的自尊心。对你的公司来说，如果作为领导的你不肯冒出错的风险，代价就是整体瘫痪。

诱惑之四：选择表面和谐而不是争执

即使有一些领导能够战胜上述的三重诱惑，但由于他们常常对自己的决策感到不满意，因为他们未能很好地利用最方便的信息来源：那些直接向他们汇报工作的下属。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是这些领导屈服于下一个诱惑，那就是渴望和谐。

大多数的领导，都相信员工如果赞同自己的决定并且随大流，要比反对决定、存在抵触情绪好得多。这种行为模式也是领导们晋升到目前地位的一个原因。然而，表面上的和谐常常限制了建设性的争执，换句话说，就是围绕一件事情热烈地交换意见。

如果没有这种争执，领导决策的实际质量常常低于正常水平。最佳的决定，只有在各种知识和观点都被公开讨论之后才有可能做出。并不是每个人的观点和意见都值得赞同，但这些因素应当被领导慎重考虑。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都被研究之后，得出最佳结论的机会肯定会比较大，更不用说这显然提高了大家对最终决定的信心。这也是同等重要的。

应当容忍不一致的声音。你可以鼓励下属公开表达他们的不同观点，而且要热情地鼓励。嘈杂的会议常常是取得进展的表现，而“一团和气”的会议往往是将重要事务扔在一边不去讨论的典型症状。会议中你需要提防和制止人身攻击的言论，但是你的控制不要达到抑制大家交换关键意见的程度。
诱惑之五：选择无懈可击而不是信任

即使有些领导抵御了以上四重诱惑，但依然不甚完美，为什么？因为即使领导愿意培养建设性的争执，下属们却可能不愿意这么做，因为很多领导屈服于最后一个诱惑：渴望自己变得无懈可击。

领导都是想掌握权力的人物，如果让同事或者属下发现了自己的过错，领导们就会觉得难以忍受。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万一员工都可以轻易地挑战他们的决定，那么自己就将失去权威。

不论这些领导多么努力地推进建设性的争执，他们都只是缘木求鱼。员工没有安全感，因为领导不愿加入讨论。结果是那些直属人员都热衷于推测领导的意见，仅仅在“方便”的时候象征性地相互争论。

你应当常常鼓励员工去挑战你的想法。应该信任下属，并将你的声望与“自我”都勇敢地托付他们。这是你作为领导能够提供的最高水平的信任。你的下属将以尊敬和诚实作为回报，而且在对待他们自己手下的员工时也将效法你。

上述5种诱惑应当作为领导们的“警钟”，提醒自己：成功常常导致一系列致命的行为。这些行为是如此的难以控制，改变它们又是如此痛苦。

来自世界经理人

从人性及产权角度解释、比较国企及民企效率高低的理论已是无需争论的了，我结合自己在国企及民企工作的经验，提出一个在选人方面的简单算术，希望能够对此有所回答。

成功概率差距巨大！

我们先来看看客观环境对一个企业老板的基本要求。

客观环境对民企板的要求：会经营；

客观环境对国企老板的要求：懂政治、会经营、能牺牲。

其中，懂政治是当国企老板的先决条件，否则连位子都没有或保不住，一切都免谈了。能牺牲则是指其个人收入基本上要按照国家干部的级别待遇安排，而不能按一定比例参与剩余索取（包括年薪制，事实上没有可能量化出一个既合情又合理更合法的比例）。若不能如此牺牲，是或明或暗地自我补偿，就难免在组织或同事的监察下落马，如“59岁”现象。

客观环境对两类老板相同的要求可以略去不计。

懂政治、会经营，是两种古今中外都比较稀有的综合能力，具备一种即为人杰。牺牲自我、贡献社会，也是人类一种罕见的品性。因此我们以下的假设大致不错。

基本假设：人群中会经营者10中有1，即其概率是1/10；同样，懂政治和能牺牲的人其概率也分别为1/10。

这样，一个民企老板要取得成功，只要会经营即可，即其成功概率为：1/10 ；而一个国企老板要通过经营企业获得成功，则必须同时具备以上三个特性，因此其成功概率为：1/10 ×1/10 × 1/10 ＝ 1/1000。

这里，我们忽略了三种特性集于一身所倍增的难度。事实上，政治能力、经营能力及淡泊名利三个特性对人的要求是极其不同的。社会实际中，绝少有成功的企业家和政治家是二而为一的，而“雷锋”也肯定做不了企业，甚至做不了领导。

快乐者，郁闷者

我们不必借助深奥的理论，也无需针对个别案例进行辩论。仅从以上简单计算就可以得知民企老板成功的可能性比国企老板成功的可能性大得多（比如，100倍）。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只要选（用）对了人”中的“只要”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关键瓶颈。选择错误不仅影响企业发展，对被选者本人来说，也无异于遭遇厄运——三种矛盾的素质要求集于一身，注定会带来常人难以忍受的精神苦痛。长期苦痛的煎熬，难免会在某些方面放松要求。表现在利益要求方面，则会名（晚）节不保。而民企老板就从容多了，企业成功之日自然也是名利双收之时。至于有些民企老板转而热衷于政治，那不是不得已，就是不务正业。

事实上，很多（如果不说是大部分的话）国企或因垄断而获得经济上的辉煌，或因担负社会职能、应政府求而不得不亏本经营，这更是对经营者是否称职和成功造成评价和选择上的困难，这时候非经营因素（更多是政治关系）就不得不成为选择和任用的主导因素。

因此，国企老板个人的成功和企业的成功并无必然的联系，而民企老板个人的成功则是—— 也只能是企业的成功。

一个成功的民企老板是值得尊敬的，也是快乐的；

一成功的国企老板是令人敬仰的，也是郁闷的。

*作者系香港亚能集团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1、没有工作经验的人去读MBA，是狂妄。管理是实践经验很强的一门学问，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有时艺术成分更多于知识成分。所以对于那些没有工作经验的人来说，读了个MBA，就觉得自己是个人才，好象世界就踩在他们的脚下，“五子（妻子、儿子、房子、车子、票子）”马上就会到来，这是一种狂妄的心态。帝王职业顾问专家团提醒：只有知识，还谈不上是人才，只有知识转化成技能，并能应用到实践中，才可以称得上是人才。

2、基层工作人员去读MBA，是浮躁。对于一些基层人员来说，对MBA缺乏了解，对自身职位的特点也缺乏了解，认为读了MBA，就意味着升职和加薪。这完全是一种误区，基层工作人员属于操作层，更多的是重视技能，而MBA更多的是强调思想，对问题可以多角度、多方位去思考，对基层人员来说，作用不大，不要简单地把MBA等同于升职、加薪，要靠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技能和积累的管理经验，来获得提升和加薪。帝王职业顾问专家团提醒：基层人员的升职，要高技能和积累管理经验，不要把拿个高文凭就等同于升职。

3、中高层人员去读MBA，是需要。中高层管理人员，有时是靠某方面的技能突出而得到提升。担任中高层人员以后，发现自己的思路打不开，思考问题角度单一，强烈感受到知识结构方面的不足，要使自己能更好的胜任工作和后续发展不会受到制约，就迫切感受到自己需要读一个MBA，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增加后续动力。帝王职业顾问专家团提醒：中高层管理人员是企业的中流砥柱，只有你们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能多角度、多方位的思考，才能使企业适应外部多变的市场环境，保持企业基业长青。

来源：职业快线

　　MBA是（Master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的英文缩写，中文称工商管理硕士。又到MBA毕业时，又是MBA招生时。每天春秋两季的“MBA繁殖期”，让职场上的MBA人数大增，也曾有一度传

　　出MBA毕业生已经人满为患，管理层职位“僧多粥少”等令MBA尴尬的信息。
 
 
 
可是尽管如此，面对巨额的学费，每年还是有大量职场人士报读MBA。国内的、国外的；全职的、在职的……是不是希望在职场有所建树的人都应该去读MBA？读MBA的高投入有没有相应的高回报？这些回报最终看来是不是真的值得？怀揣这些问题，让过来人和专家们一一解开疑惑吧。

　　观点1：赞成学有所成MBA是所有机遇的敲门砖

　　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交通大学MBA”戴先生毕业后在新加坡工作了两年半后，我毅然去报了南洋理工大学———交通大学MBA。当初我去报读MBA的初衷是想学习一些科学的思考方法，并借此机会认识一群有经验的同类，得到更多地交流。因为有时别人身上的长处恰恰就是自己身上的“软肋”。我认为MBA是一个载体，里面承载了一批有想法有智慧的人，以及某些领域的佼佼者。因为本身承担得起MBA不菲学费的人，最起码是公司中的中层白领，收入不会很寒碜；再者经过考试选拔，一般而言留下最后1/3的人。这首先就是对MBA人员的一层筛选，选出真正有能力以及有潜质的人。

　　有种说法是，高层的人士如公司的CEO们都去读EMBA了，他们的目的就是去认识更多更高端的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MBA也是同样道理。只不过里面聚集的是公司中的中高层管理者。我的后半段MBA课程来到上海的交大完成，三年下来，刚刚毕业的我，对于MBA带给自身的价值已经深有感触。我觉得MBA就是任何机遇的“敲门砖”，无论是面试求职也好、晋升发展也好，没有这个学位为基础，连公平竞争的机会都不可能获取。读和不读的差距非常明显，有了更上一层的学历背景，就更有可能朝自己向往的职位靠拢。MBA带给我的是更多的机会。

　　观点2：反对混水摸鱼

　　HR的反面观点：一些MBA是垃圾

　　某法资企业人事部门徐先生在实际招聘工作、以及员工绩效考核过程中，

　　MBA的身份并不能产生多大作用。就我个人而言，如果碰到在面试时候以MBA自居而夸夸其谈的人，我会极为反感，而且首先将其从名单中删除。毕竟，现在社会上揣着MBA学位的人太多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名不见经传的学校中混水摸鱼而得来的名号，根本不符合真正意义上MBA人士的素养，这一纸文凭完全就是垃圾。

　　可能我的工作观念有点偏激，我坚持优待那些跳过两次以上槽的人。不说忠诚度问题，至少这些人接触过不同企业的经营环境和文化理念，无论在经验上还是见识上都较占优势。当然，也并非所有MBA都不值得一提，名校效应还是很有影响力。而我更欣赏那些拥有一定年数工作经验、并拥有一定专业方向的MBA，比如在法律方向、会计方向、市场研究方向等非常精通的人士，这些人至少也都在30~35岁以上了。一般大学的MBA，尤其是那些在招生时对工作年限要求甚低的学校毕业出来的MBA，跟拥有几年工作经验的本科生相比，区别真得不是很明显。

（转）

“国学快餐”可以休矣

陶短房（旅居加拿大的撰稿人）

　　客居温哥华，闲暇时和朋友一起组织了个业余文化学校，专门给华人移民的小孩子介绍一些中华传统文化的常识，本以为这些海外长大的孩子如一张白纸，没想到他们知道的居然不少，可听了几句就不对了：他们说的净是些历史人物的儿女情长，还有更多歪曲的历史理解。

　　一问之下才明白，他们的“历史知识”来自电视剧，我不得不花上大量时间去纠正他们的错误认识，告诉他们艺术虚构和史实之间的差异。这些孩子的家长也懊恼不已。和国内朋友交流，他们告诉我，这个问题在国内要严重得多。有些打着“国学”、“传统”旗号的畅销品的影响力，远在那些本就是虚构的文艺产品之上。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收视率、覆盖面数以百万、千万计，从“易中天品三国”到阎崇年、隋丽娟讲清史、说慈禧，一个比一个火暴，近来《于丹论语心得》更是盛况空前。这不免让我又喜又忧，喜的是传统国学再次受到当代大众的青睐，忧的是倘如此广度、深度和热度的“传统国学大倾销”，其倾销的产品很多“货不对板”，则危害之大，积弊之深，正本清源之难，怕远远超出纠正那几个海外华人小孩所需气力的千倍万倍了。

　　事实上，许多“明星专家”所热销的“传统国学食粮”，既不是原汁原味的传统经典再现，许多时候也不是汲取传统精髓的再加工、再制作，而是一些“传统国学快餐”，是多少沾了些传统酱油、涂了几抹国学染料以吸引人气、取悦大众的、似是而非的东西而已。这些“国学快餐”和传统国学间的共同点，决不会比鲜橙汁和最成功的橙味碳酸饮料“芬达”之间的共同点更多。

　　许多人对此争辩道：这些明星学者语言生动，讲解通俗易懂，态度积极，吸引的听众观众读者也更多，对传统国学的贡献还是主要的。但必须看到，任何形式都必须为内容服务，如果内容本身有问题，那么语言再怎样生动，态度再怎样积极，讲解再怎样通俗易懂，吸引的人数再怎样多，都无非是让谬误流传得更快更远罢了。

　　有些媒体和出版机构大多打着“传播传统，振兴国学”的旗号夹带私货，让满心汲取传统营养的国人、尤其青少年在狂热惊喜中被误导，就太不应该了。

　　还必须看到，有些误导并非明星学者水平不足，而是有意为之，如于丹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小人解释为“小孩子”，并声称当时“小人”的意思应该就是小孩子，但同样是她，却在同一本书里“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小人难事而易说也”等多处把“小人”解释为大家公认的定义，这显然折射了对待国学、传统和典籍的实用主义态度，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其他一些明星学者的快餐式演讲中。

　　其实这种现象和文艺界的“超女”现象颇为类似：许多传媒追捧超女并非看重其艺术价值；许多超女粉丝争购唱片也非真为听歌，而是为了追捧偶像。同样，一些传媒和机构推崇学者明星及其著作，意并不在振兴国学、提倡传统，而只是包着“传统”包装纸的偶像产品而已。

　　大众需要亲近国学，但是，国学却很难通过快餐的形式深深地根植于大众的心灵。中国国学是中华民族通过数千年的传承、诠释和发扬积累下来的精神食粮，从古至今每一位国学大师，都是通过博闻强记的方式才能融会贯通，而那些真正领悟国学精神的普通民众，也都是采用了长期研读甚至死记硬背的方式。这正是中华文明能够连绵不断、蔓延至今的内在原因。

　　我们现在讲要重建文化价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一代人、两代人甚至几代人能不能扎扎实实地阅读经典、理解经典，真正能够把握住国学的精髓，让国学成为我们道德取向的基础。用“文化快餐”的形式来传播国学，非但不能重振国学，反而有可能使国学庸俗化、简单化、娱乐化，得便宜的只是少部分人的腰包，输得却可能是整个民族的人文精神。

　　在当前这个快节奏时代，“快餐化”的东西太多了，日常饮食、发明创造、学位文凭甚至恋爱结婚，充斥整个浮躁的社会。如果我们连最后一块严肃、稳重的国学阵地都“快餐化”了，那么，中国还能靠什么向世界宣称自己是“文明古国”、“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呢？

　　因此，对于“国学快餐”，不仅仅是一个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更是一个中华民族的文化选择问题。踏踏实实地弘扬国学，中国才有真正文化复兴的希望，而如果让“国学快餐”成为中国文化主流，那么，最终受损的只能是整个中华文明的精髓和底蕴。

国学“快餐化”是时代必然

张敬伟（江苏学者）

　　最近，《论语》、《庄子》等国学经典的大众化讲解，被许多人视为“快餐化”的庸俗误读。笔者以为，国学“快餐化”是将晦涩难懂的国学经典最大限度地通俗化、人性化和大众化，是时代必然。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下，人们对于文化的消费往往是通过电视、网络和畅销书籍这类大众文化载体来实现的。这决定了国学经典如果要传播到民间的意识形态之中，必须要经过适合民间口味的“快餐化”改造。列宁说：“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淮南子·诠言训》也说：“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国学快餐”就是国学经典的“通俗化”。就像网友们所说，国学经典是不好消化的豆粒，“国学快餐”则是容易吸收的美味豆腐。

　　“国学快餐”的流行象征着民意和时代的胜利——改变了国学经典尘封于图书馆和寄生于学术的高高在上，打破了文化界独品的学术特权，打通了人人共享国学文化的渠道，使普通百姓和学术界拥有国学经典同等话语权。事实上，《论语》、《庄子》抑或其他国学经典，学人解读也只是学术上的一家之言。“国学快餐”则是普罗大众的一家之言。以一家之言批驳另一家之言，难免文化霸权之嫌。而且，《论语》从其诞生的那刻起，就充满了儒家改造社会的现实理想，“礼”和“仁”是一种入世的工具。宋代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也凸显《论语》绝非学者空谈的学术，而具经世作用。从于丹们的“国学快餐”看，恰恰是汲取《论语》和《庄子》中的智慧，形成对现代人思想启迪和为人处世的“道”，指导人们和谐相处，具有现实意义。

　　所以，“国学快餐”反而更合乎国学经典的思想。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认为，“如果传统国学和现代文化的创造结合得不够，也就谈不上以新的观点去看待未来。”

　　“国学快餐”作为传统国学的“现代文化创造”，说不定将来也会成为经典。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美国历史学家房龙将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经》，改造为通俗化的《圣经故事》，成就其“文化史权威”；英国散文家兰姆姐弟将莎士比亚深奥的戏剧作品，改编成通俗易懂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风行全球，原汁原味的莎翁戏剧反而少人问津；《苏菲的世界》则是以侦探小说的模式和语言，解析哲学史上最牛的哲学家们的思想，从而成为20世纪100部经典之一；法国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伏尔泰则以人文学者的莫大勇气，对牛顿经典力学进行最通俗化的解读。伏尔泰说：“我最先敢于用明白的语言，向我国人民揭示了牛顿的发现。”物理学家霍金的科普畅销名著《时间简史》，则是对经典天文学和物理学的最通俗化和大众化的阐释；在美国，好莱坞则是一部打碎人类所有经典的娱乐机器，无论是美国本土的马克·吐温还是海明威，抑或欧洲的塞万提斯或者狄更斯，其经典文本都不过是故事的素材，最终的产品都是充满大众色彩的快餐文化产品。

　　相较于西方国家文化人士对经典名著的通俗化再造，中国国学“快餐化”的大众改造还处于初始阶段。在大众文化刚刚在中国兴起的进程中，学界精英们还没有做好启蒙大众和走向民间的思想准备，易中天和于丹们才在国学卫道者眼里成为叛逆者。早在去年大众文化兴起的时候，就有学者提出中国需要文艺复兴。如果说从打破学术垄断国学经典话语权的角度讲，这种启蒙大众的文艺复兴是绝对必要的。美国著名文论家莱斯利·菲德勒曾经断言：经典文学已经终结，当代西方文学实际上是通俗文学。这也说明，在全球化时代的快节奏下，现代化的关键词是“通俗”，任何经典要想在现代社会发挥影响力，也都要经历“通俗化”的改造。多元化的中国已经和全球文化的脉搏共振。

　　在全球同此凉热的文化背景下，国学经典的快餐化体现了一种契合时代的趋势。因而，中国需要更多于丹那样的“快餐文化”先锋，大众期望更多的国学经典走出书斋，成为滋养民间的“国学快餐”。

　　有趣的是，被国学卫道者奉为圭臬的《论语》本来就是通俗的大众启蒙读物。一方面那是孔子和其弟子或再传弟子的对话集，充满了人性化色彩，另一方面，《论语》和“六经”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私塾时代，《论语》是仅仅高于《三字经》和《千字文》的入门教材。也就是说，《论语》本来就是通俗的“国学快餐”，于丹只不过是用现代化的语言使《论语》回归本来的启蒙大众传统。至于《庄子》，其纵横恣肆和超然物外的精神从来就非国学正统，而是一种民间独立精神的象征。在多元文化时代，这种精神同现代人追求自我个性的诉求是合辙的。反对“国学快餐”启蒙大众的行为才违反了国学的真谛，才是自以为是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