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中级法院民事庭庭长这样说过，由于许多人要效法王永贞，明知许多明显地属死亡婚姻，也明知当事人已忍无可忍，但我们不敢判离，怕矛盾激化，就让它拖着，或者干脆判不准离婚，牺牲一方利益，以求保险。这样一来，连我们也怀疑自己，这样判不判离婚的标准，到底是看感情是否破裂呢，还是看会不会死人？

以上案例摘自《中国婚姻家庭非常裂变》（267——268页），陈重伊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我在农村法庭时，一遇到离婚宣判，大家都如临大敌，非常关注女方的情绪和动作，有时甚至请村委会负责人到庭帮助工作。

法官虽然不是个好职业，但因事故丢了工作，也不是好事。

天理、国法、人情 ——《检察官的生涯》连载之四 ●　赵文隆

1984年夏天，天气异常炎热。7月18日上午8时，河南省民政厅女干部王永贞和自己的丈夫、省委宣传部干部王本立应传先后来到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进行离婚诉讼，当审判员侯树恩宣布准予离婚，并告知准许在法定时效内上诉至郑州市中级法院的判决时，王永贞不服法院判决，当庭从随身携带的小提包里拿出敌敌畏服毒自杀。在场人员急忙打掉药瓶，立即将王永贞送往马路斜对面的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王永贞于当夜11时20分死亡。 中州大地起风波 事情发生后，首先在新闻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河南省妇联站在维护妇女权益的角度，找省委反映情况，要求司法机关立案查处；当事人所在单位也为死者鸣不平，要求严肃查处当事人王本立和该案审判员，说他们对王永贞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叫人同情也是最难做工作的要算王永贞的三个女儿，她们四处奔走告状，为其母伸冤雪恨，并列出法院四条罪状：1．审判长张景臣无视法律，袒护男方，压制女方，剥夺王永贞的申诉权利，这是王永贞自杀的主要原因。2．王永贞多次提出有第三者插足，法院不予调查落实。3．王永贞生前曾发誓，“如果法院判决离婚，将死于法庭”。法院明知有人命危险，仍强行开庭。见死不救，等于谋杀。4．法院审判人员伪造笔录，弄巧成拙，用其言杀其身，扬其言掩其行，但破绽百出，成了同她们的父亲合谋杀人的自供状。 她们还接连不断地到省委机关申诉，怒气冲冲地闯进省委书记办公室大吵大闹，质问省委副书记刘正威同志为何不惩办杀人凶手。 女青年李凤梅（“第三者”）也怒火满腔，振振有词：1．控告《妇女生活》杂志1984年12期刊登的消息，偏听偏信，主观臆断，煽动群众，制造事端。社会上所有同情王永贞、谴责自己的言论都是由《妇女生活》杂志引起，致使不少人对我进行侮辱诽谤，该杂志触犯了《刑法》第145条，应追究刑事责任。王永贞是妇女，我李凤梅也是妇女，难道该杂志还因人的地位高低不一视同仁吗？2．“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本立被下放到我老家，他的两个孩子寄养在我家。他恢复工作回郑州后我看望过他一两次，这怎么叫“接触频繁”，有何证据说明我和王本立关系不正常？3．我的工作是自己考取的，并非王本立帮的忙。4．王永贞无中生有诬陷我，要求组织上为我澄清是非。 据了解，李凤梅的哥哥曾拿着绳子对她说：“如果你作风不好，你就用这根绳子去上吊，我们李家只当没有你；如果没有不正当行为，我们李家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打赢这场官司。” 在法院当庭自杀者为数不多，由婚姻关系问题引起的自杀事件更为罕见。一时间，要求惩办陈世美式的人物，为冤死者报仇雪恨之类的信件，我在省检察院就先后收到有八十多封。 河南省妇联还以《法庭逼死人命，停尸不作处理》为题，将此案反映到全国妇联和新华社。新华社登载在《国内动态》清样上报到中央，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立即作了批示，大意是：王永贞当庭服毒，停尸半年还未处理，再拖下去，给党内外人民群众会造成什么影响，那只能说明我们的党和政府太无能！并批示，要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同志过问此案，力求早日合理解决，使各方感到满意。乔石同志批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杨易辰检察长。杨老又批给我，要我“秉公处理”。 受命审案查真相 接受任务之后，我立即指示法纪处会同郑州市、金水区两级检察院法纪科，抽调人员组成专案组，集中力量搞好案前调查。我又从金水区法院调来王永贞离婚的全部卷宗和有关申诉材料，了解了不少实际情况。据案卷记载： 王本立，男，51岁；王永贞，女，46岁。1957年王本立、王永贞自由恋爱结婚，婚后感情尚好，生育三个女儿。1968年，因王永贞发现王本立同其他女人关系暧昧，感情开始不合。特别是1975年，王本立与女职工李凤梅关系不正常，同其妻关系逐渐恶化。至1978年，王本立主动与妻子分居，1980年公开提出离婚，其理由是：王永贞同女干部高某有同性恋行为，影响了他们的夫妻生活；文化大革命中王永贞揭发过他的问题，骂他是地主羔子；王永贞在生活上不给予关心照顾等。王本立起诉至法院后，经调解和双方工作单位做工作，于1982年判决不准离婚。 1984年1月，王本立以同样的理由再次起诉，要求坚决同王永贞离婚。金水区人民法院1984年1月受理该案，2月11日立案，由民庭副庭长张景臣担任审判长，经调解无效，认为感情确已破裂，依照婚姻法第25条之规定，准备依法判决王本立、王永贞准予离婚。1984年7月16日，金水区法院发送王本立、王永贞到庭判决的传票。7月18日上午8时20分，王本立、王永贞持传票先后到庭，由于审判长张景臣患病请假，由审判员侯树恩代审判长宣布开庭，向王本立、王永贞交待了有关事项和上诉权利后，侯树恩宣读了判决书，王永贞说没有听清楚，侯树恩又宣读一遍。在此情况下，王永贞及次女王××都质问不该判决离婚。说完后约8点50分，王永贞弯腰将笔记本放进自己的小提包内，顺手拿出一个小瓶子，后来不幸就发生了。 经过一段时间思考，我认为，王本立确有思想品德不好的一面，这属于社会谴责的问题，不属于刑法的范畴；所说第三者插足的问题并没有真凭实据；王永贞是位善良的女性，她的死令人惋惜，不过她的死毕竟是自杀，全案并未发现王本立对王永贞有打骂或折磨的严重虐待行为。因此，王本立应负道德责任，不应负刑事责任。金水区法院在办理此案过程中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调解工作做得不太够，但这也不属于法律责任问题。有关报刊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抨击李凤梅是第三者，并公开揭露姓名，对此应负一定责任。有关方面还应做好王永贞三个女儿的工作，迅速火化死者尸体，如一时做不通，应按政策强行火化。 我把自己的意见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表示完全同意。 风口浪尖辨是非 省委的决定一传开，我立即成了矛盾的集中点。王永贞的三个女儿三番五次地找我，声泪俱下地控告他们的爸爸迫害其母，要为母亲伸冤。女青年李凤梅则要求我为她平反。王本立也申诉，自己同王永贞长期分居，感情确实破裂，破镜不能重圆，她的死与自己毫无关系，要求我秉公决断。省民政厅、省妇联为迫害致死的王永贞鸣不平，要我主持正义。总之，无论哪一方都要我主持正义。但正义只有一个。 接着，王永贞的女儿多次去北京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强烈要求惩办王本立和办案人员。 中央办公厅、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全国妇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中央有关机关，也经常来电来信催问案件查办情况，要求尽快拿出结果。该案本身是很清楚的，根本构不成犯罪，更不能动法惩办当事人。但是在新闻媒体的不断推动下，社会呼声很高；死者的亲属又不断上访申诉，压力很大，使案件查处工作难以顺利进行。 为了尽快查清情况，我带法纪处检察员肖铸汉等人到郑州市检察院召开案情分析座谈会，会同有关人员对此案进行了认真研究。 查案工作按分工和安排加快进行，可谁知在是否解剖尸体的问题上又碰上了一件头痛的事。王永贞的三个女儿听说要解剖其母亲的尸体，找到我又哭又闹，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主要是说她们的妈妈死得够惨了，不能留个全尸她们也不活了。此情此景，我也真有点为难了：一起民事案件，如果强行解剖就会激化矛盾。在法院已经闹出一条人命，在检察院再死三个可就热闹了。看来服毒是致死的主要原因，完全可以认定，为慎重起见，决定不再解剖尸体。 受质询慨然答辩 1985年7月27日上午，我会同省纪委的领导同志，带领省、市、区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会议室汇报王永贞自杀案的查处情况。 高检院副检察长张灿明、王晓光和其他业务厅局的负责同志到会听取了汇报。汇报内容按死者个人的基本情况，当庭服毒情况，法院抢救情况，医院治疗的情况，王本立、王永贞婚变情况以及前后审理情况几个方面进行。 之后，我又汇报了我们的意见和我个人的看法，认为金水区法院在处理此案中确有错误，比如应该缓判而没缓判，但不存在枉法裁判的问题；王本立本人有道德方面的错误，但构不成犯罪，假如要追究刑事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因此建议给有关人员党纪政纪处分，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高检院领导听了汇报后比较满意，表示同意河南省检察院的意见。 1985年9月16日下午，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安排，王永贞当庭服毒自杀案汇报会在高检院小会议室进行。杨易辰检察长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主持会议，中纪委、全国妇联、新华社、人民日报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业务厅（室）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最高检副检察长王晓光、冯锦文、张灿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马原，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王德义等领导同志听取了汇报。 人员到齐以后，杨易辰检察长首先讲话：“上次河南省检察院的同志已经汇报过了，案情比较清楚，今天就不一一汇报了。叫同志们来主要是统一思想认识，按提问解答的方法进行，有什么不明确的可以提出来一起研究。” “赵检察长，你认为对办案人员不该动法的主要依据是什么？”中纪委的同志首先提问。“对办案人员该不该动法，这是本案的关键问题。关键要看两个基本事实，第一有没有徇私枉法问题，第二是否被逼服毒和抢救是否及时的问题。为了查清这些问题，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没有查出问题。至于法庭庭长说‘你喝，我看着你喝’这句话，单线追踪查了6个人，最后查明是一个老太太听马路上三个妇女议论的，纯属道听途说。关于抢救的问题，法院在服毒后一分钟内就采取了措施，有人打掉瓶子，有人往外抬，有人跑医院，又拦截自行车往医院送，直至进入抢救室，仅用15分钟时间。这都有原始记录和证人证言，各位同志可以拿去看看。”我向有关同志出示了复印件后接着说：“从这些事实看，徇私枉法、被逼自杀和抢救不及时等问题都不存在，法院没有渎职行为，因此不能动法。” “渎职罪是刑法哪一条？”张灿明副检察长问。 因没有人回答。我即刻答道：“张老，是第187条，主要规定玩忽职守的要件。”我送过去一册《刑法》手册，并把187条背了一遍，大家赞许地笑了。 “老谢，这条够不够。”张老问高检二厅厅长谢宝贵。 谢厅长回答：“够不上玩忽职守罪。” 新华社的同志问：“调解工作是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是否可以说这个案件调解工作没做好？” “还不能笼统这样说。”对此我做了详细的分析，“调解是法定程序，但并不是说必须要按调解离婚。调解只有成功与否，没有做好做坏的标准。纵观这个案件，王本立自1980年提出离婚诉讼，经过多次调解，其中也请双方单位和亲朋好友做工作，1982年判决不离；1984年又起诉，法院始终都在做调解工作，王永贞也有离婚的思想准备，但她提出和平离婚。发现这个情况，应该缓判，这方面法院确有错误，但不能因此说法院没做调解工作，也不能说调解工作没有做好。” 人民日报社的同志问：“听说法庭审判长张景臣与王本立是老熟人，所以偏向王本立？” “张景臣同王本立是老熟人不错，但也是王永贞老熟人的他根本不同意王本立、王永贞离婚，多次当着王永贞的面劝说王本立，并有第三者在场可证。” “为什么不调查第三者插足的问题？”全国妇联的同志从维护妇女权益出发，提问时比较气愤。 “这个问题一开始就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调查的”，我从卷宗里拿出八十多份有关这方面的调查材料，“这一次我们又作了专门调查，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能认定李凤梅是‘第三者’，相反，对李凤梅是‘第三者’的报道，报纸则应该负一些责任才对。” 一问一答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最后我又综合讲了三点看法：首先王永贞的三个女儿怀念她们的母亲，为其母伸冤是可以理解的，也十分令人同情，但法律不能仅从个人的感情出发，更不能用感情代替法律。其次对审判人员动法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有枉法裁判；二有当场逼死人命的行为，如在王永贞服毒时不劝阻，不抢救；三有抢救不及时的表现；四有更改庭审记录、伪造记录的做法。这四条有一条存在即可动法。经多方查证落实，这四条都不存在，所以不能动法。如果像《国内动态》清样所说，调解不够就动法，就没人敢在法院工作了。我还讲了因为此案的影响，郑州市金水区法院积压离婚案件三十余件，不敢判，怕死了人法办法官。大家都在密切关注这个案子如何认定。另外，王本立确有调戏妇女和同她人关系暧昧的问题，但这并不是刑法调整的范围，建议有关部门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说到这里，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王德义同志说：“对有些问题，有意见，有分歧也是难免的，通过调查研究达到认识一致，这完全是正常现象。这个案件历时一年多，闹得很大，惊动了全国，世界上也知道了，总书记还发了话，把它处理了，我们也有个交待。这一年多，检察院做了很多的工作，在事实调查清楚的基础上，这个问题就会得到公正合法的处理。” 新华社的同志说：“我们感到对这个事件，检察院分析是有道理的，法院有责任，但不构成刑事责任，同意给予党纪政纪处理。在这个问题上，内参做过报道，有些话说得重了些，我们调查研究不够，大家可以提提，我把意见带回去。” 杨易辰检察长见大家没有更多的补充，很高兴地向大家说，“我们向政治局和乔石同志写个材料，这个问题就算结束了。文隆同志回河南以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你集中精力把善后工作做细、做好，做扎实。新华社写的东西，言词有点过重，他们不坚持了，也不要责难新华社，说人家加油加醋，这是在求真的过程中难免的。大家意见一致了，要共同努力把工作做好。” 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汇报和讨论的结果上报中央和乔石同志处，不久中央复电同意河南省检察院的意见。河南省委按此意见和省妇联、省民政等部门达成了共识，在共同做好家属工作的基础上，很快了结了此案。 通过处理这个事件，我深深体会到，司法工作者在处理各种复杂的案件时，要分清法律与感情的界限，任何情况下都只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决不能用感情代替法律，在处理由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的案件时，执法部门要密切配合党政机关做好大量的思想工作，共同使问题得到妥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