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名大中专毕业生争当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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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名大中专毕业生争当农民

　　浙江省台州市最近出现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一些大中专毕业生，包括名牌大学毕业生争当农民。截至目前，台州市所属椒江、路桥、黄岩三个区已有近5000名大中专毕业生办结了“非转农”手续，跳进“农门”。

　　考上大学，当一个城里人，曾经是无数农村孩子的梦想。放弃城市梦，重归田园，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

　　农村户口成了“香饽饽”

　　一段时间以来，每天一大早，椒江区政府办证中心公安窗口前，都簇拥着一批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这些来自台州农村的历届大中专毕业生，是来办理“非转农”手续的。今年24岁的崔国利顺利拿到了“非转农”准迁证，显得十分开心：“经过4个多月的等待，现在终于拿到准迁证，很快就可以将户口迁回村里了。”

　　历来被人们轻贱的农村户口如今竟成了“香饽饽”，以致椒江区政府不得不在今年5月1日出台了《大中专毕业生回原籍农村落户实施办法》，规定1995年及以后毕业(肄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办理“非转农”手续，将户口从城镇迁回原籍农村。但要满足三个前提条件：未曾被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控股)企业和区(县、市)属集体企业正式录用；迁出时属农业户口；本人生活在原籍农村。

　　记者了解到，自2005年9月路桥区率先畅通“非转农”渠道后，黄岩、椒江两个区随后跟进。截至目前，这三个区已为近5000名大中专毕业生办理了“非转农”手续。

　　椒江区政府办证中心公安窗口主任杨椒君告诉记者，仅椒江区目前就为180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办理了“非转农”手续，其中不乏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回原籍农村落户后，与当地村民享受同等待遇，并承担相应义务。”她说。

　　“城市生活压迫得我透不过气”

　　2005年7月，崔国利从江西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回到椒江，由于工作难找，在一家农产品检测中心干起了临时工，月工资1000元左右。

　　“城市生活压迫得我透不过气。” 崔国利给记者算了一下自己在城市生活的成本：一个月房租费300元，餐费300元至400元，衣服、鞋之类的开销不算进去，每个月工资已所剩无几。“工资低，解决温饱问题还差不多，想买房子留在城市简直是天方夜谭。”他说。

　　“虽然拥有城镇居民身份，但高房价、高消费的城市生活使很多农村大学生的城市梦依然遥不可及。”椒江区公安分局政治处主任陈再灵说，由于在城市待不下去，一些原籍在农村的大中专毕业生无奈之下产生了“不如归去”的想法。

　　毕业于宁波一所中等专业学校的杨海青告诉记者，她在椒江区的一个工厂里做会计工作都快3年了，到现在连劳动合同都没有签。工资少得可怜，在城里生活一点保障都没有。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吸引力在不断增长。路桥区政府办证中心公安窗口主任刘巧婵说，由于城市化的推进，农村的土地在不断升值，一块位置稍好的宅基地就值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一些经济条件好的村还为村民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每个月还发给困难村民几百元最低生活保障费。这对于在城市陷入困境的大中专毕业生们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崔国利说，当一个徒有虚名的“城里人”，不如当一个农民实惠。当农民至少能分到土地，土地如被政府征用，还能得到一笔不菲的补偿金。即便土地没有被征用，起码可以种田、种菜，不用担心温饱。“现在政府又在规划新农村建设了，留在农村也会有很好的发展机会。”他说。

　　“新知青”返乡现象说明了什么

　　争相“非转农”的大中专毕业生被一些人称作“新知青”。“新知青”返乡现象说明了什么？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剪刀差”逐步缩小。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乡差别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明显了。当城市的高消费和缺乏保障让一些低收入阶层无法忍受时，农村的发展则呈现出美好的前景。

　　“这些在城市里待不下去的大中专毕业生，可都是农村里走出去的精英。”陈再灵说，让他们“非转农”，回到农村创业，就是为新农村建设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班茂盛副教授认为，大中专毕业生争当农民，既反映出新农村建设的巨大吸引力，也折射出房价高企、社会保障不足等“城市病”。“非转农”不仅解决了部分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也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

　　然而，记者了解到，由于“非转农”牵涉到农村利益的重新调整，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政策空白、回乡大中专毕业生与原籍地农民间在承包土地等方面的利益之争等。浙江省公安厅户籍管理人员告诉记者，“非转农”因为牵涉的利益众多，公安部门原则上是控制的，但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制定政策。

　　一位因不符合条件未办成“非转农”手续的青年对记者说：“要是没有城市、农村户口的限制多好。早就听说户籍制度要改革，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呢？”据新华社

　　流氓易,反流氓难！当行政投诉、行业自律和市场之手都不能对“流氓软件”加以有意义的牵绊和约束时，一向缺位互联网监管的法律之手便不得不再次勉为其难，充当起一群“流氓软件”受害者的“救世主”。9月4日，这群忍无可忍的受害者以“中国反流氓软件联盟”的名义将包括中搜在内的多家知名IT企业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这些公司清除以“强行安装、浏览器劫持、收集私人信息、难以卸载”等为主要特征的“流氓软件”。

　　整饬“流氓软件”的法律之手终于在受害者的一再求索和推动下开始颤微着舒展开来。如果笔者所记无误，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民间团体形式起诉“流氓软件”并通过引用《民法通则》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相关知情权和选择权的规定得以在法院顺利立案的案例。在那份被疑海淀法院认可扩张既有法律之手适用范围的法院通知书中，海淀区法院明确表示，相关网友诉北京中搜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符合受理条件，决定立案审理。

　　在当前人民法院掌握相关证据采信程度“自由裁量权”的前提下，海淀法院的这种对“法条”做开放理解的态度无疑会给“反流氓软件联盟”以很大的精神鼓舞或士气提振。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法律最终会还“反流氓软件联盟”以一个公道。道理很显然，非法院不想以司法判决形式为目前互联网上的“流氓软件”乱象立规，而实是在既有法律之手所及范围内，法院独力难为也。

　　正如一些法律界人士在言及诉讼成败时所说，决定一个案件胜负的终究是充足的证据和可靠的法律，二者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相互嵌套。在本案中，海淀法院虽然可以通过既有法律之手受理案件，并在相关审判过程中作出扩大法律之手的解释，譬如认可所诉事项适用相关法律，或者在没有明确相关“流氓软件”法律标准的前提下，通过对法律条文做扩大解释部分认可“反软件联盟”提出的判定标准，以求得一个对“联盟”有利的判决。不过，鉴于我国基本“流氓软件”法律标准的缺失和相关侵权法的不发达，如果该案最终没有强有力的直接证据和其他新的法律事项，比如规制“流氓软件”的新法出现，这个对联盟有利的判决其实将很难期待。

　　更何况由于我国没有集团诉讼制度，因而对整个反流氓行动来说，纵然该案胜诉也终究不过是“个体事件”，除可极大振奋反流氓软件的网友信心和对相关流氓软件厂商产生警示外，很难当然地扩及整个反流氓行动领域。反流氓行动仍旧会繁琐复杂，成本高昂。

　　这就要求我们于法律之手中的司法解决之外，必须寻找法律之手的另一个更为经济的须角——立法解决，譬如通过立法具体界定“流氓软件”的范围、各种处罚措施、主管机关等，以便和司法诉讼一道，在行业自律和行政之手之外，再通过法律之手，彻底清除“流氓软件”这个互联网上的毒瘤。

　　付瑞雪

　　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陈良宇同志的问题立案检查，免去陈良宇同志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9月25日新华网)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案件，数额之大，情节之严重令人震惊。个别领导干部身边人员仗着自己与领导干部的特殊关系，为所欲为，甚至严重违纪违法，社会影响十分恶劣，人民群众意见很大。这些人之所以敢于这样胡作非为，主要是有领导干部的袒护、纵容和包庇。在中央对此三令五申严格要求，严肃查处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同时，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却照样利用手中权力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为亲朋好友大开方便之门，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运行。

　　当前，反腐败工作在构建预防和严惩并重体制的同时，必须坚持反腐败不问级别大小的原则，特别对于那些手握人民赋予的“重权”的各级“一把手”，更要严格要求。可以说，抓住了“一把手”这个环节，就抓住了反腐败的牛鼻子。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上，决心大，措施得力，效果显著的。一些省部级腐败分子的落马，已经充分显示出党中央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决心。这次对陈良宇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的查处，再次充分表明中央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不论是谁，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

　　中央再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真正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真可谓苦口婆心、用心良苦、语重心长啊。可是，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个别高级领导干部却置中央的要求和告诫于不顾，最终滑向腐败、违纪违法的泥坑。我们相信这也是中央以及全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对陈良宇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的查处，将极大鼓舞全国人民与腐败分子做斗争的斗志和士气，将使全国人民对彻底消除腐败更加有信心。我们完全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懈努力，一定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一定能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卫生部消息，卫生部部务会议已于2006年6月13日讨论通过了《卫生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现予以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规定》要求，年收入3000万元以上或拥有300张病床以上的医疗机构、年收入2000万元以上或所属单位多的企业、事业单位，设置内部审计机构，配备审计人员，开展审计工作。(9月28日《南京日报》)

　　早在今年4月份，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 玲抛出了新的医改处方——建议成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现在国家卫生部又开始实施一项新的制度，就是在医疗机构内部增设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显然，这是推进医疗改革进程，有效杜绝医护人员腐败的新举措。

　　就目前而言，药品回扣、收受红包、违规收费等现象，已变成医疗行业一种“流行病”，从而导致了百姓看病难和看病贵。现在，在医院成立内设审计机构，无疑是想遏制这种久治不愈的“顽疾”，从而破解医疗体制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然而，笔者以为，对于医疗体制改革而言，动不动就增设一个部门，并非是理性的选择。因为，这样很容易陷入“钱穆制度怪圈”。

　　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认为，中国政治制度演绎的传统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于是有些变成了病上加病。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往往造成前后矛盾。这样，制度越繁密越容易生歧义，越容易出漏洞，越容易失去效率，这就是的“钱穆制度怪圈”。在笔者看来，无论是著名学者李玲建议成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还是正在逐步建立的医疗行业内审机构，都可谓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这个怪圈。由于医疗部门多头管理，所以就想成立新部门来统一管理；医疗红包、回扣等难以管制，于是乎就索性成立内审机构。如此以来，定一个新制度来防止和弥补原来的制度，这难道不是“钱穆制度怪圈”的现实版吗？

　　况且，国家成立了卫生建康委员会，地方肯定也要设立；按卫生部规定即将在各地成立医疗内审机构，我想，这恐怕也是非常大的数目。可以想象，成立一个新的行政体系当然需要财政的供养，这需要增加多少财政支出？而卫生体制改革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国家财政投入的严重匮乏。如果政府有钱成立并供养新机构，何如把那些钱投入到医疗卫生机构从而提供更多的公共医疗服务呢？

　　大家知道，医疗行业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其根源是政府投入不足，医疗过度市场化以及医药不分家上。因此，眼下，最为紧要的任务是，国家加大投入力度，切实保证医疗的公共属性，尽快实现医药彻底分家。而不能动辄增设新机构，因为“钱穆制度怪圈”经验告诉大家，制度变革并非机构越多好，规格越高越有力度。相反，密集的机构设置和制度积累，只会漏洞百出，失去效率。

　　孙复初

　　考试具有两个功能：一是检验教和学的质量与效果，二是选拔优秀苗子。由于培养人才的多样性，决定考试的内容和方式的多样性。后来又多了一种考试：资格考试或水平测试，这好比市场商店所设的“公平秤”，因为它要面向各种商品和广大顾客，因此这一计量工具必须有很高的精确度，测得数值要能反映考试者的水平和能力，否则这台“公平秤”就不 具备“公信度”，必须撤出市场。

　　现在考试被异化了。

　　一是某些不懂教育的官员或领导认为可以通过考试来督促学生学习，可以通过多次考试来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于是就出现了大大小小各种考试以及各种应试的辅导材料、应试的辅导班和补习班。学生被这些应试的题海、大量的作业压得喘不过气来，身心疲惫，心理扭曲。

　　二是考试被异化成“摇钱树”。一些对金钱嗅觉敏锐的人发现考试中“商机无限”。开始是教育部设置“考试中心”，接着人事部紧紧跟上，现在几乎各部委都有了考试机构，各省市也有相应的考试院。于是我国成了世界上“考试大国”（考试人数当然世界第一）、“应试强国”（中国学生的应试能力外国人自叹不如），但我国仍是“教育弱国”（几乎没出现一位世界公认的大师，也没有一位获得诺贝尔奖）。教育部门、中学都追求高考状元，或以获得国际物、数、化奥赛金奖为荣耀。殊不知有些西方的著名大学和学术大师并不欣赏某些金牌获得者，认为有的学生只是做题的机器，没有研究能力，有的学校或导师甚至想把他除名。

　　由于政府部门把持了各个考试机构，考试成了政府行为，成了考试产业链上的垄断尖顶。怎么考、何时考和考什么，一律由政府部门说了算。政府部门是贯彻方针政策、监督检查其执行情况的机构，为什么具体到每一门业务课教什么、考什么、怎么考都必须由政府部门说了算？这些委员、官员哪来那么高的积极性？看到审计署李金华审计长的审计报道，才恍然大悟。以四六级考试委员会为例，2004年审计报告揭露，自1989年以来，该委员会违规集中各地考试费2．24亿元未上缴财政专户，并从中“坐支”1．9亿元。该委员会知过不改。2006年审计署第5号审计公告再次揭露，该委员会应缴而未缴的考试费用达4771.45万元。几千万乃至上亿是多大的一个“小金库”，竟然让四六级考试委员会自行“坐支”了。这么大的摇钱树对政府其他部门的官员是多大的诱惑！这就是各部门的“考试中心”、“考试院”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的真正原因。考试产业成了腐败的温床。

　　这条考试的磁力线往前一直传递到幼儿园和学前儿童，往后一直延伸到在职人员。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资格证书考试、职称考试，给在职人员的精力和财力带来极大负担。实际上，这些考试对他们的本职工作和业务能力的提高往往并无帮助。

　　扭曲的考试给社会带来许多扭曲的现象：作弊成风、漏题泄题、职业枪手、考前叫卖答案、作弊公司、超微型电子作弊器件、假文凭假证书等等。考试产业链成为社会黑暗面的滋生地。

　　建议把入学考试命题权还给学校（可由若干同类型学校共同命题，联合招生），把招聘考试权交还给企事业单位（可由若干单位共同命题，联合招聘）。建议把“资格考试”、“水平测试”交给有资质的民间机构办理，其“公信度”由市场决定，优胜劣汰。政府同一切收费考试脱钩，如一定要由政府举办，就全部免费。解决应试教育的突破口从这里开始。

　　作者：唐昊

　　匈牙利总理费伦茨·久尔恰尼今年5月在执政党内部会议上的一段讲话录音9月17日被媒体公开。久尔恰尼在讲话中承认，为了赢得选举，执政党和政府不断向选民撒谎，谎报政府业绩。讲话录音公开后，要求久尔恰尼辞职的呼声骤然高涨，进而在全国引发了暴乱。

　　谎言是人类社会的致命毒药。托马斯·潘恩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说着自己都不相信的话，那么他就准备着犯下任何罪行。谎言腐蚀人们的灵魂，是其他罪行的开端，这就是为什么父母最痛恨孩子说谎的主要原因，这也同样是西方国家在法律中对说谎、伪证做出极其严厉的处罚的原因，即使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要为其当庭撒谎付出政治上的代价。

　　不过，个人说谎毕竟危害有限，比个人说谎危害更大的是政府说谎，其危害是所有谎言里面最大的。《管子》说:“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诚信在古代就被看做人与人之间连结的纽带，是社会关系的交集点；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的各种规则全都是以诚信为根基的。以政府的名义撒谎，意味着社会正常运行的规则遭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

　　政府说谎，不仅欺骗了人民，也腐蚀了人民。因为政府谎言不但剥夺了人民独立认知和自由思考的权利，还使人民从政府那里学会了如何说谎。在那些谎言政治盛行的国度，政治伦理、社会伦理被破坏殆尽，说谎和腐败在某些社会里甚至成为一种习惯。前几天就听一位前辈说他们在捷克开会时被出租车司机收了相当于应收车费6倍的车资；笔者和朋友上个月在莫斯科也亲身遭遇来自警察的敲诈，听当地中国人说，此类事情非常普遍。这样的社会环境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甚至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不过，即使是在这些国家，说谎的政治家们也已经越来越觉得不适应了，他们原来认为理所当然的政治陋习已经受到了正面的挑战。最主要的原因是人民开始改变了——变得越来越不能忍受谎言，虽然他们在此之前一直对相互欺骗和被政府欺骗的境遇安之若素。

　　去年和今年，这些不耐烦的人民出现在西班牙、泰国、匈牙利等地，有趣的是，这些地方几乎都是刚刚从法西斯专制、戒严体制、军人独裁、极权主义体制下通过民主运动转型而来的。这第二轮的民主运动之所以产生，其共同的直接原因是政府说谎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人民与政府渐行渐远，最终危及政府的合法性；而根本原因则是新一轮的政治权力分享和民主运动升级的要求。

　　确实，当一个国家或政府因为民主政治的不完善而导致精英阶层谎言充斥、腐败横行时，人民就必须登场了。当是时，他们已是政治变革和发展的唯一动力了。如果一个国家的精英和大众都选择沉默不语甚至认同腐败，那么，这个国家在政治上的进步和清明就很难期待了。何况在匈牙利，人民确实有理由愤怒——说谎总理久尔恰尼除了拒绝下台外，还丝毫不以其行为和言论为耻。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将那次讲话全文发表，并辩解说“谎言是整个匈牙利政坛精英的罪恶。”同时，他还对自己这段“激情洋溢的演讲”感到自豪。在某种程度上，他说的是不折不扣的事实，但这种表态无疑是对那些心中突如其来地充满了正义感的民众的一种羞辱——不但侮辱了人民的感情，还顺便侮辱了人民的智商。于是，本来温顺的人民，因为领导人说谎而愤怒地走上街头去较真甚至变成“暴民”。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西班牙去年的“3·11”爆炸事件中，阿斯纳尔政府因为支持伊拉克战争招来“基地”恐怖袭击，并且在爆炸事件发生后用谎言来隐瞒事实真相，引起全国性的示威浪潮，反对党更是声称“ 西班牙人有权选择一个不说谎的政府”，最后撒谎的政府在选举政治中惨遭失败。

　　我们看到的历史正在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事实:“人民对政府说谎是犯法的，但政府对老百姓说谎却无罪”——这种精心维系的“谎言政治”迟早要被废除，想靠撒谎来谋求利益的人也必定会受到惩处，这种惩处可能是来自道德、舆论，或者法律，但也可能来自人民的直接行动。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也许他们中的某些人会回忆起美国前总统林肯的那句话:“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时候欺骗某些人，但不能在所有时候欺骗所有的人。”（来源：南方报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