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华斌

中国人的性格之所以得到全世界的认可，主要是因为中国女性特别温柔；所以我们举办奥运会，世界各国人民都想领受中国女性特有的温柔。然而我们的奥运会还没有正式开始，中国女足竟然在世人面前演练了一次全武行；使世人从此对中国的女性要另眼相看了，因为‘不爱温柔喜欢暴力’竟然是我们现在女性的特色。正是这中国女足的暴力事件，提醒我们奥运会的防暴方向要改变；因为中国人自己的暴力倾向最可怕。

是啊！中国男足的暴力是世界有名，不仅敢于犯规；而且还敢于指责或辱骂裁判。所以中国男足的技术不咋样，但世界上没有不怕中国男足的；他们因为暴力而使自己闻名于世。然而可惜的是，7月3日在武汉进行的一场青年女足锦标赛；竟引发了一场40余人参与的群殴，这在世界也是闻名于世而且首屈一指；从此以后中国女足出名了，在暴力上能与中国男足不相上下；世界上恐怕再也不会有中国女性温柔的定义了。

本来两支足球队的比赛，任何犯规都是正常的；何况还有裁判呢。然而我们两支中国女子足球队因为犯规被裁判吹停比赛后，被侵犯的球员竟然突然挥拳打向侵犯自己的对方球员；而对方当然也不会示弱，随即两人正式撕打在一起了。这样异常情况的发生，应该是双方队员相互制止本方球员；谁知40多名正在比赛的以及坐在替补席上的双方球员马上冲上去相互攻击。面对这样开天辟地地混战场面，就连当值裁判也有些不知所措；直到比赛监督和双方教练组冲进场内，场面才得到控制。

面对这样恶劣的事件，武汉足协解释为‘天气异常炎热，导致双方球员情绪急躁’。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奥运会应该改在严寒的冬天召开；那样我们中国人的情绪就不会急躁。而八月份的奥运会，正是我们中国人的盛夏时刻；我们一旦因为天气炎热而情绪急躁，使用暴力对付各国运动员了又咋办。假设各国运动员的脾气好，不与中国人争强好胜；那外国游客呢，他们可是本国运动员的啦啦队呀；他们要与中国人争强好胜又如何办，难道我们再一次暴力对付他们吗。

此外外国裁判也不敢来中国参加奥运会了，尤其是不敢主持有中国队参加的比赛；一旦没有按照中国人的意志裁决或作出对中国队不利的裁决，裁判的生命是不是要受到威胁；因为暴力成性的中国人，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对裁判实施暴力。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运动员是受过职业道德教育的；结果依然是暴力成性，那我们参加奥运会的志愿者可没有系统培训与教育呀；他们如果用暴力的话，那我们的奥运会将是一个暴力无处不在的奇特大会；使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人竟然人人喜欢暴力。

是啊！出现了这么大的事故，我们竟然以‘天气造成脾气坏’而搪塞；实际是在告诉全世界，我们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是啊！我们能够为争公交车的座位而打架，我们也能因为对方对自己不礼貌而打架；‘打架’竟然在中国人眼里为正常。我单位原来有位民主党派人士因坚持原则而被同事打了，当时他认为自己不还手就有理；谁知单位负责人不许向公安机关报案，说是单位职工打架是正常的；只要伤害者赔偿了医学费就了事了。事后反而说这位民主党派人士不会做人，打架还手不就不会受伤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领导。

我实在很难想象我们的奥运会，因为心浮气躁是中国人的真实写照；一旦我们的运动员与外国运动员闹起来了，我们的运动员能控制自己的暴力性格吗。一旦我们的志愿者与外国游客闹起来了，我们的志愿者能控制自己的暴力性格吗。我的确怀疑，因为暴力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习以为常了，可外国人能习惯吗。

我们现在应对奥运会的暴力事件，全部集中在恐怖活动上；却忘记了我们中国运动员有暴力倾向，也忘记了我们的服务人员同样有暴力倾向；更忘记了我们那志愿者，他们同样也有暴力倾向。如果再遇上我们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有暴力倾向的话，我们的暴力事件恐怕是应付的人都没有；所以我们如何防止暴力事件，恐怕多想一点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最好。

文/汪华斌

中国人的会多，除领导的指示会外；就是各种表彰会多。一个工程完工了要开庆功会和表彰会，一个阶段性工作结束了同样要庆功会和表彰会；至于半年一年了，我们更是要开庆功会和表彰会。再加上我们特有的节日表彰，如三八妇女节的表彰；五一劳动表彰，六一儿童表彰；七一党员表彰，八一军人表彰；我们一年四季都有表彰大会。

如果说我们改革开放前的表彰大会是表彰老百姓居多的话，现在的表彰大会几乎清一色的干部；除了每次不同特色会议有一些特殊的老百姓点缀一下，所有的会议都是领导干部的集会。以前我们的领导还谦虚一下，把荣誉称号让给老百姓；现在的领导当仁不让，各级先进都是以领导为主。所以现在的表彰会，领导是永远的红花；只是有时换一些不同的绿叶陪衬领导而已。

是啊！如果说现在的领导比老百姓忙，那么他（她）所得的不就是回报吗；还有必要再表彰吗。以前我们共产党人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现在是‘自我表扬与公开表扬’；是啊！看我们领导干部的党员自我评定是‘表扬’，我们领导干部的年终总结还是自我‘表扬’；至于在表彰大会上的‘表扬’，就是对领导们的公开‘表扬’了。正因为这样这些举不胜举的‘表扬’，使我们的领导终日陶醉在‘表扬’中；真的以为自己就是老百姓的‘救世主’，于是到处是领导干部高高在上的作风。

正因为如此评比会、表彰会、总结会，使我们的领导干部忘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法宝。现实生活中，我们的领导干部就是偏爱报喜听优；特别反感报忧。说起政绩来长篇大论，如数家珍；甚至不惜夸大其词。说到缺点与不足，则寥寥几句；语焉不详。这不是我们领导干部自己缺乏‘揭短’的勇气，而是我们社会形成的‘潜规则’；自己对自己以‘表扬’为主，领导对自己才能以‘表扬’为主；如果自己都不表扬自己，那领导就更不会表扬自己了；这就是我们社会的表彰观念。

其实我们在表彰风气的鼓吹下，相当多的‘喜’实际是笔杆子总结出来的；而实际的‘忧’却被领导忽略不计。结果上行下效，我们在‘肯定成绩就是鼓舞士气’的错误观点下；成绩无限放大，结果我们的领导永远是成绩了；企业破产了，领导还是先进；单位问题成堆，领导同样还是先进；因为我们除了纪委查出的腐败分子不能是先进外，所有的领导必须是先进；这样才能成为老百姓的标竿。

然而我们放眼世界，人家并没有我们这样的表彰；因为我们的表彰现在成了‘拒绝批评’的挡箭牌，结果我们社会的领导越来越独断专行；这是我们长期为领导总结经验造成的。我们这次看欧洲杯，却看到了西班牙的成功；而这个成功特别的是，英雄主义平均化；也就是说这支球队，人人都是英雄；个个都是胜利的保证。而我们的表彰大会，从来只肯定少数精英；更何况有的精英实际是我们笔杆子总结出来的。所以我们每次的表彰大会，实际是在伤害大部分作出贡献的人；使大家心灰意冷。因为你干的再好，桃子永远是领导的；所以我们社会的老百姓对表彰大会很冷淡，说是‘领导们的又一次集会’。

我们社会从来不缺少正面表彰，缺少的是没有人‘揭短’；所以我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被遗忘了，我们只记得‘表彰、表彰、再表彰’；我们全社会都听‘喜’，我们的领导当然在喜报中享受自己的成果。如果我们只报‘忧’呢，领导还能心安理得的享受自己的‘错误’吗；恐怕是要追究责任了吧。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的表彰会完全可以改成‘差距责任会’；公开差距，暴露责任；使我们被遗忘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重新拾取，使我们社会回归一些‘真实’；兼听则明，减少失误与损失。

是啊！我们老百姓有时很纳闷，明明在老百姓那里问题成堆；可到了领导那里，就只剩下成绩而没有问题了。为什么我们有的班子没有战斗力，因为长期在‘假、大、空’的总结造成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对老百姓没有凝聚力，因为任何时候领导都是摘桃子的人。

我们全民的确到了一个反思的转折点，那就是表彰还有必要吗；表彰激励了谁，又鼓励了谁；表彰实际冷落了谁，表彰实际打击了谁的积极性。本次震灾中的所有军人、所有医护人员、所有志愿者、所有向灾区捐过款的人、所有坚持在自己岗位上为灾区献过一份力的人，全部都是值得赞扬和值得尊敬的；他们是英雄主义平均化，不需要表彰大家都记得。如果我们表彰少数人，那么多的无名英雄又是如何想呢；何况我们抗震救灾中还有不和谐声，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省与查找差距吗。可以豪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们把‘学习宣传抗震救灾英雄模范大会’变成差距责任的各级会议；全国人民将能真正大力弘扬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并从中找出我们社会的真正问题；这将是一次划时代的变革。

是啊！我们每次表彰的总结都是‘职责所在’，既然如此是份内的事儿；那又什么要来表彰呢，又在哪里产生英雄呢。是啊！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一种无奈，就是听表彰会的无奈；明明我们知道这人不是英雄，他（她）却把自己当成英雄在那里做那‘假、大、空’的英雄报告；这会让所有正直的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文/汪华斌

沸沸扬扬的‘华南虎’‘假虎案’尘埃落地，公安机关正式确认了这是一起人为的造假事件；当事人及其相关人员都受到了相关处罚，我们社会似乎从这个案件的终结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然而一些有良心的中国人，却透过‘假虎案’看到了另一个社会问题；那就是我们社会产生的多于牛毛的成果，‘有真的吗’？

是啊！周正龙炮制的虎照‘怪胎’，从酝酿、产生、演变；始终渗透着相关部门和领导的‘权威’意识，缘于他们普遍认为‘拍到虎照是偶然中的必然’。然而我们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领导的指示就是‘真理’；于是‘专家组’的鉴定也得维护领导的‘权威’，因此这个成果就鉴定出来了。这次如果不是网络把它作为一个公众事件而公开，恐怕这个成果会成为林业部的特级成果；各级领导都会成为成果的负责人。

正因为如此，我开始还是‘挺虎派’的；是啊！专家学者们的现场鉴定，政府机关的层层审查；各级领导的公开表态，我难道会怀疑一个农民作假吗。要知道我们社会的各类成果，全部是这样的程序鉴定出来的；先是各级领导的审查，再就是专家学者的鉴定；最后成果就产生了。我们的科研成果是这样鉴定的，我们的管理成果同样还是这样鉴定的；我们社会每年多于牛毛的各类成果，全部是这样的程序产生的；没有发生过异议，这次形成国民异议的应该是第一次。如果不是网络上公开成‘公众事件’，异议还不是没有任何作用；我们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相关人员不是得到了相关奖励吗。

想当年我在国有企业的时候，两耳不闻工作外的事，全部身心在工作与研究上；结果我总在具体项目中创造出成效。当时我不知道‘官本位’，把成果发表文章后再总结申报成果；结果我的成果总是五等奖。后来有一个成果总结时，一位领导要我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我照办了，结果这个成果成了部级二等奖。原来是我以前总结成果时，从不把领导的名字署上；全部是我们干活的相关人员。所以领导审查时，全部按最低级别批；后来因为署名领导了，结果就按领导的级别往上报了；根本没有人来现场进行鉴定，就是在酒店里召开了一个鉴定会；吃喝玩乐后还有鉴定费拿，所以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们个个满脸笑容地签字了；再加上有哪个专家学者的成果不是这样鉴定的呢，全部是按领导定好的级别签字同意；这就是我们社会的成果鉴定，也是我们社会公布的成果来源。

有位院士当初做实验时，从不统计数据；无论多少次实验，只要有一次与他的结论吻合；他就用这次数据进行分析。我当时不知‘天高地厚’，说这违反了统计原理；应该用全部的数据进行统计，结果我被调出了研究机关；而这位把我调出研究工作的领导最后成为了知名院士。是啊！这位院士的研究成果还有实验数据，哪怕是误差很大；那也是实验数据呀。我见到某大学的成果报告，竟然全部是在图书馆里完成的；把外国成果数据进行处理，随意加上自己的想当然数据；结果竟然是国家级成果了，因为人家知名人士全部是课题组成员；他们的成果不是国家级，谁的成果能上呢。

为何我们社会总是与‘官本位’挂钩，原来是我们领导的权威决定的；因为我们的领导者既是行政领导，还是技术权威；所以领导的面子决定了成果也是领导的。不是领导的成果，领导审查就会‘枪毙’；即使是领导的成果，还要按领导的级别定成果的级别。你是高级领导，你的成果才会进入部级以上的级别；所以我们社会的成果是先由领导确定‘结果’，再由相关部门或人员组织‘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过程’是形式；只要不违反‘结果’，任何形式都是可以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的成功者永远是领导；谁见过一个无名的老百姓得到过国家级成果吗。这不是我们老百姓创造不了国家级成果，而是真的创造出了这样的成果；只要没有署名领导，全部被领导‘枪毙’了；因为国家级成果永远是属于领导的。就如同我单位负责人对我说，‘谁叫你的论文比院士都多，你不下岗还有谁会下岗’。

是啊！‘假虎案’的终结不等于我们没有思考，反而对中国成果产生了全面的怀疑。因为这次是周正龙个人造假都这么难证明，那要是我们的领导造假呢；是不是更难证明。那要是集体造假呢，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证明；如此说来，我们社会的成果的确使人怀疑；难怪这些不能成为生产力的成果，却是领导们名利双收的途径。这样的成果，我们社会是不是应该越少越好。

‘假壶案’的终结，应该是我们成果造假全面整顿的开始；不然我们的成果比西方国家多，我们的生产力却永远比他们落后；我们该冷静了。

文/汪华斌

最近国际油价大幅度上升，已使我们的国企开始气恼；又遇到原料涨价，尤其是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欲提价95％；这国际市场上的气势汹汹，本以为国企又会是内部消化；谁知这次竟然确定钢材的全部涨价，把涨价影响全部转移到下游产品身上；而下游产品刚好是老百姓经济，再加上今年汶川地震的重建；这老百姓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

有什么办法能避免老百姓经济的困境呢，这就是国企业负责人的大幅度降薪；如此一来，国企的成本就能消化；降薪的理由如下：

1、国企负责人早就是‘先富起来’的人了

看我们现在的国企负责人，基本没有与低保为伴的人；全部是豪华福利房住着，还有几套闲置的商品房；高级公车坐着，自己还有高级小车；公款吃喝玩乐，自己还有天文数字的年薪。此外国企负责人不愁子女的就业问题，绝大部分都在国外的贵族学校豪华消费着；参加工作的全部是顶呱呱的工作岗位，所以国企负责人现在是我们社会最无忧的人；就是一分钱的收入没有，他们照样是富人阶层的高级生活。

我们的改革开放理论是，‘先富起来’的人要帮助没有富起来的人共同致富；然而这些年我们忘记了，没有要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帮助下岗人员；因为这些当初同样收入的人，现在是两极分化的代表；国企负责人年薪几千万，而下岗人员的收入不到三千；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几万倍。如今老百姓经济面临困境，这些‘先富起来’的人理所当然要承担责任；因为当初是别人下岗而使他们富起来的。

2、国企的效益与国家政策全部用在了领导人的收入上

我们同样看到，这些年国企经济效益的上升；并不是管理的结果，而是国家经济环境与国家政策和财政补贴；结果这些表面效益被领导贴金了，当然年薪就是这样快速提升的。从2003年开始，我们国企负责人的公开收入就如同火箭；有的一下子从10万到了百万，至于千万都不知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反正国企的效益百分之八十被负责人们瓜分了。这些本来是老百姓的东西，现在还给老百姓也是十分正常的了；要知道我们国有企业的工资改革本就不合理，老百姓与负责人的收入差距到了万倍。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前，我们国企业负责人与老百姓的收入在同一等级线上；全部是论资排辈的收入等级。改革开放前几年，我们确定了企业负责人要拿老百姓的五至八倍；结果所有的领导全部在一夜之间，将自己的收入调整到了老百姓的八倍；现在就是那二十几岁就当负责人人，也敢拿这老百姓胆怯的收入。

是啊！如果我们就是调整到五至八倍，国企负责人的减薪也是天文数字；何况我们企业负责人现在不缺钱，所以作这个贡献也是校正改革的偏差；更是把老百姓的利益归还到老百姓，远不是我们国企负责人的贡献。

3、国企负责人到了面向社会公开竞争的时候了

中国的国有企业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责任肯定不是老百姓；因为我们国企的高层管理者只会要政策与财政补贴，并没有人从培养核心竞争力上用心；统计我们国企的高深技术，全部都是高价买来的国外技术；是啊！我们把进口技术和仪器的说明书翻译为中文后，竟然成为我们的科技进步奖了。虽然我们六千多万人下岗为国企减负，结果只是成全了企业负责人的快速致富；对我们社会依然没有贡献，有的还是负担。

是啊！当我们国企的效益好时，全部清一色的扩大生产规模；结果这种产品生产能力越来越大，内涵管理空洞无物；这种机制无力的管理使任何风吹草动都感冒，何况还有国际金融危机的竞争。这样的管理模式，使我们国企负责人真的把自己当成管理专家了；结果‘无知’‘无畏’是我们国企负责人的共同点。现在国企到了凭知识与能力竞争的时候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这些‘滥竽充数’的人留着不变呢；降薪是理由，公开竞争换人是目的；因为我们要更换那些把涨价矛盾转移的人，使有能力消化涨价因素的人走上国企的领导岗位；这些人既能用知识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还能培养我们国企新的核心竞争能力。

当然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愿意用2美元的年薪接管一个企业；如果说我任何企业都能胜任的话，那是吹牛；但象宝钢和武钢这样的钢铁企业，我当总经理不会比任何人差；因为我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论文已经证明了我们的能力。

是啊！我们是眼睁睁的看着老百姓经济再度陷入困境，还是看着国企全面“猝死”；现在再也不是上个世纪了，再也不可能用牺牲六千万下岗人员而救活国企；现在到了真正呼唤‘管理是生产力’的时候了，也是给国企负责人全面大幅度降薪的时候了；因为国企再也不能再在这些人手里谋私了，它应该为中国的老百姓作贡献了。

文/汪华斌

‘管理’在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它既是竞争能力的舞台；还是竞争能力的舞台导演。所以‘管理’自己既是市场经济的生产力，还是竞争能力的催化剂。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才把管理上升为一种标准；目的就是提高生产力。然而当我们引进市场经济并同时引进管理后，却发现‘管理’到了中国就萎靡不振了；原因何在，见仁见智；今天在一次讲课的课堂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竟然说出了几条理由：

1、中国当官任何人都能提拔，惟独就是‘管理’的人不能提拔

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就是当官，当官是中国人的唯一价值观；所以中国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想当官’的社会。我们看西方国家的人才通道，相当明白；工科的学生，这就是将来的工程师；理科的学生，这就是将来的教师或科学家；医学院的学生，这就是将来的医生；而商学院的学生，这就是将来的官。然而我们社会却不同，工科的学生既是企业家；还兼任工程师。理科的学生，既是官员又是教师；还是科学家。医学院的学生，既是医生还是官员。最后只有我们学管理的商学院学生，既当不了官；又没有自己的行业或领域；结果只能为工科、理科和医学院的学生当秘书。

由于存在就是意识，所以我们社会没有人看中‘管理’；因为连不想当官的专业都能当官，而只有本是当官的专业却不让你当官；自然在个人价值观里，‘管理’已经被中国人抛弃了；这是我们社会的第一价值取向。

2、我们的社会体制决定我们是向上负责，而‘管理’却是向下负责

管理是一种具有明确目标的行为，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透明体系；这在西方国家是能行的，因为他们是向下（纳税人）负责。然而我们却是一个向上负责的社会体制，因为是领导提拔我；所以我就只向领导负责。向上负责的主要特征就是上面的永远是指示，所以指示的产生是不能公开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下面的管理也就不需要能力了；因为‘管理能力等于知识与实践的集合，再乘以本人的悟性系数’，要具有这个必须‘学而优则仕’；而执行领导的指示是不需要‘学而优则仕’，只需要一个忠诚度就行了。

看我们现在的社会，用专业技术代替管理知识的现象比比皆是；用专业技术人员代替领导管理人员，更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特色。这些社会现象，造就了全社会贬低管理知识的观念更新。是啊！我们学工的当官，学医的也能当官；我们理科的专业人员同样还是当官，就是学管理的人当不了官；这些非管理人员发出的管理指示，没有人敢说不正确；久而久之，我们这些学管理的人都怀疑自己知识是否有用；因为我们全社会非管理的体系运转正常，自然全社会管理知识全面贬值。

3、我们社会的潜规则比管理知识更适用

我国宋代名相赵普只读过半部《论语》，结果是一个治天下的奇才；这证明《论语》的知识很适用。是啊！古代儒家的思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结果把它概括成‘四书五经’；篇幅不大，但当官的‘修、齐、治、平’本领都在里面。

然而我们今天的社会，没有统一标准的知识进行竞争；用西方国家的管理理论，我们自己说是消化不良；用我们自己编写的管理知识，我们又感觉是形式主义。因为我们的实际管理，全部是按潜规则执行；而潜规则是什么，我们没有公开的出版物；全部是古代‘师傅带徒弟’的意会。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官不学习管理知识；而要向领导学习潜规则。我们的老百姓不学习管理知识，因为管理知识没有用；那些想得到实惠的人，只有千方百计地学习潜规则；这样才能在社会中得到相当的利益。

4、‘管理’还不是我们社会的生产力

我们社会的权力是生产力，所以有权就能发财；我们社会的弄虚作假也是生产力，所以我们社会的假冒伪劣也能发财；我们社会的关系同样是生产力，所以有了关系也能发财。我们社会的生产力五花八门，惟独‘管理’不是生产力；没有人依靠‘管理知识’而发财的，只有那些打着‘管理’的幌子用五花八门的借口而发财。

是啊！我们的国有企业依靠国家的政策比内部挖潜的效益更好，谁愿意真正用管理来赢得效益；我们的垄断行业更是‘权力效益’为主流，所以垄断行业更不愿意搞真正的管理。我们的民营企业靠‘关系’比靠‘管理’更发财，谁会去搞管理。我们的台资企业看中的是大陆政策与资源，谁看中用管理来平等竞争。市场很现实，不能成为生产力的东西自然就要遭到淘汰；但我们又不愿意公开说‘管理无效’，于是形式主义的管理成为我们社会的特色。国有企业是形式主义的管理，政府机关同样是形式主义的管理；民营企业当然也是形式主义的管理，就连台资企业也是形式主义的管理；到处是管理的形式主义，它能不阳萎吗。

5、我们的管理经验是宣传人员总结出来的

    我们知道美国把管理当成科学，所以科学试验是他们总结‘管理’的途径；而中国的管理却是宣传部门总结的，从质量效益型到成本控制；从日清日高到无缺陷控制，没有一项管理经验能使别人成功；至于‘中国式管理’，更是无稽之谈；因为本来就是形式主义总结出来的东西，当然不可能会复制成功；正因为如此，又哪里能来的‘中国式’呢。

    看来‘管理’自所以会在中国‘阳萎’，的确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的文化与环境改变很困难，所以我们的‘管理’还将继续‘阳萎’下去。

文/汪华斌

这两天到一个单位去讲课，依然讲管理；依然是没有什么人有兴趣，大家都在应付；我很奇怪，就问大家是什么原因；结果有人说‘百无一用的就是管理’。是啊！看西方国家的企业家们，第一学历的肯定是管理；而看我们社会的企业家，第一学历的肯定是专业技术；就连我们的政府官员，第一学历的很少有MBA。由于我们社会当官才是最大的价值观，因而人人都把当官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目标；当管理知识不能成为当官梯子时，自然也就没有人对它感兴趣了；再加上我们是一个‘权力生产力’的社会，管理是靠权力而不是靠知识；所以更没有人喜欢管理知识了。至于我们在职干部到党校去进修，或到商学院去读在职MBA；这也不是需要管理知识，而是需要双学历的招牌。就是这残酷的现实与实际，使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人喜欢管理知识了。

对于我们社会特有的现象，我当然无法解释；但我国古代的官场实践却是用管理知识书写成的。如儒家的思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我国古代当官知识的构成。为了培养当官的接班人，社会上把这些知识概括成‘四书五经’；篇幅不大，但当官‘修、齐、治、平’本领都在里面。宋代名相赵普对赵匡胤说，‘臣只读过半部《论语》’；于是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之说从此流传。这说明古代当官的知识就十分明确，想当官就去读《论语》；没有这个知识基础，根本没有当官的可能。

中国古代当官的社会，理所当然是一个‘学而优则仕’的社会。因为所有的官，全部要经过考场上见分晓；虽然也有弄虚作假和关系，但考试却是古代社会的主流。当时的考试很现实，基本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检查你对‘四书五经’的熟悉程度，实际就是考你的记忆力。二是检查你应用‘四书五经’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了，实际就是考你当官后会解决什么问题；文要安邦，武要定国；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要经过理论模拟。别看这个考试不科学，却使很多人才脱颖而出；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名人，全部是在‘八股文’中选拔出来的；这就是我国古代官场的发展历史。

进入现代社会后，我们的知识通道更加分明；工科的学生，这就是将来的工程师；理科的学生，这就是将来的教师或科学家；医学院的学生，这就是将来的医生；而商学院的学生，这就是将来的官。这不同培养目标的人才路线，被改革全部打乱了；工科的学生既是企业家，还兼任工程师。理科的学生，既是官员又是教师；还是科学家。医学院的学生，既是医生还是官员。最后只有我们商学院的学生，既当不了官；又没有自己的行业或领域；结果只能为工科、理科和医学院的学生当秘书。当然当这些专业人员当官后重新读管理时，这些秘书可以代替领导参加考试；这是我国商学院学生唯一还受欢迎的原因。

我们同样知道，中国历史上的人除了文章好以外；还要有运气，因为考出来的人还需要经过吏部的考核才能出仕；当然标准也是公开的，即‘身、言、书、判’；就是看身材、说话、书法和决断。这没有统一的标准，全凭考官的印象；但进士出身是资格。进入现代社会，我们不要资格也能成为官员；如某单位面向全国招聘一名财务处长，参加考试的人上千；最后竟然本单位一位学历都没有的财务人员知识考试合格。要知道这里面有多少财务博士和教授，可都败在了一位没有进过财务门的人手下。最后的考核，这位没有财务学历的人竟然是第一名；结果公开宣布成财务处长了，而那些全国来的财务博士和教授们，竟然只能灰心丧气地退出了。这就是我们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差别，古代是进士才能当官；现在是没有标准成为我们提拔官员的唯一标准。因为我们的领导是伯乐，被领导相中的哪怕是赖蛤蟆也是千里马；被领导排斥的即使是真千里马，也只能是现实的赖蛤蟆。所以我们社会才有‘领导说你行，你不行也行；领导说你不行，你行也不行’，当然还‘不服不行’。

正因为我们社会当官不需要什么管理知识，所以迎合领导成为我们社会当官最大的能力；领导的喜好就是自己的努力目标，这样的人绝对能当官。因为领导喜欢吃喝玩乐，吃喝玩乐的能力就是领导选拔人才的知识；领导喜欢腐败，弄虚作假和坑蒙拐骗就是领导选拔人才的知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领导的喜好决定我们社会的价值取向，社会的价值取向造就领导喜欢的人才；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我们今天全民不喜欢管理知识的原因。

是啊！别看我们现在的公务员考试也有管理知识，那是因为竞争的人太多而设的门楷；而真正的干部提拔，可不需要你什么管理知识的考试；因为领导在按照自己的人才标准进行皇袍加身。虽然我们历史上的‘人治’用知识竞争，但到了我们的‘法制’时代却用伯乐相马；至于领导如何相马的永远是领导的秘密，你只能接受这事实。我单位有位管理博士因为不参与公款吃喝玩乐而被调离管理岗位，后来又因为举报领导拿回扣而强制性下岗；而与此同时一位工科研究生，竟然因为会陪领导吃喝玩乐而直接提拔到国际贸易领导岗位（局级）。现在想在中国当官，什么途径都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就是用管理知识，这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目标；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的社会真的没有人喜欢管理知识了。

文/汪华斌

今天一位参加公务员面试的学生告诉我，说公务员面试如同考状元；不仅知识面广和难度大，而且还有应急能力与临场发挥的检验；这‘过五关錾六将’的考试，使很多大学生都心力交瘁；只是因为当官必须要进公务员，所以大家才咬紧牙关而步步忍受。

由于受我们社会风气的直接影响，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社会当官最实惠；不仅是权力与利益的紧密结合，还有我们社会潜在的利益交换。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的人百分之百都想当官；因为当官是我们社会人生最大价值的实现。然而当官必须要进公务员队伍，所以我们社会如今是‘千军万马’齐挤公务员这个独木桥；从而造成我们社会公务员的进门难。

是啊！公务员从报名开始就是竞争激烈，上万人竞争一个岗位的现象比比皆是；于是从政治审查到身体检查，哪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等到笔试的时候，这已经是精英中的精英了；为了保证快速淘汰一大部分竞争者，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在考试内容和考试的深度广度上都比上一年较大的突破；所以我们的公务员考试大纲也是年年创新。

假如你的理论考试过关，并不等于你就是胜利者；因为面试的难度更大，超过了考试大纲的内容；所以很多在职干部说，如果自己参加这个考试；百分之百地难过关。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在职人员考试难过关的题目；却是想进公务员门的门槛。

我们知道施瓦辛格不是公务员，想提拔在中国是没有依据的；于是必须安排他做一套公务员考试的行政职业知识与管理能力的测试，只有笔试考试达到120分才有资格参加公务员的面试。至于面试的考官，当然全部是官场中的权威人士；如何评测完全是他们的自己掌握，所以施瓦辛格要想在中国当官门都没有；因为他进不了公务员的考试门。

然而我们的公务员只要进了门，基本就是铁饭碗了；因为后来的提拔与自己无关了，全部是领导在上面皇袍加身；领导看中你了，一个文件你就是领导了；领导没有看中你，一辈子办事员的人多的事。这提拔没有竞争，也不允许竞争；全部是领导的安排。

当然我们的领导提拔人也是有自己的原则，一是提拔那些能为自己营造安全体系的人；这就是那些忠心耿耿和自己有这样或那样关系的人，这就是自己位置安全的保障。二是提拔那些能为自己制造亮点的人，实际是领导也需要光辉；因为光辉才能使领导自己得到提拔。三是提拔那些利益交换的人，因为利益交换是我们社会转换权力的途径；所以这些人领导不得不提拔。四是领导的领导要求提拔的人，这是领导不得不提拔的人。五是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但并不对自己构成危险的人；这些人领导同样会提拔，因为这也是领导利用别人光辉的时候。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的官提拔老百姓并不理解；因为领导是按自己的潜规则提拔的，所以很多公务员开始也难以理解；于是适应能力强的得到了提拔，适应能力差的就永远原地踏步；如果遇到坚持原则的人，最后同样也只会被排斥出公务员队伍。

别看我们的提拔有很多潜规则，可实际执行起来还是相当随意的；如一次我目睹了某机构改革的人事安排，使我永远难以抹去这一情景。当时是全部的党委成员躺在沙发里，只有一位干部科长站着；手里拿着表格，嘴里念着；‘张三，男，年龄，专业；现工作岗位’，念完后就停顿下来；因为安排岗位由党委成员定。这些昏迷状态中的领导们，当听到自己熟悉的名字时；马上抢着回答，因为什么岗位是先有预案的。如果遇到一个名字念完后没有人抢着回答，则是一遍沉默；这时组织部长会主动说出一个岗位，其它人没有意见就填到‘安排岗位’栏里；如果遇到某领导不喜欢的人，他（她）也会抢着回答，‘下岗’或‘安排学习’。这不是天方夜谈，是一次真正的党委集体安排干部的会议；而且还美其曰‘集体决定’，有会议纪要为凭；你想告状都没有证据，但却的确是随意性‘草菅人命’的干部政策。

为什么中国自古就有‘朝里有人好做官’之说，原来道理就是今天还在执行的制度；表面上的确没有什么，可实际就是领导的一句话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如果我们的提拔每次全部是公开的考试，我们社会还会有‘不学无术’的官吗；就是腐败也会得到较大的控制。

文/汪华斌

成都晚报6月16日报道，在抗震救灾中，包括江油市公安局巡警大队民警蒋晓娟在内的江油34名干部因表现突出、成绩显著被提拔使用。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因为蒋晓娟是为北川和平武那些嗷嗷待哺的受灾婴儿喂奶而不平常了。因为她为受灾婴儿喂奶而被广为传颂，并被公安部和中组部授予二级英模和优秀共产党员；并因此又破格提拔为公安局副政委。

是啊！地震发生后，被转移来的婴儿除了可以喝一点水和稀饭外；没有其他东西可吃。‘大人还可以饿、还可以忍，而这些小婴儿却不能饿、不能忍；作为母亲，我觉得这些孩子太可怜了。正好我还在哺乳期，就让我来给他们喂奶吧’。在受灾群众安置点协助工作的29岁民警蒋晓娟提出，‘我去给这些婴儿哺乳’。这是一种朴素的真诚，因为她是人性美的表现；所以表彰和学习都很正常，但破格提拔却有些匪痍；因为提拔是有能力与水平的要求，而人性美与此是风马牛不相关的。试想如果当时是一位农民大嫂给这些婴儿喂奶，地方党组织会不会破格提拔她呢；难道她就不伟大了吗。

我们的确看到，灾难的到来使很多人性都得到了放大；作为人民的警察本来就应该是为人民的，所以这喂奶也只是一种本能的体现；更何况这在当时任何母亲都会如此，因为这不是一种牺牲。所以蒋晓娟本人低调也是正常的，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宣扬。是啊！蒋晓娟的行为在特定的环境下显得格外有意义和感动人，但这个行为实质是大多数普通人都会做的。当然如果蒋晓娟没有被媒体报道，她即使给再多的孩子喂再多的奶；还能得到这个结果吗。

当然，如果蒋晓娟的确具备公安局副政委的素质；借这个时机提拔只是一种宣传，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我们社会宣传是领导的形象工程，所有领导都会争先恐后的表现自己。那么这种提拔也无可非议，只是被领导利用作为一种亮点而已。因为我们抗震救灾中涌现出了太多的英雄事迹，有的是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他们的光荣真的都得到了认可吗，不是还有志愿者为支援灾区而丢了工作吗；他们难道不比蒋晓娟的行为更感人吗。

我们的确知道，人的行为并不都是冲动的结果；蒋晓娟的行为应该是一贯为善的本质表现，因为人只有在关键时候才能折射出本质。我们看到这次灾区很多学生反映老师，大多是要学生们快跑；别看就是这么一句话，实际是人的本质表现。我们知道解放战争中，我们共产党的官是‘跟我冲’；而国民党的官却是‘给我冲’。这简单的一个字的差别，实际是两种不同人性的本质体现。这次网络上‘千夫所指’的‘范跑跑’，实际是与那些英雄老师比较后的反差大造成的。如果我们用惊慌失措在每个人身上，真正的英雄又能有几人；所以‘范跑跑’是正常的，蒋晓娟也是正常的；只是因为我们的媒体在不断放大再放大，结果我们社会就真的认为蒋晓娟是天使；而‘范跑跑’就是恶魔。这不是他们本人的错，而是我们社会媒体的错；是他们的颜色使人既能成为天使，也能成为恶魔。

我们社会的干部制度的确有问题，因为它是以领导个人意志为方向的；领导定的提拔对象，组织部门就去找提拔的理由；这就是我们的干部制度。看我们社会有很多为老百姓作出贡献的人物，最后都要被提拔成官；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我们社会的普遍现象。却不知，官是以能否胜任岗位责任制来定；并不是以社会舆论作为提拔的依据。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社会的公示制度比西方国家都民主；但我们却依然腐败分子层出不穷，因为我们公示的过程是个形式；所以老百姓也就没有人参与了。再加上我们不是公开竞争的干部制度，全部是上面领导的皇袍加身；所以对领导负责是我们社会的主要干部政策。凡是领导喜欢的，必然最后都有提拔的机会；凡是领导不喜欢的，没有几个不被下岗或排斥；老百姓充其量只是一个摆设，没有实际权力考评干部的提拔。

为什么我们社会有很多英雄走上领导岗位也胜任，因为我们的岗位责任制是空空如也；任何人到这个岗位都胜任，所以我们才把提拔干部当成是荣誉与待遇；这才是我们的现实。

------它能保证灾区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吗？

文/汪华斌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下简称《条例》）正式公布了，这是我国首个专门针对一个地方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条例；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赢得了全社会的赞扬声；大家都说‘这将迎来灾区重建的新局面’。

是啊！这个条例很及时，对我们国家来讲非常重要。因为灾后重建需要各个方面的协调，我们的传统管理都是领导出来协调；然而如此庞大的工程和较长时间的原因，单靠领导的意志是难以保证全局的正常化。所以把公共管理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以法规的形式来替代权力的协调；弥补以人为中心协调的不足，也淡化了我们社会的‘官本位’意识。

此外就是我们现在依然还是市场经济的原则，其它地方全部是政府退出；而灾区依然实行计划经济的模式，似乎整体不协调。正因为如此，这个条例反映了政府执政理念、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变革。是啊！社会捐款只能是临时的，政府补助也不可能一直补助下去；所以真正的发展还是需要依靠自力更生和市场的力量。

由于市场只是一个平台，市场本身是没有力量的；而经济的力量却是在市场中诞生的。如我去组织灾区的生产，这不是无私奉献；而是有相应的经济回报，这就是经济的力量。当政府提供秩序和规则后，市场就形成了；再加上政府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改善公共管理；解决公共问题，制定公共政策；结果市场经济就自动形成和运行了。

是啊！我们的确憧憬灾区快速发展的前景，也期待招商引资新局面。这的确对于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点，也是带动地方经济迅速恢复和人员就业安置的快速途径。然而我们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将依然会在灾区重现；因为我们在保证共同富裕的规则的确不多，更多的却是现行制度运行的一些概念性应用。

我们看到，我们社会以前政策规定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是五至八倍；现在的差距扩大到了万倍以上。是啊！一个年薪6000万的领域，内部一年拿6000元收入的人多的是；虽然我们国家的权威统计，目前中国最高薪的20%的人与最低收入人士的收入相差18倍；但以财产统计却相差70倍。虽然我们鼓励少数人‘快速地先富起来’，但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带动贫穷的人共同富裕；结果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变，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却得到进一步扩大。如我们的下岗人员吃低保，每月仅有生活费200多元；而与下岗人员同一起跑线的领导者，却成为年薪百万千万的新富人；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有权的人有钱，越有权的人就越有钱；这是我们今天社会的现实。

虽然两极分化是必然的，但差距太大却使贫困这寒心；因为我们现在依然还是多数人贫穷，而只有少数人致富了。这样的状况估计在灾区重建中必然再现，因为灾区重建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浓缩精华。

是啊！有一种悲痛叫力量，有一种倒下叫站起。汶川地震，已经造成数万同胞死难；无数家庭支离破碎。面对空前的灾难，生活还将继续；所以条例是鼓励生者重建的冲锋号，也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在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紧箍咒。然而条例却依然不能改变灾区重建中的两极分化，因为这是我们坚持改革到现在都没有找到解决办法的问题；‘市场经济允两极分化’，‘计划经济必须共同富裕’；我们就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同时，放弃了共同富裕；所以我们社会开始两极分化了。

是啊！《条例》的实施，对参与重建的国家工作人员是一种警示；谁碰底线，谁就受罚；灾后重建不是个别人捞钱和要好处的渠道，但条例并没有规定‘权力’不参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这就是我们社会‘权力’在市场经济中的无形手将在灾区出现，用‘权力’参与经济运行；自然就能快速致富。因此‘权力’经济依然是灾区重建两极分化的平台，这是第一个社会不公的体现。第二依然是垄断领域与国有经济体系，它同样会在灾区产生快速的两极分化；这是我们社会并没有解决的老问题。

此外灾区两极分化还有两个新问题，一个是抗震救灾中出现的亮点效应；如那些知名度高的地方将会成为快速经济腾飞的关注点，因为媒体效应也是投资经济的热点。结果那些被媒体遗忘的灾区，将难以得到同一程度的关注；所以区域发展不平衡将同样是灾区重建的问题，也是一个两极分化的新载体。另外就是抗震救灾中的名人与引起效应的人，同样也会是灾区重建中能快速致富的人；这些人如能引导好的话，将能成为灾区致富的带头人；反之则成为灾区两极分化的富人代表。

灾区重建，的确是政治但又不能用政治解决；条例解决了部分政治问题，但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我国市场经济的问题；如果不把这个紧箍咒念在前头，灾区要不了几年将快速出现新的两极分化；我们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难以解决，但灾区重建完全可以避免两极分化的产生；关键是我们如何能创新我们灾区重建的市场经济问题。

社会责任与道德良心排行榜的统计

-----捐款乘以评价系数等于社会责任和道德良心

文/汪华斌

最近网络上很多人开始抨击美国政府的人权歧视，因为他们对中国地震援助仅仅只有50万美元。然而当我们从捐款排行榜上看，美国政府的援助并不在最后；但我们却仅仅质疑美国政府的人权政策，因为捐款乘以评价系数才等于道德良心的排行；结果美国政府排到了最后，所以大家要对美国政府进行抨击。不知是抨击的作用还是美国人的良心发现，他们对我们灾区的援助追加到了1000万美元。

同样我们对国内明星与名人的捐款，也是按照这个原则排行；如我们在5·12关爱行动中看到，一对名人夫妻捐了10万元而且还对灾区人民大表同情；但在网络上他们的善举却遭到了普遍质疑，原来是他们所捐的钱与他们的收入明显不成比例。

是啊！老百姓评价一个人的道德良心，是不会以捐款的数量排行为评价标准；而是将捐款乘以评价系数，最后看这个排行榜的位置；你排在最后，大家当然要抨击你了；因为我们社会‘在利益面前是名人、在责任面前是普通人’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对于一些名人或名企业来说，捐款既是他们理应承担的一项社会责任；也是公开接受老百姓评价的时机。因为公众监督的并是你的捐款是多少，而是你捐出的良心份量；这是通过你的捐款乘以老百姓的评价系数，而并不就是你捐款的排行榜。

评价系数是什么，它就是你的社会贡献期望值与你的社会资源占有量的比；也就是说，当我们每个人的社会贡献期望值是‘1’时；你的评价系数就是你的社会资源量的倒数。即你占有的社会资源愈多，则你的评价系数就愈小；当你占有社会资源无穷大时，实际你的评价系数就是无穷小了。用这称量一下我们名人和名企业的社会责任与道德良心，实际也是对他们的一种社会责任鞭策。

如我们一位年薪6000万的垄断行业负责人，其占有社会资源量为无穷大；结果他把自己一年的年薪全部捐了出来。如果从绝对值看，6000万是一个多么鼓舞人心的数量；可是用评价系数一乘，发现他的社会贡献率依然是如此之低；这就是评价系数称量道德良心的魅力。同样一个下岗吃低保的人员，虽然只捐款了50元；当用评价系数一乘，发现这位下岗人员的贡献是如此之高；因为下岗人员是改革的牺牲品，所以社会资源占有量为零；一个为零的分母得出的评价系数就是无穷大，而无穷大乘以捐款数依然还是无穷大。

我们通常说，不比不知道；一比瞎一跳。在用评价系数得出的排行榜上，所有人的道德良心一目了然；因为你的社会资源占有量是公开的，自然评价系数也就一清二楚的了。所以我们名人与明星的捐款，实际他们自己也有一个评价标准；只是因为他们有些人在利益面前向名人靠拢，在为社会做贡献时却又向普通老百姓看齐；这样的人在我们社会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有一个相当大的群体。

用这个评价标准，不但能准确无误评价我们社会资源占有或占用者的贡献；就连我们台湾老板的道德良心同样也能准确评价。如我们有很多台湾老板，实际并不是平等竞争而获利；而是在我们大楼政策的扶持下而成功的，所以我们社会的资源实际是硬性摊派到了他们身上；自然这些人也成功了。试想这样的台湾老板，能用捐款数量与台湾岛内的商人比吗；当然要用一个评价系数，这样才公平。

如此说来，明星们也是如此；靠中央电视台在大陆走红的明星，自然也不能只用捐款数量与台湾或美国的明星比；他们同样应该乘以一个评价系数，使世人知道在我们社会占有的资源量。

我们有很多名人在自己岗位上的贡献，总认为是自己的功劳；可是当他（她）离开这个社会资源丰富的岗位后，为什么再也不能做出贡献呢；因为我们还不是一个公平的社会，我们还是一个资源计划分配的社会主义国家；拥有社会资源就能直接变成现实生产力，失去社会资源将永远没有成功的机会。所以我们有很多民营企业知道这个内幕，因此捐款同样能获得新的社会资源是他们的敏锐的眼光；所以很多民营企业争先恐后地捐款，其真实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个社会资源再分配的问题。

中国的老百姓很实在，献爱心必须与你从社会得到的等量；不要从社会上得到‘九牛’，本人却连‘一毛’也不愿意贡献给社会；这就是‘为富不仁’，老百姓最反感这样的人。所以在捐款这样的大义上，不要遮掩自己；因为老百姓那里早就有的帐目单了。我们每个人从社会上占有或占用的社会资源，这是难以蒙蔽任何人的；要知道我们的老百姓连腐败分子都知道，还能不知道你占有或占用的社会资源吗。

是啊！虽然道德良心的排行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老百姓还是要这样做；因为道德良心的评价标准就在老百姓的心中，他们当然有权这么做。

仅以此文献给那些道德良心无穷大的人，因为你们才是我们社会最可爱的人；因为社会发展最需要的是道德和良心，社会因为你们才有光辉和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