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华斌

1、‘国企领导人七项要求’证明企业管理失效

企业是什么，企业是一个独立的经济组织；它是责任与利益紧密联系的行为与过程，所以企业并不需要政治；企业管理直接能体现它的作用。如你履行职责失误，造成的损失自己承担；所以企业又是无情的，因为市场竞争也是无情的。

然而我们的国有企业却是一个权力与利益紧密结合的组织，惟独就缺少责任；所以中央纪委发布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自律“七项要求”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用政治手段来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从业行为；这就从根本上证明了我们中国企业管理的失效，使我们的企业管理又恢复到政治轨道上了。

2、国企下岗过程证明企业管理失效

企业要生存与发展，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人才。正因为如此，外国企业的老板对企业的人事管理上是没有个人恩怨的；因为每个人只对自己的岗位责任制负责，而不是对老板个人负责；所以在外国企业工作，决不会产生个人恩怨；就是竞争也是真正的优胜劣汰竞争。然而我们的国有企业的下岗，全部是企业领导人排斥异己；出现了优汰劣胜的中国特色，因为留下来的全部是领导认为是信得过的人。我见到某知名国有企业，竟然把有能力的人全部排斥出去了；因为有能力的人是领导的潜在危险。这样的下岗证明，说明企业竞争不是靠竞争力；所以企业管理是没有作用的。

我在日本见到有个老板，对自己手下一个技师个人矛盾很深；据说是世仇，所以个人从不交往。但在工作上却放心地依赖他，而且工资待遇全部是最高的；我问这个老板这样有利于工作吗。老板说‘这里是企业，谁的责任贡献大；谁就收益高，与我的印象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一个公开的分配和竞争机制’。

3、企业往来能腐败证明企业管理失效

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提出，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不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同业经营或关联交易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不准相互为对方及其配偶、子女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提供便利条件，不准在企业资产整合、引入战略投资者等过程中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等廉洁自律‘七项要求’。这‘七项要求’的行为竟然全部不是市场经济的企业行为，而是政府履行权力的再现；因为在真正的企业管理中，任何往来都不应该产生腐败；因为责任与利益对等。如我们收购伪劣商品成本100元，制假者自留50元而分给采购者50元；而这伪劣商品在企业造成的损失是1000元，于是企业将所有的损失转为你个人承担。这时你还会为50元而使自己损失1000元吗，这就是企业管理没有腐败的原因；因为它是责任与利益完全对等的行为，所以国外的行贿者才主要是针对政府官员。而我们的企业是调查你是否有证据证明你接受了50元，所以处罚也就是退出这50元而已；而企业的损失由企业承担。从而可见，用企业管理不仅不会有腐败；而且还要有知识与能力，避免自己采购伪劣商品。

由于我们的企业领导人并不是真正的企业主人，但又代表主人行使职权；而真正的主人是一个概念，所以我们的企业管理还是相当于政府部门的职能管理；有权力没有责任是我们的特色。结合国有企业腐败的实际情况，全部是权力与责任脱钩；如采购，伪劣商品的损失由企业共同承担；所以采购的好处个人自得，因此没有人行贿还会主动找人索贿；这就是我们的企业实际，也是企业管理没有作用的原因。

4、企业的分配制度证明企业管理失效

企业管理特别强调分配制度，它是企业管理的核心；也是企业管理的动力。正因为如此，企业管理的分配制度是公开而且是公平的；它从岗位竞争到岗位责任制的考核，全部是公平竞争的原则。如它首先是照顾股东的利益，强调股东利润的突出性；在这个基础上，有工资总额的限制和二次利润的分配原则。看我们的国有企业，可以随时向国家要政策和补贴；然后把这些作为自己的业绩，再向国家要奖励。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企业负责人能达到年薪6000多万元；而老百姓年薪却只有6000多元，是领导的万分之一；这样企业内部的两极分化，肯定是企业管理失效的证明；因为这从企业文化上也是违反机制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分配制度根本无法体现企业管理的原理；全部是政府行为在左右我们企业的分配，所以说中国企业管理没有作用从分配制度上也就一目了然。

5、从岗位竞争上看企业管理失效

我们企业岗位的竞争实际是领导的皇袍加身，而不是按岗位素质要求进行公开或平等竞争。如我当初在企业没有全质办时而负责全面质量管理工作，结果很快全国有名了；而且成果不断，于是企业要正式成立全质办了；当时上下都认为我肯定是全质办主任，谁知却提拔了一位书记当全质办主任；原来是这里容易出成果，所以把领导想提拔的人安排到这里镀金。

看我们现在国有企业的各级领导人，有谁是自己公开公平竞争上的；全部是领导的皇袍加身。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国企领导人才能把自己的‘亲朋好友’全部安排到企业的领导岗位；而没有合适不合适的概念。当然这也是中国的MBA没有舞台的原因，因为全部被领导安排了自己的‘亲朋好友’。我们现在没有岗位素质的要求，全部是领导定了后再去放大闪光点；如果你是工程技术人员，就说你业务水平高；如果你没有学历，就说你有实践经验；总是领导的安排必须兑现，而且还要有理论依据；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岗位竞争。

------学习《国企领导人七项要求》的体会

文/汪华斌

改革开放前，我们的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实际是相当级别的官员；因为不同的企业都有其相应的政府级别，这级别就是国企领导人的待遇。也正因为如此，那时我们有很多国企领导人是能随时调任政府相关部门任职。

改革开放后，我们学习西方国家的经验；试图用职业经理人代替企业领导人，从而全面取消国有企业的级别是改革的第一步。一时间在中国大地，上十个人的企业领导人与上百万人的企业领导人是一样的；全部是职业经理人的称呼。当然这在管理理论是可行的，因为不同的只是管理的层次而已。

为了配合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下岗的下岗；改制的改制，目的就是把政府职能的企业变成市场上独立的经济实体。然而可惜的是，我们中国人的‘官本位’根深蒂固；我们的改革虽然形式上到位了，但观念上我们还是习惯于‘官本位’。看我们的国有企业，在管理文件上虽然也搞ISO9000；但实际还是领导的上传下达。至于我们各级领导的程序文件，那更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因为我们中国人根本不相信，我们知道我们企业领导的实际行为是不能公开的。如我们领导的吃喝玩乐是工作的主要内容，这能写进公开的程序文件吗；肯定是不能的，结果企业文件形式主义成为我们中国的最大特色。

是啊！从企业理论上讲，企业是一个经济实体；它又如何能产生腐败呢。首先它在产权制度上是明确了责权利，其次是管理程序和文件的公开化；使得任何管理者全部执行统一的标准化，因此责任也就一目了然；所以企业管理的实际是不应该产生腐败的。然而我们的国有企业却是腐败的主战场，因为我们在体制与产权等核心问题上的故意模糊；使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成为领导人敛财的舞台。我们现在逃到国外的贪官，有一大半是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这个舞台使他们快速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正因为政府放权而使国企领导人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所以大权独揽的企业领导人更加飞扬跋扈；因为企业并不是自己原始积累起来的，所以也不并不关心企业的效益；而是用权力为自己谋私，什么途径最快就用什么途径；有人说改制最快，于是改制使企业一夜之间成为自己私人的了；有人说用年薪制最快，于是6000多万的年薪成为世界之最；总之我们是摸石头过河，能使自己先富起来的方法就是好方法。于是下岗是中国国有企业独创的，末位淘汰是中国国有企业最先引进的；‘一个人拿三个人工资’的满负荷工作法，更是中国企业的专利；当然这专利也使得国际上的企业管理研究者们目瞪口呆。然而不管咋样，我们实现了‘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目标；所以我们的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是相当成功的。但因为腐败成为中国企业的特色，所以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一条能使国有企业领导人腐败降下来的途径。

是啊！腐败再也不能继续泛滥成灾，所以中央纪委近日发布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自律“七项要求”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中的共产党员违反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提出的廉洁自律“七项要求”行为适用《党纪处分条例》的规定给予处分的若干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为严肃惩处相关违纪行为提供了依据；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从业行为，深入推进国有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

虽然是指明“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不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同业经营或关联交易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不准相互为对方及其配偶、子女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提供便利条件，不准在企业资产整合、引入战略投资者等过程中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等廉洁自律‘七项要求’”。但这“七项要求”的条文，也只是我国官员的反腐倡廉归纳；它与经济实体的关联不大，更不是企业管理中岗位责任制的补充；只是还原到了政府管理的主轨道，用政府直接管理的行为来减少腐败；因为腐败就是政府放权后产生的。

是啊！当初改革开放中，我们经常见到外国的企业家到我们国有企业任职；结果全部失败。原来我们的企业家一直是官员，所以职业经理人当然就不称职；这也是我们国有企业到今天还要政府任免领导人的原因。是啊！既然是名不副实的经理人，还不如就公开承认我们是官员的好；这样回归政府的直接管理，起码我们的腐败分子会大大减少。我们国有企业的管理责任回归，使我们国有领导人‘独步天下’的时代过去了；但同时也很多实质的东西难以回归了：如我们的下岗人员，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贫困代表；再如我们国有领导人，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先富起来’的人；这些改革成果不知如何激励后面的改革者，我们只能是困惑地等待。

-----为《广州公布08年工资指导线》叫好后的思考

文/汪华斌

近日，广州市2008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已经确定；也就是说，正常生产、经济效益和工资水平均处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企业可按基准线14%涨工资。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政府通知要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指导线发布后30天内，应对工资调整进行讨论；并报劳动保障部门备案’。在广大职工为加工资而高兴时，我却为政府第一次定位准确而叫好。

是啊！市场经济下的政府，维持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是其主要职能；也就是说，控制物价和调整工资水平应该是政府的职能。然而这些年来，我们的知名企业想涨价找政府；想要贷款同样是找政府，就是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天价收入’也是政府造成的；惟独就是老百姓的收入政府管不了，使我们的政府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是这些特保企业的母亲；而把自己的主要职能忘记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的不良贷款增加；我们社会的两极分化拉大，我们社会的老百姓基本处于没有保护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民营企业对老百姓的工资随意；国有企业同样也不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成就了少数人的快速致富；而多数却在原地踏步，相当多的人却是生活水平的倒退。

是啊！我们政府长期把自己的定位搞糊涂了，使老百姓也混淆了我们政府的职能；如我们政府说‘房价飞涨是国民生产总值的表现’，于是就任由‘房价’疯狂增长。在房价火箭升高中，我们的开发商竟然伙同银行进行假贷款；如用‘无中生有’的房子作为抵押贷款，用别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就能贷出钱来；而且还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房地产潜规则。最后伤害的是老百姓，损失的是国家；银行和开发商竟然双赢，这就是我们政府的定位造成的。

再如我们与国家接轨，国际上的价格波动我们政府及时介入；如能源涨价，我们政府就即使补贴能源；原材料涨价，我们政府就及时减税或政策性补贴；我们的产品出口没有竞争力，我们的政府就急忙为企业退税。这一切政府的行为，使我们的企业经营管理者们看到了企业的效益不是靠经营；而是靠找政府要政策或补贴带来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中国的企业需要的不是企业家；而是一些如何与政府打交道的‘小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市场无法稳定；我们的老百姓收入和生活必需品水平也没有保障，因为我们的政府整天在为某些企业排忧解难；在我国下岗大潮中，我们的政府竟然直接为企业的排斥异己而保驾护航。所以我们的政府既是国有企业的母亲，也是民营企业的母亲；还是台资企业的母亲。然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它却是一个忘记了自己母亲（老百姓）的女儿；所以老百姓受苦受难政府不管，企业有个风吹草动政府忙个不停；这就是我们这些年改革中的政府。

是啊！政府控制物价是自己的职能，咋能成为企业涨价的后台；同样我们的政府应该是老百姓的保障后盾，所以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政府当然也是必备的职能。控制了这两头，企业自己会经营的就能生存与发展；不会经营的就自己破产，这才是市场经济。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广州政府确定‘今年的工资指导线较过去幅度提高’；即基准线为14%，上线（警戒线）为18%；下线为5.5%。这样的政府行为不仅老百姓高兴，就是经营者也高兴；因为我们这些年的经营实际是在与政府耍手段。也就是说，同样的企业与政府关系不一样的；其政府效益是大相径庭。这不是市场经济，而依然是‘权力经济’；所以我们社会的腐败经久不息，并不是反腐败不力；而是社会机制造就腐败。政府的职能定位准确，我们社会的腐败将会急剧下降；因为腐败没有市场，又如何形成腐败。

政府通知首次明确，‘广州将首先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建立工资指导线备案制度’。也就是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工资指导线发布后30天内，企业方应与企业工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全体职工大会）对企业本年度工资调整进行讨论；就工资是否调整、调整幅度、执行时间等向工会或职工进行说明，并制订实施方案；经主管部门（出资人）审核同意后，报当地劳动保障部门备案’。这一通知，将是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有压力；因为老百姓的成本要在经营中消化，于是产品涨价肯定是他们想到的唯一途径。因此政府对企业工资增长的明确态度后，还应该表面控制物价上涨的态度；因为只有两手都硬，才能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只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社会才能和谐与安定。

这次政府的首次定位，老百姓普遍欢迎；但同时也担心，‘没有强制力，会有多少老板会听政府的话涨老百姓的工资呢’；其实不然，政府只要定位准确，就能有‘硬约束’来确保员工分享企业发展成果。我们的政府不是没有办法，而是自己想不想管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为别人造福的过程，自己将是吃力而没有好处的事；这才是考验政府的行为关键。

文/汪华斌

今天几个MBA找我，说‘国资委连续六年海选招央企高管，现在有不少人都得到了高升；是否MBA今后就可以直接竞争央企高管’。我说‘永远不要相信公开发布的信息，因为内幕是另外一回事；我国现在公平公开竞争的唯一地方是高考，而公开并不公平的竞争是公务员进门考试；其它的就没有任何公平了，更没有任何公开的了；至于我国海选招央企高管的程序通常是领导先内定，再送到国外镀金；回来就说是公开海选招聘上的高管。这样选拔高管的三步曲比比皆是，远不是央企高管独出心裁；所以你们MBA就永远不要做这个梦了，因为这是皇袍加身的美梦’。

是啊！近日国资委发布消息，将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16名央企高管；这已是国资委第6年公开招聘央企领导。据统计，前5年通过这种方式一共招聘了91名高管。是啊！‘海选’已连续6年了，个个称职而且得到了提升。说实在的，如果我们国资委‘海选’91名傻瓜当高管；同样也不会因为能力不行而解除聘用，因为我们现在的位置是一种行政待遇；而并不是真正的经营，所以无责任的官能有谁不能胜任；这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国企高管辞职的事发生，而且还会继续不会发生。所以宣传‘海选’是第一次，只是为了与时俱进的舆论；而在核心过程上永远是那么简单的三步曲。

我们不会忘记‘海选’的第一次是某知名企业公开招聘十大处长，结果全国人才蜂拥而来；最后成功的人，全部是该企业原来党委会已经通过而没有正式发文的人；没有一个外来应聘者竞争成功。更为可气的是财务处长的岗位，竟然是本企业一位连高中学历都没有的会计竞争上岗；而那些外来的财务博士和财务教授全部失败，这就是内幕。外面公开的理论考试成绩该会计为五十几名，结果参加面试的就以五十几名为限；最后面试后该会计为第一名，综合考评后为第一名，所以公开招聘成功。要知道我们的国资委公开招聘央企领导，谁知道每个成功招聘的背后是什么；因此这为中央企业输送的91名高级管理者，他们自己心里才最清楚；再就是提拔他们的领导清楚，其它的就是组织部门具体办的人都不清楚；这就是我们的人才制度，而且还将继续发展下去。

是啊！我们只知道公开的信息，平均年龄仅为40岁左右；学位水平均为本科以上，其中不乏硕士及博士；并且都有非常丰富的业内经验。我们国有企业为什么全部提拔工程技术人员，就是因为业内经验丰富。我们的国企业领导们为什么用公款读EMBA，就是为了这个金字招牌；而里面的内容并没有人懂，因为他们是当初对管理外行时才提拔到管理岗位的。至于我们那‘高管都拥有多年的同类企业、同类行业的工作经验、管理经验’更是无稽之谈，因为有些官是没有毕业前就内定了；经验丰富在哪里。我单位负责人在读工科研究生时就内定了，结果没有实习就到了领导岗位；后来调到一个外事活动的管理部门当领导，没有谁说他不称职；反而说他大型国有企业中担任过重要职位。

我们有些专家学者担心‘空投’海归有危险，因为他们是从自己的实际经验而产生的担心；如在以往的公开招聘中，曾经出现了‘偏爱’海外归国人士的倾向；甚至出现为了任用‘海归’而将本来可以胜任工作、对本企业情况更加了解的原领导更换的事情。还有的认为‘海归能为国有企业带来新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以及很多专业的素养，但可能很难在中国企业里发挥作用’。然而我要说的是，我们这么多的‘海归’却还是没有人重视ISO9000在我国的形式主义；因为这些‘海归’也只是去镀金的‘海归’，而并不是把西方国家的管理知识和理论带到我国来的‘海归’；很多‘海归’自己也都搞不清ISO9000是什么。

是啊！理论上讲，在我们国有企业里做一位优秀的企业领导；除了学识水平、个人能力这些必备的要素之外，还要对政策水平和本单位情况的熟悉。然而我们忘记了另外一件事，听党的话是永远的真理；我们不需要理解中央精神，我们只需要与中央领导保持一致就行了；我们不需要对各种政策的预见，只需要及时向领导汇报就行了；我们的日常工作不是决策与经营，而是吃喝玩乐；所以我们的理论上的真知灼见者，实际却是处处碰壁。因为我们的国有企业只要是把责任分级具体，下面的领导就坐立不安；而当我们永远是‘假、大、空’的考核制度时，我们个个领导是笑容可掬。别看我们现在是‘海选’，实际我们还是领导在那里高瞻远瞩地内定；我们需要的不是能力与知识，而是我们社会永远的主旋律-----关系；这才是能当上任何官的真实原因。

文/汪华斌

中国人的性格之所以得到全世界的认可，主要是因为中国女性特别温柔；所以我们举办奥运会，世界各国人民都想领受中国女性特有的温柔。然而我们的奥运会还没有正式开始，中国女足竟然在世人面前演练了一次全武行；使世人从此对中国的女性要另眼相看了，因为‘不爱温柔喜欢暴力’竟然是我们现在女性的特色。正是这中国女足的暴力事件，提醒我们奥运会的防暴方向要改变；因为中国人自己的暴力倾向最可怕。

是啊！中国男足的暴力是世界有名，不仅敢于犯规；而且还敢于指责或辱骂裁判。所以中国男足的技术不咋样，但世界上没有不怕中国男足的；他们因为暴力而使自己闻名于世。然而可惜的是，7月3日在武汉进行的一场青年女足锦标赛；竟引发了一场40余人参与的群殴，这在世界也是闻名于世而且首屈一指；从此以后中国女足出名了，在暴力上能与中国男足不相上下；世界上恐怕再也不会有中国女性温柔的定义了。

本来两支足球队的比赛，任何犯规都是正常的；何况还有裁判呢。然而我们两支中国女子足球队因为犯规被裁判吹停比赛后，被侵犯的球员竟然突然挥拳打向侵犯自己的对方球员；而对方当然也不会示弱，随即两人正式撕打在一起了。这样异常情况的发生，应该是双方队员相互制止本方球员；谁知40多名正在比赛的以及坐在替补席上的双方球员马上冲上去相互攻击。面对这样开天辟地地混战场面，就连当值裁判也有些不知所措；直到比赛监督和双方教练组冲进场内，场面才得到控制。

面对这样恶劣的事件，武汉足协解释为‘天气异常炎热，导致双方球员情绪急躁’。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奥运会应该改在严寒的冬天召开；那样我们中国人的情绪就不会急躁。而八月份的奥运会，正是我们中国人的盛夏时刻；我们一旦因为天气炎热而情绪急躁，使用暴力对付各国运动员了又咋办。假设各国运动员的脾气好，不与中国人争强好胜；那外国游客呢，他们可是本国运动员的啦啦队呀；他们要与中国人争强好胜又如何办，难道我们再一次暴力对付他们吗。

此外外国裁判也不敢来中国参加奥运会了，尤其是不敢主持有中国队参加的比赛；一旦没有按照中国人的意志裁决或作出对中国队不利的裁决，裁判的生命是不是要受到威胁；因为暴力成性的中国人，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对裁判实施暴力。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运动员是受过职业道德教育的；结果依然是暴力成性，那我们参加奥运会的志愿者可没有系统培训与教育呀；他们如果用暴力的话，那我们的奥运会将是一个暴力无处不在的奇特大会；使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人竟然人人喜欢暴力。

是啊！出现了这么大的事故，我们竟然以‘天气造成脾气坏’而搪塞；实际是在告诉全世界，我们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是啊！我们能够为争公交车的座位而打架，我们也能因为对方对自己不礼貌而打架；‘打架’竟然在中国人眼里为正常。我单位原来有位民主党派人士因坚持原则而被同事打了，当时他认为自己不还手就有理；谁知单位负责人不许向公安机关报案，说是单位职工打架是正常的；只要伤害者赔偿了医学费就了事了。事后反而说这位民主党派人士不会做人，打架还手不就不会受伤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领导。

我实在很难想象我们的奥运会，因为心浮气躁是中国人的真实写照；一旦我们的运动员与外国运动员闹起来了，我们的运动员能控制自己的暴力性格吗。一旦我们的志愿者与外国游客闹起来了，我们的志愿者能控制自己的暴力性格吗。我的确怀疑，因为暴力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习以为常了，可外国人能习惯吗。

我们现在应对奥运会的暴力事件，全部集中在恐怖活动上；却忘记了我们中国运动员有暴力倾向，也忘记了我们的服务人员同样有暴力倾向；更忘记了我们那志愿者，他们同样也有暴力倾向。如果再遇上我们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有暴力倾向的话，我们的暴力事件恐怕是应付的人都没有；所以我们如何防止暴力事件，恐怕多想一点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最好。

文/汪华斌

中国人的会多，除领导的指示会外；就是各种表彰会多。一个工程完工了要开庆功会和表彰会，一个阶段性工作结束了同样要庆功会和表彰会；至于半年一年了，我们更是要开庆功会和表彰会。再加上我们特有的节日表彰，如三八妇女节的表彰；五一劳动表彰，六一儿童表彰；七一党员表彰，八一军人表彰；我们一年四季都有表彰大会。

如果说我们改革开放前的表彰大会是表彰老百姓居多的话，现在的表彰大会几乎清一色的干部；除了每次不同特色会议有一些特殊的老百姓点缀一下，所有的会议都是领导干部的集会。以前我们的领导还谦虚一下，把荣誉称号让给老百姓；现在的领导当仁不让，各级先进都是以领导为主。所以现在的表彰会，领导是永远的红花；只是有时换一些不同的绿叶陪衬领导而已。

是啊！如果说现在的领导比老百姓忙，那么他（她）所得的不就是回报吗；还有必要再表彰吗。以前我们共产党人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现在是‘自我表扬与公开表扬’；是啊！看我们领导干部的党员自我评定是‘表扬’，我们领导干部的年终总结还是自我‘表扬’；至于在表彰大会上的‘表扬’，就是对领导们的公开‘表扬’了。正因为这样这些举不胜举的‘表扬’，使我们的领导终日陶醉在‘表扬’中；真的以为自己就是老百姓的‘救世主’，于是到处是领导干部高高在上的作风。

正因为如此评比会、表彰会、总结会，使我们的领导干部忘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法宝。现实生活中，我们的领导干部就是偏爱报喜听优；特别反感报忧。说起政绩来长篇大论，如数家珍；甚至不惜夸大其词。说到缺点与不足，则寥寥几句；语焉不详。这不是我们领导干部自己缺乏‘揭短’的勇气，而是我们社会形成的‘潜规则’；自己对自己以‘表扬’为主，领导对自己才能以‘表扬’为主；如果自己都不表扬自己，那领导就更不会表扬自己了；这就是我们社会的表彰观念。

其实我们在表彰风气的鼓吹下，相当多的‘喜’实际是笔杆子总结出来的；而实际的‘忧’却被领导忽略不计。结果上行下效，我们在‘肯定成绩就是鼓舞士气’的错误观点下；成绩无限放大，结果我们的领导永远是成绩了；企业破产了，领导还是先进；单位问题成堆，领导同样还是先进；因为我们除了纪委查出的腐败分子不能是先进外，所有的领导必须是先进；这样才能成为老百姓的标竿。

然而我们放眼世界，人家并没有我们这样的表彰；因为我们的表彰现在成了‘拒绝批评’的挡箭牌，结果我们社会的领导越来越独断专行；这是我们长期为领导总结经验造成的。我们这次看欧洲杯，却看到了西班牙的成功；而这个成功特别的是，英雄主义平均化；也就是说这支球队，人人都是英雄；个个都是胜利的保证。而我们的表彰大会，从来只肯定少数精英；更何况有的精英实际是我们笔杆子总结出来的。所以我们每次的表彰大会，实际是在伤害大部分作出贡献的人；使大家心灰意冷。因为你干的再好，桃子永远是领导的；所以我们社会的老百姓对表彰大会很冷淡，说是‘领导们的又一次集会’。

我们社会从来不缺少正面表彰，缺少的是没有人‘揭短’；所以我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被遗忘了，我们只记得‘表彰、表彰、再表彰’；我们全社会都听‘喜’，我们的领导当然在喜报中享受自己的成果。如果我们只报‘忧’呢，领导还能心安理得的享受自己的‘错误’吗；恐怕是要追究责任了吧。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的表彰会完全可以改成‘差距责任会’；公开差距，暴露责任；使我们被遗忘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重新拾取，使我们社会回归一些‘真实’；兼听则明，减少失误与损失。

是啊！我们老百姓有时很纳闷，明明在老百姓那里问题成堆；可到了领导那里，就只剩下成绩而没有问题了。为什么我们有的班子没有战斗力，因为长期在‘假、大、空’的总结造成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对老百姓没有凝聚力，因为任何时候领导都是摘桃子的人。

我们全民的确到了一个反思的转折点，那就是表彰还有必要吗；表彰激励了谁，又鼓励了谁；表彰实际冷落了谁，表彰实际打击了谁的积极性。本次震灾中的所有军人、所有医护人员、所有志愿者、所有向灾区捐过款的人、所有坚持在自己岗位上为灾区献过一份力的人，全部都是值得赞扬和值得尊敬的；他们是英雄主义平均化，不需要表彰大家都记得。如果我们表彰少数人，那么多的无名英雄又是如何想呢；何况我们抗震救灾中还有不和谐声，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省与查找差距吗。可以豪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们把‘学习宣传抗震救灾英雄模范大会’变成差距责任的各级会议；全国人民将能真正大力弘扬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并从中找出我们社会的真正问题；这将是一次划时代的变革。

是啊！我们每次表彰的总结都是‘职责所在’，既然如此是份内的事儿；那又什么要来表彰呢，又在哪里产生英雄呢。是啊！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一种无奈，就是听表彰会的无奈；明明我们知道这人不是英雄，他（她）却把自己当成英雄在那里做那‘假、大、空’的英雄报告；这会让所有正直的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文/汪华斌

沸沸扬扬的‘华南虎’‘假虎案’尘埃落地，公安机关正式确认了这是一起人为的造假事件；当事人及其相关人员都受到了相关处罚，我们社会似乎从这个案件的终结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然而一些有良心的中国人，却透过‘假虎案’看到了另一个社会问题；那就是我们社会产生的多于牛毛的成果，‘有真的吗’？

是啊！周正龙炮制的虎照‘怪胎’，从酝酿、产生、演变；始终渗透着相关部门和领导的‘权威’意识，缘于他们普遍认为‘拍到虎照是偶然中的必然’。然而我们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领导的指示就是‘真理’；于是‘专家组’的鉴定也得维护领导的‘权威’，因此这个成果就鉴定出来了。这次如果不是网络把它作为一个公众事件而公开，恐怕这个成果会成为林业部的特级成果；各级领导都会成为成果的负责人。

正因为如此，我开始还是‘挺虎派’的；是啊！专家学者们的现场鉴定，政府机关的层层审查；各级领导的公开表态，我难道会怀疑一个农民作假吗。要知道我们社会的各类成果，全部是这样的程序鉴定出来的；先是各级领导的审查，再就是专家学者的鉴定；最后成果就产生了。我们的科研成果是这样鉴定的，我们的管理成果同样还是这样鉴定的；我们社会每年多于牛毛的各类成果，全部是这样的程序产生的；没有发生过异议，这次形成国民异议的应该是第一次。如果不是网络上公开成‘公众事件’，异议还不是没有任何作用；我们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相关人员不是得到了相关奖励吗。

想当年我在国有企业的时候，两耳不闻工作外的事，全部身心在工作与研究上；结果我总在具体项目中创造出成效。当时我不知道‘官本位’，把成果发表文章后再总结申报成果；结果我的成果总是五等奖。后来有一个成果总结时，一位领导要我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我照办了，结果这个成果成了部级二等奖。原来是我以前总结成果时，从不把领导的名字署上；全部是我们干活的相关人员。所以领导审查时，全部按最低级别批；后来因为署名领导了，结果就按领导的级别往上报了；根本没有人来现场进行鉴定，就是在酒店里召开了一个鉴定会；吃喝玩乐后还有鉴定费拿，所以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们个个满脸笑容地签字了；再加上有哪个专家学者的成果不是这样鉴定的呢，全部是按领导定好的级别签字同意；这就是我们社会的成果鉴定，也是我们社会公布的成果来源。

有位院士当初做实验时，从不统计数据；无论多少次实验，只要有一次与他的结论吻合；他就用这次数据进行分析。我当时不知‘天高地厚’，说这违反了统计原理；应该用全部的数据进行统计，结果我被调出了研究机关；而这位把我调出研究工作的领导最后成为了知名院士。是啊！这位院士的研究成果还有实验数据，哪怕是误差很大；那也是实验数据呀。我见到某大学的成果报告，竟然全部是在图书馆里完成的；把外国成果数据进行处理，随意加上自己的想当然数据；结果竟然是国家级成果了，因为人家知名人士全部是课题组成员；他们的成果不是国家级，谁的成果能上呢。

为何我们社会总是与‘官本位’挂钩，原来是我们领导的权威决定的；因为我们的领导者既是行政领导，还是技术权威；所以领导的面子决定了成果也是领导的。不是领导的成果，领导审查就会‘枪毙’；即使是领导的成果，还要按领导的级别定成果的级别。你是高级领导，你的成果才会进入部级以上的级别；所以我们社会的成果是先由领导确定‘结果’，再由相关部门或人员组织‘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过程’是形式；只要不违反‘结果’，任何形式都是可以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的成功者永远是领导；谁见过一个无名的老百姓得到过国家级成果吗。这不是我们老百姓创造不了国家级成果，而是真的创造出了这样的成果；只要没有署名领导，全部被领导‘枪毙’了；因为国家级成果永远是属于领导的。就如同我单位负责人对我说，‘谁叫你的论文比院士都多，你不下岗还有谁会下岗’。

是啊！‘假虎案’的终结不等于我们没有思考，反而对中国成果产生了全面的怀疑。因为这次是周正龙个人造假都这么难证明，那要是我们的领导造假呢；是不是更难证明。那要是集体造假呢，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证明；如此说来，我们社会的成果的确使人怀疑；难怪这些不能成为生产力的成果，却是领导们名利双收的途径。这样的成果，我们社会是不是应该越少越好。

‘假壶案’的终结，应该是我们成果造假全面整顿的开始；不然我们的成果比西方国家多，我们的生产力却永远比他们落后；我们该冷静了。

文/汪华斌

最近国际油价大幅度上升，已使我们的国企开始气恼；又遇到原料涨价，尤其是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欲提价95％；这国际市场上的气势汹汹，本以为国企又会是内部消化；谁知这次竟然确定钢材的全部涨价，把涨价影响全部转移到下游产品身上；而下游产品刚好是老百姓经济，再加上今年汶川地震的重建；这老百姓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

有什么办法能避免老百姓经济的困境呢，这就是国企业负责人的大幅度降薪；如此一来，国企的成本就能消化；降薪的理由如下：

1、国企负责人早就是‘先富起来’的人了

看我们现在的国企负责人，基本没有与低保为伴的人；全部是豪华福利房住着，还有几套闲置的商品房；高级公车坐着，自己还有高级小车；公款吃喝玩乐，自己还有天文数字的年薪。此外国企负责人不愁子女的就业问题，绝大部分都在国外的贵族学校豪华消费着；参加工作的全部是顶呱呱的工作岗位，所以国企负责人现在是我们社会最无忧的人；就是一分钱的收入没有，他们照样是富人阶层的高级生活。

我们的改革开放理论是，‘先富起来’的人要帮助没有富起来的人共同致富；然而这些年我们忘记了，没有要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帮助下岗人员；因为这些当初同样收入的人，现在是两极分化的代表；国企负责人年薪几千万，而下岗人员的收入不到三千；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几万倍。如今老百姓经济面临困境，这些‘先富起来’的人理所当然要承担责任；因为当初是别人下岗而使他们富起来的。

2、国企的效益与国家政策全部用在了领导人的收入上

我们同样看到，这些年国企经济效益的上升；并不是管理的结果，而是国家经济环境与国家政策和财政补贴；结果这些表面效益被领导贴金了，当然年薪就是这样快速提升的。从2003年开始，我们国企负责人的公开收入就如同火箭；有的一下子从10万到了百万，至于千万都不知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反正国企的效益百分之八十被负责人们瓜分了。这些本来是老百姓的东西，现在还给老百姓也是十分正常的了；要知道我们国有企业的工资改革本就不合理，老百姓与负责人的收入差距到了万倍。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前，我们国企业负责人与老百姓的收入在同一等级线上；全部是论资排辈的收入等级。改革开放前几年，我们确定了企业负责人要拿老百姓的五至八倍；结果所有的领导全部在一夜之间，将自己的收入调整到了老百姓的八倍；现在就是那二十几岁就当负责人人，也敢拿这老百姓胆怯的收入。

是啊！如果我们就是调整到五至八倍，国企负责人的减薪也是天文数字；何况我们企业负责人现在不缺钱，所以作这个贡献也是校正改革的偏差；更是把老百姓的利益归还到老百姓，远不是我们国企负责人的贡献。

3、国企负责人到了面向社会公开竞争的时候了

中国的国有企业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责任肯定不是老百姓；因为我们国企的高层管理者只会要政策与财政补贴，并没有人从培养核心竞争力上用心；统计我们国企的高深技术，全部都是高价买来的国外技术；是啊！我们把进口技术和仪器的说明书翻译为中文后，竟然成为我们的科技进步奖了。虽然我们六千多万人下岗为国企减负，结果只是成全了企业负责人的快速致富；对我们社会依然没有贡献，有的还是负担。

是啊！当我们国企的效益好时，全部清一色的扩大生产规模；结果这种产品生产能力越来越大，内涵管理空洞无物；这种机制无力的管理使任何风吹草动都感冒，何况还有国际金融危机的竞争。这样的管理模式，使我们国企负责人真的把自己当成管理专家了；结果‘无知’‘无畏’是我们国企负责人的共同点。现在国企到了凭知识与能力竞争的时候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这些‘滥竽充数’的人留着不变呢；降薪是理由，公开竞争换人是目的；因为我们要更换那些把涨价矛盾转移的人，使有能力消化涨价因素的人走上国企的领导岗位；这些人既能用知识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还能培养我们国企新的核心竞争能力。

当然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愿意用2美元的年薪接管一个企业；如果说我任何企业都能胜任的话，那是吹牛；但象宝钢和武钢这样的钢铁企业，我当总经理不会比任何人差；因为我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论文已经证明了我们的能力。

是啊！我们是眼睁睁的看着老百姓经济再度陷入困境，还是看着国企全面“猝死”；现在再也不是上个世纪了，再也不可能用牺牲六千万下岗人员而救活国企；现在到了真正呼唤‘管理是生产力’的时候了，也是给国企负责人全面大幅度降薪的时候了；因为国企再也不能再在这些人手里谋私了，它应该为中国的老百姓作贡献了。

文/汪华斌

‘管理’在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它既是竞争能力的舞台；还是竞争能力的舞台导演。所以‘管理’自己既是市场经济的生产力，还是竞争能力的催化剂。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才把管理上升为一种标准；目的就是提高生产力。然而当我们引进市场经济并同时引进管理后，却发现‘管理’到了中国就萎靡不振了；原因何在，见仁见智；今天在一次讲课的课堂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竟然说出了几条理由：

1、中国当官任何人都能提拔，惟独就是‘管理’的人不能提拔

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就是当官，当官是中国人的唯一价值观；所以中国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想当官’的社会。我们看西方国家的人才通道，相当明白；工科的学生，这就是将来的工程师；理科的学生，这就是将来的教师或科学家；医学院的学生，这就是将来的医生；而商学院的学生，这就是将来的官。然而我们社会却不同，工科的学生既是企业家；还兼任工程师。理科的学生，既是官员又是教师；还是科学家。医学院的学生，既是医生还是官员。最后只有我们学管理的商学院学生，既当不了官；又没有自己的行业或领域；结果只能为工科、理科和医学院的学生当秘书。

由于存在就是意识，所以我们社会没有人看中‘管理’；因为连不想当官的专业都能当官，而只有本是当官的专业却不让你当官；自然在个人价值观里，‘管理’已经被中国人抛弃了；这是我们社会的第一价值取向。

2、我们的社会体制决定我们是向上负责，而‘管理’却是向下负责

管理是一种具有明确目标的行为，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透明体系；这在西方国家是能行的，因为他们是向下（纳税人）负责。然而我们却是一个向上负责的社会体制，因为是领导提拔我；所以我就只向领导负责。向上负责的主要特征就是上面的永远是指示，所以指示的产生是不能公开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下面的管理也就不需要能力了；因为‘管理能力等于知识与实践的集合，再乘以本人的悟性系数’，要具有这个必须‘学而优则仕’；而执行领导的指示是不需要‘学而优则仕’，只需要一个忠诚度就行了。

看我们现在的社会，用专业技术代替管理知识的现象比比皆是；用专业技术人员代替领导管理人员，更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特色。这些社会现象，造就了全社会贬低管理知识的观念更新。是啊！我们学工的当官，学医的也能当官；我们理科的专业人员同样还是当官，就是学管理的人当不了官；这些非管理人员发出的管理指示，没有人敢说不正确；久而久之，我们这些学管理的人都怀疑自己知识是否有用；因为我们全社会非管理的体系运转正常，自然全社会管理知识全面贬值。

3、我们社会的潜规则比管理知识更适用

我国宋代名相赵普只读过半部《论语》，结果是一个治天下的奇才；这证明《论语》的知识很适用。是啊！古代儒家的思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结果把它概括成‘四书五经’；篇幅不大，但当官的‘修、齐、治、平’本领都在里面。

然而我们今天的社会，没有统一标准的知识进行竞争；用西方国家的管理理论，我们自己说是消化不良；用我们自己编写的管理知识，我们又感觉是形式主义。因为我们的实际管理，全部是按潜规则执行；而潜规则是什么，我们没有公开的出版物；全部是古代‘师傅带徒弟’的意会。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官不学习管理知识；而要向领导学习潜规则。我们的老百姓不学习管理知识，因为管理知识没有用；那些想得到实惠的人，只有千方百计地学习潜规则；这样才能在社会中得到相当的利益。

4、‘管理’还不是我们社会的生产力

我们社会的权力是生产力，所以有权就能发财；我们社会的弄虚作假也是生产力，所以我们社会的假冒伪劣也能发财；我们社会的关系同样是生产力，所以有了关系也能发财。我们社会的生产力五花八门，惟独‘管理’不是生产力；没有人依靠‘管理知识’而发财的，只有那些打着‘管理’的幌子用五花八门的借口而发财。

是啊！我们的国有企业依靠国家的政策比内部挖潜的效益更好，谁愿意真正用管理来赢得效益；我们的垄断行业更是‘权力效益’为主流，所以垄断行业更不愿意搞真正的管理。我们的民营企业靠‘关系’比靠‘管理’更发财，谁会去搞管理。我们的台资企业看中的是大陆政策与资源，谁看中用管理来平等竞争。市场很现实，不能成为生产力的东西自然就要遭到淘汰；但我们又不愿意公开说‘管理无效’，于是形式主义的管理成为我们社会的特色。国有企业是形式主义的管理，政府机关同样是形式主义的管理；民营企业当然也是形式主义的管理，就连台资企业也是形式主义的管理；到处是管理的形式主义，它能不阳萎吗。

5、我们的管理经验是宣传人员总结出来的

    我们知道美国把管理当成科学，所以科学试验是他们总结‘管理’的途径；而中国的管理却是宣传部门总结的，从质量效益型到成本控制；从日清日高到无缺陷控制，没有一项管理经验能使别人成功；至于‘中国式管理’，更是无稽之谈；因为本来就是形式主义总结出来的东西，当然不可能会复制成功；正因为如此，又哪里能来的‘中国式’呢。

    看来‘管理’自所以会在中国‘阳萎’，的确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的文化与环境改变很困难，所以我们的‘管理’还将继续‘阳萎’下去。

文/汪华斌

这两天到一个单位去讲课，依然讲管理；依然是没有什么人有兴趣，大家都在应付；我很奇怪，就问大家是什么原因；结果有人说‘百无一用的就是管理’。是啊！看西方国家的企业家们，第一学历的肯定是管理；而看我们社会的企业家，第一学历的肯定是专业技术；就连我们的政府官员，第一学历的很少有MBA。由于我们社会当官才是最大的价值观，因而人人都把当官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目标；当管理知识不能成为当官梯子时，自然也就没有人对它感兴趣了；再加上我们是一个‘权力生产力’的社会，管理是靠权力而不是靠知识；所以更没有人喜欢管理知识了。至于我们在职干部到党校去进修，或到商学院去读在职MBA；这也不是需要管理知识，而是需要双学历的招牌。就是这残酷的现实与实际，使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人喜欢管理知识了。

对于我们社会特有的现象，我当然无法解释；但我国古代的官场实践却是用管理知识书写成的。如儒家的思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我国古代当官知识的构成。为了培养当官的接班人，社会上把这些知识概括成‘四书五经’；篇幅不大，但当官‘修、齐、治、平’本领都在里面。宋代名相赵普对赵匡胤说，‘臣只读过半部《论语》’；于是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之说从此流传。这说明古代当官的知识就十分明确，想当官就去读《论语》；没有这个知识基础，根本没有当官的可能。

中国古代当官的社会，理所当然是一个‘学而优则仕’的社会。因为所有的官，全部要经过考场上见分晓；虽然也有弄虚作假和关系，但考试却是古代社会的主流。当时的考试很现实，基本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检查你对‘四书五经’的熟悉程度，实际就是考你的记忆力。二是检查你应用‘四书五经’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了，实际就是考你当官后会解决什么问题；文要安邦，武要定国；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要经过理论模拟。别看这个考试不科学，却使很多人才脱颖而出；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名人，全部是在‘八股文’中选拔出来的；这就是我国古代官场的发展历史。

进入现代社会后，我们的知识通道更加分明；工科的学生，这就是将来的工程师；理科的学生，这就是将来的教师或科学家；医学院的学生，这就是将来的医生；而商学院的学生，这就是将来的官。这不同培养目标的人才路线，被改革全部打乱了；工科的学生既是企业家，还兼任工程师。理科的学生，既是官员又是教师；还是科学家。医学院的学生，既是医生还是官员。最后只有我们商学院的学生，既当不了官；又没有自己的行业或领域；结果只能为工科、理科和医学院的学生当秘书。当然当这些专业人员当官后重新读管理时，这些秘书可以代替领导参加考试；这是我国商学院学生唯一还受欢迎的原因。

我们同样知道，中国历史上的人除了文章好以外；还要有运气，因为考出来的人还需要经过吏部的考核才能出仕；当然标准也是公开的，即‘身、言、书、判’；就是看身材、说话、书法和决断。这没有统一的标准，全凭考官的印象；但进士出身是资格。进入现代社会，我们不要资格也能成为官员；如某单位面向全国招聘一名财务处长，参加考试的人上千；最后竟然本单位一位学历都没有的财务人员知识考试合格。要知道这里面有多少财务博士和教授，可都败在了一位没有进过财务门的人手下。最后的考核，这位没有财务学历的人竟然是第一名；结果公开宣布成财务处长了，而那些全国来的财务博士和教授们，竟然只能灰心丧气地退出了。这就是我们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差别，古代是进士才能当官；现在是没有标准成为我们提拔官员的唯一标准。因为我们的领导是伯乐，被领导相中的哪怕是赖蛤蟆也是千里马；被领导排斥的即使是真千里马，也只能是现实的赖蛤蟆。所以我们社会才有‘领导说你行，你不行也行；领导说你不行，你行也不行’，当然还‘不服不行’。

正因为我们社会当官不需要什么管理知识，所以迎合领导成为我们社会当官最大的能力；领导的喜好就是自己的努力目标，这样的人绝对能当官。因为领导喜欢吃喝玩乐，吃喝玩乐的能力就是领导选拔人才的知识；领导喜欢腐败，弄虚作假和坑蒙拐骗就是领导选拔人才的知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领导的喜好决定我们社会的价值取向，社会的价值取向造就领导喜欢的人才；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我们今天全民不喜欢管理知识的原因。

是啊！别看我们现在的公务员考试也有管理知识，那是因为竞争的人太多而设的门楷；而真正的干部提拔，可不需要你什么管理知识的考试；因为领导在按照自己的人才标准进行皇袍加身。虽然我们历史上的‘人治’用知识竞争，但到了我们的‘法制’时代却用伯乐相马；至于领导如何相马的永远是领导的秘密，你只能接受这事实。我单位有位管理博士因为不参与公款吃喝玩乐而被调离管理岗位，后来又因为举报领导拿回扣而强制性下岗；而与此同时一位工科研究生，竟然因为会陪领导吃喝玩乐而直接提拔到国际贸易领导岗位（局级）。现在想在中国当官，什么途径都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就是用管理知识，这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目标；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的社会真的没有人喜欢管理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