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时评：“骗子公司”为何如此嚣张！

　　在一个信息通畅的现代社会，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会轻而易举上当受骗，心甘情愿把自己的血汗钱送到骗子的口袋里？说白了，是那些骗子伙同一些无德的名人，利用我们体制上的某些漏洞，利用某些协会、学会追求部门利益的贪婪，利用公共传播工具，利用公众的信任和盲从，以售其奸，以获其利。

　　骗子的手段之一，是找名人。这里说的名人，大多是指那些演艺界的明星。这些人常在电影、电视里露面，有的演那些感人肺腑的正面人物，有的经常在晚会里亮相，知名度高得很，群众熟悉得很。这些明星们已经成为公众人物，老百姓比较相信他们。

人民时评：是什么违背了政协委员的初衷？

　　据北京的媒体报道，在一片争议声中，北京22所中小学启动了“京剧进课堂”试点。一名中学生对记者说，“样板戏”不难学，很上口，比我们印象中的京剧好唱得多。“样板戏”有什么背景，会让多少人反思，这名中学生可能不会太清楚。

　　全国政协委员孙萍在政协小组发言中指出，京剧进校园是她和其他政协委员早先提出的提案，但是，教育部门把近十首文革样板戏曲目作为推广对象，却违背了她的初衷。这是政协委员对近期样板戏能否进校园的一个明确回应。其实，在中国这样一个戏曲品种多元化的土壤上，究竟推广京剧，还是其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是一件可以商量和研究的事情，关键的问题出在内容的选择上。
　

人民时评：公务消费刷卡，“刷”掉公款腐败？　　

　　从理论上说，政府的所有公务开支都来自纳税人，纳税人有权知道公仆们用了多少钱，用在什么地方，是否中饱了私囊，是否以权谋私等等，并且有足够有效的制度和技术手段看住公众的钱。但是，现实生活中理论与实际还有明显的差距。虽然贵为国家的主人，但是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公仆们如何用钱、用了多少钱、用在什么地方的。到外国或者到境外走一圈，是公务消费；跑到豪华大酒店一顿吃掉几万元，是公务消费；买辆配置先进的高级轿车供自己代步，是公务消费；躲到洗脚城放松一下扔下几千元小费，也是公务消费。这公务消费的名堂太复杂了，颇具特色，叫人说不清、道不白。

人民时评：从官员的子女能不能当干部说开去

　　干部任用一直是中央十分重视的大事。中央组织部提出的“不能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让买官者赔了夫人又折兵”等受到广泛好评，就是民意的真实反映。在干部任用问题上，有的地方违背选拔程序，甚至弄虚作假，以权谋私，是十分不符合中央精神和我们的法制社会内涵的。

　　在民主和法制的体制下，官员的提拔升迁都应该是合理合法、公开透明的。按照干部管理的规定和办法，还要实行回避制。官员的家庭背景事关公平公正，事关反腐倡廉，不应该是什么秘密。这并不是说官员的子女就不能当干部，也不是说官员的子女不准在自己父母所在的地区当干部，而是说选拔干部一定要公开公正，走正常程序，接受群众的监督。

人民时评：“严禁滥用警力”给谁上了“紧箍咒”

　　在法制社会里，任何力量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和限制，警察也不例外。作为保护人民的执法者，警察拥有一般公民所没有的权力，他们的许多手段具有明确的指向。无论这种手段多么强硬，多么锋利，都不会也不应该伤害到人民的利益。理论上如此，实际上亦如此---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和规定，对警察的职能、权力和操作程序做了明确的规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都一目了然。违反规定的自然要受到相应的处分，严重伤害群众利益的甚至要受到更加严厉的责任追究。这就是法治社会的特征，也是确保警察规范行使职权的“紧箍咒”。

　　由于民主和法制尚在建设中，行政制度尚需完善和改革，所以有些地方依然不断出现不和谐的声音，如动用警察卷入经济纠纷，违规处理群众矛盾，违规动用武器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最近发生的瓮安事件和云南孟连事件。贵州省委书记一句“深层次原因”点出了事情的真相。警方的违规介入，不但严重损害了群众的利益，严重破坏了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严重践踏了民主和法制，而且使矛盾恶化，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损失难以弥补。


 人民时评：中组部出拳 发出整顿吏治强大信号

　　近日，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一次会议上强调，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具有很强的顽固性，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必须有更强的战斗力。他同时指出，要以最坚决的态度同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进行战斗。这些话与早前说的“不能让老实人吃亏”、“不能让投机钻营者得利”等名言一样，是高层决心严厉整治官场的一个明确信号。

　　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形成官员的选拔任用科学机制，从用人源头上保证“公仆”的质量，是国家走向长治久安、社会走向文明和谐的人员基础。不能说我们的国家没有系统周密的用人制度，也不能说这套制度没有遴选出一批真正合格的官员。
　　

人民时评：公开选拔干部如何能走的更远

　　与公开、透明相对的，自然是封闭和暗箱操作。查查那些暴露出来的贪官污吏，许多人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谋取高位，有的公然买官卖官、带病上岗，有的通过小圈子、关系网，把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成为自己和小集团谋利的工具。正是由于封闭和暗箱操作，公众失去了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因而也不会有实际的监督权。河南省几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案、黑龙江省绥化买官卖官窝案等，不都是生动的反面教材吗？

　　公开选拔干部是民主的实验，也是制度的一种完善。只有通过恰当的民主程序，分散的国民利益才能升华为整体的国家利益。不经过民主程序，统治精英或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所自行宣称的“大众利益”都是不值得信任的。
　

　毛泽东和陈毅的革命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从1928年4月28日两人第一次相见开始，直至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在这长达44年的峥嵘岁月中，他们共同伴随着中国革命雄伟壮丽的历史，走过自己生命历程中最光辉的征程，结下了性格反差之大、却又是领导人中少见的政治信任和个人感情。本书详细介绍了毛泽东与陈毅在革命生涯中的情感世界。本文选自此书第六章，讲述在抗战胜利后发起的苏中七战七捷战役前后，陈毅与粟裕在战略上产生了分歧，毛泽东如何从实际出发，最后圆满解决问题的经过。

　　毛泽东的南线出击计划

　　1946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常的一年。

　　这年年初，战火还弥漫着中国的天空。随着1月13日停战、政协各项决议的通过、整军方案的达成，人们觉得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了。人们期待着和平，也盼望着和平，但是，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以三十万大军向我中原解放区大举围攻，又挑起新的全面内战的战火。在新的全面内战爆发前，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有一个从力争和平、准备蒋介石大打到以打促进和平的变化过程。

　　6月19日，即新的全面内战爆发前一周，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指出:“观察今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将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介石进攻，争取和平前途。”这一电报精神与以往已有所不同，其重点是要在“六个月内外时间”争取我军的胜利，以实现和平前途。

　　毛泽东为什么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可以决定战争胜负呢？中共中央在两天以后，即6月21日的一份电报中作了说明:“国民党危机空前扩大，大城市人们对国民党极大不满，酝酿反战运动；各省灾荒甚重；杂牌军动摇者；美国舆论已开始批评国民党，如重新爆发内战，估计打不长久，半年之后，可能议和。”

　　对战争形势的这种分析判断，必然影响到对战略计划的制定。6月22日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南线出击作战的战略计划，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同志考虑。

　　这个计划是在国共和谈全面破裂、国民党军向我大举进攻时，我山东、太行两解放区主力部队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要求太行解放区的部队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尽可能攻取陇海路沿线南北十几个县城，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野战军则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配合苏皖北部的部队攻取津浦路徐蚌间及陇海路黄口、徐州段各点，着重调动徐州之敌在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同时，要求集中野战军主力以对付江北之敌，配合作战，并考虑在形势有利时，太行、山东两区主力南渡淮南，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

　　毛泽东的这一南线出击作战计划完全是一种外线出击的作战计划。6月24日，毛泽东在给陈毅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一封电报中，又进一步扩大南线出击作战计划的规模，即由太行、山东两区主力外线出击，扩大为华中野战军参加的南线三军主力外线出击。

　　毛泽东在6月22日、24日电报中提出的南线出击作战计划，当年是绝密的，开始只限于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毅和舒同五人知道，电报并未发给粟裕所在的华中野战军。但为了实施这一计划，6月26日，毛泽东给华中局发了一份电报，指出:“为粉碎国民党之进攻，决令刘邓主力出陇海豫东，陈（毅）舒（同）主力出徐（州）蚌（埠）间，调动敌人而歼灭之。你区应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通（南通）扬（州）线上之敌，粟（裕）谭（震林）率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位于三分区（淮南津浦路东），与陈、舒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区之敌，恢复三、四分区失地（四分区是津浦路西地区），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电报指令“华中野战军的一切听陈（毅）舒（同）指挥”，并限于7月1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西移淮南进攻。

　　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一南线出击作战计划在解放战争初期，是不符合战争实际情况的。围绕这一作战计划，陈毅和粟裕之间发生了争论。也正是在这一争论过程中，毛泽东逐步改变了南线出击的作战计划。

　　粟裕认为华中主力应留苏中，不能立即西移

　　陈毅对毛泽东提出的南线出击作战计划是竭诚拥护，坚决执行的。当他接到毛泽东6月22日的电报后，次日即复电毛泽东，完全同意这一南线出击作战计划，并对山东野战军作了部署。6月27日，陈毅又以华东局的名义给华中分局和华中野战军发了一份电报，命令华中野战军留一个纵队坚持苏中地区、牵制敌人外，集中陶（勇）、王（必成）两纵队及五旅、十纵在六合、天长间整训，准备于淮南津浦铁路蚌埠、浦口段作战。

　　当粟裕接到毛泽东6月26日的电报和陈毅6月27日的电报时，正在苏中前线指挥作战。他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南下作战可能产生的各种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华中野战军主力应留在苏中作战，不能立即西移淮南。27日，他便给中央军委和陈毅发了一份电报，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粟裕发出此电后，感到事关重大，立即赶回淮安，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一起商量，他们一致赞同粟裕的建议。6月29日，他们四人联名又给中央军委、陈毅发了一份电报:“华中主力转至淮南后，不仅粮食须由苏中供给，即民夫运输恐难支持，因淮南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苏中公粮收入占华中二分之一，人口亦占五分之二，对支持今后长期战争有极大作用”，“苏中地（方）武（装）已很弱，难于担任钳制任务。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如是，不仅对苏中本身不利，即对华中整个作战部队之供应更有极大影响”。因此，他们建议在第一阶段中，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和第六师再加入蚌埠、浦口线作战，完成第二阶段任务。

　　陈毅拒绝了粟裕在6月27日电和邓（子恢）、张（鼎丞）、粟（裕）、谭（震林）在29日电中提出的建议。30日他电告中共中央并复电华中分局:“我们认为7月间非打不可，则王（必成）陶（勇）纵队应立即西开，保证于7月15日到7月20日前后能按时发起战斗”，“我们认为王、陶留苏中，一、二仗无法改变该地严重局势，胶滞于该地于全局不利。四旅不能调淮南。 　毛泽东对粟裕6月27日的电报极其重视。在接到电报的第二天（28日）复电华中野战军,指示:部队继续隐蔽于待机位置，听候安排。30日，毛泽东又致电华中野战军:“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军长（陈毅）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

　　同时，陈毅也于6月30日收到了毛泽东的一份电报:“华中29日酉（时）主力留苏中确保财源，而将淮南作为钳制方向，以九个团担任破路阻敌，此意见似有理由，你们觉得如何？望告。”

　　7月4日，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和华中分局的一份电报中，提出了“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粟裕于7月13日发起了苏中七战七捷战役。

　　就在苏中七战七捷战役发起的这一天，毛泽东给陈毅等人发了一份电报，指出:“鲁南大军（即山东野战军）仍不宜此时南下，以免陷于被动地位”；“刘邓所部亦在现地整训待机，不要轻动”。“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指陈毅部）豫北（指刘邓部）主力计入战争，最为有利”。可见，毛泽东基本上接受了粟裕的建议，推迟了南线外线作战计划的实施。

　　但是，这时的陈毅鉴于敌军即将大举进攻苏皖，还是坚持原定的南线出击作战计划。7月14日，他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主张敌本月大举进攻苏皖时，我军应即按原定南进计划行动。

　　毛泽东很冷静，坚持让华中野战军在苏中作战的实践中先摸清敌人的底细再说。当日，宣泰战斗结束，歼敌两个团。这时粟裕接到了毛泽东的来电，告诉粟裕华中野战军仍应在苏中内线继续歼灭敌人。

　　苏中战役的第二个战斗结束后，蒋介石继续向苏中增调兵力，而淮南解放区则已被敌人突破，华中形势日趋紧张。7月25日，粟裕向陈毅、华中军区并中共中央提出:“建议淮北战役尚未大打时，仍将五旅调至苏中参战，比留淮南更有效，如何？盼考虑。”

　　粟裕这个提议，从表面上看，似乎仅仅是一个旅的调动问题，可是从实质上看，是华中野战军作战的主要方向是在苏中还是在淮南的问题，涉及华中野战军是坚持仍在苏中内线歼灭敌人还是立即西出淮南津浦线南段进行外线出击的问题。

　　这一天，陈毅率山东野战军主力越过陇海线达到淮北，他接到粟裕这个电报感到问题重大，他仍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山东、华中、晋冀鲁豫三路大军主力南下外线出击的作战计划，认为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为重要，他不仅没有同意粟裕提出的五旅东调的要求，相反要求粟裕率主力立即西移淮南。粟裕不同意陈毅的这一复示，8月1日，他在一份电报中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陈毅接到粟裕的这一电报，立即在当天下午报告中共中央:

　　“我建议粟部迅速西调，仍以切断津浦、陇海，开展淮上新区，夺取徐州为目的。由军委统一调动，减少往返商量，方足以应付。”

　　毛泽东接受粟裕建议，改变了原定的作战计划

　　一个要“西移”，一个要“东调”，毛泽东的态度怎样呢？他在接到陈毅的电报后，回电陈毅，没明确同意陈毅提出的要华中野战军主力立即西移淮南的建议，但是，他也没有放弃要华中野战军主力西移淮南的计划，只不过提出华中野战军如能在8月内歼灭两个旅，就先在苏中内线歼敌，然后再转至淮南作战。8月5日，粟裕复电中共中央并陈毅等人，指出:“我坚决要求五旅及特务团仍东调参战，以期早改变苏中战局而使主力西移，否则淮南、苏中均成僵局，于整个战局亦不利。”

　　8月6日，毛泽东致电陈毅，提出:“似以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主力西调为有利，因粟部西调过早，一则苏中人心不顺；二则敌军亦将早日西调，如西面仗打不好，怨言必多。故不如让粟部在苏中再打一仗（不论胜负），然后西调，各方则无话说。”

　　8月7日7时，粟裕又给陈毅和中共中央发了一份电报，再次说明要求五旅东调的理由是:本应遵令不调五旅东来，但华中兵力过于分散，形成钳制方向之兵力多于突击方向，此次留在淮南九个团未起任何作用，现淮南已全被占领，如靠五旅等部去配合淮北作战，估计亦不会有成效，反之如以五旅加入苏中作战，则苏中战局很可能于最近有新的开展。

　　接到粟裕的这一电报后，毛泽东立即回电粟裕，提出了两个作战方案供粟裕选择:一是“对苏中目前即取防御方针，而由你率主力与陈军长会合，集中力量打开淮北局面，或出淮南，切断津浦线，直接配合陈宋、刘邓之作战”；二是“照你八月五日电办法，八月内再在苏中打一仗，然后西移。”正在此时，毛泽东又接到粟裕的一份电报，报告“五旅已东调，歼敌良机已到”。8月8日，毛泽东复电粟裕并告陈毅:“歼敌良机已至，甚好甚慰。如连续歼敌两个旅有便利条件则可连续歼敌两个旅”，“预备部队或钳制部队如有可调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尽可能满足粟（裕）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

　　可是，8月8日陈毅又给中央军委和粟裕发了一份电报，继续坚持南线三大主力外线出击作战计划。12日，毛泽东在复陈毅的电报中说:“粟裕军前日在苏中第二个胜仗，不但使苏中蒋军陷入极大困难，亦将使淮南第五军无法北调。粟（裕）部在苏中民情熟悉，补给容易，地形便利，苏中敌军装备亦比第五军差，较易取胜。马上调淮南，因敌人硬，地势险，不一定能完成切断蚌浦路任务，不如令粟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再打一二个胜仗，使苏中蒋军完全转入守势，保全苏中解放区，对全局有极大利益。这样配合淮北作战，更为有利。”13日，在给粟裕的电报中说:“苏中各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再布置几次作战……你们如能彻底粉碎华中蒋军之进攻，对全局将有极大影响。”

　　在这期间，粟裕率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苏中连续打了几个胜仗，相反，陈毅在淮北作战则不断受挫，特别是进攻泗县城损失较大，事实终于说服了陈毅。8月13日，陈毅致电粟裕、谭震林:“宜就地开展局面，不必忙于西调，军委有此指示，望照办。部队宜争取数日休息，再求新的动机，反较西调为更有力配合各方。”陈毅和粟裕之间的一场争论到此结束了。

　　9月19日，当华中野战军北上苏北与山东野战军会合后，陈毅对他和粟裕之间的这一争论，在10月1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进行了自我批评。

　　10月15日，毛泽东在给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粟裕、谭震林的电报中指出:“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6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商机），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毛泽东对陈毅仍然表示了极大的信赖。

　　有西方媒体这样评价——“他的表现说明，他与人们说的正好相反。他总是面带微笑，待人真诚。作为东道主，他显得非常得体，处理外交得心应手。”“他坐在扶手椅里，轻松自如，显得大度。”

　　据说凡是见过金正日的韩国官员、新闻记者等，都说他“务实、谨慎、知识渊博”。奥尔布赖特对金正日的评价是:“非常果断、务实，对国际形势了如指掌。”金大中则评价说，“金正日是一位务实的领导人，有良好的判断力，知识很渊博”。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外界都把金正日比作“神秘的领导者”，更有甚者还将“傲慢”、“隐士”等词安放在金正日身上。

　　他出身于朝鲜一个革命世家，朝鲜已故国家主席金日成是他的父亲。所以，金正日从小就被送进平壤红旗万景台革命学院。据说这是一所招收革命干部子女的学校，学员一律着军装，过军事化的集体生活。

　　不过，生活总是有着另一面或者更多面的。

　　在政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金正日却在文艺方面很有天赋，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担任朝鲜劳动党的党中央宣传部长和文化艺术部长期间，组织朝鲜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的文艺作品。如七十年代推出的歌剧《血海》、《卖花姑娘》，以及八十年代组织五千名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光荣之歌》等，都曾在中国轰动一时。

　　如果我们大胆去设想，你就会发现，金正日当初一旦选择其他道路，也许，他还会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强者、一个好邻居，或者一个幽默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