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马云：可以让别人持久赚钱的想法，我想有一天资本一定会听你的。

3.    李文书：一个人成功的高度，不是他曾经把握的高度，而是他到最低点反弹的高度。

4.    李文书：对于一个优秀的男人来讲，应该具有大人生，大境界，大事业，大起伏，而实现它只有通过创业。

5.    王利芬：优秀的男人的标准？

6.    李文书：第一个负责，具有大理想，第三个兑现承诺。

7.    马云：短暂的激情是不值钱的，只有持久的激情才是赚钱的，而激情是不能受伤害的。

8.    马云：做企业不是做侠客

9.    王强：有一种行为叫做消费，有一种动作叫做购买，有一种方法叫做优惠，有一种心情叫做满意。

10. 王强：赚钱是您的才能，省钱是您的美德。

11. 马云：少做就是多做，不要贪多，做精做透很重要。

12. 马云：如果碰到一个强大的对手或者榜样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做的是不去挑战它，而是去弥补它，做它做不到的，去服务好它，先求生存，再求战略，这是所有商场的基本规律。

13. 马云：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之间的区别。我认为一个企业家首先要具备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的品格，一个职业经理人也必须具备企业家的胸怀和眼光才能做好一个真正的职业经理人，所以只有把别人的时间、精力、资源当作自己的时间、精力、资源去做的时候他才会做到一个好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要像企业家，企业家必须要像职业经理人一样职业化，把自己员工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去做。

14. 马云：不是去跟他挑战，而是要去弥补和服务，有时候甚至是嵌入。

15. 马云：做人、做事、做企业必须一贯。

16. 史玉柱：关于这个整合，我听来听去我觉得好像意义并不大。我觉得你现在最需要的，应该是第一是销售。因为你这类企业是销售在拖动你的产品，销售拖动你的研发，然后再是委托给别人加工。

17. 钱俊东：所谓坚持其实就是死撑！！

18. 窦大海：来北京以前只知道创业叫下海，来到北京以后才知道还分红海和蓝海！

19. 韩小兵：我的情商比智商低！

20.     赢在中国标语：励志照亮人生，创业改变命运

21. 其实很多人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回答的全都是对的（马云）

22. 只有对周围的没一个人负责任，你才会得到你最想要的东西

23. 创业者有时都是疯疯癫癫的多一点。（马云）

励志长城

朝望雄关暮顶峰

山高无畏齐攀登

仰天励志慕田峪

霸业不成枉此生

24. 小企业有大的胸怀，大企业将细的东西。（马云）

25. 自信出自于有依据自负出自于没有依据。

26. 一个好的东西往往是说不清楚的，说的清楚的东西往往不是好东西。（马云)

一种信仰决定一种生活

一种使命承担一份责任

27. 我们需要雷峰，但不能让雷峰穿补丁的衣服上街去。（马云--阿里巴巴网站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28. 做生意要记住：手头上永远要有一样产品是天塌下来你也能赚钱的。（李嘉诚）

29. 男人的智商和长相是成反比的（马云）

30. 关于是否相信命运的4种回答

1.     相信。这个世界天生就不公平，靠自己去把握。

2.     命靠父母，运靠自己。

3.     我绝对相信，因为是命运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上。

4.     我也相信有命运，但我更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和改变自己的命运。

31. 免费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马云）

燃油税改革方案明朗 过路过桥收费不并入

李昌平：应让农民当“土地资本家”

精彩言论：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只要农民的土地而不要失地农民，中国已经有了4000万失地农民，这种以牺牲农民地权为代价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战略，是不人道的，是在玩火。

●扩大农民地权一要抓住两个核心：一是要让农民占有更多地租增值，二是要让土地成为农民的发展资本。抓不住这两个核心的任何制度安排，无论是什么“化”或是再延长承包权70年或是永佃制或是永包制或承包权物权化，都可能是假保护农民地权之名，行剥夺农民地权之实，是一种 “制度性”欺骗农民、便利强势阶层剥夺农民地权的“技术性”手段。这种情况90年代以来频频发生，是一定要加以防范的。

●从越南15年的土地“私有化”实践来看，只要政府加强土地用途管制（私有制下，不加强土地用途管制是不可能的），“私有化”并不必然增加农民土地资本化收益，倒是更有利资本家和权力者获得土地资本化收益。

原题：扩大农民地权及其制度建设

党在十月即召开的三中全会，做出了进一步扩大农民地权的决议。本文将就扩大农民地权及其制度建设展开讨论。

一， 扩大农民地权的重要意义

最近十多年来，尽管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在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农民在农村经济和农业经济中获得的收益却一直在下降，到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扩大为3.31:1，为历史最高，成为社会稳定的大隐患；

由于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低于GDP增长速度，内需严重不足，导致中国经济长期“外向依附”，发展经济的目的演化为“不断满足外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最近连吴市场也不得不说：中国长期补贴美国是个早该发现并加以解决的严重问题；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只要农民的土地而不要失地农民，中国已经有了4000万失地农民，这种以牺牲农民地权为代价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战略，是不人道的，是在玩火；

很多农民工已经进城多年了，一方面，属于自己的份额地权却无法退出（变现）；另一方面，低工资无法维持在城市体面生存，更难进入城市体系，导致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庞大，今年年初的雪灾给中国敲响了警钟！

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都是中国的重大问题。中国的重大问题，都与农民收入相关，农民收入与地权相关。党中央做出扩大农民地权的决定，再一次证明我党中央是英明的！

二， 地权的两个核

关于地权，法律的表述是：所有权是权利人可以支配其所有物,依照自己的意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并享有其利益的权利。扩大农民地权，应该就是指扩大农民支配其（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自己的意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并享有其利益的权利。但从经济学视角去考察，地权的核心就是地主（农民和农民集体）分享地租和土地资本化收益的权利。考察农民地权是否扩大，必须抓住两个核心：一是农民分享的地租（特别是非农用地租）是不是增加了，二是农民占有土地资本化收益是不是增加了。谁占有更多地租增值和土地资本化收益，谁就获得了发展的动力和主动权——这可以理解为“经济发展第一定律”，可以用这条“经济发展第一定律”解释中国发展过程的主要经济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以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赶超欧美，核心战略是什么？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大体上讲就是（以独占地租为手段）将地租和地权转化为工业资本、城市资本和国家基础设施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度的核心“秘方”，也是中国“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原因所在。

在中国数十年现代化的历程中，国家只有在1978－1988年的10年中，实实在在扩大过农民的地权。这十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农民并不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只要让农民更多占有地租增值和土地资本化收益，农民也能够创造中国发展奇迹。

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获得了“分田单干”的权利——“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分田单干”相对公社制度，实际上是农民获得了不仅占有劳动力收益，而且占有大部分土地农用地租的权利。仅凭获取土地农用地租权的扩大，中国农民就很快解决了全中国人的温饱难题。在83年前后，农民在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难题之后，还有了剩余农产品，有了（现金）积累，7亿多农民有了积累，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有效需求。但当时农产品以外的物质严重短缺，在有钱买不到东西的情况下，农民开始在集体土地上遍地开花式的兴办非农产业（需求转化为投资），于是，80年代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农民创造了乡镇企业占国民经济的半壁河山的奇迹，也创造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市居民的奇迹。“解决中国人吃饭难题”、“乡镇企业半壁河山”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超过城市居民”这些经济奇迹的取得，奥妙就在于农民不仅分享了土地农用的绝大部分地租收益，而且还获得了用集体土地发展乡村工业的权利，农民不仅可以独占土地“农转非”的地租增值收益，而且土地成为了农民发展非农产业的资本，农民获得了土地资本化收益。这就是80年代农村经济和小城镇雨后春笋、农民生活蒸蒸日上的奥妙。这也是周家庄公社、华西存、南街村、大寨村等7000个村子经济越来越壮大、村民福利持续增长的原因。有人发问：“南街村，你怎么还不倒？”无数仅仅靠分享农用地租收益的村庄（或小农）都顽强存在着，这7000个既分享土地农用地租，又分享土地非农用地租增值和土地资本化收益的“有组织的现代大农”怎么会那么容易倒闭呢？无论学者怎么指责以华西村为代表的7000个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发展集体经济的村庄为“怪胎”，只要他们分享地租增值收益和土地资本化的权利或能力不下降，他们就可能成为“龙种”。

1978——1988年是扩大农民地权的十年，也是农村和农民发展的黄金十年，也是中国农村既不依靠中央财政又不靠外资，自主发展并推动中国发展的黄金十年，也是中国全社会普遍获益的十年。从1988年开始，中国土地制度发生了重大转变，绝大多数地区农民分享土地“农转非”增值收益和资本化收益的权利被政府剥夺了。随着90年代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农民占有土地农用地租越来越少，甚至是负地租；随着乡镇企业私有化改制和政府征地制度、开发区制度的设立，农民分享土地非农用地租和资本化收益的权利基本丧失（少数开发区和特区除外）。这就是90年代绝大多数农村的经济凋敝和农民生活艰难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中国却上演了一场场房地产商暴富、开发区和特区日新月异、城市和欧洲接轨等等“奇迹”，这些“奇迹”的背后，正是因为地方政府和强势集团剥夺了《宪法》赋予农民的地权，获得了独占地租增值和土地资本化收益的特权，导致90年代的大多数农村和农民生活却与非洲接轨。

其实，进入90年代以来，中央一直致力于在法律上保护、甚至扩大农民地权，也做了不少工作，如：出台《土地承包法》延长农民土地承包权期；《土地管理法》保护农民地权不受侵犯、并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出台《物权法》促进农民地权流转、入股、继承等等。可是，实际情况是，和80年代相比，农民在90年代获得的地租增值收益是下降的，获得的土地资本化收益更是下降的。为什么保护农民地权的法律不仅不能增加农民地租增值和土地资本化收益，反而导致减少呢？这是中国立法者应该深刻反省的！

2003年后，党中央国务院逐步取消了农业税费，还给予农民种粮补贴，这实际上是扩大了农民分享土地农用地租的权利，所以，2004－2007年农民收入和生活状况有了一定改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决定进一步扩大农民地权，毫无疑问对农民是极大利好，但政府要认真总结90年代以来在土地立法和政策上的教训，扩大农民地权一要抓住两个核心：一是要让农民占有更多地租增值，二是要让土地成为农民的发展资本。抓不住这两个核心的任何制度安排，无论是什么“化”或是再延长承包权70年或是永佃制或是永包制或承包权物权化，都可能是假保护农民地权之名，行剥夺农民地权之实，是一种 “制度性”欺骗农民、便利强势阶层剥夺农民地权的“技术性”手段。这种情况90年代以来频频发生，是一定要加以防范的！

三，扩大农民地权的各种争论

在当今之中国，扩大农民地权，无论是所谓的“左派”还是“右派”，都是一致同意的，农民更是欢迎的。但如何扩大农民地权呢？这就有严重的分歧了。

在学界，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实行土地私有制或承包权永久化（物权化，利于地权交易）。无论是宅基地、自留地还是农地、林地，都可以直接进入市场买卖、抵押、也可以继承。该派中多数人认为，土地“农转非”应该受到管制，但也有少数人主张，承包者（不是土地所有者）可以自由处置土地，是农用还是非农用都由承包者决定。该派不主张在现有法律制度体系内完善土地制度，只要有利于地权交易，违背任何法律都在所不惜。该派有一个显著特点，即高度反感周家庄公社、南街村、华西村、大寨村等7000村庄的“毛派集体经济”模式，并视同为“奥斯威辛”，希望彻底消灭“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该派的逻辑是只有先消灭“被集体化”——现存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农民才能“自主集体化”或合作化或股份化或“公司＋农户”化等等，农民才能获得真正的地权。该派称为“学界右派”。在“右派”中，有一部分是乡村干部，主张重新核定农民集体人口，将“农民集体所有”的所有土地一分到底，永远不变了，土地可以抵押、出租、买卖和继承，是自主生产经营或是股份制经营或是合作经营或是“公司＋农户”经营等等，是地主的事情，但农民集体必须维持生产设施（如水利、道路等）的正常运行，社区内公共的农业生产服务和设施维护的费用（国家补助不足部分）按照土地（包括宅基地和自留地）面积均摊。该派不相信农民集体，但认为农民集体还有很重要的功能，现在阶段没法替代，不能彻底消灭农民集体。该派称为“乡村右派”。

另一派主张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和现实存在的基础上改良土地制度，重点要落实《宪法》规定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并完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主张政府要依据《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土地登记条例》和《土地登记法》给村民集体颁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在“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框架内，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充分实现农民集体和农民的土地权益——所有成员平均分享承包收益和土地“农转非”的地租增值及地权资本化收益。反对农户买卖、抵押和继承土地所有权。该派对土地改革设有一条底线：即坚持《宪法》规定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不动摇。该派也有一个特点，不反感、甚至比较欣赏周家庄、南街村、华西村、大寨村等7000个村子的发展模式，同时承认这7000个村庄有“毛病”，但认为是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并发展得更好的。该派称为“学界左派”。在左派中，有一部分乡村干部，主张维持“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集体成员的土地所有权平等，实行“增人增地，减人减地”。准许村民（成员）非平均占有土地承包权，但实行有偿承包，农户或个人或小集体都可以承包经营土地，甚至对村外招标发包土地也可，承包费就高不就低。土地承包收入除提留公益金、公积金和管理费外，其余应该成员平均分配。村民（成员）离开村（社）集体时，从承包费（公积金）中拿钱给予一定的补偿，土地收归集体。同时主张农民集体享有更大土地权利——置换、出租、抵押（在国家土地银行）和依法“农转非”（废除征地制度）。要求政府扶持农民建立村（社）合作金融（农村金融内置化），准许农民以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地在农民合作金融体系内抵押，通过农民合作金融体系实现土地承包权和林地承包权、宅基地、自留地转让。该派称为“乡村左派”；

“学界右派”主张的优点是：土地产权构造简单（类似城市房产产权），方便流转，有利资本下乡整合农村各种要素，通过“公司＋农户”模式，实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有利中国土地金融产业快速发展，对中国成为金融大国有巨大意义。但也存在6个弱点。一是《宪法》不支持土地私有化，《承包法》也只支持农户承包权30年，如果不修改《宪法》和《承包法》，一步到位的私有化主张是行不通的，或是“不伦不类”的私有化。二是农村经过30年土地制度演化之后，农民占有土地已经极不平均，并且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20—30％的“无地农民”和“有地市民”（如北大周其仁教授1984年在贵州湄潭等地试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快30年了，湄潭等试验区就出现了30％的无地农民和30％的有地市民）。如果否定了集体和集体所有制，将土地按照“既定事实”永包化或再延长70年，这不仅违反了《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关于城市居民必须将承包地交回集体的规定，也违背“耕者有其田”的基本底线，还会造成农村堆积如山的土地纠纷、甚至对抗性土地争夺。如果 “有地市民”必须将承包地退还农民集体，再在此基础上“私有化”，或是按照“乡村右派”的主张，确定农民数量再次均分土地后“永久不变了”，操作上也是非常难的，除非共产党再来一场“收地运动”，这是“右派”不愿看到的；三是各个村子内部关于土地的自治“契约”是不尽相同的，有的“30年不变”，有的依然是“3年小调整，5年中调整，8年大调整”。有的是有偿承包，有的是无偿承包；有的是“增人增地、减人减地”，有的是“计划外生育无地或15年或20年后再分地”等等，面对各个村社千差万别的土地“契约”——社区法律，如果强制性用“永包制”或“私有制”去“规范”民间“契约”，是会造成“民间契约”与国家法律的对抗，这只会加重农村地权的混乱；四是在政府和社会强势集团与民争利的环境条件下，单个农民根本无力保护私有土地产权。现实情况是法律和政府并不能有效保护农民私有土地产权，保护农民私有产权主要靠“村民小组”和“经济联合社”，而“学者右派”的土地私有化主张恰恰是以“消灭既有农民组织”——村民小组和经济联合社为前提的；五是在“学者右派”看来，公社时期留存下来的“被集体化”的农民组织是一定要消灭的，因为是专制的产物，而现实是小农的“被集体化”组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是有生命力的，农民和政府都得依靠；小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我集体化”是“学者右派”的异想天开，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我国台湾的经验都证明，在大资本集团、权力集团和黑社会组织已经存在的社会状态下，小农“自我集体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小农“被（党或政府）集体化”后逐步走向自主发展是普遍的经验（如现在的7000个过去“被集体化”的村子，就没有像小岗村那样受到各级党和政府领导的呵护或“被集体化”，而是步入了自我发展阶段，小岗村因为没有“自我集体化”的能力，所以需要从省里派干部并带钱住村领导村民走“共同富裕”之路）。如果按照“学界右派”的主张，消灭了“被集体”，而“自我集体”又不成或成本太高，这对保护农民和农民集体的地权是有害的，也对农民适用市场经济有害，还对村民自治有害。六是农村土地产权和城市房地产产权是不尽相同的，因为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受农业生产双层经营性质和农民社区生活自治性质的约束，不可能像城市房产一样“自由交易”，加上农村地权交易的基础性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农村“地权交易”最终可能还是“不自由”的交易，或权力主导交易。从越南的经验来看，土地买卖，农民只能得到其交易金额的15％左右，交易费用非常高昂。总的来说，“右派学者”是很理想主义的方案，并不具有操作性。如果一定要强制推行或用非正当手段 “和平演变”，最后结果可能不是“扩大农民地权”——让农民占有更多的地租增值和土地资本化收益，最大的可能是为少数强人占有更多的地租增值和土地资本化收益提供便利。农村社会将演化为强势集团和体制内极少数当权者联合专制社会，共产党将会逐步失去农村和农民。

“乡村右派”的主张和“学者右派”的主张有所不同。相同是主张土地最终归属个人（或家庭）所有；不同点在于，“乡村右派”明晰产权的主张是以“起点公平”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起点公平”这个前提，他们是不会公开主张所有权“私有化”的，为农民不会答应不公平的私有化；“乡村右派”也主张维持“双层经营体制”，为的是保护生产力和社区共同体，这点和“左派”比较接近。 “乡村右派”的主张在农民中有较高的认同，但“乡村右派”主张的弊端在于追求“起点公平”时，需要重新核定享有地权的人口和再次均分土地，这需要再来一次类似于82年一样的“分田分地”运动。即使社区90％的人认同“起点公平”，但只要有10％、甚至更少的人依法（有《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反对重新核定人口和再次均分土地，也是社区内部无法通过“民主”“自治”解决的难题，，需要修改法律条文，需要全党动员，各级“一把手”上阵。重新核定有权占有土地的人口和重新均分土地，是县乡政府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做的事情，即使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愿意干，恐怕也非常难操作到位了。实际上，“乡村右派”的“私有化”主张也是缺乏操作性的。即使中央决定不惜再来一次“运动”，按照“乡村右派”的主张“土改”，其结果可能是这样的：土地在偿还村级债务（全国村级债务4000亿左右，债主多为村干部及其亲属）之后，再将剩余土地平均分配给集体成员——“永久承包权”。这样，绝大多数农民获得的土地将减少，并且也不能更多享受土地地租增值收益和土地资本化收益。也就是说，“乡村右派”主张的私有化强制推行，最大的收益者只是乡村债主，扩大农民地权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学界左派”的主张，好处是可以依法完善土地制度，没有法律障碍；尊重农民社区内关于土地权利关系的“契约”，保持社区成员占有土地的相对均衡，减少社区因土地“私有化”这种急进改革造成的矛盾和对抗；有利保存农村共同体和传统，保护地权不受外界侵犯；有利巩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有利农村自治制度；有利发展集体经济，带领“小农”共同适应市场经济……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学者左派”是“保守派”。但“学者左派”的主张也是有硬伤的，主要有：一是集体成员退出集体受到限制，不利于人的自由发展和流动，与市场经济体制有冲突。二是集体的权力很大，对农民集体领导人的德能和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都有很高要求，如果集体领导人和成员素质都不高，可能容易导致集中性风险。三是“学者左派”不重视土地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论是对农村经济发展还是对中国向经济强国迈进，都是不利的。四是如果依法给农民集体颁发了土地所有权证，过去被政府征用土地，其补偿15年或30年到期之后，农民集体或许会依法收回被征用土地产权或要求追加补偿，这将会使所有地方政府成为被告，几乎所有占用农民土地的企事业单位成为农民的“佃户”。仅从这个意义上将，“学者左派”的主张其实是最不受地方政府欢迎的。总的来说，“学者左派”是对能人和政府有良好“期待”的，如果农村德能兼备的能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能满足“需求”，“学者左派”扩大农民地权——让农民分享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和土地资本化收益的主张就只是一厢情愿了。现实中，德能兼备的能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在哪里呢？这确实是一个未知数。“乡村左派”也是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的坚定维护者，相对“学者左派”而言，除重视农民合作金融外，还重视农民退出权的实现。主张通过“增人增地、减人减地”维持农民地权的公平性和平均性；通过“有偿承包”维护土地所有者权益，同时促进“专业化、规模化”种植和“劳动力最优化配置”；通过“公积金”补偿地权退出，为社员（村民）退出农村（集体）提供便利；通过“公益金”和提留维持社区共同体和村民自治；通过合理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壮大集体经济，让农民获得更多的地租增值收益和土地资本化收益；通过巩固双层经营体制，让弱者得到集体的保护，让强者以集体为后盾更大胆、更快速谋发展。“乡村左派”实际上是“改良派”，他们相信只有坚持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才能扩大农民分享地租增值和土地资本化收益的权利。在集体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已经奄奄一息或名存实亡的地方，“乡村左派”是少数派，没有群众基础。只有在社区出现了吴仁宝这样的好带头人时，农民才跟着慢慢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乡村左派”的主张不仅缺少群众基础，政府也不支持，这也正是“乡村左派”的局限性。但如果村庄一旦出现了小岗村沈浩式的人物，“乡村左派”会很快在村庄占主流。

当前国内“学者右派”和“学者左派”就扩大农民地权的争论非常激烈。“右派”主张废除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化，右派以为土地产权明晰到农户（女权主义者要求到人），由农民家庭（女权主义者要求个人）自主处置，农民才能免于政府和集体领导人（甚至父权）对土地权益的侵犯，扩大农民地权才成为可能；“左派”反对“右派”的私有化主张，“左派”认为只有坚持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落实村民集体土地所有者地位，村民集体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民主处置土地产权，才能在最大限度保护农民土地产权不受政府和强势集团侵犯的同时，更有效利用土地发展农民主权性质的农民集体经济，也只有这样，农民才有可能更多分享土地地租增值收益和土地资本化收益。其实，“左派”和“右派”没有必要势不两立，都是同意扩大农民产权的，只是思想、方法和路径不一样。“右派”不相信集体领导人，也不相信政府，只相信法律，所以要求用法律保护农民私有地权；“左派”不相信地方政府，也不相信法律可以保护农民地权，相信农民组织化可以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右派”其实也不反对“农民组织化”，只反对农民“被集体化”。“左派”并不是不高兴看到农民“自我集体化”，只是对分散小农“自我集体化”缺乏信心，认为完善并依靠既有“被集体化”组织是现实的选择。其实，“右派”和“左派”争吵的实际意义不大，因为永远不可能达成一致，没有谁可以说法谁。因为法律不可信、集体不可信、政府不可信，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问题不解决，私有制或是集体所有制或是国有制都保护不了农民的地权。政治问题必须用政治手段加以解决。在政治问题没有突破性进展之前，推动土地制度的“革命性”演进，还是应该慎重、慎重、再慎重！

笔者认为，扩大农民地权，左右派应该停止推进私有化和保卫集体所有制的口水战，应该先回到土地上研究农民扩大地权的自主性实践，再在适当的时候提出扩大农民地权的科学方案。否则，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可能犯下大错！

四，出路在尊重农民的实践和选择权

其实，在学界争论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农民争取地权的实践一直没有停止过，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1， 关于扩大农民农地权利的尝试

在学界看来，扩大农民农地权利，就是延长承包期，就是将承包权物权化。在学者的主导下，法律和政策在最近20年里，将承包期从5－8年延长到15年，再延长到30年，还要延长到70年、甚至永久不变。这样做，农民能够分享到更多地租吗？实践告诉我们，100年不变、甚至永久不变，并不可能促进地权合理、有效流转，并带给农民更多的农业地租。相反，一家一户“8亩9块”分散的承包地，并不能够有效出租和流转，因为不能“一口价、一次性”完成交易。承包期越长，有可能导致农地优化配置的效率越低。学者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城市房地产交易（可分割产权、一口清交易）和农民分散农地和受约束交易（不可一口清交易、并且受农业生产的公共性和农村生活的社区性约束）等同起来，这两种产权不是一回事，并且城乡产权交易的基础制度也不同，农村实际上没有建立起产权交易的基础性制度（如：完备的金融体系、土地评估和地价公开体系、地权交易所等）。农民为了使农地更有效的流转，更有效配置，思路和学者完全相反。农民的第一种做法是“有偿承包，按份分配（地租）”。所有权是均分的，承包权是非均分的，不是家家户户都种地，而是将土地标价后招标承包，多出钱的（种田能手等）优先承包。这种模式东北多见。第二种做法是“所有权均分，增人增地、减人减地（规定3－5年调整一次），承包合同一定5－10年不变，动帐不动地（份额所有权在帐面上调整平衡，承包地和承包合同不变），多占地者补偿少占地者”。这样既体现了公平，又避免了土地的频繁调整。这样的模式在中部多见；第三种做法是“集体所有，专业组责任承包经营，收入成员平均占有”。这样的模式在多数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村庄发生。第四种更普遍的做法是，农民根据市场的变化，经常改变农地的农业用途，如水稻地该鱼池或稻田养鱼，棉花地该果树蔬菜，或扩大复种指数等等。显然，仅从扩大农民分享更多农用地租的角度去看，农民的办法有利于土地农用最优化配置，农地地租最大化，也有利劳动力优化配置（较好解决了地坑人现象），比学者“承包权永佃制、但加强土地农用用途管制”制度设计的高明得多。

2， 关于扩大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

学者扩大农民分享地租增值的办法，自然是延长承包期，补偿15年提高到30年再到70年。这当然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政府强化“农转非”和农地用途改变的管制，或加强对粮价的管制，农民获得地租增值的实际比例可能会出现下降。过去2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为追求更多地租增值收益，农民的想法和学者也是不同的，农民的做法是：第一种做法是直接用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或“开荒地”发展乡村工业，农民集体占有全部的地租增值收益，这种做法在80年代非常普遍，这也是80年代农村乡镇企业雨后春笋的缘故；第二种做法是将集体所有的土地，通过将土地“农转非”后直接出租给资本家，农民集体获得数倍于前的土地租金增加值。广东等沿海地区农村多是这样做的；第三种做法是将村庄的宅基地或“四荒地”或“废地”集中整理，再对外出租，农民集体占有土地增值收益。显然，农民的办法比学者高明，不仅更多占有了地租增值（绝对值和比例都是增长的），还能够造地，于国于民都有利。

3， 关于扩大农民分享土地资本化收益的权利

学者的办法是延长土地承包期，或私有化或永佃制等，这样农民的地权就可以抵押、出租、买卖、入股了，农民的地权就可以资本化了。从越南15年的土地“私有化”实践来看，只要政府加强土地用途管制（私有制下，不加强土地用途管制是不可能的），“私有化”并不必然增加农民土地资本化收益，倒是更有利资本家和权力者获得土地资本化收益。中国农民的想法却不是这样的，在农民看来，土地农用权在集体所有制不变为国有制的情况下，承包期5年还是50年是一样的，重要的是农民有选择是5年还是50年的权利，不应该由国家（政府）规定，但可以考虑是否接受国家（政府）指导。所谓农地延长承包期，承包权物权化，只是国家在拿农民和农民集体的自主权利买农民的乖！不仅如此，如果抵押贷款的利率过高（越南农民贷款的月利息为1.7%以上），农民还有失去地权的风险。中国农民有自己扩大地权资本化收益的做法：第一种办法是，建立农民土地信用社，农户的土地承包权或所有权（宅地）都可以在土地信用社抵押贷款，利息收入归农民自己（农村金融内置化），即使有还不起贷款的可能，但地权还有集体这层保护，风险要小很多。这种模式在90年代的内蒙古小兴安岭地区常见，现在还有，在80年代的很多村庄常见；第二种做法是，面对政府征地，农民不是寻求更多现金补偿，而是努力获得更多的“返还地”。因为补偿的只是承包权（30年承包权出让金），失去的是土地所有权。何况钱不能生钱，而获得“返还地”是分享所有权资本化收益，是持久的收益。这种模式在温州、广东等地常见，一般是10亩返回3亩。这种模式的村庄集体和农民家庭非常富裕，并且可持续；第三种做法是将集体建设用地集中开发，建成“小产权房”或厂房，出租或入股，获得土地资本化收益最大化，而不是分散化、“私有化”，一卖了之。这种模式在北京等地普遍存在，这样的村庄集体和农户家庭也非常富裕，并可持续。显然，农民在争取土地资本化收益最大化的各种实践，更比学者设计方案高明多了。

实际上，并不是农民比学者聪明，这是因为农民最清楚情况，最迫切希望得到最大收益，自然最有符合实际和最佳的想法和办法。重要的是给农民选择权，而不是规定农民怎么做，怎么做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很多学者以为自己是农民的上帝，以为学者、法律、政府相对农民和“农民集体”而言对农民更好，这真是自以为是。在土地制度的变革上，我们为什么不能将农民的创造法制化和政策化？！为什么总是不要农民参与政策和法律制定，《宪法》富裕了我们这样的权利了吗？学者应该去问问华西村、大寨村、南街村、周家庄公社、温州将军村的村民，村民是相信学者、法律和政府，还是更相信自己和自己的集体及其集体的领导人。学者可以在全国农民中去做调查，农民是要学习小岗村，还是愿意学习大寨村、华西村。很多学者说村长很坏，所以要把土地私有化。是集体制度导致了村长坏，还是集体制度被破坏了的村庄的村长更坏呢？村长坏，是通过土地私有化解决得了的吗？村长坏就是因为没有高私有制，共产党接受这样的逻辑，实在是悲哀透了！连小岗村村民也自发三次参观南街村（我不是说南街村就是方向，没有这个意思，重要的是农民应该有选择道路的权利），说明农民在向合作和集体的方向探索了。学者们应该反省了，我们是应该顺应农民意愿并尊重农民的创造安排制度，还是顺应西方或政府或资本家来安排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应该从农民利益最大化出发，尊重农民的意愿和实践来安排土地制度，还是从老皇历和书斋里找制度。

五，我的主张和建议

在土地制度安排上，我对农民非常有信心。在吸收农民实践创新和学界讨论的基础上，我的主张和建议是：

土地制度无论怎么改，有五个原则是必须坚持的：第一，《宪法》原则。坚持和落实《宪法》规定的“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这个要是否定了，土地就没有合法主体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否定了，如果有地主回来要60年前的土地，就合理合法了（这样的苗头在农村已经普遍存在了），连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新政权的合法性都成问题了；第二，地主唯一性原则。农民集体是农村土地的唯一主体。不可以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或“使用权70年不变”或“承包权永久化”等法律、政策规定，虚置土地所有者，导致所有者缺位或一地多主；土地依法征用（用于公益）或改变用途（农转非），由村民集体（唯一地主）依法决定，70％以上集体成员签字同意为有效；第三，同地同权原则。同样的地（农地或非农地），不管是个人所有的、或是集体所有的、或是国家所有的，不同主体都具有同等的土地权益；第四，地权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多功能原则，土地不仅仅是生产要素和私人财产，土地还要承担粮食安全、公益事业、生态、社会稳定、村民自治等功能；第五，农民主体性原则。农村土地处置权属于土地所有者——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如何经营管理、土地产权收益如何分配，由全体村民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自主决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或专家学者等等，都不宜直接插手农民和农民集体在地权经营和地权经营收益分配自主决定权或选择权。国家土地政策改革，要充分尊重农民的创造和意见，农民是最主要的参与者，不能将农民排除在外。

在坚持上述五个原则的基础上，重要的是如何调整地租增值和土地资本化收益分配，扩大农民和农民集体地权。建议新的土地制度由四部分构成，完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

第一部分：农地农用权保护和管理制度。属于在册的基本农田、林地、草地、水面等土地，不论是国有、或是集体所有、或是个人所有、还是地方政府所有，都必须遵守农地农用规划，不得随意“农转非”（但农民可以在农地农用上有更多的选择，如稻田可以养鱼或在鱼池边建猪舍养猪等等）。非国有土地农用权，只许依法在农民之间交易，集体所有的农地权，村社内部转让优先；农民集体之间可以交换或买卖农地；非农民不得购买农地，更不许购买农地擅自改变用途或闲置；农民之间、农民集体之间交易农地，免征税；从事定购粮、定购棉生产的农地，享受政府补贴；鼓励个人或集体或企业将国有荒地、沙地、盐碱地改造成可耕地，开荒者可享受政府补贴，并取得开荒地的永久农用权。开荒地如果不享受政府补贴，可在10年之后减半“农转非”；集体土地承包是否“平均分配”、是否收取承包费、承包费如何分配等等，应该由农民集体依《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决定；国家成立土地银行，以帮助农民在村社内部建立土地信用社，农民的承包地或份额所有权可以在村社内部的土地信用社抵押贷款。农民退出集体，其份额所有权可以由农民集体收购，农民集体通过土地信用社按照“事先约定”的份额地权价格给予退出成员的补偿。成员退出补偿金从合作金融收益或承包费中列支。

第二部分：土地“农转非”管理制度；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必然需要土地“农转非”。土地“农转非”要依据有法效的发展规划有序进行。按照规划“农转非”的土地，农地所有者和政府各得一半。如：某块农地10亩，规划在2008年8月“农转非”，到2008年8月时，这块地即为非农用地了，政府无偿获得5亩，土地的原主人（该农民集体）失去10亩农地而获得5亩非农地。政府无偿获得的5亩非农地，只能用于城市道路、公园、学校、医院、养老院和农民工廉租屋等公益事业；原所有者（农民集体）得到的5亩非农地，由土地所有者自主处置，或开发或出售或闲置都可以。商人需要非农地，在土地市场上购买好了，不需要找政府，政府是公平交易的维护者。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也是“非农地”，享有同国有“非农地”同等待遇，但要依法纳税；集体小产权房和大产权房也一视同仁，但也要同等征税。国有或地方政府所有的土地“农转非”，也按照“减半”的原则处置。

第三部分：非农用地交易和开发管理制度。已经“农转非”的土地，由土地所有者自主处置，出售给开发商或自己开发都可以（政府应该将新城区的停车场、市场和农民工住房等适合农民集体开发的建设项目，规划给农民集体开发，让农民集体获得稳定的地租增值和土地资本化收益），但所得的增值收益必须依法纳税，按照累进税率计征，增值越多，缴税就越多。土地增值所征税收，归全民共享，用于增进全民福利（避免各地为GDP和财政收入开展土地征收和土地价格大战）。“农转非”的土地，所有者也可以选择闲置，但必须缴纳土地闲置税，闲置时间越长，税率越高。

国家或地方政府所有的土地，“农转非”后，一半用于公益，另一半由政府按照“公开地价”在市场上公开拍卖，也要依法征税，税后所得归属同级政府财政。商业或工业用地，只能在土地市场上购买取得，废止政府垄断非农地交易的一切法律法规和政策。农民集体所拥有的非农地，互相之间可以换地，并享受税收优惠。

第四部分：地权实现的基础性制度。

土地产权实现的基础性制度是一个体系，主要包括：地权登记和确认制度；地价评估制度；地价公开制度；土地规划和编制制度；土地金融制度等；

1，地权登记和确认制度。国家成立专门的地权登记机构，对每一块土地都必须登记，明确所有权人，在此基础上由政府颁发土地所有权证。所有权人可以是个人、或农民集体、或地方政府、或企业、或国家代理人等；持有土地所有权证，依法行使土地处置权。假如农民集体持有土地所有权证，政府征地就没法操作了，农民集体就可以持证并依据宪法告政府违法。现实是政府违法征地——强占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农民集体没有主体资格和产权证明告政府，以维护所有权人合法权益。地权登记，给土地所有者发地权证，是防止政府强占土地所有者地权的基础之基础。

2，土地估价制度：土地估价——政府成立或授权民间专业的土地估价机构，对不同所有者所有的土地进行估价，合法的估价机构对土地做出的估价具有法效，是土地交易价格的法定依据，也是依法纳税的法定依据。如果土地所有者培育了地力或改善了灌溉条件或交通条件等，土地价值就会提高，所有者可以重新申请估计。土地的自然供给虽然是固定不变的，但土地估价制度，有利于调动土地所有者增加土地经济供给的积极性。这项制度，对于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守住18亿亩耕地，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具有意义重大。守住18亿亩红线，靠严格管制征地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调动土地所有者增加土地经济供给的积极性。

3，地价公开——法定估价机构对土地估价之后，通过专门的网站或报纸或杂志等，向社会公开地价。地价公开，有利公平交易，有利降低交易成本，有利土地金融发展，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巩固和完善。对于防止土地交易和抵押过程中的欺诈和腐败，意义非常重大。

4，“土地规划与编制制度”：对每一寸国土都要规划和编制。国土的使用和开发，都必须依据规划和编制。例如：城市不断发展，土地农转非是必然的，但必须依据规划和编制“农转非”；农业用地，也要规划和编制，有利于提高农业效率和粮食安全。由各级政府在中央政府指导性框架和土地法规约束下起草土地规划和编制，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表决，两极人大表决通过即产生法律效率，任何个人和政府不得随意更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依据土地规划和编制对土地实施“农转非”，在依法“农转非”的过程中，政府无偿获得不高于农转非土地50％份额的公益用地。公益用地，用于公益和农民工住房；非公益用地，只能通过市场取得，严禁政府供应非公益性用地。

5，“土地金融制度”。地权要充分实现，必须要有土地金融制度。鉴于我国的土地制度是农民集体所有制为主的实际，建议建立双层（两级）土地金融制度。即：国家要建立土地银行——帮助农民集体实现土地所有权产权；农民集体要建立土地信用合作社——帮助农户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产权和住宅产权。农民集体以土地所有权在国家土地银行抵押贷款，充实农民集体（合作组织）的土地信用社本金；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住宅产权在农民集体（合作组织）土地信用社抵押贷款，以充分实现农户土地或住宅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的权益。

2008年10月8日于越南胡志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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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中国经济发展避不开的“四个巨大”

网易财经网友大家好，网易财经为迎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特别举办大型采访专题《百名经济学家谈中国经济》。本期我们专访著名经济学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先生。丁学良先生指出过去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体现在“四个巨大”：即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巨大的成果，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因此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取决于四个因素：即起点低，政府重视，国际环境提供了好时机，香港以及海外华人为中国提供了支持。中国经济未来经济的发展如果要继续取得巨大的进步，必须要实现“三个和谐”：即社会基层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和以及制度和谐。以下是专访实录：

中国经济发展体现在“四个巨大”

网易财经：丁老师好，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从整体来看，您怎样评价我们中国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丁学良：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应该说是在过去160年的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为什么我说160年，因为这160年是中国艰难的工业化、现代化的160年，有起有伏。这30年是过去160年中，从整体上，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持续时间最长、取得最实在成果的30年，这个评价应该是很客观的。

这巨大的经济发展和进步，需要实事求是地肯定。同时也要看到，高速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非常巨大的社会成本，我讲的社会成本包括很多方面，每一个中国的普通公民，都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工作中感受到这些巨大成本。这两个都是很客观的，巨大的进步、巨大的成果，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因此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网易财经：四个“巨大”？

丁学良：四个“巨大”：巨大的进步、巨大的成果、巨大的代价，前面也会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些都是很客观的，哪一方面都很客观。

四因素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网易财经：您认为支撑这三十年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哪些？

丁学良：（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非常复杂，我们简要来讲，第一要讲，三十年前我们的起步点非常低，这点很重要，因为起步点低的话，进步就会显得明显和突出，像弹簧一样，压得越低，弹起来时的弹力就越大。三十年前，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刚好从文化大革命中缓过一口气，那时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社会也处于崩溃的边缘，因为在崩溃的边缘，起步点非常低，所以它进步时释放出来的弹性就非常大，进步很突出，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过去这三十年来，当然不是说从头到尾没有一点摇摆，但基本上还是把经济发展放在所有政策中最重要的位置，而且采取了很多技术上的手段来保证经济增长，各地方官员都被引入到这个整理目标中。

网易财经：发展是硬道理。

丁学良：对。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三十年来，中国碰上了非常好的国际大局势，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很好的大的国际形势，当然中国这个巨大的国家也不至于太差，如果国际形势不好，仍然把经济发展当做大事，所以不会太差，但也绝对不会是现在这样的情况。我看过很多数据，都说过去三十年来中国是全球主要的经济体，中国是从全球化这个体系中得到最多好处的大经济体。

当然最后有人讲，在大的国际形势中也有过几次危险，但中国非常运气好，很多人都说中国运气好，如果没有911的话，情况就会非常不一样了。在英文中用的词叫做“GREATER CHINA”，翻译过来就是大中华的意思，GREATER CHINA，对中国大陆这三十年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没有香港，没有台湾，没有海外华人，因为所谓的GREAT CHINA就是指这些，如果没有这些很重要的全球华人网络在财经方面、技术方面、经营方面的重要参与和良性互动，也不可能有中国大陆这三十年来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因为有很多数据，哪一阶段到哪一阶段最重要的投资来源是哪些、中国最重要的管理经验来源是哪些，会找到很多数据。当然可说的还有很多，但这几点基本可以把要素概括。

网易财经：您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来有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

丁学良：当然中国模式肯定是存在的，但要分析起来也很复杂，要讨论起来有很多，我只能讲，刚才说的这四个方面的因素支撑了中国过去三十年来经济持续的发展和增长。

另外我还没有讲到巨大的代价和巨大的挑战，我觉得现在特别要看到我们付出巨大代价和巨大挑战的地方，巨大代价就是，中国生态环境持续的恶化，最近奶粉的事情，只不过是庞大生态系统中出了严重问题的一个方面。食品安全问题，一个很基本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越来越恶化所以就必须通过人工的方式来促生它的产品产出很多，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监管的任何一个环节稍有疏忽，问题就会变得非常严重，奶粉只是一个非常小的环节。

网易财经：您刚才也提到了中国的代价。

丁学良：代价太多了，除了环境代价以外还有其他很多代价，比如为了保证经济增长而控制人口，控制人口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基层教育的大量投资，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第二个对教育的投资就是让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有显著提高，全天下都是，不管宗教文化来源怎样，只要妇女的教育水平提高，她的生育意愿就会下降，这是全天下的趋势；另一种方式就是按照中国国内的行政方式，行政方式的成本是很高的，包括人道方面的成本，你不能小看人道成本的。

未来经济发展必须注重三个和谐

网易财经：丁老师，过去三十年付出了代价，也有很多积极的因素，对于未来您是怎么看的？

丁学良：我想更应该谈谈挑战，我们未来的挑战很多，但我觉得很基本的一点是，毕竟我们在下一步还应该把经济增长看作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网易财经：发展还是硬道理？

丁学良：不能用老的说法，但我想，首先应该是，经济发展仍然是政府乃至整个中国的长期国策，但你也不能按照过去三十年的方式来做了，因为国内外的环境条件已经不一样了，积累的问题也在那儿了，你不能再按照老办法搞下去了，这样强制干下去是不行的，未来最重要的挑战就是要把三个关系处理好，增加他们之间和谐的成分，降低他们之间冲突的成分，当然不可能马上就变得一点冲突没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一个梦想，但你应该想办法慢慢把冲突的成分降低，把和谐的成分增加。

一个基本的和谐就是，你必须要使中国社会里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社群之间的关系增加和谐。你想想，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别、沿海和内陆之间的差别，就算是在沿海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城市中，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之间的差别，这都是非常严峻的。我们在网上经常听到一些话“仇富”，这是不和谐的，为什么会有这些？就是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群体、很多个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才会有这些情绪在里面。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冲突的成分应该降低，官员的信誉很糟糕，很多事后一查证都是谣言，但你会发现中国这二三十年来，大部分老百姓就相信那种对本地的官员最不地道的谣言，这个你能怪谁去？你只能怪自己没有公信力，因为你没有公信力，所以才导致别人从最坏的角度来揣测你，最后可能经过查证许多事情是不符合事实的，但这就是一个社会现状。

第二个和谐就是，一定要使得中国社会里经济的发展不要再以人和自然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为代价了，在广东珠三角这个地方，年纪比较大的外科医生都讲，有人来开刀，打开他的肺腔，如果这个人的肺不是黑的，那都说明这个人不是我们广东人。哪怕这个话中只有30%的真实性那就不得了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和谐的成分也要慢慢多起来，你不能把自然系统当做一个可以任意“强暴”的对象，不能这么干的，包括几个礼拜以前山西煤矿泥石流爆发，一下子死了几百人，这都是因为你对大自然、对身边的环境太残暴了，大自然不会讲话，平时你可以任意欺负它，但一旦把它欺负到极限，大自然稍微反抗一下就不得了了，不要小看这一点。

第三个和谐就是，经济的发展同社会政治、行政、法律方面发展的关系要和谐，这样的和谐才能保证我前面所讲的两个和谐有一个自动发展的基础。当然，在中国这样的地区，我们不可能让地区差别这么大、问题这么多的社会里，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发展、行政的发展、法律的发展、教育的发展，都处在非常理想的同步的状况，但这之间的冲突矛盾不能太多，应该逐渐缩小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加它们之间的相互协调。不然我们就不可能达到第一和谐的程度，也不可能达到第二和谐的程度，因为人和大自然的关系，里面一定包含着强势的利益集团用强势的方法来掠夺大自然。

你看中国好多地方的群体事件那么多，好多群体事件都是跟环境污染有关，就是因为来了一个厂子，在那边把河流污染了，搞的一塌糊涂，开始这个事情还不太严重，等五年十年下去以后，癌症村出来了，河水变黑了、发臭了，大家受不了了，开始反抗了。这里面你看到了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冲突，但这里面有一个强势集团的利益，不重视其他人，所以要找到一个更平衡的点，把这个问题解决。所以我觉得，第三种和谐是前两种和谐的基础。

网易财经：丁老师，您认为未来还会持续发展三十年吗？

丁学良：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我们只能努力使未来的三十年比过去的三十年更好，但这只是我们的愿望而已。

网易财经：您可以判断吗？

丁学良：我不会判断，我对未来从来没有太多过分乐观的期待，因为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任何试图预测未来的人最后都会弄的头破血流，就看看两个月以前人们对世界经济形势的预言，你现在再来看，就好象是上个世纪的讲话一样，所以未来是不可预测的。

未来中国经济要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网易财经：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三农问题，其实三十年来，三农问题一直是个难题，您怎么看这个事？

丁学良：不能说三十年中三农问题没什么解决，而是说三十年要分好几个阶段，我们笼统地讲三十年，其实这三十年中有好多阶段，一开始的阶段是农民解放，能承包自己的土地，没有中间产权，农民有使用权，在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最重要的阶段，就是中国农民站起来了，你不要小看这一点，这是国际上很伟大的进步。今年上半年我在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朋友们说，要编三十年的纪录片，从哪一步开始？我一句话讲了，他们认为我是开玩笑的，后来我解释了一下，他们又觉得我说得是很认真的，我说，这三十年最伟大的进步的第一点，就是中国这三十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饥荒，不要小看这一点。当然可能有小的地方发生了饥荒，但对于整个国家，各地区、各省，还是没有什么事。

丁学良：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过去三十年来才刚刚从农业国家、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起步，现在沿海地带已经到了中等程度的工业化了，内地，比较差的地方现在还是在往工业化的地方走，还是处于起步阶段，早着呢。这三十年中国的三农问题有显著的改善就很不错了，还早着呢。

网易财经：中国经济三十年来，国家的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强，更强了，但从经济数据上来说，百姓的经济实力是不是比原来还要弱了？

丁学良：当然了，这三十年用的都是很笼统的说法，一般来讲，在八十年代末以前，改革开放前十年，相对来讲经济发展的成果在民间占有的份额是比较大的，从九十年代初以后，经济发展中的“大饼”越来越被政府大量占有，而民间占有的越来越少。

网易财经：您刚才提到最近国际金融比较动荡，放眼全球来说，中国下一步的发展趋势会是怎样的？因为您说过去三十年国际环境比较平稳。

丁学良：不，国际环境不是平稳，是也有动荡，但基本上中国运气比较好，一动荡，可能对有些国家、有些地区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但基本上中国受伤程度不大，而且得到的好处很多。

网易财经：中国下一个增长极会来自哪儿？比如过去可能是靠投资、靠出口，在未来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增长极应该是靠什么？

丁学良：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靠着强势地掠夺大自然环境、靠着强势地掠夺弱势群体，因为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掠夺这两个，假如还要那么做的话，在有些区域也许你还可以这么做，做个五年十年问题也不大，但在沿海地区如果要继续这样做就有困难了，因为沿海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很厉害的，而且沿海地区的居民已经对这些问题比较省悟了，包括珠三角这些地方，从两年前开始找民工就不太好找了，说明民工对于自己权益的要求提高了，所以沿海地区采用强势掠夺自然环境和掠夺弱势群体的方式发展已经越来越困难了，而且现在美国经济这样，完全靠以前出超的方法也越来越困难了，必须要找到其他的经济调整手段和方式。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同亚洲其他国家相比可打80分

网易财经：如果让您给中国经济发展三十年打分的话能打多少分？

丁学良：看和谁比，如果要和中国改革以前，49年到78年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比的话，当然这三十年可以打90分，因为前29年波动太大，打40分都很困难；如果要跟非洲那些很差的国家比，他们打20分你也能打90分；你要跟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相比，人家打70分，你打80分吧，这都是相对来说，如果各个行业之间比的话，分数优势就不那么突出了，比如日本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无论是环境问题还是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还是自己创新能力的问题，都比我们好。

网易财经：标准不一样。

丁学良：要看和谁比，打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网易财经：再次谢谢丁老师，今天采访就到这里了。

万科确认：32亿深圳九州项目缓建

 

 

 

“项目搁浅了，为什么万科不发公告？”近日，深圳一位投资者向本报曝料，万科2006年在深圳龙岗拿下的一块地，原计划明年3月竣工，目前来看已不大可能，因为“现在那里还是一块坑坑洼洼的荒地”。

该投资者所指的项目，是2006年7月万科附属公司深圳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万科）与深圳市九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地产）联合拿下的深圳龙岗中心城“新老西村”旧改项目。

带着投资着的质疑，《每日经济新闻》在深圳展开调查。

【质疑声起】项目搁浅咋不公告

“项目搁浅了，为什么万科不发公告？”近日，不断有投资者对万科提出质疑。

2006年7月22日万科公告称，深圳万科与九州地产签署协议，万科将获得深圳龙岗中心城“新老西村”旧改项目。预计万科需支付总合作价款约10.97亿元。

万科2006年年报显示，该项目预计开工时间是2007年3月，竣工时间是2009年10月，预计总投资未明确。

万科2007年3季报显示，该项目预计开工时间为2007年9月，预计首批竣工时间为2009年10月，总投资待定。

到了今年，万科2008年半年报显示，在“在建开发产品”中，深圳九州项目开工时间是2007年7月，预计竣工时间是2009年3月，预计总投资32.5亿元。

在万科的公告里,曾出现“深圳市万科九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6年3季报显示，万科子公司深圳万科持有该公司90%的股权。

在以上公告的内容中，尽管竣工时间发生了变化，但万科一直没有披露该项目受阻的信息。

【记者调查】拆迁分歧导致进展缓慢

现场：空地杂草丛生

11月20日下午，记者在深圳地铁3号线吉祥站出口附近，见到一片空地。空地围墙上贴满了五花八门的广告单和喷字，也印着“深圳市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九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几排大字。

记者找到入口——一道锈迹斑斑的大铁门。铁门上锁，里面是一块荒芜、斑驳、坑洼的地块，地上长着一人多高的荒草，一些生满铁锈的施工器械隐没其中。

记者敲门3次，一位中年人方从铁门旁一个临时搭建的房屋内探出头来。记者说明来意后，他打开了铁门，并自我介绍姓曾，负责看管这片空地，“主要负责把这些坑里面的水抽出来，要不然刚打的地基就又坏掉了。”

“他们很久前就打好了，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又停工了，停工了好几回。我天天都要抽里面的积水，抽完了又有水渗出来，”老曾说。

“这确实是万科的地。听说已经闲置两三年了，我从2月份调来的时候，这里就已经空着，但也不是完全确定。”老曾说。

记者在工地另外一侧的临时房里，见到了两名保安。其中一人说，他们一共有8个人驻守这片工地，均来自万科物业。

一位长期在当地经营旧货家具的人士向记者表示：“他们是2006年动工的，当时还放了鞭炮。不知道什么原因，工人来了又走，到现在还是这个状况。”

官员：拆迁上有分歧

深圳市龙岗区城中村（旧城）改造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新老西村”旧城改造项目早在2002年就已立项，龙岗区政府于2003年初确定了改造的具体方案，并委托龙岗镇政府组织开发。当时，镇政府与九州地产达成协议，由九州地产承建。后来，深圳万科介入。

“主要原因还是在项目拆迁、居民安置方面，补偿上的分歧较大。”上述工作人员透露，“项目一期都打过好几次地基了，曾多次尝试动工，均遭到附近居民阻挠，半路停工。”

龙城街办旧改办的一位工作人员也表示：“我们也给当地居民做过很多工作，但补偿方面的分歧比较大，开工了又停，反复好多次了。”

11月21日下午，记者来到龙城街道新老西村村委会，近十位村民正在村长办公室商议此事。

“当初立项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并没征求我们的意见。祖祖辈辈住了几百年，说搬就要搬。到现在，改造方案和具体建设规划我们也一概不知。”一位村民说。

工程进展缓慢是因为村民阻挠吗？该村民反应强烈：“我们都盼着改造！是开发商没诚意！”

“只要生活越改越好，谁不愿意呢？”一位村民说，“十多年前就在说改造，我为了配合，一直在等。左等右等，他们却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这样等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哇！”

【各方回应】万科：没有达到法定即时披露要求

记者前日发送采访提纲至万科集团，昨日收到万科集团执行副总裁肖莉的回复。

NBD：万科龙岗中心城九州项目目前进展如何？

肖莉：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项目的拆迁谈判主要由合作方负责推进。合作方正在进行拆迁谈判，进展较预期缓慢。

NBD：记者在现场看到土地空置，周边居民反映工程数度停工，原因是什么？

肖莉：完成一期安置房基坑开挖后，由于片区法定图则调整，影响规划设计，且本安置房工程是后期拆迁业主回迁用房，而拆迁工作进展缓慢，所以工程暂停缓建。

NBD：公司是否存在资金紧张或居民安置补偿问题？

肖莉：公司不存在资金紧张问题，与居民的安置补偿谈判一直在推进。

NBD：万科2006年7月22日公告称，万科获得该项目，预计需支付总合作价款约10.97亿元。目前款项支付情况如何？

肖莉：公司已根据协议约定的付款安排，以及项目的实际开发情况，正常支付了合作款项。

NBD：公司去年年报中称该项目2009年3月竣工，能否实现？

肖莉：因规划调整及拆迁进度未达预期目标，项目缓建。

NBD：万科成立深圳市万科九州房地产有限公司，是否为了专门运作此项目？目前该公司情况如何？

肖莉：是，公司运作正常。

NBD：此项目相关问题为什么没有公告？

肖莉：项目进展情况公司会在定期报告进行有关披露，本项目并没有达到法定即时披露的要求，目前并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九州地产：需请示领导，但领导不在

11月21日下午，按照九州地产官网公布的地址，记来到龙岗九州商业大厦，该大厦侧门处一个入口上面，挂着“深圳市九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牌子。

记者上楼找到该公司工作人员，一位黄姓主管得知记者是来采访“新老西村”项目时，表示需要请示领导。短暂等待后，记者被告知九州地产领导外出。后来记者多次尝试向九州地产了解情况，未果。

昨日，记者再度联系，该公司行政主管黄先生以老板不在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公开资料显示，九州地产是龙岗本土民企。据2006年7月的公开消息，当时万科深圳一位中层向外界透露，“这个旧城改造项目由万科与九州地产共同开发，九州地产是该项目的开发主体单位，万科是投资主体。但在以后的合作中，万科占主导地位。”当时万科还称：“我们预计要先投入10.97亿元，九州地产主要负责拆迁、安置等具体工作，投入费用要低于万科的投入。” (本文来源：解放网-每日经济新闻 作者：翟敏)

网易财经高级编辑张沉和宗庆后(博客)合影

宗庆后

网易财经讯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企业发展论坛上，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说，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更好的机会。

宗庆后在讲话中强调：现在美国的次贷危机(聚焦美国金融漩涡)引发了金融危机，包括世界的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更好的机会。宗庆后说，你不是想用我们的钱嘛，想要我们救济嘛，我觉得我们要买你的高新技术，要买你的资源，买你的人才，来促进我们更快的发展。

宗认为，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应该走富民强国之路。现在，最大的问题要扩大分配。中国有13亿人口的市场，一些出口企业碰到问题了，但是他觉得出口企业不要太担忧，只要你的产品有竞争力，你不进我们的产品，它就要通货膨胀，最后还是要用我们的产品，无非是暂时的减少一点消费。

另外，宗觉得我们这些年没有扩大分配，将近两万亿的外汇是什么东西？是我们的私营价值，我们私营价值给外国人用了，没有给老百姓，没有扩大分配、没有扩大生产。所以我觉得现在解决经济危机很简单，就是扩大分配。

在接受网易财经访问时，宗庆后说，中国如要扩大分配。一是提高农产品(行情论坛)价格；二是拉动内需。在宗庆后看来，中国最基本的原理是社会分工不同，以前原始社会的时候，你打猎我种田，相互交换而已。现在文明了，发达了，用货币交换了，形成了虚拟经济了。我们应该自己国内的内需应该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以后，我认为我们在世界上就更强大了。（张沉 李圣 李伟/文）

龙湾农村合作银行成为当地农民欢迎的金融机构

龙湾合作银行4639名股东中，逾4000名是农民

银行一年放贷40亿元，60%以上投向农村

日前，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文件指出，要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那么，农村发展金融组织，到底面临哪些实际问题？温州的做法可以作为借鉴。

温州龙湾农村合作银行正式成立于2005年6月份，出资入股的4639名股东中有近4000名是农民，2007年这家农民出钱办起来的银行共办理贷款约40亿元，其中60%以上投向农村，并实现了利润1.12亿元。如今投资入股农村合作银行已成为温州当地最热门的投资项目。

早在2003年，浙江成为了全国首批农村信用社改组农村合作银行的试点。浙江不少改组的农村合作银行已经开展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的实践。近日，本报记者专门来到农村合作银行蓬勃发展的温州市采访。

10月20日下午，浙江省温州龙水东路的龙湾农村合作银行龙水支行内一片忙碌，银行大厅内站满了前来办理业务的当地农民。今年50岁的温州农民夏增荣正在银行办理5万元的贷款。不一会儿，夏增荣就办好了这笔业务。

银行股东近九成是农民

龙湾农村合作银行成立于2005年6月25日，是以原龙湾信用联社及下辖信用社为基础，由4639户股东募集股金1.4亿元组建的股份合作制地方性金融机构。全部股东中逾4000名是龙湾当地农民（包括农村个体工商户），占比约88%。此外，还有333家企业股东和249名银行员工股东，无任何国有资金。

目前，温州已经有龙湾、鹿城、瓯海、乐清、瑞安的农信社转制成为了农村合作银行，成立的模式也大同小异。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农民股东呢？龙湾农村合作银行龙水支行行长李新洪说，2004年6月，龙湾农村合作银行公开招股，向龙湾村民发了通告，邀他们入股，1元1股。

当时村民们入股热情很高，远远超过了想募集的股金。最后，认股数只能打折，“好比3万元买不到3万股，只能买2万股，多的钱退还。”温州充裕的民间资本促成了农村合作银行的诞生。

2003年起，我国首先在浙江展开了全国首批农村信用社改组农村合作银行的试点。2003年4月8日，由宁波市鄞州区52家农村信用社改制而成的鄞州银行正式营业，成为了我国首家农村合作银行。

目前我国多个省份都已开始组建农村合作银行，通过增加放贷和提高服务支持了农村的发展，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农村合作银行的发展也遇到一些问题，主要有不良贷款率过高，经营风险较大，金融同业竞争过于激烈等，而温州农村合作银行良好经营状况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

自公开招股和正式开业以来，龙湾农村合作银行的效益一直都不错。龙湾农村合作银行办公室主任夏丽云说，2004年、2005年、2006年连续三年，银行给股东的分红都有15%。2007年没有分红，但转增了20%，股东的回报相当高。

高分红的背后是靠良好的经营来维系的。夏丽云说，目前银行已经发展到16个支行，32个营业网点，全部位于龙湾区内。2007年，龙湾农村合作银行共吸收存款56亿元，共发放贷款40.17亿元，其中农业贷款占到了60%以上，实现税前利润1.12亿元。而今年的利润肯定要超过去年。

信用农户贷款不需抵押

利润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给农民发放小额贷款。李新洪说，目前给当地农民提供的贷款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农户的小额贷款，数额在5万元以内，需要抵押或担保。二是信用贷款，数额在5万元以内，不需要任何抵押，也不需要担保。还有就是农民的联保贷款，数额在10万元到30万元之间。由5个农户联保，如果贷款人还不了钱，其他4个人要还钱。“这起到了分险分担，诚信互保的作用。”

李新洪说，做好小额农户贷款首先是要建立起农户信用。龙水支行对片区内的4815农户展开了信用村和信用农户的评选。“如果农民贷款没有逾期归还的占到90%以上，这个村就被评为信用村。如果村民长期办理业务都没有一笔贷款逾期归还就可评为信用农户。”

目前，龙水支行一共评定了4个信用村，340户信用农户。其中信用农户的贷款占到了总贷款20%左右。

李新洪说，在贷款利率上，信用农户将享受到月利率千分之六点三的优惠利率，这比非信用农户的贷款利率要低35%左右。目前，该行信用村贷款没有一个逾期归还的。

农业合作银行的利润还有一个是来自对农村当地龙头企业的贷款。龙湾合作银行海滨支行行长王少和说，凡是辖区内4到6家信用纪录好的企业进行联保，可以享受到小企业的联保贷款。

此外，龙湾农村合作银行还为民营企业代发工资，已开始为几千户农民代缴水电费，并提供农民的消费贷款和住房贷款，“三农贷款的内涵已经扩展了。”

李新洪说，在龙水支行每年吸收2亿多元的存款中，有近1亿元是来自个体农民的存款。

不良贷款率非常低

据介绍，2007年，龙水支行吸收各类存款2.5745亿元，贷款1.9629亿元，其中涉农贷款占92.37%，总共只有13万元的不良贷款，不良贷款率仅为0.07%。而其他一些分行的不良贷款率甚至为0。

不良贷款率为何这么低？王少和说，不良贷款率低与信用建设、温州民间资金比较充裕以及温州整体信用环境比较好有关。“在熟人经济发挥重要作用的温州，名声相当重要，如果一旦信用出了问题，这个人就会陷入孤立，社会环境的约束力让人们不敢轻易不还贷。”

除了大环境外，不良贷款率低还有内部制度上的保证，如果产生一笔不良贷款，银行第一个调查人员承担70%的责任，审批者承担30%的责任。

夏丽云对龙湾农村合作银行的现状十分满意，“现在我们已成为龙湾当地发展最好的银行了。比起国内商业银行虽在硬件上处于劣势，但是在人脉资源上却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农民谁家今天结婚或是杀猪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真正的当地农民自己的银行。”

目前，入股农村合作银行已经成为了温州当地最热门投资。“有人已出高3倍的价钱买龙湾农村合作银行的股份，但也难买到。”

汇率波动大，欧洲游整整下降了一成；多家银行表示虽然有政策，但不会下调旧房贷利率；金融危机来了，洛杉矶无家可归的人多了，中国的大学生不好就业了，需要紧急启动心理辅导...

为避免在房价(专题)大幅度下跌的情况下，整个地产行业突然丧失流动性的问题，建议考虑对普通住房，面向大众推房产抵押债券、租金抵按揭，对商铺和办公楼，可在出租之后，整体产权转入信托计划，然后公开发售。

作为上海大学房地产学院的副院长，我有关房地产市场的言论受到了各方格外的注意。大多数人认为我对股市做出的"通胀无牛市"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置疑我的"油价决定房价"的预测。

石油价格从147美元向下调整幅度超过了50％，但是世界经济并没有找到新的替代能源，也没有发明新的、节约能源的生产方式，我们对石油的依赖不会减弱，而我们找油的难度则进一步增强。石油如果真的变得更便宜，就会抑制勘探新油田的投资，也会抑制其他行业应用新技术提高生产率的投资，最终会在将来给我们造成更大的危机。所以，不要对石油下跌抱有侥幸心理。

美国的房地产价格下跌已经将近20个月，我仍然认为这场灾难没有到底。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美国经济并没有出现向新模式转型的迹象，而美国各大银行也将继续减持他们在房地产相关债券上的投资。这样就会造成又一轮由于流动性不足导致的房地产下跌，房地产价格必须跌到一个更低的水平，才能让投资人预期房地产的未来收益比较高。

而在中国，近来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扩大住房消费的政策，有关我对房地产的预测也许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来检验。不过，我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前景有些具体的建议，想提请各方注意。首先，我建议考虑推出一项新的面向普通投资人的金融产品，房产抵押债券。投资人购买这些债券的同时，也获得了一项权利，如果债券发行人违约，不必排队等候冗长的法律清算程序，可以自动获得这项债券所对应的房屋。银行可以先放出贷款，然后打包卖出债券。这个品种使得投资人有可能获得贷款利率的收益，也有可能提前锁定购买房屋的价格。如果未来房价上涨，那么借款人肯定愿意遵守还款义务，如果未来房价下跌，即便借款人违约，债券投资人仍然能够获得借款人的住房。我国法律需要有适当改进，允许一套住房的所有权暂时注入一个第三方信托。如果借款人不违约，第三方信托的受益人就在还款期结束之后指向借款人；如果借款人违约，受益人就指提前向贷款人。这样就免除了原有的法律对原住户的唯一住房进行拍卖的限制，并规避了相应的税收义务。

另外一种新业务是租金抵按揭。这次，投资银行是站在卖房者一边提供服务。市场出现房价大幅度下跌时，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产品来帮助大家克服观望心态。假设某公寓的现价是100万，租金是每月1500元，地产开发商如果面临着大量的观望者，可以提供一项新产品：每月租金5000元，租户同时有权在十年时间之后，向开发商提出将已经支付的租金转为购房款，以100万的价格购买该住宅。不足房价的余额部分由租户通过银行按揭贷款的方式补足，原先租金的税收部分予以豁免。

对于那些商铺和办公楼，我建议考虑更激进的创新手段，将这些物业出租之后，整体产权转入信托计划，然后公开发售。购买者可以享受到租金的长期回报，也可以通过事先约定的折算比例，将其持有的信托收益权转化为商铺或者写字楼的产权，从而抛售获利。最理想的方式是这些信托产品也能够像封闭式基金一样每天交易，只是比封闭式基金多一个赎回的途径。

我国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基本是割裂的，房地产基本通过银行或者地下钱庄来融资，只有把房地产市场放到资本市场的大环境中，才真正解放了商业银行，同时也给中国的投资银行带来了新机遇。在资本市场中，只要某各产品设计得合理合规，且具有与其风险相应的收益，一定会得到投资人的认可，这样就避免了在房价大幅度下跌的情况下，整个地产行业突然丧失流动性的问题。

投资银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并不是重组、包装和上市。而是细分客户的需求，原来我们的买房者只能面对上百万元的房子做一个买或不买的决策，这其实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不能让中产阶级面对如此巨大的不确定性而没有任何可以缓冲的余地。

我特别反对把银行的按揭贷款打包卖给中小散户，这是国有银行甩包袱的不负责任的做法。在美国，投资银行已经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按揭贷款的打包并没有消除房地产的风险，而是将这些风险转卖给了更多的投资人，使得受害面积更大，危机更持久。 (本文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周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