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再次引起舆论对死刑存废问题的激烈争论。

从抽象或理想的角度看，废除死刑的理由很多，其中大部分几乎没有争议，例如刑罚由重到轻的历史趋势、废除死刑的世界潮流以及由此引发的引渡问题、错案的不可避免等等。较有争议的是死刑的威慑力。

常识告诉我们，尽管有亡命徒但是不会多，大多数人还是怕死的。不过从这一常识不能推导出死刑有制止犯罪的特大威慑力：如果犯罪是出于冲动，那是来不及权衡后果的；如果犯罪是仔细权衡后作出的决定，那么首先和主要权衡的一定是犯罪后逃脱的可能性而不是未逃脱时的惩罚力度，因为一旦被抓捕，即使最轻的刑法也足以让犯罪行为得不偿失。无论如何，死刑的威慑力还是比无期徒刑要大些。真正的问题恐怕在于提高破案率来增加刑罚威慑力的代价与适用死刑增加刑罚威慑力的代价之比较。

还有两个因素决定了中国目前绝对不能废除恶性暴力犯罪的死刑。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目前的有期徒刑最长只有十五年，数罪并罚只有二十年，死缓和无期徒刑实际收监的时间通常也只有十几年（经过多次减刑）到二十几年。这样短的刑期不足以阻止那些恶性特别大的罪犯刑满释放后继续危害社会，也无法消除受害人亲属和证人的恐惧。第二个因素是“杀人者死”的报复刑传统观念还很强大，国民普遍缺乏宽容心态，需要死刑的介入来斩断怨怨相报的链条。与那些主观恶性极大的暴力犯罪人相比，非暴力犯罪者大多可以通过剥夺他们犯罪的条件来阻止他们重新犯罪。非暴力犯罪还大多因为缺乏直接受害人而不可能引发报复，或者引起的报复心理要弱得多。

我可以勉强接受从立法上同时废除所有的非暴力犯罪死刑，但坚决反对废除死刑从贪污、贿赂或所谓高智商经济犯罪开始。说这些人经过改造可以发挥其知识优势造福社会以赎其罪，纯属瞎掰；因为这等于为他们继续犯罪创造条件。

譬如拿盗窃罪与郑筱萸的受贿相比较，盗窃罪是一个经济、文化上属于弱势群体的人更容易触犯的罪名，盗窃犯可能有求生存的压力，也可能因为是文盲不懂法律；而一个享有丰厚经济保障、大学以上学历、“受党教育多年”的高官不但没有生存压力而且本应成为守法的模范，显然是前者“情有可原”而后者罪无可恕。我们还可以发现盗窃罪通常不会引起人身伤害，一个人被盗窃后自杀属意外；但是药监局长受贿后放任假药通行导致延误治疗害人性命，完全是身为药监局长者可以预料的事，因此尽管受贿本身是非暴力犯罪，但是药监局长对于假药害人性命却具有放任的故意，如果立法要求他承担制造、贩卖假药的共同犯罪责任也未尝不可。最后，贪污、受贿与盗窃相比，除了同样损人利己或损公肥私外，前者还具有一种降低政府公信力甚至导致官逼民反的间接危害。当年国民党政府被共产党推翻的原因很复杂，但国民政府的腐败肯定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这种事情万一发生，那就血流成河尸骨成山。每一个贪污、受贿的官员都应该对这种可能发生的最严重的社会危害承担一份比例不等的责任。

从尊重生命的角度出发，我主张先废除盗窃罪和文物走私罪、金融诈骗罪等“纯粹非暴力犯罪”死刑，而对武装走私或走私武器、贪污救灾款、受贿后放任谋财害命这样的间接伤人性命的犯罪暂时保留死刑，最后废除一切死刑。

反对判处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人总是说，民众主张严刑峻法是多数人的暴政，司法不应该屈从民意。对此我想向他们提一个问题：立法如果不尊重民意，还能叫民主？司法如果不遵守立法，还能叫法治？

即使死刑真的没有任何特殊威慑力而仅仅对民众有点心理安慰作用，这种安慰也是必要的。在中国健全民主与法治需要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民众需要安慰，就正如病人需要那并不能根治疾病的止痛剂。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杨支柱

我国老龄事业发展面临四大严峻挑战

                              本报记者刘红尘
　　博主按: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李本公在《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新闻发布会上说，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多，我国的城乡老龄事业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趋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断增大、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影响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长期专业护理和社区照料服务不衔接以及老年人的心理问题和精神需求得不到及时解决四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首先是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断增大。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庞大，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居世界首位，约相当于整个欧洲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总和。且老龄化增长速度快，年均增长率高达3.2%，几近总人口增长速度的5倍。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结果，2010年老年人口将达1.74亿，占总人口的12.8%，2020年进一步增至2.48亿，占17.2%，呈加速增长之势。老年人口数量剧增必然要对养老保障制度和为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加速的趋势，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是巨大的，特别是2030年以后将进入最严峻的时期。那时人口红利期也将结束，人口总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双双冲高，经济和社会发展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其次是全社会的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权益亟需作出妥善的制度安排。数量剧增且规模巨大的老年群体，最首要最直接的需求就是养和医的基本保障。调查表明，从2000年至2006年，城乡老年人在养老保障的选择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把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作为养老意愿首选的比例，城市由23.4%升至50.3%，农村由5.1%升至11.8%；而优先选择依靠子女养老的比例同期均有大幅度下降，城市由52.3%降至18.4%，农村由80.8%降至64.6%。这不仅反映出传统的养老观念正在改变，而且更表达出老年人对社会养老保障的期望。可实际上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目前还处于建立过程中，不仅覆盖面窄，而且保险金额较低，特别是广大农村基本上还被排除在制度保障的范围之外。调查表明，城市老年人养老金（退休金）保障覆盖率2000年男性为85.6%，女性为53.6%，2006年男性为89.1%，女性为64.6%。而农村则仅有4.8%的老年人享有养老金保障；城乡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收入的总体水平和增长幅度仍然偏低。城市中有近20%的老年人年收入处于不足4600元的低水平，低于城市老年人年均中位收入的50%，并且仍有135万城市老年人的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农村中有27%的老年人年收入处于不足750元的低水平，低于农村老年人中位收入的50%，并且仍有2160万农村老年人收入低于农村困难救助的水平。调查中农村老人非常担心没有生活费来源的同期从12.4%升至14.2%。
　　从我国老年人2000—2006年消费结构的变化程度上也能反映出老年人收入偏低的状况。消费主要还是以温饱为主。2000年城市老年人日常生活支出在消费结构中占63.3%，农村老年人占77.2%；到2006年以日常生活支出为主的消费结构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仍分别占64.2%和75.5%。
　　医疗保障方面，城市老年人的医疗保障离全覆盖尚有较大差距，而农村则不足一半。2000年到2006年，城市中的男性老年人享有医疗保障的比例从67.3%增加到82.9%，女性从36.9%增加到65.9%；农村中的男性老年人享有医疗保障的比例从10%增长到44.2%，女性从7.9%增长到45.2%；2006年城市老年人医疗费支出（已扣除非本人承担医药费）在消费结构中占8.8%，农村老年人更占到10.7%；农村老年人中非常担心生病时没钱医治的比例同期从17%上升到了20%。基层医疗卫生资源仍然比较匮乏，城市社区居委会中，有59%缺乏全科医生，56%缺乏护理指导人员，49%缺乏护理员，38%缺乏照料人员，34%缺乏志愿者。农村村委会和自然村在这些方面更是亟待建立和加强。这说明建立切实保障全社会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制度还任重道远。
　　三是老年人的长期专业护理和社区照料服务需求迅速增加，而社会的为老服务体系还未能真正建立健全起来。老年人对多种多样的养老服务需求也在日益增长，不仅失能老人对长期照料和专业护理的需求十分迫切，而且众多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对社区服务和社区照顾的需求也更加强烈。
　　就长期照料和专业护理的服务需求来讲，近年来城乡日常生活完全失能或部分失能老年人的相对量虽然变化不大，但绝对数量和规模却明显增加，随之而来的需求也急剧增长。
     2000年至2006年，随着高龄老人和“空巢”老人的增多，城市由2000年的42.0%上升到2006年的49.7%，农村同期由37.9%微升至38.3%；城乡老年人日常生活需要全护理和照料的比例已由6.6%升至9.8%,其中城市由8%升至9.3%,农村由6.2%升至9.9%；全国目前完全失能的老年人由799万增加到940万，其中城市由154万增加到194万，农村由645万增加到746万；部分失能老年人同期由1461万增加到1894万，其中城市由260万增加到370万，农村由1201万增加到1524万。由此使得家庭和社会对失能老人长期照料与护理的责任明显加重。城乡愿意到养老机构长期住养的老年人总量增加，按照调查测算，对机构养老床位的潜在需求量从2000年的1821万张上升到2006年的2261万张。但我国社会养老机构现有的床位数仅为149万张，与此相差甚远，尚不及需求的1/12。
　　相对于少数在机构养老的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是绝大多数。当由家庭成员无法承受全部或部分老年人照料服务时，必然期待着社会及社区提供照料服务和指导，以弥补家庭照料功能的不足或缺失。城市老年人对热线服务、老年饭桌（送饭）等服务的需求分别上升了6.1和3.5个百分点，农村老年人非常担心需要时没人照料的从11.3%升至13.4%。这些都给以社区为依托的老年人长期照料和社会为老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是我国社区服务和社区照顾的发展状况且很不乐观，调查表明，城市社区居委会中，有老年人活动场地的占66%，农村村委会中则仅有30%设有较为简陋的老年人活动场地，31%设有老年人活动室；城乡社区中能够提供家政服务所覆盖的居家老年人比例，城市为68.2%，农村仅为6.8%；城市社区提供老年人饭桌或送饭服务的覆盖率仅为19.5%；能够提供上门包护服务所覆盖的老年人比例，城市为55.1%，农村仅为8.2%。
　　所有这些表明，在我国尤其是农村地区，面临着老年人长期照料的严峻挑战，建立包括生活照料、文化娱乐、健康护理和精神慰籍在内的全方位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迫在眉睫。
　　四是老年人的心理问题和精神需求需要引起全社会的严重关切。在物质生活不断提高之后，老年人的精神生活能否改善显得尤为重要。总体上，我国老年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是健康积极的，而且还在不断改善中；但是，我们依然要看到他们还有许多的心理和精神健康的问题需要得到关注和重视。
　　调查表明，城乡老年人感到自己越来越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比例到2006年时仍高达73.6%，只比2000年下降1.2个百分点，并且单就农村来讲，这个比例反有上升；目前，常感孤独的老年人，在城市为18%，农村为30.9%；特别是不喜欢结交朋友的老年人比例五年来有所上升，城市从2000年的20.4%上升到2006年的23.0%，农村同期从26.8%升至29.8%；有过自杀念头的老年人，在城市占2.6%，农村为4.9%。这说明老年人在心理和精神健康方面需要关怀、辅导的要求迫切，社会有义务帮助他们积极面对生活、积极参与社会、促进代际和谐。
　　总之，调查中反映出的老年人在相关自身养老问题上的种种担忧，一方面表明了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形势下，老年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给传统养老模式带来的冲击还未完全适应，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在养老保障制度和为老服务体系建设上存在的严重滞后和明显缺陷。这些问题正是我们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执行《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不断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重点课题，也是我国老龄事业努力创新和发展的不竭动力。文章引用自：

   艺术节活动得到中国军队各大单位老干部和军地老年合唱团同志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挥毫泼墨的400多名老兵中有196名将军，其中上将和中将级的就有61名。他们用战火洗礼的经历告诉人们：友谊需要珍爱，和平需要维护，和谐才能共享。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原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题写的“发展中俄友谊，促进世界和平”，表达了中国老兵的共同心声。

中俄友谊始于前苏联时期。从三四十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苏联红军组建援华航空队和出兵东北，到中共领导干部及子女的赴苏工作、留学和参加卫国战争，特别是五十年代两国在军队建设、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方面的广泛合作，奠定了新中国快速崛起和挤身世界强林的基础。整整一代甚至两代中国人，都曾在中苏友好的时代热潮中，领略过伟大俄罗斯文化的魅力和受到苏联社会制度文化的影响，用理想、信念和激情构筑过中苏友谊的红色长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一大批苏联歌曲已成为一代老兵难以忘怀的青春记忆…….

“俄罗斯年”重新点燃一代老兵挥之不去的怀旧激情。艺术节活动以展览为平台，配合多种形式进行，内容丰富多彩。所有的书画作品和手工艺品、俄罗斯珍贵邮票、历史图片展示以及歌舞联欢的专题演唱会，都在互动的回忆中营造出了重温往昔的气氛。对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一次解读父辈俄罗斯情结，了解五十年代中苏友好历史的难得机会。

 进入21世纪，中俄两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强合作，携手发展，共同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是两国人民和军队的共同愿望。远亲不如近邻，友谊万古长青。

作者：钱建忠　来源：江苏法制报

今年６７岁的海安县妇女张某与前夫生有三个子女，夫妻俩含辛茹苦，先后将子女们抚养成人，成家立业。１９９８年春，张某的老伴因病撒手西去。失去了丈夫的张某总觉得生活中缺点什么，后经人介绍与邻镇李某相识，二人彼此都有好感。尽管张某的子女们都反对这门亲事，她还是冲破阻力与李某结为夫妻。２０００年春，张某突患高血压中风，卧床不起。李某竭尽全力救治妻子张某，很快将多年积蓄花光。无奈之下，李某找到张某的三个子女，要求他们尽点责任，但张某的三个子女却以当初张、李结婚时他们不同意为由，拒不承担责任。张某只得一纸诉状将三个子女告上了法庭。

法院审理后认为，赡养父母是成年子女应尽的法律义务。原告张某现年老体衰，无劳动能力，且生活困难，其要求三被告承担赡养义务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三被告以母亲改嫁未经他们同意为由拒绝赡养，其理由明显与法律规定相悖，不能予以支持。在法官阐明法律规定的基础上，三被告接受法庭调解，达成了上述协议。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条规定老年人的年龄起点标准是60周岁。即凡年满60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属于老年人。

    我国将老年人的年龄起点标准规定为60周岁有以下几点原因。

    （1）人的生理状况的原因。人的一生分为婴儿、幼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这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代表了人从出生、成长到衰老的过程。划分老年人的标准主要是以人的生理机能开始衰老为依据。我国目前人口乎均寿命为70岁，但60岁后，体质已发生明显的变化，一般不再承担繁重的工作和重体力劳动。所以，60岁作为老年人的起点年龄，符合我国大多数人的身体状况。

    （2）参考了国际通用标准。国际上发达国家老年人年龄起点标准为65岁，发展中国家的标准为6O岁，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因此采用60岁作为标准较为适宜。

    （3）同退休年龄相衔接。我国一般规定男60岁、女55岁为退休年龄，特殊工种的退休年龄虽然较早，但还不能称为老年人。为了与多数人的退休年龄相衔接，将60岁作为老年人年龄起点与我国目前情况是相适应的

　　说法：法院审理认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给付赡养费的义务。原告与被告系母子关系，虽然原告再婚，但血缘关系并没有改变，尽管张某对其子未尽抚养义务，但其子不能以此为由拒不履行赡养义务。法院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判决其子支付张某近期治疗费2000元，并每月支付赡养费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