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做事诚意诚心始终无悔善及后人

                                                             戎明亮     戊子年三月二十三日

    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全国从1950年9月大规模展开，到1953年春基本结束，除了约有16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主要在新疆、西藏、四川、云南等省区)以外，全国大约有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总数约7亿亩的土地和大量的生产生活资料，包括297万头耕畜、3954万件农具、3708万间房屋、105亿斤粮食等。连同解放前已完成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区，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农业人口共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90％以上，通过这一运动，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在地广人众、多民族共居、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地理民情又极为复杂的东方大国，摧毁了延续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其发动群众之广泛，规模之巨大，进程之迅速，变革之深刻，不仅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广州市于1949年10月14日解放。解放初期，广州作为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广东省的省会，还是中央的直辖市。因此，她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直接领导。在抗美援朝的大背景下，郊区的土改工作，按照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1950年11月10日政务院颁布的《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的精神，在华南分局、广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地主”的阶级路线，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3月底，市委和市政府在市属芳村、新洲、沥窖、西村、三元里、沙河、石牌等7个区,加上河南区、大东区的一部分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1951年12月底至1953年3月初，开展土改复查。经过土改，广州完成了废除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伟大任务。

一
    广州郊区的土改工作相对于华北及全国其他地方有着特殊性和地方性，广州郊区的土改工作的探索和实践过程相对华北来说要曲折得多。首先广州的地理环境、民众和工商业都有其特殊性。广州比邻港澳，海岸线长，是祖国的南大门，对外关系密切；华侨多，遍布世界各地（尤其是东南亚），且华侨除了少数富有者之外，寄钱回家建房子、买田地的绝大多数是下南洋打工的劳苦人民，是爱国的，是支持革命事业的，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起义人员多；同时，广州的工商业也较发达。其次是广州的解放、接管、政权和社会建设与华北的情况也不同。华北革命的发展是由乡村到城市，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已把反革命分子消灭了大部分，人民的政治认识也较高。而广州革命发展是由城市到农村的，再加上广东解放最迟，反动统治最久。解放后，部分乡村政权仍由地主、恶霸、黑社会人物掌握，反革命的社会基础仍未完全瓦解；由于地理原因，美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间谍还不时从香港澳门潜入活动；人民的政治认识相对华北来说也不高。这是当时广州的特点。在广州土改过程中，尤其是复查阶段土改工作较为粗糙并留下不少历史遗留问题，主要是有些领导同志对广州的地方特色和具体情况缺乏了解的原因所致。
    广州郊区地主的土地占有方式有异于北方，表面上看，广州郊区地主占有土地不多，但由于广州郊区地主享有“管公尝”（所谓“管公尝”者实际上就是太公田的所有者。）等特权，因此，广州郊区地主占有土地的具体情况也有异于北方。当时郊区农村的基本情况是：郊区所属7个区,加上河南区、大东区的一部分农村，合计68个乡，186545人（内非农业人口96986），共有农业土地146241市亩；在土地关系上，地主通过“管公尝”等各种方式占有全部土地的67.17%，农民只占有全部土地的10.93%；在阶级关系上，地主只占全部人口的5.93%，农民却占64.72%。
    当时广州郊区兼并土地，主要表现在太公田和学田上面。如：从芳村区的东?]乡及新洲区的琶洲乡来看，这两个乡共有人口3909人，共有土地7374亩，其中地主人数占5.73%，就是说100人中，地主还不到6个人，地主直接占有土地占全部土地33.32%，从这个数字看，土地集中的程度不算高，但广州郊区存在着大量的太公田和学田，这是一般农村所少有的；从表面上或者从法律的观点上看，太公田是一族一姓的田，学田是公共所有的田，但实际上是为地主阶级所占有，这两个乡的太公田和学田，占全部土地的35.1%，其中为地主所霸占的占32.09%，这就是说太公田和学田。由农民耕种的（当然是要交租的）只占3.01%。所以地主实际上占有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65.41%，两乡的农民（包括贫雇中农，不包括富农）占全部人口的64.72%，只占有土地10.93%，两乡主要的生产力?D?D劳动人民只有很少的田。
    当时广州郊区富农经济不发达。根据两个实验乡（芳村区的东?]乡及新洲区的琶洲乡）的统计，富农人口只占农村0.63%，土地只占1.51%，其中还有半地主式的富农。在当时北京郊区，富农人口占3.6%，土地占8.1%。比较起来，广州郊区的富农经济确实不发达。说明当时广州郊区的农村还很落后，资本主义的成份很小，广州虽然临海，但事实上不但没有机器耕种，而且封建的租佃关系程度也较严重。
    另外，广州还存在工商业资本家和小土地出租者在郊区农村中的土地关系问题。广州临近港澳，工商业资本家和小土地出租者在郊区所占的比重比富农要大。根据两个实验乡的材料，工商业资本家的人口占2.56%，土地占2.88%。而在北京郊区，工商业资本家人口只占0.3%，土地只占1.7%。所以，土地改革直接牵动城市工商业资本家和小土地出租者的利益。散布在郊区农村的水上居民的数量也不容忽视。据上述沥窖、东教、南教、东朗、西朗、山村、新窖、三窖、琶洲、小洲、仑头、北山、石牌、冼村和猎德15个乡的统计，他们约占全体人口的4%，他们几乎全部连一块屋地都没有。
    这就是当时广州土改前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情况。在这些客观条件之外，广州还面临这样的问题：广州属于新区，社会情况复杂，参加广州土改的干部少，并且缺乏土改经验。

二
    基于前面所述广州具体实际情况，广州土改工作不可能照搬硬套华北和其他地方的模式，只能根据地方实际情况进行。从一开始，叶剑英（时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政府主席、广州市长兼广东军区司令员）、方方（时任华南分局第三书记、省政府第一副主席、土改委员会主任）同志就派李坚真等同志实事求是地进行实地调研，决定坚持中央土改总路线，坚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和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照顾和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从发展民族工商业和巩固工农联盟出发，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搞好渔业民主改革以消灭渔业中的封建剥削制度，适当照顾小土地出租者、民主人士、起义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利益的总方针，先搞试点，再全面铺开。这种做法实施前叶剑英同志到北京当面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并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首肯，叶剑英同志即向分局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土改面积除原定三个县（揭阳、兴宁、龙川）外，其他各地委（包括广州）均需选一个区乡进行试点，并同意利用全年的农闲时间继续推广土改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华南分局扩大了土改试点区域。为了搞好土改，叶剑英同志把参加过北京郊区土改的安平生、箫萍等同志调来广州领导土改具体工作。
    在这个基础上，广州市委市政府联系广州实际，制定了《关于本市郊区土改划分阶级中两个问题的处理意见》、《关于本市郊区土改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及处理意见》、责任制、包干制等一系列不同于华北的具体的土改政策与制度，具体包括：1.没收地主的土地、农具、耕牛、多余的房屋和多余的粮食，不没收其他浮财、地财，分给地主独立生活应有的土地；2.征收太公田、学田、庙宇、祠堂、寺堂、学校及其他团体的土地，区分对待地主（敌对阶级）与富农、小土地出租者、工商业资本家（非敌对阶级）两类不同性质的人；3.保护工商业；4.保存富农经济，富农自己和雇人耕种的土地不动，只没收其出租土地；5.对于香港、澳门居民在郊区农村占有土地者，按华侨看待但不宣布为华侨；等等。整个广州土改工作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准备和试点阶段
    从1950年4月至10月，市委和市政府在郊区50个乡开展清匪反霸、退租退押(亦称“八字运动”)斗争，发动群众、组织和巩固农民协会。通过“八字运动”，收缴枪支4100支、子弹13万发；减租稻谷152万斤，参加减租斗争农民达3万人以上。同时组织起农民纠察队2265人，发展农会会员18050人，为郊区土改打下了必要的群众基础。
    由于抗美援朝的需要，毛泽东同志1950年11月22日电告中南局、华南分局、广西省委：“在时局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限期剿没股匪，加速土改”。为了加速土改，1951年1月18日，华南分局提出“稳步加快”的方针，并向毛泽东同志作了综合报告，提出了广东的土改较慢的具体原因和广东的客观特殊情况。毛泽东同志1月22日复电叶剑英同志：“1月18日综合报告收到阅悉，方针是正确的，成绩也很大，可照你们的各项计划去做”。2月1日，方方同志在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作《争取在1952年春耕前大部分地区完成土改》动员讲话。
    继广东省土改试点工作的开始和扩大试点区域后，为了取得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针对广州地方特点（芳村区恶霸、地主、土匪多，情况复杂，尤其是南窖乡，新洲区各乡分散，区域较大。所以当时广州郊区土改难点主要在芳村区和新洲区），以便于推广实施，广州市于1950年10月，在新洲区琶洲乡和芳村区东澈乡也开始进行土改试点。首先，在解放近一年工作的基础上,从1950年9月下旬至12月下旬，郊区各区组织了60%的干部，在三分之二的乡进行复查减租和整顿农会及民兵组织。试点工作中，琶洲乡由参加过北京郊区土改的马文云负责，东澈乡由芳村区委书记廖志华和从北京调来的萧萍负责,石牌由周逊、赖竹岩负责,由各自分派部分学生和干部组成工作队领导土改。土改试点通过对各乡进行全面的摸底工作，了解调研，基本掌握了各乡的土地集中情况。与此同时，市委和市政府还于是年10月14日至12月10日先后在石牌中山大学、中山八路陈家祠举办了为期10天或半个月的三期郊区干部培训班，培训了1016名干部（内妇女183名，郊区原有干部及各单位调来参加土改干部和学生共492人，农民积极分子524人，贫雇农占80%），为郊区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准备了干部。为了贯彻和掌握好党的政策，市委、市政府还派出干部参加《广东省土地改革实施办法》的草拟制订工作，以及参加起草讨论广东省在土改中关于华侨土地财产、工商业者、乡村小绅士、民主人士和起义人员等具体政策界限拟订工作，并上报政务院。
    经过试点，叶剑英同志提出“四个结合”：1.时间与空间结合。各级领导要根据农业生产季节性的特点，着眼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当时正提防在朝鲜战场败北的美国利用蒋介石为首的台湾国民党进攻华南地区），分别地区，争取时间，有重点、有次序、有选择地进行工作。2.点与面结合。由点到面，逐步展开。3.热与冷结合。要保持领导者和领导机关头脑的冷静，又要保持群众的热情。4.快与稳结合。稳中求快，快中求稳。
    这样,从政策上、人员上、经验尝试上为土改的全面实施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通过这一系列的准备，初步取得了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如怎样在思想上、组织上发动群众；怎样抓住运动的每个工作环节，步步深入；如何克服干部缺少经验的弱点，少走弯路；如何划分阶级；如何巩固胜利果实；等等。
（二）全面实施阶段
    经过上述的准备之后，广州郊区土地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1950年12月7日，广州市人民政府颁布了由市长叶剑英、副市长李章达、朱光、梁广一起签署的《实行郊区土地改革的布告》（并于1950年12月8日在《南方日报》上公布），宣布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和广州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决定于该年冬至翌年春在郊区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经请示华南分局批准，12月8日，成立了广州市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由副市长梁广任主任委员，市郊委副书记、市政府郊区办事处主任安平生为副主任委员，杨左生、杨帆、廖志华、叶特香、刘步宵、杨明、李建中、杜客、徐亮、陆向苍、万思元、孙乐宜、陈远高、丁颖、冯伯恒、方少逸、郭翘然、梅日新、陈炳翰等21人为委员，并决定郊区以土改为中心工作,其他工作任务都必须围绕土改来进行。随后，市属7个郊区和两个半郊区也相应成立了区土地改革委员会。是日，市政府召开了有1200名郊区干部和农民代表参加的土地改革动员大会。广东省政府副主席兼省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方方和广州市副市长朱光分别在会上讲话，号召郊区干部群众积极投身于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去。
    12月12日，  由534名干部(其中在老区做过土改的仅42名,92%以上是新参加工作的学生知识分子干部)组成的30个土改工作队奔赴郊区仑头、小洲、西浮等30个乡，开展郊区第一批土地改革运动。同日，成立了专门处理土改案件的广州市人民法庭，审理违抗土地改革法令的案件，处理土地改革中划分阶级成分的争执以及其他有关土地改革的案件。13日，市政府公布《中南区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宣布严禁地主在乡村社会改革期间，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法令，危害农民利益，破坏生产以及以出卖、出典、赠送、假卖、假分家等方式转移、分散、隐瞒土地等违法行为。为了保证政策的正确实施，广州市还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布的《土地改革干部八项纪律》的精神，制订了《广州市郊区土改干部纪律》。1951年1月20日，市政府土改委发布《关于本市郊区土改划分阶级中两个问题的处理意见》，规定那些借以“管公尝”为名，把持操纵大量土地、财产，有大量剥削行为的恶霸、土匪、特务三位一体的人物，应定为地主或经营地主成分，而在地主家庭中的“妾侍”、  “婢女”、“义子”等实际上处于农业奴隶地位的人员，给予劳动者成分的待遇。同年1月31日，又颁布《关于本市郊区土改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及处理意见》，对“没收分配给农民住的房屋地基是否归国家所有”，“祠堂在市镇出租的房屋和码头应否征收”、“地主在半城市半农村区域出租的房屋如何处理”等8项政策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土改采用责任制，即包干制。通过搞第一批土改乡为第二批创造条件，第一批搞完后，原组分成两组，原组长做中心组长?D?D自己负责一组，又要顾及另一组?D?D可以全权调动原组干部，土改的好坏由他负责。加强请示制度。各区向市的报告，应按规定每三天电话一次，每一星期当面一次。在划阶级以前，要求每晚一电话汇报，那怕只是不全面的一二件小事。工作组向区的汇报要一天一次。同时，及时发小型通报。总之，要达到在土改开始的过程中，上面能够随时了解下面的情况。这样，为全面实施土改作了政策上、组织上和制度上的准备。
整个土改工作全面实施阶段分四步进行：
    第一步是广泛进行土改政策宣传工作，组织队伍。通过深入访问贫雇农，了解各阶层思想动态，宣传政策，开展思想工作，组织贫雇农小组，从各乡的多数农民迫切要求出发，争取和发动群众，反恶霸、反破坏，收缴非法武器，复查减租、退押，废除封建债务等等。结合对敌斗争，整理农民协会，成立乡农民代表会议，树立农民的政治优势，为分配土地斗争打下基础。在这过程中，郊区斗争了251名地主恶霸，由市人民法庭判决枪毙了其中的154名。收缴长短枪1507支，轻、重机枪48挺、炮7门、手榴弹1886个、子弹241909发、钢炮弹46发、火药253市斤、雷管265条。
    第二步是划分农村阶级。采用“五步两榜”方法实施。“五步” 即讲阶级、评阶级、审查阶级、通过阶级和批准阶级；“两榜”即由乡农民大会通过阶级评定名单后出第一榜，由区人民政府批准出第二榜定案。在划分阶级过程中，利用宣传法律的方法，有效地教育了群众。在郊区64个乡中，通过自然村的农民大会和农民小组会的形式（自然村的农民大会是评阶级的主要形式，农民小组会则是酝酿准备反对地主隐瞒或降低成份的主要形式），共评划出地主749户，占总人口的5．53％；富农337户，占总人口的2．33％。从而划清了农民与地主、敌我友的界限，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打掉了地主阶级的威风。
第三步是反对地主分散和隐瞒土地财产，没收和分配土地及其他果实。没收分两步骤进行：首先是追缴地主的土地“红契”，其次是农民到地主家里接收依法予与没收的地主的房屋、耕牛、农具和粮食。郊区64个乡没收土地83460亩；征收富农、工商业资本家出租的土地及小土地出租者超过当地农民平均土地数量200％以上的土地共175.97万亩；没收耕牛1.37万头，大小农具43.17万件，多余房屋1805间，多余粮食29880担。
    当时具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规定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家具、耕牛、多余房屋、多余的粮食等，同时分给地主一份，地主不能将土地出租，一定要自己耕，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征收太公田、学田、学庙、祠堂、寺堂、学校及其他团体的土地；保护工商业，征收工商业资本家的土地；对小土地出租者采取保护政策，特别注意保护军属烈属；保存富农经济，富农自己和雇人耕种的土地不征收；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有，农民有使用权，不准出租与出卖，只能自己耕种；对外来村民与水上人民，同样分配土地，不能采取排斥的态度，不分或只分坏田；对于华侨的劳动人民、工人、商贩，自由职业者的土地，采取保护的政策。等等。
    分配土地及其他果实采取公平合理又有利于生产的原则；提倡“互助互让”、“天下农民是一家”的团结精神；采取自报公议的分配方法，以农民小组会评议和群众大会通过（把评议工作交给群众自己去做，充分表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意风范），二榜定案的方式，把没收的土地(除留少数建立国营示范农场和市政建设外)、耕牛农具和房屋分给没有地或少地贫雇农使用(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
    第四步是烧毁缴获地主的地契，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召开市农民代表会议，庆祝郊区土改胜利，动员广大农民群众转入和发展生产运动。
    1951年3月27日，市委召开了广州市郊农民代表会议。市委副书记肖桂昌作了土改工作总结。5万人参加庆祝土地改革胜利暨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示威游行，表现了极高的爱国热情。
    广州市郊的土改工作历时3个半月，土改区域人口186545人(其中农业人口89559人)。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建立和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政权。农民觉悟大大提高，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翻了身的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加民兵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妇女组织也普遍建立起来。
（三）土改复查阶段
    广州郊区的土改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为了检查郊区土改贯彻执行政策的情况，从1951年12月底开始，作为提前进行土改的广州郊区开展了土改复查。华南分局在1952年5月14日对土改复查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1.复查时间可以尽量缩短；2.内容精简，精力集中；3.可使领导取得主动。
    首先在市郊芳村区的南教、西村区的萧岗、新窖区的大塘及琵洲、河南区的云桂、白云区的冼村等6个乡进行土改复查试点工作。由于“三反五反”运动穿插进行的影响，到1952年3月底才大举结束查田查阶级运动。试点工作一直拖到1952年9月中旬才结束。1952年9月，广州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广州市郊土改复查委员会，由杜略任主任，杨左生、古关贤任副主任，并于当月开展第一批12个乡的土改复查工作，到同年11月15日结束，为期76天。同年12月初，在34个乡进行第二批土改复查工作，到1953年3月初结束，历时3个月。开展土改复查工作的共有52个乡，总人口139267人(其中农业人口88374人)耕地面积122280亩。市郊伴塘、小梅、西村、西增、彩虹、南源、流花、黄花岗、黄华、寺右、大沙头、黄埔等乡因农业人口少，土地不多，或搞水利工程没有开展土改复查。
郊区土改复查工作分5步进行：
    第一步是宣传政策，摸底查情况，整顿队伍。通过整顿队伍，在乡的农协、乡政府、妇代会、民兵、青年团等乡村干部和骨干中，清洗了144名不纯分子，并重新进行改选，选出了1700多乡村基层干部(其中贫雇农占80．5％)。
    第二步是查阴谋、报上当，反霸反不法。工作队通过扎根串连，发动农民诉苦挖根，揭发地主的不法行为。通过发动各个层面的农民群众，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使查阴谋、报上当，反霸反不法等得以顺利进行。
    第三步是查漏网、查评划阶级不彻底，查逃亡追余粮，结合纠正成分。郊区在复查过程中，查出漏网地主121人，应划而未划富农111户，纠正了被错划为地主的8户、被错划为富农的4l户，纠正了贫雇农、中农、小土地出租(经营)者交叉错划的2328户。在查漏查逃亡中，发动群众斗争了不法地主、漏网恶霸382人，对其中罪恶重大的进行判刑和镇压。另外，还挖出了一批黑社会组织、土匪集团、反动会道门成员等。
    第四步是对土改时果实(土地、耕田、农具、粮食等)分配不公的问题进行调整。对没收漏网地主的土地、耕牛、农具等问题进行调整，根据“从生产出发，填坑补缺，满足雇贫、照顾中农”的原则分配给农民。
    第五步是总结教育，评功选模，健全组织。通过对市郊土改复查工作的总结，以及开展政策宣传教育，配合对土改工作中农民积极分子等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评选工作。在土改复查工作中，也逐步健全了组织机构。
    土改复查因为受“左”的影响，误以为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其实在查漏、重划阶级中有较大失误，打击面过宽，没有针对华侨和富农经济不发达的具体情况，误伤了不少人，包括华侨和被错划成富农的农民，留下了不少历史问题。所以，这里依据文件资料列出的一些土改复查数据严格上还应做实事求是的甄别。当然，也有积极方面，如：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比较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土改时分配不公的现象得到了调整，并且由于获得果实较多，进一步满足了贫雇农的需要，等等。

三
    广州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大的方针政策下又同时具有地方特色，从发动到试点，从试点到全面实施，一直到复查和总体胜利完成。在短短的时间里，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中以封建剥削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废除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摧毁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被消灭了，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翻了身成为农村的主人，  生产积极性和政治觉悟大大提高。
    经过土改，广州郊区的基层组织巩固和扩大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至34959人。农民协会委员共896名，其中雇农130名，贫农552名，中农187名，水上人民及其他27名。乡政权普遍经过改造并建立起来。
    广州土地改革，使77780个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每人少的可分三、四分，多的二亩余，平均一亩多），土改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大增强了农民对工业品的购买力。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农村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促进某些重工业产品产量的飞速增长。在土地改革的三年中，广州整个工业总产值翻倍增长，这样巨大的增长与农村土地改革所提供的向工业转化剩余劳动力，以往向地主缴纳的粮食地租转化为国家财富，农民因生产和生活对工业产品需求量的扩大紧密相关。1952年，市郊农民兴修了大金钟水库和芳村、同德、石牌、三沙等水利工程，使当年农业生产比土改前增产23.8%。随着土地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工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地方的财政收入也逐年增加。同时，在土改过程中培养了一批干部。
    但是，广州郊区的土改运动也存在一些不足，有不少历史遗留问题，主要是在土改复查中造成的。
    整个土改工作，如上所述：一开始，在华南分局、广州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叶剑英、方方等同志的主持下，认真分析广州以至整个广东的实际并提出，要吸取某些地方土改“左”倾、伤人太多的教训，坚持中央土改总路线，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和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照顾和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从发展民族工商业和巩固工农联盟出发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搞好渔业民主改革以消灭渔业中的封建剥削制度，适当照顾小土地出租者、民主人士、起义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的利益等。这些政策，针对了本地实际，对保护和发展城乡生产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广州土改前期进行得比较顺利，工作做得也比较细。
    正当叶剑英同志和华南分局、广州市委市政府领导土改工作稳步向前发展的时候，由于“左”的影响，中南土改委员会的负责人到了广州，对广州以至整个广东土改提出了不恰当的批评。他们认为试点工作缺乏农运高潮，党内部分同志立场不坚定；照顾其他阶级多而照顾农民少；对敌人不够狠，对群众不够热。
    华南分局领导的土改工作部署及进度均报中央批准，但是1951年11月，毛泽东同志还是对广东的土改作了批评，认为进度慢。11月4日至17日，叶剑英同志召开地委书记联席会议，进一步研究加快土改工作，要求按毛泽东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出的“土地改革除了部分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以外”，于“1952年全部完成”土改工作。30日，中央改派陶铸同志（任华南分局第五书记）接替方方同志主持土改工作。1952年6月12日，中央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广东问题，方方等一些同志被错误地认定是犯了土改右倾和干部问题地方主义错误。会后，方方被改任华南分局第五书记，专管广东省政府工作。6月30日至7月6日，华南分局根据毛泽东指示，召开会议，对“方方同志的右倾思想和闹地方主义的错误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批评”[①]，叶剑英、方方分别在会上作了检讨[②]。会后，各地均召开县级以上干部会议批判各地右倾思想和地方主义倾向。实践证明，这一批判是错误的。1994年，中共中央对此作出了平反决定[③]。
    由于当时这种“左”的思想影响，导致了广州土改后期工作尤其是复查阶段工作有 “左”的倾向，失误较多（但相对广东省其他地方而言情况还较好）。主要是在对待一些问题，如华侨、工商业主等，工作比较粗糙，没有坚持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④]1950年11月6日发布的《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偏忽了叶剑英、方方等同志有关结合地方实际进行土改的正确意见，结合广州郊区的实际情况不够，片面追求速度和成绩，没有坚持保护工商业和华侨、照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起义人员及自由职业者等政策，没收了华侨地主的房屋（当时的广州郊区<含黄埔区>被没收、征收的华侨<含港澳同胞>房屋共2485户，面积24.33万平方米。至1988年底，广州市原郊区和黄埔区共清退土改侨房2441户，面积23.75万平方米，占原没收的98.2%，占面积的97.6%。），侵犯了部分工商业者、小土地出租者的利益，打击面过宽，错伤了一些在革命战争年代支援过革命的开明士绅和一些应该争取、团结的知识分子及其他人员。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执笔：余宏檩）

--------------------------------------------------------------------------------
[①] 华南分局关于反地方主义问题会议简报（1952年7月9日）。
[②] 1986年10月，党中央在叶剑英的悼词中充分肯定他所领导的广东地区土改运动，指出：“他在领导广东省（包括广州）的土地改革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相结合所制订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③] 1994年4月，党中央在复查解放初期批判方方“土改右倾”、“地方主义”的历史问题后，作出平反决定，指出这些批判“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应予否定。”
[④] 即现在国务院，建国初期一段时间沿用“政务院”名称。

　　全宗号303

　　 （一）机构概况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沥窖区委员会简称中共沥窖区委1949年12月成立中共广州市沥滘区临时工作委员会，1950年6月成立中共广州市沥滘区委，1951年5月撤销并入新滘区。主要职能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和管理本区的党务建设，健全区内各级党组织，努力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内设机构有：组织部、宣传部、土地改革委员会、团工委。书记有：贺维正（代）、叶特香。

　　 （二）档案情况及其内容

　　 馆藏中共广州市沥滘区委1950～1951年档案共10卷，其中永久保存7卷，定期保存3卷，上架排列长度0．21米。本全宗档案按问题组卷，建有案卷目录、卷内文件目录及文件级卡片等检索工具。

　　 档案主要内容有：

　　 1．区委工作计划、报告、总结，区团工委工作报告、总结，建党建团工作文件，各乡党委委员名单，党员统计、团员处理材料。

　　 2．各乡情况调查报告，农民协会组织情况及农民协会干部登记表，瑶头乡整顿农会总结，石溪乡第一届农民代表会议总结报告，解决凤溪与西村宗派问题的材料。

　　 3．征粮、退租减租工作文件，上改试点乡工作计划、报告，区、各乡土改工作计划、会报汇集、报告、总结。

　　 4．二沙、新龙两乡租用外地业主土地情况调查登记表，代管逃亡地主田亩数量表，逃亡地霸及斗争地霸材料，地主调查表及地主阶级自报评定表，各乡地主恶霸传记材料，关于二沙“反共救国军”组织的调查报告及清算伪保长材料。

　　中共广州市新滘区委员会

　　全宗号307

　　 （一）机构概况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新滘区委员会简称中共新滘区委。1951年5月新洲、沥滘两区合并成新滘区，同年9月，成立中共广州市新滘区委，1954年6月，中共广州市委决定成立郊区党委，新滘区委受郊区党委直接领导。1956年6月撤销新滘区建制。主要职能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和管理本区的党务建设，健全区内各级党组织，努力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内设机构有：组织部、宣传部、纪检会、生产合作部。区委书记先后是：叶特香、张瑛、谢天荣。

　　 （二）档案情况及其内容

　　 馆藏中共广州市新滘区委1952～1956年档案共41卷，其中永久保存24卷，定期保存17卷，上架排列长度0．32米。本全宗档案按年度一问题分类组卷，建有案卷目录、卷内文件目录及文件级卡片等检索工具。

　　 档案主要内容有：

　　 1．区委会议记录、工作计划、报告、总结，党团组织建设、党团员处理材料，领导分工、制度、纪检、监察、审干等工作文件及机构编制、干部提升、工资登记和干部统计表。

　　 2．区、各乡土改复查工作计划、总结、报告，土改复查运动中青年、妇女工作计划、总结，土改复查各种统计表。

　　 3．各乡政治情况，地主恶霸材料、阶级成分评定表，土改复查地主情况调查表，地主富农等不法分子破坏活动情况及处理材料。

　　 4．成立互助组、农业合作社，改造落后乡村，组织领导农业生产，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查田定产复查及遗留问题处理、填发土地证及老社年终分配等工作文件。

　　 5．竹器、木器、造船等手工行业及个体、私营工业企业情况调查，建立各行业合作社工作计划、简报、综合汇报。

　　 6．三反、镇反等历次运动材料。

                 绝忆烟硝旧梦痕——与李曲斋相处四十年

与曲斋初遇于春游道上

　　1962年，荔湾区区长吴新民同志倡议举办绿化春游，指定由区文化馆馆长杨初、岭南画家黄志坚等负责邀请一些广州市著名的书画家参加春游，游罢白云山回到广州酒家二楼接待厅，请书画家挥毫泼墨。此时在广州酒家的梯级间，一位熟面的中年男子和我打招呼。随后酒家经理陈明先生对我说，他叫李曲斋，写得一手好书法，常在裇衫口袋插上一枝毛笔参加各种雅集挥毫。自始至1966年，荔湾区每年都组织绿化春游，李曲斋均被邀请参加。他以其娴熟的书艺，为绿化宣传出力，作品多用于绿化宣传周作流动展出。其间，我多次到多宝坊探访李曲斋，得知他在解放之初，曾参加了黄沙十五甫街道办事处主任温庆组织的基干队伍。1950年2月以人民代表身份参加广州黄沙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时我在军事代表叶特香同志领导下的黄沙区工作队工作，与他有数面之缘。事隔12年后重逢，乃有故人相认之感。“文化大革命”初期，泮溪酒家利用西关豪宅的旧装饰资源进行装潢，却被视为“封资修”而受到一定的政治压力，故决定在新建的湖宾厅廊改用革命题材装饰，由我造访秦咢生先生，借用毛泽东诗词篆刻印谱，用以作玻璃刻蚀工艺的内容，并连夜请李曲斋、朱庸斋配上楷书释文，以便于雅俗共赏，人人都看得明白。秦老告诉我曲斋是他家常客，每年文化公园的中秋灯会，曲斋都上门找印谱，用于花灯装饰。如午饭时间到了，坐下就共进午餐，十分随便。其时李曲斋是文化公园花卉馆主（主持品石轩工作），与一批西关名士李小竹、占瑞鄰、杨学柳和收藏家高丰等过从甚密。每年国庆、中秋、春节灯会、花会共同担起文字宣传制作任务，增加了展出的文化内涵，装点展场，使公园形象也为之生色。李曲斋的工作也深得同事们的好评，还在公园带出了书艺人才。尽管他职位不高，甚至未入干部编制，但工作也颇为充实，能发挥所长。其间还在文史夜学院教授书法，其书艺、园艺水平一直为人称颂。秦老曾向我介绍：解放后李曲斋长期在文化公园工作，对园林字画布置十分在行，且以雅著称，挂幅、竹木雕刻、楹联，一经他处理，就能达到书艺与美学的最佳结合，给人以美的享受。秦老特别介绍，曲斋还有一个难得长处，就是在不能折叠的纸板上，左右上下轮回题字仍不失原体，有同出一笔之妙，可见李曲斋的书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功夫十分老到。

　　风雨岁月未辍耕

　　1966年至70年代初，因“文化大革命”我一直没有与李曲斋联系，这段时间的情况一无所知。随后他对广州的地名普查、人民防空宣传、地区绿化建设、房管活动等多方面工作都有参与，为此与我有较为密切的联系。那时做的都是社会活动，他个人无什么经济收益，但他和朱庸斋等几位老人也毫不计较，积极参与。李曲斋作为名门之后，自小有名师教授国学，又在香港就读英文书院，接受西方文化；家学渊源，耳闻目染，逐步成为能诗能文，各体书艺皆精的名士，能在各种场合，即兴吟诗、赋词，即席题画挥毫，书法以行草见长，故成为多项社会活动的嘉宾，常以其作品奉献社会。曲老是清朝探花李文田在广州的后人，他极少谈及祖父情况。唯探花公自小聪敏勤学，咸丰九年（1859）殿试一甲第三名，后官至礼部侍郎。为官忠勉、廉正，敢冒死上谏，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早有流传。存世探花书轩建筑简朴，李曲斋于此一直使用祖父传下的家具，在祖父用过的书桌上勤练笔耕长达大半个世纪。对祖父一生评价，曲老于李文田书写宗祠匾旁，配上“勋业西平望，文章北国风”的联句，可见他认定祖父书法“出入魏碑，浸淫唐晋”，为我国有数书家，且一生著述甚丰，而自叹不如。故他也一直坚持书艺研究，为社会需要而书。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为广州军区人防办的平战结合工程作现场题字，还为人防诗、书、画刊题书“南天北国洞中游”、为周恩来总理的题词作书、为地下四时春旅舍书“四时春色，世上桃源”赞联、为“五讲四美”优秀者题：“心灵着美，活力同春”。随后又为中越自卫反击战法卡山勇士赠送春联，书就《英雄赞》：“法卡山，战血斑，保边关，跃马飞车敢死夺前滩。云欲立，角声急，骨硝烟，叱咤风雷，西塞斩楼兰。屹屹丰碑，荣名浩气，长在人间。”均不收润笔费。他一直在荔湾区岭南街担任文艺顾问，每年春节元宵夜与广州文化公园同人、南方大厦醒狮队等单位在冼基民巷闹元宵，家家户户围桌同欢。市、区领导与省、市文化名人罗培元、刘逸生等人与民同乐，并泼墨挥毫。罗培元先生的诗，后经李曲斋手书，并制成大幅瓷制书法艺术制品，镶嵌于岭南街醒目的外墙上，行人路过多驻足欣赏。

　　十载辛劳在荔湾

　　李曲斋长于西关，在李文田探花第生活了近60年，对西关、荔枝湾的感情甚笃。市、区领导欧初、魏则鸣、黄仲壇等亲自倡导恢复广州历史名胜荔枝湾，并随之成立荔枝湾园林学会，组织广州地区有关专家学者开展研讨等活动。其时李曲斋是广东省园林学会的领导成员，广州市插花协会副会长，他却对荔枝湾园林学会的活动情有独钟：学会出版刊物、举办大型展览活动，他都积极参与，表现出与其个人性格截然不同的热忱。1981年荔湾区组织千人夏渡，从西郊下水畅游直达石门。他亲自为蔡天涛大幅国画题上“荔堤海角涌朝曦”，畅游当日亲自致函黄仲壇，介绍词人新进梁雪芸参与。随后荔枝湾园林学会举办家庭、街坊绿化展览，他和女弟子梁雪芸一连10多天的晚上和周日加班，为展场布置与文字介绍付出辛勤劳动。由于题材新颖、立意深远，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部门都作了不同的报道。李氏书法在展场得到充分展现。广州日报文艺部主任姚北全采访写了《美的天地》的报道，采访后提出建议：找人写一篇李曲斋书艺推介文章。当年我们合计过有资格评点李老书艺的只有朱庸斋等几位老人家，一次乘朱老在流花宾馆参加广东省政协会议，晚上有闲，便和梁雪芸前往采访，可惜朱老当晚身体不舒服，未能实现。过了两年后才由秦咢生先生作了一个简要评价，由我整理之后，又放置了10年多，在1990年才连同李曲斋一幅书法作品一道在《广州日报》发表。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荔湾区举办大型菊会、盆景展览、花会等活动，李曲斋必亲临策划，为展会题名、撰联，使荔湾的花事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此外还多次为广州园林小景建设规划、提名推介、评选而穿梭，有时还热情地率领弟子梁宝财等人全程投入，至今在荔枝湾园林学会同人和绿委干部中仍留下深刻印象……

　　与曲斋一起参与社会活动

　　1987年是“国际住房年”，广东省和广州市住宅科技情报网联合举办建筑与环境美化展览。之前我应邀参加了羊城晚报举办的“广州文化公园规划与建设的座谈会”，就文化公园的办园宗旨等发表了意见，与曲斋先生的想法颇为合拍。兴之所至与他参与了国际住房年一个月的宣传、筹备工作。首先是邀请他参加一个有莫伯治院士等建筑与规划专家、美院教授、省市园艺专家1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就联合国举办“国际住房年”、“居住与环境”的主题广泛开展学术探讨，并商定举办以建筑与环境美化的展览。会后曲老与中山大学周锡韦复教授等人，拟定展览会的名称，最后以“粤省穗市”冠名，取意于省、市合办，其取材也较为广泛（含省内其他城市）。曲老亲自书写了“粤省穗市建筑与环境美化展览”的展题，同时为各个部分敲定了标题，可说是不遗余力。其中有一个栏目，版名《满巷花光满巷诗》，介绍的是广州开放改革以来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在住宅新村与旧城区的大街小巷，处处植树栽花，建设优美环境；不少街道还在街巷里办起了诗、书、画廊，省、市领导，诗人墨客、书画名流为文明建设而书，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与环境美化融会在一起，丰富了城市景观，增添了市民生活情趣；秦咢生、黄文宽、李曲斋、曾景充、林兆明、卢有光、王维宝、李筱荪等都有创作，通过碑刻、瓷绘而展现于街道，深受群众欢迎。金花街还收集历代街头石刻汇成碑廊，使历史与现代的作品相互映带。展览期间，《广州日报·海外版》均以中英文予以介绍。展馆收入的题材充满时代气息和地方风采，激励人们向上。曲老与我联名写了一篇报导，名为《街头诗画，满目琳琅》，介绍广州搞环境美化活动取得“满巷花光满巷诗”的效果。曲老以70高龄，日夕奔劳了10多个日夜，均为义务参与，与展出单位的关系纯秀才人情，君子之交而矣！

　　七十真除文史馆百载重修泰华楼

　　这是李燄斋先生联句，源于他亲眼看到胞弟李曲斋70岁从政，任广州市文史馆副馆长，主持祖业泰华楼重修，故有感而作。据访查所知，清代多宝坊的李家大屋，民间称为探花第，七便过，中为四柱大厅，占地两千多平方米，已全毁于抗日战争。今留下的泰华楼属探花书轩，占地约300平方米，经历百年风雨，20世纪80年代初已呈危险。抗战胜利后，李曲斋及其大姐李妍一家一直于此居住，姐弟共同生活，感情甚好。但房屋曾按与他人（后由李曲斋赎回），由于战乱等原因，原契丢失，需要找我和其他知情者证明，自始我就自然成了他维修此大屋的顾问。“文化大革命”后赴美定居的外甥刘锦韶，开放改革后回国，从事商业活动。甥婿李宝琦表示愿意出资修屋以纪念他和岳母一家在泰华楼居住生活几十年的历史。李曲斋基于维护祖业愿望，同意房管部门建议，按原地、原貌复建，此举获广州市政府大力支持。经过三年多努力，分两期三段拆建，首期一正两偏，二期书偏厨房，第三阶段是修走廊门廊、下间、内院围墙。李曲斋一直住在工地，监理施工。完工后广州市政府将泰华楼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李曲斋亲自书写“西关百年老屋”的条幅，用云石嵌于文物保护标牌之左，并多次接待海外报刊、电台采访。其兄李燄斋签署了对泰华楼产权的弃权公证。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我没拿10万元回来修屋，故弃权，并表示，他在港藏书数10箱愿送回广州，叫我为其实现。后转报区领导，派员赴香港将李燄斋藏书和名人书札送回，由荔湾博物馆收藏。李燄斋教授早年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后回香港中文大学任文学院院长至荣休，其学术成就海外闻名。

　　致力文史研究履行委员职责

　　李曲斋晚年主持文史研究，主编《广州文史馆纪念册》，出版文史笔记《羊城撷采》，要我撰写荔枝湾和沙面抗战时期的故事，均经他修改后先后收入。每年他参加广州市政协年会前，总喜欢约我商谈提案事宜及与会发言要点，其中广州建高架路防尘刍议——《藤笼翠雾万家欢，以科技促环保，以人为本关心城市环境保护》，获市建委领导重视。另《利用西城墙内外的高低差，建小隧道解决人民路中北部学生上学与来往行人过马路安全》的提案，被视为讲科学有创意，很有参考价值，受到社会和舆论赞扬。1990年，荔湾区地方志办、园林学会为公园土地免受侵蚀，开发三湖，邀请400名人大代表到场参观，举办介绍荔枝湾的历史沿革和田园生态历史。曲老知道以后，专门邀时任广州市政协主席的杨资元到场，以期推动荔湾湖公园的全面开发。他为海山仙馆与小画舫斋、西关钟家花园园林特色的恢复、西关名食、民俗文化弘扬，提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并为后学提供了史实依据。曲老详细介绍宝华路的银龙酒家，原为钟家花园，内有一拳石和伊秉授的楹联等文物，在清末站在银龙酒家门前，就可看到小画舫斋的园林，可见今小画舫斋的遗址，也是清道光年间的海山仙馆范围。

　　另有值得一提的事，改革开放以后，李曲斋常被邀参加各种基金的筹款活动，回来后多次对人说：在五星级宾馆，大排筵席搞募捐，没有必要啊！捐得起的志愿者，不看你的富丽堂皇；微力者会为之却步。他认为搞募捐要结合国情，注意节约、讲求实效。由此可见李曲斋先生的参政水平及其态度是相当积极可敬的。

　　淡泊名利清廉一生

　　李曲斋先生有学问、有才华，是一位书法家。他草拟信札、写文章极其精炼，有鬼才之称。对书画题款，作品布置有独到之处，对园艺布置极之内行。他极少卖字，故留世作品不多。一般不接写招牌，就算写了也不签名盖章，因而收益不多，财路很窄，甚至有些言行被别人视为自己“倒米”。如他常提到，在20世纪50年代为六二三路某号写招牌，写后该店三天便结业了，使一些求写招牌的商人为之却步。他在1989年赴港归来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一位老朋友请他去马会吃饭，他正想谈那“招牌挂上三天清光”的旧事，话到口边，朋友以感谢口吻告知由李老写招牌的商号经营业绩甚佳，年利达两亿多元。他才将旧事欲谈即止。又谈到他在香港因身体不适而过了三天出境期限，便拿着300港元去入境事务处补办手续，获免，但回到住处300元也不见了。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李老出生于香港，有人劝他留港度晚年，但他坚持回广州，继续过其清淡生活。他十分喜爱自己于20世纪70年代撰写的木刻书法作品《廉泉记》。原件布放园中院的室内园“竹栏”，后曲老拿回“泰华楼”大厅，直至生命最后一息。《廉泉记》云，“广州市西，石门返照，附近有泉水，古名贪泉，相传饮此水者，每失廉洁之操，而怀无厌之欲。公元4世纪时，晋代广州刺史吴隐之过而饮之，赋诗以辨其妄，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一千多年来醉赋文章皆称道不衰。1980年秋，园中院落成，仿制于此，名曰廉泉，与竹筒泉相带映，此固不独巧思匠心，赏之雅趣，亦足以发人深省，树廉朴之新风也。曲斋记”。
作者以行草作书，苍劲飘逸而流畅自然，文章简练，通俗易懂，引古博今，发人深省，文如其人，可说是曲老一生写照。

　　曲斋的性格与待人处事

　　李曲斋先生为人平和，好交友喜言谈，但普遍认为向他求字难，我认为这与他性格有关。我是与他相识30年后才获得他赠书的，即使是场合就便，他也不会轻易挥书相送。1980年于丛桂路荔景楼雅叙，时间尚早，旁无别人，我提起荔景楼正是1950年3月黄沙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场址，时正值“三三”轰炸，二人同过劫难。他随后即席挥毫以“绝忆烟硝旧梦痕，卅年往事几番新”的诗句相赠。难怪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州市政法委一领导同志在宪法公布周年纪念活动的农讲所现场，笑说李答应送一幅字给他，三年已过尚未交货，曲老点头承认，但仍只是一笑置之。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书道来华要到李家探望曲老，但“泰华楼”牌匾尚未挂上急坏了广州市书协。领导匆忙派员为他挂上。曲斋直至晚年还是单身一族，极少求人，困难自己解决；且生活较为散漫，开会常迟到，好不着边际对谈，不拘小节；又易遗忘，拖着不干，一拖再拖的事，常有发生，他的亲人、文友也就见怪不怪了。在生活上常超时未进食。在90年代一个严寒的冬日，他找不到袜子，赤着足在敞厅上受寒。他兄长从香港回来看在眼里，但不便说他，叫人到外面买一双袜子回来给他穿上，被传为佳话。他不为钱而书，留世作品不多，一些为公作品，也不署名，故不少奉献鲜为人知。如在70年代末他为市政府题秀丽楼匾额，悬挂于向秀丽舍身灭火的大楼上。为文塔园题文津苑，在当年都是由朋友提议作为社会任务的无偿之作。在广州诗社成立初，他对成立华城文化服务公司为诗社筹集经费十分努力，提供作品供出售作为诗社收益。为争取莲香楼在《诗词报》刊登一次广告而出面为莲香楼组织雅集，写下“小阁楼台小洞天”的横匾，连广告的美术制版都亲力亲为，收益归公，足见其主动与真诚。他与中国书法协会原主席启功交往颇深，至病逝前的两个月还托人送咸鱼到北京，面送启功教授，表达了曲老情感丰富的一面。李曲斋为人一向备受争议，唯正派、清廉等可贵之处，一直为文化界所公认。一位海外记者写道：也许是翰墨书香名门之后，西关古老大屋环境的恬静清幽，培育了李曲斋的一代钟灵毓秀。他淡泊自甘，不侈谈于名利，不愿当官。为了弘扬中华书法艺术，也多次参加高层次的书法展览，但并不赞成当今某些人借着举办个人展览或出版书画集牟取名利，尤其对书法的商品化表示反感。

在秋长镇象山中学。民国34年（1945）7月上旬，路东农民抗敌同志总会在象山中学成立，选举叶特香为总会长。旧址象山中学建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面积约400平方米，三进砖瓦建筑，内有2走廊，3个天井1。今原貌已失。

                                                                     廖遐龄    戊子年春

　　相关链接：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8-04/23/content_174314.htm

　　相关链接：http://news.sina.com.cn/o/2008-04-23/040113778682s.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