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宋中清律师的文章，常常感觉到措辞讲究，惜墨如金，论足问题便嘎然而止；有时又觉得气势磅礴。就拿3月27日在“医疗纠纷解决的实证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稿《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来说，全文八千多字，让人感受到足够的力量。同时，又让人明显看到文中多个节点并没有展开论述，点到即止，给人留下广阔的发挥空间。这里面肯定暗藏着一种境界。

宋中清律师在学术研讨会上

    一、标题不温不火，点入“力量”二字即可见其功力

    这篇演讲的标题叫做“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初看上去不温不火。但是，在短短十分钟的发言时间里，宋中清律师还要花篇幅去刻意表明对与会各方人士的尊敬和对这次研讨会的重视，可见会议讨论的必定是举足轻重的、容易引起争议和挑起情绪的现阶段突出话题。文中4次提到“领导”、“卫生部的领导”，因为这篇演讲要寻找的力量的代表就在会场。有了这样的背景和考虑，标题不过火，表态够诚恳，足以见出学者风范。

    既要点亮人的眼睛，又要安稳人的情绪。这正是宋中清律师《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开篇的考虑。

    文中18次使用了“力量”这个词。如果给标题的最后加上“力量”二字，就可以看出，这篇演讲就是从解决医疗纠纷力量的角度切入问题的。因为患方受医疗损害，想走被某种力量控制的医学会秘密鉴定的“法律途径”却非常难以走通，他们从人力、财力、心力各个方面看上去，都像“霜打的茄子”没了力量；医方被加以趋利医疗的质疑后，被患方缓过劲来、“理性”过来寻找到私力的“闹”过，也没了力量。医患虽然是双方当事人，但是在解决医疗纠纷上都不是真正的力量。

    多年来关于第三方力量的呼吁和实践，并没有让人看到足够的解决医疗纠纷的力量。医患关系反而越来越对立，越来越恶化。已经发展到影响社会安定和破坏法律秩序的程度。“闹”和“赔”的关系已经演化成颇具力度的灾难般的潮流。这时，寻找解决医疗纠纷的力量已经成了全国、全社会、全民族的呼唤。

    能不能找到或者找回解决医疗纠纷的真正力量，正是检验这篇演讲的功力之关键。

    那么，有没有躲避起来的原本被法律设计用来解决医疗纠纷的力量，又去阻断了人们依法解决问题的道路呢？这正是这篇《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要解决的主题。标题使用的是“找回”，而不是“寻找”。与文中的“隐遁”等措辞形成了呼应。

    文中说：“把国家力量应当和可以追责的部分舍弃掉，让受害人凭借个体弱小的力量去追究医疗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次要部分（民事法律责任），以此隐遁国家职责，这正是过去若干年我国在查处医疗损害责任方面的普遍做法。国家不主动追其责，是导致医疗违法行为失去法律控制的重要原因。对医疗违法行为失去法律控制的认识，至少在受害人亲属的看法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他们宁愿相信私力救济，也不再相信法律渠道的公力救济。”

    二、医患之间有何等感触

    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力量，就是查处医疗违法行为的第一方力量，因为文中断定：“与交通事故‘有事故必有违章’一样，医疗损害也是‘有侵害必有违规’。这个违规按照《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要承担责任，就是违法。”这个第一方力量就是医药卫生行政机关。

    《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文中还交代：2002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后卫生行政机关感叹‘终于不当被告了’。”文章没有提到，在宋中清律师发言之前，卫生部的领导评论李本（Benjamin L. Liebman）教授的演讲时，再一次抱怨《侵权责任法》既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怎样做，又没有使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以从复杂的医疗纠纷中脱身。

    了解了这些背景和细节，就完全可以理解《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针对的正是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力量隐遁的做法，要反对的正是这种最不该“脱责”的脱责行为。文章讲述的三个案例，表明了患方展开的把医药卫生行政机关推到行政诉讼被告席的依法维权新策略。直到文章的结尾，宋中清律师还再一次点明：“国家的新医改方案规划的方向和《侵权责任法》建立的医疗违法行为追责制度都对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力量提出了新要求。”

    医疗纠纷解决的实证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不仅有法官的困惑，而且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解放军总医院医疗风险管理科马新耀先生也到会，并在自由讨论中发言抱怨国家应当及早解决司法鉴定和医疗事故鉴定的“并轨”问题，该问题得不到解决，已经严重困扰着医疗风险和医疗质量的管理。

    宋中清律师的演讲《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在批驳医药卫生行政机关作为国家查处医药违法行为第一方力量，采用“在行政法规中舍弃查明刑事违法和行政违法的机制和职责”和“把医疗争议的概念偷换成民事医患争议概念，从而舍弃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追究，全部推向民事赔偿，全部推给法院民庭”的方式隐遁后，指出第一方力量隐遁的危害：“医生和医院不怕赔钱，而是一怕丢饭碗，二怕蹲监狱。追究医疗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可能让医生丢饭碗；追究医疗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可能让医生蹲监狱。而只追究医疗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则仅仅可能让医生和医院赔钱，赔了钱之后，医生和医院继续行医可以变本加厉地继续捞钱。在这方面，我们患方代理律师和医方代理人（医疗机构管理者）往往有共识。”

    这里的“医方代理人（医疗机构管理者）”的代表就是解放军总医院医疗风险管理科马新耀先生。马新耀先生和宋中清律师在法庭上曾经分别代理医患双方。在庭下交谈中，两位代理人均认为医药卫生行政机关的隐遁退场是医疗损害失去法律控制的根本原因。文中的共识就是来自于马新耀先生和宋中清律师的共识。

    这是医患双方的感触，是基本的民声。

    宋中清律师的演讲《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还发出感叹：“是受害人亲属对法律正义的信心、对逝去亲人的强烈感情最终使这支队伍重新浮出水面，是人们对法律正义的追求推动了法律的正确和有力实施”。

    这篇演讲虽是学术讨论演讲，要表达足够的法理和哲理智慧，但是这里面的认识来自于宋中清律师十年来专项代理患方维权的“孜孜不倦的努力”（文中用语），饱含着对同为弱势的医患双方的真挚同情。虽是寥寥几笔，却已经写就了法的真谛、哲的气度、诗的意境和文的情怀。

    三、云雾感想：按下了葫芦，在哪里起了瓢

    古人云：“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凭着职业敏感，宋中清律师能够发觉，他身边的医护人员亲友，对专项代理受害患方来告医院的他，起初还是颇有看法的。何止如此，著名法学家早在2005年5月《人民法院报》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共同主办的“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上，不仅公然抨击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而且公然指责律师挑唆患方去告曾在“非典”时期担当英雄角色的医生，色厉内荏地责难患方律师：有时间多做些公益诉讼也不要起诉医生。

    宋中清律师对深陷苦难的医疗损害受害人亲属怀有无尽的爱，对趋利医疗制度怀有无限的恨。在平日的言谈举止中，他会给我们这样的感受。正是因为真正读懂了受害患方的痛苦，真正看到了制度的症结，宋中清律师才得到了委托人的信任。

    在宋中清律师身边，总是有着正义而理性的医疗专家帮助受害患方维权。

    2009年4月，国家新医改方案出台；2009年12月，国家颁布《侵权责任法》。宋中清律师以诗人般的情怀分别写有《新医改实施 医疗事故鉴定乌云依然笼罩法律天空》和《迎接医疗侵权法律的晴空》的论文和短文。文中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所规定的秘密和无人负责的医疗事故“鉴定”制度与司法对鉴定的起码要求无法相协调相适应、对国家没有及时废止和应当废止这个制度，做了论述和感慨。

    经过起草和听取审议《侵权责任法》，著名法学家的观点得到了人民意志的洗礼，幡然认识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是导致医患关系恶化的因素，应当废止。新的形势下，医患双方对查处医疗违法行为第一方力量隐遁是导致医疗损害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形成了共识。

    宋中清律师等患方律师们，与著名法学家及其曾经片面代表的医生们，经历了由不解、痛恨到理解和同仇（对国家体制和制度）的关系转变，正可谓“相逢一笑泯恩仇”。

    《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把法律已经设计的追究医疗刑事法律责任和医疗行政法律责任的医药卫生行政机关，认定为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力量，而且是国家力量。这支力量多年以来就极力“脱责”，极力隐遁，极力通过行政法规和偷换医疗争议概念的方式在医疗鉴定制度上“按下了葫芦”。

    然而，正如《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的开篇所言：“近年来医疗纠纷数量急剧攀升，并且很容易引起极端恶性案件（暴力事件），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医患关系在“闹”医方面“起了瓢”。而且属于非废止医疗事故秘密鉴定制度不能“按下”的瓢。

    “闹”医现象持续下去，不仅是患方的无奈和医生的灾难，而且成为了中国独有，成为了国家的耻辱。

    实际上，“闹”医现象直接源自于医药卫生行政机关所强推的会员同行秘密鉴定制度赋予了肇事医生超越法律的特权，源自于这个特权造成对医疗违法行为无法通过法律渠道追责。

    《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指出：“第一方力量的隐遁，让医生豁免了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免除了丢饭碗和蹲监狱之担心，让白衣天使有了超越法律的力量。这些被不当赋予超越法律的特权的人员范围，从享有资质的医务人员，甚至扩大到未取得单独行医资质的实习生。在法治社会，这绝不是神圣化医生的方法，而只能使原本神圣的医务人员妖魔化。”

    在医疗纠纷解决的实证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李本（Benjamin L. Liebman）教授就说：“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所建立的制度是意图给予被告（医疗机构）一些保护。然而，它是否达到了这个目的？——这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实证性的问题” 。

    这个制度及其造就的“闹”医的“理性”方式（研讨会上谢晖教授如此总结）的大量持续存在，不仅让法官无奈，让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汗颜（他们不能通过标榜的法律渠道维护受害国民），而且更应当让隐遁的第一方力量检讨。

    四、云雾感想：最对症的药在消遁

    多年来片面市场化的旧医改（宋中清律师在一篇论文中给三十年“医改”的定性），把医疗一步一步推上逐利化的道路。一些简单实用、最能体现医生劳动经验价值、能够有效避免“过度”侵害，又符合医学经验科学本质和规律的医疗手段，如使用听诊器、使用廉价的国产对症药等，逐渐从医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检查、大输液、“大”手术这些过度医疗手段。

    循着《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增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具体案由、保障落实《侵权责任法》立法成果的提示，笔者注意到，《侵权责任法》不仅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第五十五条），而且专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第六十三条）。

    可见，国家法律已经针对医疗损害“顽疾”下了基本告知形式和具体禁止行为的对症“猛药”。针对医疗损害出现后，法定追责渠道不畅通、“闹”医维权收效高的“顽疾”，《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给国家职能部门开出的，正是符合法律发展的既传统又廉价实用的“药方”。“国家对查处医疗违法行为早就有完整的法律程序”，这个“药方”是让既有的机制和队伍履行法定职责，主动追责。

    在《侵权责任法》制定的过程中以及该法颁布后，理论界对医疗损害责任基本概念的研究成果，基本上被执法部门铺就的、架空追究医疗损害行政责任执法职责，直达医疗损害责任末端（民事赔偿责任）的高架高速路“规定”住了方向。无论怎么论述，都把医疗损害责任局限在“再次”的部分（民事赔偿责任）。无论怎么“治理”都倾向于对医方和患方进行金钱利益的说劝与调整。在默认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力量可以隐遁的前提下，给法律渠道开出的基本是绕圈子的过度“药方”。这些对医疗损害责任“再次”和末端部分（民事赔偿责任）的研究，的确花费了大量功夫，去整合“第一方力量”置入的秘密合议鉴定制度和国家法律规定的鉴定人负责司法鉴定制度这两种根本无法整合的机制，去改造和改革由这两种鉴定制度造就的“双轨”制。而《侵权责任法》实施以来，人们发现，被“第一方力量”置入的秘密合议鉴定制度已经阻却，并且还在阻却法律去查处医疗违法责任的首先部分（刑事责任）和其次部分（行政责任）。

    理论界这些“药方”的过度性，体现在无论法官听取了怎样的理论分析与指导，他们都较少有能力去完成对医疗损害行为违法性（违法过错）的判断和认定，而较多地以“不懂医”、“不专家”的简单借口和阶梯让法律渠道直接按照医方会员的秘密意志下“判决”。不从传统法理、基本法理上解决医疗损害行为的违法性认定问题，这些“药方”十分易于被法律渠道这个机体所排斥，成了没有实际可操作性、与疏通法定渠道、治疗“闹”医顽疾无关的“药方”。

    宋中清律师在《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演讲中，先从律师办案实践的角度，总结和透露道：“对一些基本的法律问题，比如明显的病历篡改问题；明显的违反管理制度甚至违反法律的问题，法官应有的表态越来越不明朗，民事司法出现了基本判断力的减弱趋势。为了解决这些原本可以由法官独立解决的问题，同时又要避免使问题陷于暗箱操作而失去对程序公平正义的坚守，我们律师常常被委托人要求寻找替代措施”；后在法理分析中断定：“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力量是回归法律秩序、有序解决医疗纠纷、杜绝医患私力的唯一选择”。指出：“违法性的认定是专属职责：执法认定是国家主动认定；司法认定依赖于当事人的启动，是国家被动认定。”

    宋中清律师绕开了对警察、调解、仲裁机构这些“第三方”力量持续呼吁的过度“药方”，开出了找回长期隐遁的第一方力量（医药卫生执法机关）这个“药方”。

    只有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力量被找回，不再隐遁，《侵权责任法》所标志的医疗侵权相关法律发展成果才能够得到落实。理论界长期以来关于医疗损害民事责任方面的研究成果才会在具体的执法和司法程序中得到普及和应用。

    五、云雾感想：法院里的一百个谎言

    撒了一个谎言，意味着就要接着撒一百个谎言来掩盖这个谎言。这是中国的父母告诫其子女诚实做人时，常常讲的道理。

    《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讲述的三个典型案件均涉及国家机关的谎言。其中两个已结案例涉及司法为了掩盖医疗卫生行政执法机关力推的“鉴定”和赔偿制度谎言，而撒的“一百个谎言”。

    上海案件，法院在医院非常明显伪造篡改病历的情况下，依然力促患方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低赔偿标准接受医院的赔偿。谢跃萌夫妇当然不答应。最后，经过两年多的一审，法院做通了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医院赔偿给谢跃萌夫妇65万元。为了不至于其他的受害患方都这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标准索赔，法院应医院的要求，只制作了医院赔偿20万元的民事调解书。这与司法昭示公平正义的基本属性相背离。

    江西案件，市级医学会在病历记录医院已经使用致命药物的情况下，谎称没有证据证明使用了该药；在患方对基本事实有很大争议的情况下，紧急做出了医疗无过错的“鉴定”。这个假鉴定的离谱做出，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百个谎言”直接有关。

     在《侵权责任法》颁布前两个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高调公布一则指导意见，要求：所有的医疗纠纷案件都要做医学会组织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经过“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赔偿数额要低于最低等级医疗事故可获赔的数额。宋中清律师在江西高法宣布这则指导意见的当天，撰文《医疗审判中的指导与反指导》，揭露江西高法违反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中要求进行有鉴定人负责司法鉴定的原则，反方向指导江西省范围内的法院去做无鉴定人负责的“鉴定”。高级法院在鉴定种类的选择上，为掩盖医疗卫生行政执法机关力推的“鉴定”制度谎言，而撒了“一百个谎言”。医学会就更加敢于撒谎。

    《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所述的医疗民事司法出现法官基本判断力减弱的趋势，整体反映出，法院在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该类组织根本无权鉴定违法过错）来替代司法对医疗违法过错的认定，违背法院的证据规则撒“鉴定”的“一百个谎言”。

    《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不仅展示了患方维权的新型案例，而且揭穿了没有任何担当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谎言。让人看到隐遁在这种制度和体制谎言背后的查处医疗违法行为第一方力量。

    六、第一方是条阳光道

    宋中清律师给我们说过：乘过飞机的人都知道，不管地面以上怎么阴云密布，飞机穿越云霄升空后，都会迎到蓝天。从事法律工作的人，不管遇到法律和实务上怎样纷繁复杂的局面，心中都要有属于自己的蓝天。

    他在《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中为解决医疗纠纷开出的“第一方”正是这个蓝天下的一条阳光大道。

    在一篇文章中，宋中清律师把医药卫生行政执法队伍比作“医疗警察”。指出：“没有交警和交通法的交通秩序一定是混乱的。同样，没有‘医警’功能的医疗秩序也必然得不到保障。一方面，医疗违法行为得不到‘医警’的追究，行医者自身就失去了净化和循环的功能；另一方面，失去了国家行政公力资源的救济，受害方就会寻求私力救济。就会使医生像盗贼、医疗违法行为的受害方像暴徒。‘医警’不警，则医无可以为医”。

    《侵权责任法》与新《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等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法律规定，是阳光大道上的标线标识和隔离设施。而只有找回了医药卫生行政执法机关这个常态执法的第一方，新医改形势下的行医在这条宽阔高速的大道上才能有秩序的维护者，出了医疗争议才能得到及时的固定证据与疏通“道路”。

    宋中清律师在《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中，仅仅有一处把医疗损害与交通事故作了比较。然而，找回解决医疗纠纷第一方力量来常态执法的意义与交警对于交通秩序畅通的价值一样重要，这个基本思想深置于他的内心，贯穿于演讲的全部。

    令人欣慰和鼓舞的是，尽管敢于对受害人赔偿做出更有利规定的法律《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前后，也曾遭到行业利益的抵制，该法实施数年来，我国的年交通事故致死人数，还是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从每年10万多人已经下降到每年6万多人。

    正如宋中清律师在那篇文章中所述：“既然过去三十年片面市场化的医改取向已经被公益化的新医改取向所替代，‘医警’（医药卫生行政执法者）为让受害患方不能轻易得到按照人身损害标准应获得的赔偿而片面‘保护’医院挣钱机制的不警‘使命’就已经不复存在”。

    2002年春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开始实施，包括鉴定人在鉴定书上署名、应当事人的申请与法院的通知应当出庭接受质询在内的具体规则适用于医疗损害民事司法程序。

    2004年春天，整合和提高了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始实施。其中，采纳了宋中清律师关于增加赔偿项目和明确计算依据的两条意见。

    2009年春天，国家新医改方案出台，摒弃了片面市场化的三十年旧医改方向，规划了公益化、民生化的办医和行医新方向。

    今年，又是一个鲜花盛开的季节，新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开始实施。北京理工大学司法高等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医疗纠纷解决的实证研究学术研讨会。会上开出解决医疗纠纷的“第一方”。展现了一条宽阔高速有序的阳光大道。

    为了医疗违法行为的受害者，以及辛苦守法的行医者每人都能拥有自己的一片法律蓝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法定的执法机关充满期待”！

    首先演讲的学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中国法研究中心主任李本（Benjamin L. Liebman），题目《中国医疗纠纷实证分析：一个比较法的视角（Empirical Analysis of Medical Disputes in Chin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李本（Benjammin L.Liebman）教授

    李本（Benjamin L. Liebman）教授用流利而地道的中文讲道：“让我谈谈我们收集到的资料，然后讨论这些资料告诉了我们至少在中国中部的某一个地方司法辖区内发生的医疗纠纷有哪些特点。我们尽力收集了自2001年到2009年九年间，在一个中部省份的某个地级市，以医院或者其它医疗服务提供方为被告的每一份法院判决。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市的大部分地区是农村。我们一共收集了151个判决，其中58份是中级法院的判决，93份是基层法院的判决。我们相信我们已基本收集到中级人民法院全部的相关判决，我们也几乎肯定我们未能从所有基层法院收集到全部的相关案件。同时，我们在该地区针对法官、医务人员、卫生部门官员和律师进行了一定范围的访谈”。

    李本（Benjamin L. Liebman）教授还归纳了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所能够得出的一些结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主编张新宝、卫生部政策法规司行政复议处处长龚向光、乔治敦大学法学院奥尼尔卫生法研究所中国卫生法项目主任陈定伟，和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徐昕，对李本（Benjamin L. Liebman）教授的演讲做了评论。

医疗纠纷解决的实证研究学术研讨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常纪文，做了题为《医疗损害纠纷处理的若干法律问题——兼论<侵权责任法>的不足及其完善》的演讲。

    旅美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周大伟做了题为《有关中医的医疗纠纷问题思考》的演讲。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民二庭法官李军做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现状及建议》的演讲。并介绍了当前法官面对的审判实务中的困难。

    宋中清律师的演讲对八千余字的文稿《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做了简要叙述。

    《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用三个典型的追究查处医疗违法职责行政诉讼案件，介绍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运行的情况下，法官对一些基本的法律问题，比如明显的病历篡改问题；明显的违反管理制度甚至违反法律的问题，法官应有的表态越来越不明朗，民事司法出现了基本判断力的减弱趋势。为了解决这些原本可以由法官独立解决的问题，同时又要避免使问题陷于暗箱操作而失去程序公平正义的坚守，律师常常被委托人要求寻找替代措施。律师发现，国家对查处医疗违法行为早就有完整的法律程序设计，这里面有一支重要的执法队伍。对其法定的查处程序的启动，部门规章早就有具体规定，他们应当就是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

    宋中清律师总结道，查处医疗违法职责行政诉讼案件，属于医疗损害责任领域的新型案件。相比较以往的医疗损害案件而言，具有以下共同特点：

    1、行政执法机关都不愿把受害公民举报的医疗违法案件纳入执法调查处理的程序，都以处理信访的方式对待受害人的执法案件举报；

    2、行政执法机关都没有告知受害人关于医疗损害责任行政追究和刑事追究的程序，而转移话题，告知受害人并没有触及的医疗损害责任民事追究的程序，就行政追究程序拖延答复举报人；

    3、行政执法机关都没有按照执法程序（如《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等规定的执法程序）严格执法。违法嫌疑人（肇事医疗机构及肇事医务人员）主观怎样陈述，执法机关就形成怎样的“调查”结论。甚至把调查医疗违法的任务交给违法嫌疑人（肇事医疗机构）。缺乏执法的自主性。

宋中清律师

    这些案件整体反映出，查处医疗损害法律责任的第一方主体隐遁之后，企图一直隐遁下去。

    宋中清律师还对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做了法律分析。提出：医疗损害责任是法律责任，对法律责任的追究首先是国家职责；医疗损害法律责任的追究制度历来是医疗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程序法是医疗法律制度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医疗违法责任的行政追究、刑事追究制度和执法（侦查）主体设计，就是程序法；找回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力量是回归法律秩序、有序解决医疗纠纷、杜绝医患私力的唯一选择。

    最后，宋律师指出，这个查处医疗损害责任的第一方，最常见的，就是卫生局和药监局。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成、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易继明、北京农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教授院长佟占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侯猛，对常纪文、周大伟、李军和宋中清的演讲做了评论。

    研讨会还穿插进行了自由发言，医院的医疗质量管理人员、记者、律师等发言踊跃。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主编张新宝做了题为《医疗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变化》的闭幕演讲。

有智慧有担当才有被信仰

宋中清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从显著引起社会关注，到取得司法理念的高度重视，再到国家法律的坚实发展，算来已有十几年。今天，是《侵权责任法》开始施行的日子。作为一名以维护受害患方合法权益为执业取向的律师，我有着较深的体会和感触。

医疗司法曾经迷失自己的地位

　　我国的医疗损害司法，在经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的人本主义发展之后，到本世纪初叶实现了司法解释方面的积极而正确的发展。然而，地方司法却随之被某势力普遍地扼制住了关键环节，法律顿失智慧的光泽，长时间处于迷茫之中。

　　法律不再被广泛信仰，大多数医疗损害受害方不寻求民事法律救济。暴力索赔的事件时有发生，态势愈演愈烈，甚至威胁到了医务人员和司法官员的安全。这是任何一位从事法律职业的人所不愿看到的。

　　法律的智慧只是写在司法解释和理论指导中，一到实际案件，肇事方申请本地同行秘密霸语（美其名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司法便不敢坚持自身的证据审查规则，采取对不敢签名担责、不敢出庭说明、越权妄断违法过错的“专家”言词照抄成判决的做法。没有一点法律智慧的坚持，医疗司法理所当然地失去了权威。

　　在这期间，尽管《交通安全法》把赔偿责任与事故责任区分开来，展现了良好的法律智慧和法律权威，医疗法律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启迪。

　　当然，《交通安全法》开始实施一两年内也遇到了某利益的抵制。但是随后几年的运行使得我国交通事故的处理机制常态化，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得到了遏制，赔偿争议与冲突也渐渐淡出了人们安全关注的视线，足以体现这部法律所具有的智慧和前瞻力。

　　医疗司法无论依据委托单位（法院）的权威，还是依据医学科学（秘密霸语的所谓鉴定专家许多拿着国务院的津贴）的权威来表白不能坚持司法规则的原因，都不可避免地失去了法律智慧和法律担当，在国有医疗机构失去公信力的同时，医疗司法也逐渐失去公信力。医疗司法迷失了自己的地位。

医疗侵权新法重拾法律智慧

　　重拾法律智慧１、《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把医疗行为的违法性（包括违规违章性）作为了承担赔偿责任的重要考量因素。能够成功地排除所谓的秘密的技术权威对法律权威可能带来的干扰。实践中，从事医疗法律职业的人逐渐知道，医患争议往往并不涉及尖端的医学科技，而更多地涉及诊疗常规和规范，涉及法律规定的最低要求。这些违法性和违规性问题，是法律和法官完全能够，也是完全应当解决的。

　　重拾法律智慧２、《侵权责任法》的智慧还显著地体现在全面绕开“医疗事故”的制度。这对于深深陷入片面利益僵化思维模式的医疗卫生行业，显然是剂“猛药”。这不仅体现着法律有足够的智慧，而且展现了长期的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

　　重拾法律智慧３、《侵权责任法》的起草者试图直接借入欧洲的医疗专家对法院负责的鉴定制度，却忽略了我国司法鉴定法律已经否决了法院对鉴定的组织权的发展成果，这条当然不能出现在《侵权责任法》的条款中。最初强悍地抨击正确的司法解释，为秘密霸语医疗事故制度站台的那位法学权威在《侵权责任法》的多次审议和完善中，也逐渐接受了《侵权责任法》智慧和人民意志的洗礼，公开断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导致医患矛盾加剧的因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机构随着《侵权责任法》的实施而解散、作古。法律的智慧和权威超越了法学家的智慧和权威。

新法必将全面推动司法和执法程序的常态化

　　《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一方面从“法典”的角度巩固司法规则中的证据审查基本原则，巩固司法的发言权，巩固不可被舍弃、不可被控制、不可被取代的司法权威；二方面，从重建法律完整性的角度对医疗刑事司法程序的常态化启动提出要求；三方面，从法律统领者的角度整合并盘活我国既有的医疗卫生法律法规对医疗违法行为的查处制度，必然引起公民、社会对医疗执法的期待。国家行政执法机关的既有执法程序将逐步发展为常态程序。这将完全可以分解医疗民事司法的案件数量压力。

　　可以预见，《侵权责任法》对巩固、强化和发展医疗刑事司法、医疗执法、医疗民事司法的既有法律体系和体制，将发挥全面作用。

    一部有着如此智慧和担当的法律，能够起到被期待的重建法律秩序的作用，必然会有高度权威，必然会被普遍信仰。

宋中清

    随着《侵权责任法》的开始实施，医患争议的解决过程必将逐步呈现维权和法治的新景象。因为《侵权责任法》把医疗行为的违法性作为了医疗过错的法定考量因素，并且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这是中国医疗侵权法律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会以某人或某势力的意志为转移。

　　这些年来，耳边响惯了警察保护行医秩序、利用国家力量打击“医闹”的呼声。听过警察介入医疗的话语遍数多了，人们不禁会追问：医疗秩序的维护者应该是谁？本来是谁？医疗卫生界原本有没有类似交警的“医警”？那些法定的秩序维护者哪里去了？

医疗事故是中国危害最为严重的事故

　　尽管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由拒绝公开我国每年因医疗事故致死的人数，通过医疗卫生业内人士不断披露的信息，人们还是不难判断出我国每年医疗损害致死的人数要在50万以上。这意味着约每一分钟在中国的医院里就要被过失致死一个人。这至少是机动车交通事故每年致死人数的5倍，是汶川地震致死人数的7倍。可见，医疗事故是当今中国最为严重的灾难。

　　只是已往的体制和制度几乎搁置了医疗事故罪的追究机制，搁置了普通意义上医疗违法行为的行政追究机制。其目的不外乎让受害患方不能轻易得到按照人身损害标准应获得的赔偿，以此来“保护”医院，“保护”医院片面市场化的挣钱机制。哪怕因此失去医疗行业的自身净化机制也在所不惜。

　　在此行政目的之下，逐步衍生出了某种势力垄断“医疗事故”的认定权的制度。这与第2大过失危害的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制度截然不同。机动车在行驶中发生了人员损害或者财产损坏事件，没有人怀疑它是交通事故。而我国的“医疗事故”的霸语权不仅霸语了百姓，控制了司法，而且现如今使得国家立法也不得不规避它三分。《侵权责任法》采取与交通事故不同的方式，只字不提“医疗事故”。

　　中国实际上还是存在不必由“专家”秘密认定的医疗事故的。那是特例，是针对中国香港等特区的。国内媒体报道香港的医疗事故大可不必像报道中国大陆的医疗事件那样，可以直接称香港发生的医疗事件为医疗事故而不会招致麻烦。

类似交警的“医警”

　　不用向公民普法，现在我国公民见到机动车交通事故大都知道报警。大都知道交警无论通过什么方式得知发生交通事故后都会在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进行核查驾驶证照、测试驾车人员的血液酒精含量、勘察测绘现场、提取现场物证痕迹等。交警还会依程序（并不必然依申请）作出事故责任的认定。对交通违法者作出行政处罚、对涉嫌交通肇事罪的案件及时移交刑事司法机关。这些工作完成后，事故受害方依法应获得的赔偿大致有了计算依据。

　　这是交警在处理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大致做法。那么，我国在应对发生次数更频繁、损害更为严重的医疗事故，有无类似的“医警”制度呢？答案是肯定的。

　　交通事故处理中有个定律：有事故必有违章。医疗事故也是这样。

　　对待医疗违章以及违法，我国的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等，均有明确规定。并规定了卫生行政机关的查处职责与职权。

　　卫生部还在1997年6月颁布实施了《卫生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了“保证卫生行政机关正确行使行政处罚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宗旨；规定了“卫生行政机关依据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对应受制裁的违法行为，作出的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以及卫生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种类；规定了“先调查取证后裁决、合法、适当、公正、公开和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处罚原则；在调查程序上，也有类似交通执法程序的规定：“对于依法给予卫生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卫生行政机关应当调查取证，查明违法事实。案件的调查取证，必须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并出示有关证件”。

　　《卫生行政处罚程序》还详细规定了“卫生执法人员应分别询问当事人或证人，并当场制作询问笔录”、“制作现场检查笔录”；规定“书证、物证、视听材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现场检查笔录等，经卫生执法人员审查或调查属实，为卫生行政处罚证据”。

　　这些卫生执法人员，又称作卫生监督员。现实中，他们也着制服。是查处医疗卫生违法行为的“医警”。

“医警”不警让“医法”不能成为“法”

　　多年以来，查处医疗违法行为的“医警”机关不警，即搁置医疗违法行为行政追究的做法，普遍表现为不仅“医警”不主动出警，而且接到受害方举报后仍不“出警”，医疗卫生行政机关甚至把受害方的查处要求处理为信访，完全无视自身肩负的法定职责；针对医疗违法行为所致的医疗事故，完全避开行政追究和刑事追究的程序，在受害方还没有论到民事赔偿的情况下，就主动“告知”三种民事索赔的途径。完全用金钱利益来唐突地替代生命健康利益，冲击着社会价值的底线。

　　不查处医疗违法的整体做法也使得医疗刑事司法程序难以被启动。把行政、刑事、民事三种法律追究方式强力缩水为民事追究一种方式。这样就把法院当作了医疗违法行为后果的第一面挡火墙。让法院替代其充当“医警”的角色。

　　在医疗民事司法程序中，“医警”部门强推的秘密“鉴定”制度取代了司法对鉴定结论的审查权，取代了司法对法律上的医疗过错（包括违法过错）的认定权。使得医疗民事司法程序失去了司法的根本职能。医法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

警不警则医不医

　　可以想象，没有交警和交通法的交通秩序一定是混乱的。同样，没有“医警”功能的医疗秩序也必然得不到保障。一方面，医疗违法行为得不到“医警”的追究，行医者自身就失去了净化和循环的功能；另一方面，失去了国家行政公力资源的救济，受害方可能就会寻求私力救济。就会使医生像盗贼、医疗违法行为的受害方像暴徒。

　　“医警”不警，则医无可以为医。

医疗事故的常态处理机制应当运转

　　《卫生行政处罚程序》既然规定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宗旨，既然过去三十年片面市场化的医改取向已经被公益化的新医改取向所替代，“医警”为让受害患方不能轻易得到按照人身损害标准应获得的赔偿而片面“保护”医院挣钱机制的不警“使命”就已经不复存在。

　　不仅为了配合《侵权责任法》的实施，我国已有的医疗卫生违法行为的行政追究机制应当得到正常运转。而且为了让医者真正为医，“医警”也必须从“警”。

    【医疗纠纷律师网消息】在《侵权责任法》开始实施前夕，医疗纠纷律师网的站长宋中清律师撰写两篇文章来展望该法给我国医疗侵权法治建设即将带来的巨大变化。文中揭秘了医疗损害为当今中国第一大灾难及其失控的主因。近日经上海法院网及其他媒体证实，本网曾经策划的医疗维权新型案件在上海市司法界和卫生行政机关引起了长期和持续的正面推动效应。本网律师为国家的法治建设做着特有的贡献。

两篇文章揭秘中国最严重的灾难

　　6月19日和20日，宋中清律师分别撰写了《律师谈医疗侵权新法：国家负起责任 医疗才有法律》和《医疗律师谈侵权责任法：警不警则医不医》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在价值中国网等网站得到集中关注。

　　文章《医疗律师谈侵权责任法：警不警则医不医》揭示：通过医疗卫生业内人士不断披露的信息，人们不难判断出我国每年医疗损害致死的人数要在50万以上。这意味着约每一分钟在中国的医院里就要被过失致死一个人。这至少是机动车交通事故每年致死人数的5倍，是汶川地震致死人数的7倍。可见，医疗事故是当今中国最为严重的灾难。

　　文章借用交警处理交通事故的机制分析多年来被人为搁置的“医警”制度，指出：没有“医警”功能的医疗秩序必然得不到保障。一方面，医疗违法行为得不到“医警”的追究，行医者自身就失去了净化和循环的功能；另一方面，失去了国家行政公力资源的救济，受害方可能就会寻求私力救济。就会使医生像盗贼、医疗违法行为的受害方像暴徒。“医警”不警，则医无可以为医。

　　文章《律师谈医疗侵权新法：国家负起责任 医疗才有法律》揭秘：从维护患方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患方专业律师始终反对受害患方走被肇事医方和卫生行政执法机关曾经强推的那些“法律途径”。

　　文章从我国的法律制度上分析认为，对《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医疗违法的认定职权和职责，只能由两个机关来行使和履行，不可能再交给谁来“鉴定”了。这两个机关就是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医疗卫生行政监督机关和人民法院。无论是执法认定，还是司法认定，都只有在国家机关负起责任来的前提下，才会有医疗法律广泛而正确的实施保障，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医疗法律。医患纠纷也才会有常态的法律途径。

　　宋中清律师的这两篇文章在展望和倡导加强医疗执法和医疗司法职能的同时，实际上揭示了《侵权责任法》给医疗违法行为受害方带来的维权新途径，给中国最大灾难的受害人揭示了依法维权的阳光。

行政案例推动了医疗司法和医疗执法

　　据上海法院网5月6日和6月18日报道，《市卫生局高度重视静安区法院司法建议》、《静安区法院针对行政机关发出的司法建议反馈率高》：

　　静安区法院在审理卫生行政案件中发现，市卫生局在执法中存在将请求查处医疗违法行为的申请按照信访程序处理、混淆信访处理与行政处罚程序、答复内容缺乏法律或事实依据、未按法定程序作出行政审批等问题。为此，该院向市卫生局发出司法建议，建议该局加强培训，熟练掌握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责；严格按照规定的方式和期限开展执法活动；加强调查取证和应诉准备工作，以减少行政争议，提高执法水平。市卫生局高度重视，立即召开行政诉讼案件专题研究会，认真分析存在问题，并采取六项改进措施：一、信访部门加强来信处理甄别，按不同流程处理信访事项和要求行政处罚的申请。二、尽快建立统一的投诉举报信息平台，加强信访办、医疗事故处理办和有关执法部门的信息整合和沟通。三、建立和完善相关培训制度，加强对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培训。四、完善执法责任追究的相关制度和工作机制，对在行政工作中责任心不强、无法律意识、造成不良后果的工作人员，进行执法责任追究。五、制定或完善有关行政工作的具体流程，理顺各部门、各环节的关系，加强各项工作协调。六、起草制定进一步加强依法行政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对本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依法行政提出要求。

　　2009以来，静安区法院向市、区两级行政机关发出司法建议共计6份，其中5份得到反馈，反馈率高达83.3%；被建议单位均对司法建议高度重视，且大多采纳了法院提出的整改措施。

　　静安区法院审理和据以发现执法问题的卫生行政案件，就是医疗纠纷律师网策划的（2009）静行初字第47号案件。去年10月23日，医疗纠纷律师网曾对该案的判决以“静安判决首例诉卫生局查处篡改病历行政不作为案”为题进行了报道。并指出：

　　“长期以来，许多卫生行政机关抱持片面市场化医疗体制的管理理念，一屁股坐在医疗机构的片面利益上，枉顾自身肩负的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利的国家职责。在医患纠纷中公开不公开地与肇事医疗机构及肇事医务人员沆瀣一气，千般阻碍患方受害人维权诉求的实现。上海市卫生局作为国家卫生部下属的高级别的管理机关尚且如此行政。到头来还得让普通市民通过诉讼的方式来教导其行政职责，可见民生化、公益化的新医改何其任重而道远。”“本网策划的（2009）静行初字第47号案件给广大受害患方当事人在艰难的的医疗维权诉讼中抵制片面保护肇事医方的制度指明了道路。”

　　半年多来该案在上海司法界和医疗卫生执法界产生了长效而良性的推动作用。也在全国率先展现了符合医疗法律发展规律的维权新途径。

　　另据消息，医疗纠纷律师网在全国策划的按照国家法定渠道为受害患方维权新方略的一批案件正在取得积极进展。

宋中清

宋中清

　　近些天，河南公民赵作海故意杀人案意外翻案的消息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没有杀人的赵作海在当初曾九次供述自己杀人。明知杀人是死罪，曾经九次往自己身上揽罪。即，赵作海“始终”在找死。

　　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如此为国家赔偿免责的规定，是不是赵作海“找死”或者“被找死”的原因。相信从事法律工作和不从事法律工作的人都能明白。 

　　抛开赵作海这样的“被找死”个案，公民被找死现象仅仅在医疗损害领域就有许多。

　　我办理过的医疗损害案件中，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在患者死后，在病历“术中、术后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并发症”栏中，添写了“死亡”二字。含义是患者生前就知道在这家医院做这种手术可能要死亡，患者还坚决要求在这家医院做这种手术。患者在付费“找死”。

　　当然，通过鉴定证实，这个找死是医院事后添写造成的。即，患者“被找死”。

　　我们的制度在让一些人通过不顾别人的死亡而获得了利益。一些人，一些群体又为确保这种利益的违法性不被追究而随意编造离谱的借口。这就是想方设法让公民“找死”。

　　医疗是有风险的。这种风险常会致患者死亡。切实让医者有责任心和仁心，让就医者了解自己的病情值不值得去冒死亡的风险，让就医者了解有没有不去冒这种风险的替代方案，这是我们的制度必须考虑到的。不要动辄让患者“找死”，更不要让公民“被找死”。即将于7月1日开始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对此作了规定。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律师解读侵权责任法实施前的重要医疗判例

宋中清

　　2010年4月2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北大医院治死教授熊卓为医疗损害案终审宣判。该终审判决认定了三大医疗过失——
　　过失一：根据现有资料，北大医院没对熊卓为进行保守治疗，也没有详细论证手术的必要性，在选择手术治疗时表现为仓促和过度积极。
　　过失二：熊卓为存在高血压、术后卧床未使用抗凝药等都是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因素，北大医院应该能够预见深静脉血栓的发生，并采取相应预防措施。但北大医院对此存在检测、预防和治疗等方面的缺陷，没能早期发现深静脉血栓；在出现肺栓塞时，也没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导致病情进一步加重。
　　过失三：在熊卓为病情危重时，北大医院采取了持续胸外按压、手术取栓等抢救措施，但抢救过程中出现了肝脏和心脏破裂，这无疑促进了熊卓为最终死亡。(据4月29日京华时报)

　　该案不仅因为涉案医院的高度权威、受害患者为本院教授的特殊身份而具有医疗诉讼的尖峰意义，而且因为宣判于新旧医改国策转变过渡时期、新旧法律交替过渡时期而对过去某种普遍错误予以盖棺定论、对新法某种理性认知予以展现昭示具有标本意义。

一、本案医疗损害是极端专家主义的“代表作”

　　本案终审认定的第一条医疗过失：“根据现有资料，北大医院没对熊卓为进行保守治疗，也没有详细论证手术的必要性，在选择手术治疗时表现为仓促和过度积极”。

　　长期以来，片面市场化的旧医改在医学界造就了极端的“专家”主义。在重大手术的选择决定权上一步一步远离了基本的医学常规常识，远离了患者对攸关自己生命安全事项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把是否需要手术，可否选择保守治疗的手段避免生命危险的决定权从一般专家、多数医生手里集中到个别“名医”手上。不仅患者本人、患者亲属，而且多数一般级别的医生也失去了发言权。这便是医疗领域的极端专家主义。

　　熊卓为案件中，依据一般医疗经验可以判断患者并不急需该项手术。而事实上不仅实施了手术，而且手术后把患者交给实习医生，发生了该类手术后最应防范的栓塞。一方面存在过度手术的过错，一方面又存在缩水医疗（缩水讨论）的错误，违反了我国医院管理的围手术期管理制度。

　　本案终审判决在认定医疗过错上突出认定了该项过度和缩水过错，予以了“仓促”和“过度积极”的定性，该过错的症结就是极端专家主义的体制。

二、本案是配置医疗资源失败的“代表作”

　　本案终审认定的第二条医疗过失：“熊卓为存在高血压、术后卧床未使用抗凝药等都是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因素，北大医院应该能够预见深静脉血栓的发生，并采取相应预防措施。但北大医院对此存在检测、预防和治疗等方面的缺陷，没能早期发现深静脉血栓；在出现肺栓塞时，也没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导致病情进一步加重”。

　　由于相关决定权的过于集中，个别“名医”包揽的手术任务过多，术后投入观察检测、预防和治疗的时间不足，出现了过度手术后的缩水防范行为，同样违反了我国医院管理的围手术期管理制度。这种个别“名医”与实习医生交接治疗的方式远远不是该级别医疗机构医疗水平的体现。恰恰是让处于个别“名医”与实习医生中间的广大医务人员远离重大手术地带的做法导致的。

三、即将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的理性认知被判决体现

　　即将于7月1日开始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该部被中国法学界翘首企盼多年，期许一百年不修改的法律，不仅规定了有创治疗的病情、风险书面告知制度，而且规定了相关替代医疗方案的书面告知制度。包含了对人的生命尊严的理性认知。

　　熊卓为案件的终审判决明白无误地告诉肇事医方：医疗过错错在没有经过保守治疗。即，在实施手术前根本没有考虑和选择替代治疗方案。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熊卓为案件的终审判决认定医院应该能够预见深静脉血栓的发生，并采取相应预防措施，而没有预见和预防。

    据原告诉称：原告邓博豪于2006年1月15日在被告柳州市人民医院出生。出生2小时在被告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后病情逐渐加重。但被告并未将原告病情加重的情况告知患儿亲属，也未告知可以转院治疗。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被告告知原告父母患儿病情已经稳定。原告于2006年1月30日办理出院手续。后原告于2006年4月12日再次入住被告医院，诊断为缺氧缺血性脑病追加治疗。2006年6月、2007年1月，原告又分别到北京和柳州其他医院就诊。被诊断为黄疸后遗症改变。

　　该案诉讼中，被告柳州市人民医院始终坚称医疗无过错。反复申请鉴定和撤回鉴定，自2007年6月14日首次开庭至一审判决，诉讼被这样持续近3年。

　　(2007)柳市民三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柳州市人民医院在重新鉴定过程中，其因故撤回了重新鉴定的申请”。“本院确定本案被告柳州市人民医院应赔偿原告邓博豪损失的40%为宜”。最后，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柳州市人民医院赔偿原告邓博豪残疾赔偿金、住院护理费、残后护理费、住院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408054.62元。

柳州市人民医院(图片来源：医院网站)

新闻链接：

　　诊治不当致残幼儿案柳州市人民医院申请重新鉴定

　　柳州市人民医院被再次鉴定延误治疗致患儿脑瘫后果

　　柳州市人民医院：折腾两年多 仍然不认错

　　柳州市人民医院两次申请司法鉴定又撤回藏有猫腻

　　柳州市人民医院被指存在明显的医疗过错

　　柳州市人民医院延误治疗致新生儿脑瘫案代理词

　　举报书称：贵溪市人民医院不对患者汪勇的病情进行评估，对患者汪勇再次脑出血不检查、不诊断、不治疗、不向患方告知该病情，违反了我国医院管理和医疗质量管理的核心制度。贵溪市人民医院在患者汪勇数日住院的医疗行为中，使用药效方向（扩大出血口、抗凝）与病情所需方向（控制出血）相反的灯盏花素等药物，致患者再度脑出血死亡。贵溪市人民医院的护士在患者汪勇死亡后，患者亲属要求封存物证输液药瓶的情况下，公然摔藏药瓶，毁灭现场实物。医院还广泛篡改病历，掩盖患者相同出血口再度脑出血的事实，掩盖已经违反禁忌使用和超量使用灯盏花素、胞磷胆碱的事实。患者汪勇死亡后CT（2010年2月27日）显示原出血点再次出血，院方却捏造事实说是脑干出血。贵溪市人民医院篡改和伪造病历、隐匿和销毁现场物证的行为已经导致江西省医学会不能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后果。患者遗属要求相关机关尽快立案查处。

　　相关机关接受举报后，承诺数日内将给与举报人以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