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明说事

停博声明

       博客是随心写写画画的地儿，而我却在里面呆了太久。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决定于今天（开博5周年之际）正式关闭本博客。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怕自己走得太远,回不来了！
       衷心感谢企博网的各位编辑和总编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衷心感谢那些我认识不认识的网友们的浏览、评论、鞭策和关注。从今天起就让“网事”成为真正的“往事”吧！请大家理解，谢谢！

博主：阿明

2011年1月21日

毛泽东为何感觉高处不胜寒

　　毛泽东为何感觉高处不胜寒
　　来源：《红墙深处》
　　作者权延赤
　　核心提示：毛泽东足迹遍全国,但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园，不能随便进电影院，不能随便上百货商店。他是人民的领袖，全国人民都喊他万岁。可是他没有随便见人的自由，处处受到“安全”限制。就连专列上的女服务要见他，也须经我们卫士同意。他的思想活跃，驰骋无羁，却长时间连飞机也不能坐。他想翱翔，但是不能够。他只是个人，他面对的是组织决定。有时，他一句话就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他说一百句也求不到去饭馆吃顿饭的自由。他在红墙内讲话地球也会颤动，但是他要随便走出红墙一步却不可能，这一切似乎让人不可思议，偏又是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
        毛泽东睡觉
　　毛泽东已经服过两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他躺在木床上，床的一半摆满一尺多厚的书。天气热，他只盖一条白布单。那是普通的白漂布，上面可以找出三四块补丁。荞麦皮做的枕头上，绑一块同样补着补丁的枕席。枕席上又垫了两张报纸。他就枕在报纸上。
　　他已经不看文件，也不再看报，随手从床上抓起那本《楚辞》翻阅，他苦恼、不安、烦躁，这都是为了睡觉。
　　毛泽东一生都在为“睡一觉”奋斗。
　　我用掌心握住他的小腿，轻柔地向大腿推去，一次又一次。这种按摩是为了帮助他入睡。在睡眠上，毛泽东有时像个孩子。孩子要身边有人拍打着睡，毛泽东也要身边有人按摩着睡。这种按摩不能急剧，不能停顿，不能有突兀的动作，应当连续绵长，像春雨一样轻柔持久。我感到臂乏腰酸，我已经按摩了两个多小时。轻轻地、悄悄地、不断地改变姿势。时坐、时俯、时跪，借此调节筋骨肌肉，让身体各部轮替获得休息。
　　天已近午，隐约能听到蝉鸣声，他终于合上了眼。《楚辞》仍然抓在手中，却已放倒在胸脯上。
　　毛主席的自由
　　我望着那张兼有农民的朴实、政治家的刚毅和哲学家的沉郁的终于平淡下来的面孔，将按摩动作放得更慢更轻。五分钟后，我停止按摩。左腿缓缓地、缓缓地滑下床。脚底踩到了厚实柔软的地毯，右腿便接着朝下伸、朝下探。尔后，再稳住劲让身体一点一点离床……
　　可是，一只大而温柔的手突然握住了我的腕部。
　　“别走，你不要走。”毛泽东眼皮只闪了一下，再没有睁开。他小声喃喃：“陪我一会儿，再陪我一会儿吧……”
　　我侧身重新坐到床上，想继续为他按摩。可是毛泽东没有放手，仍在喃喃，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不要了，你很累……就这样，就这样陪我坐会儿。 ”
　　我的眼圈湿了，心里酸酸的。他睡不着觉的痛苦显而易见。但远不是全部。我从他微皱的眉毛、颤抖的睫毛，间或抽动一下的嘴角和握牢我不放的手上，强烈感觉到他的孤独寂寞和忧伤。
　　这不是我的主观想像。我们几名卫士曾怀着强烈的同情多次私下议论：毛泽东的生活太清苦、太单调、太枯燥、太不自由了。
　　他有妻子儿女，但是不在一起生活，与他形影不离的只有我们几名卫士。比较起来，我们更像他家里的人。可我们无法给他家庭中那种天伦之乐，只能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以便他更好地为党工作、工作、再工作，为人民服务、服务、再服务。
　　我们还要保证他的安全，这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然而，我们有时也对这种安全保护产生不敢说的疑惑。
　　他曾多次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的自由自在生活啊！但他终于不得不接受并习惯那种特殊的生活……
　　“我讲的这些你能理解吗？”李连成忽然停下来问。
　　我想了想，点头：“我理解，也相信。”
　　“毛泽东有躺在床上读报、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这时，我们常坐在床上为他按摩按摩腿。按摩本身有时并不是必须，他需要的只是身边有人。不看东西了，我们也为他梳头，促进血液流通，醒脑安神。休息中便和我们聊天，有时还拉着手聊。只要身边有人他就感觉踏实，他就可以安静。”李连成手指梳理一下头发，回忆着，继续说：“有时我们人手少，倒不开班，只好24小时连续陪伴主席。封耀松和田云玉跟主席很谈得来。小封有几次从主席那里出来，本该回值班室却没能走回，一屁股坐在台阶上便睡着了。我们为主席服务真是全力以赴，有时是相当劳累的。”
　　我记录着，头也不抬说：“有些卫士告诉我主席是很喜爱李讷的。”
　　“那是的呵。我好几次看到主席外出回来，把李讷抱怀里，拍打后背说：娃娃，我的好娃娃。可是，李讷从小就吃大食堂，上学后就吃学校食堂的伙食。一年难得跟主席同桌吃几餐，主席对子女要求太严了。”
　　“迄今为止，所有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跟我说，主席生活太艰苦太随意凑合了，众口一词。”
　　“不是凑合，是习惯。可以说农民的生活习惯，也可以说是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李连成讲到这里，停顿一阵儿不语。他在回忆？胸脯微微起伏，眼圈竟湿润了。良久，忽然长长叹息一声：“唉，我是没脸见主席了……我现在当公司副经理，常跟外商打交道。你可能难以相信，我经常一顿饭就要吃掉主席一年半的伙食费，有时还不止！唉，我也是没办法啊……”他两手抱头。手指用力抠入头发已变得稀疏的头皮里。声音变得有些凄凉：“老人家在天有灵……我是没有办法啊……”
　　沉默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小声提议：“继续讲吧。你第一次见主席是什么时间？”
　　“1949年底，毛泽东去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老人家还给我抓了一把水果糖。那时候吃块糖就是不得了的享受啊！何况是毛主席给的糖……”他眼里闪出了湿漉漉的泪光，接着又用颤抖的手划燃火柴，吸燃香烟。于是，我眼前弥漫起一团团的蓝雾，像看到一幕老式电影的回忆镜头。
　　大地覆了白霜，干燥而坚硬。旭日红着脸爬出地平线，立刻照亮了那栋日本人修造的小白楼。小白楼已改为文化宾馆，是高岗等东北党政军负责干部休息娱乐的场所。我朝着小白楼一溜小跑，呼吸遇了严寒好像冒了烟似的。我着急，怕误了开会。我父亲是闯关东的受苦人。我自小当童工，12岁逢上新中国成立，应招来到沈阳，在文化宾馆当服务员。那时的热情就像沸水一般蒸腾。
　　会议上布置了任务，气氛大异于往常。我们几名小服务员被指定在二层值班，宣布纪律很严，连宾馆经理也不许登临二层。烧开水的锅炉工也换了，换成房产科的科长，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这么严厉的安全措施，准备接待谁 ?
　　那天，我们不许乱窜，不许写信打电话，不许左顾右盼，不许交头接耳或大声喧哗……按照指令，规规矩矩立在电梯门两侧。
　　不知过了多久，听到电梯运行声，电梯指示灯亮过又熄灭。门开了，鱼贯而出的首长中，我忽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毛主席！我差点喊出声，却又以为是做梦。然而，那熟悉的面孔已经转向我们，笑微微，并且马上伸出手朝我们服务员走来。首先握住站在我前面的张仙鹏的手：“同志们好啊。”
　　“主席您好。”张仙鹏激动地回答。
　　“同志们好。”毛泽东又握我的手。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头有些晕眩，摇颤着手，摇颤着身体说：“主席好，毛主席您好！”我想多跟主席说句话，可是喉咙哽塞、纪律也不允许。毛泽东分明也想多跟我们说几句话，可是他身边的人一簇拥，他便身不由己，被簇拥着走进一号房间。
　　当时，张仙鹏无疑是我们服务员中感觉最幸福的一个，他直接负责毛泽东的食宿。叶子龙、汪东兴和陈伯达也住二层，由我负责食宿。
　　几天的服务，我们足不下楼。毛泽东上楼，我们在电梯口迎接。毛泽东下楼，我们在电梯口相送。那时我们都小，长得机灵，手脚勤快，热情高，责任感和荣誉感强烈。毛泽东对我们留下了好印象。叶子龙负责机要，汪东兴负责安全，他们记下了我们的姓名。
　　第二年的三月初，毛泽东从苏联回来，又在小白楼住了几天。这次，叶子龙和汪东兴找我们谈话：“你们想不想到北京，在主席身边工作？”我们说：“非常愿意。”毛泽东走后，我们恢复正常工作。过了几个月，我们不再想去北京的事，以为首长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
　　可是，七月份中央忽然发来一份电报，点名调几位同志去中南海工作，其中便有我和张仙鹏。接着，中央组织部派人来接我们去北京。就这样，我们走入红墙，住进中南海东八所。一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叶子龙身边当公务员。
　　那时，叶子龙就住在菊香书屋旁的三间平房里，与毛泽东住房只有一墙之隔，有后门相通。凡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都须经叶子龙试用，并且从侧面观察毛泽东的生活习性。两个月后，我才正式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毛泽东发脾气
　　“就从毛泽东发脾气来说吧。我相信，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处到毛泽东那种情况，也都会发脾气的，而且一定更厉害得多。他生活单调不自由。江青不在一起，儿女不在身边，只有我们卫士昼夜相随。有人在电影和报纸上看到毛泽东在群众中的热烈场面，以为他是自由的，真是‘毛泽东在群众中’。其实，那是有组织有安排的，他决不是要去哪儿就能去哪儿。警卫局管、公安部管、中央管，我们也劝止，说不适合他就不去了。为了安全，中央决定不许他坐飞机。他为此发过多少脾气呀！第一次游长江，也是多次发脾气，把警卫中队的中队长都赶走了，才如愿以偿。但多数时候，他发脾气也没办法。比如他想送客出中南海，警卫人员便要拦住，没有安排是不许他出去的。”
　　“毛泽东总想到群众中去，像普通人一样聊天。事实上不可能。在北戴河时，他一再坚持出去随便走走，安全保卫部门怕他气出毛病，同意了，条件是要戴墨镜和口罩。毛泽东散步，见了农民就想聊天。聊天怎么能戴墨镜口罩啊？毛泽东愤然摘下，扔到一边。农民立刻兴奋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下不得了，群众闻声拥来。于是我们卫士便不容分说把他搀着架着拉走了。他发脾气也不行，这是为了保证安全。”
       “毛泽东坐在专列上，曾那么神往地注视着窗外那普通的农村，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农家生活。他吮着下唇，内心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他望望环绕左右的卫士，忽然有了办法，指着远村说：“停，停车！我要去那村子里吃碗红烧肉！”他是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可是不能够。卫士长在车上打个电话，立刻就能通知省市领导，下面马上就要全面准备。待毛泽东走去农村讨红烧肉吃时，一切早已作好了安排，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活……都作了安排。”
　　“安全保卫部门也有苦衷。1958年毛泽东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校办工厂，出来后正值吃饭时间。毛泽东坚持要去饭馆，便到了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也匆匆作了安排，可是毛泽东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就这一眼，被对面楼上一位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叫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这下子不得了了。城市不比农村，一声喊过，人群便像潮水一般涌来，立刻包围了正阳春饭馆。附近路口上堵满了，交通瘫痪，交通警察也想看一眼毛泽东啊，越见不到就越想见么。从上午11点多一直包围到下午5点多。警备区一个排硬把一辆小华沙推进人群，挤到正阳春门口。一群精壮的小伙子好不容易将毛泽东保上汽车。华沙车小，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那天硬塞进去了。剽悍的士兵前面开路后面推车，费尽力气推出人群。收场时，鞋、帽、钢笔、手表收了8筐。据卫士长讲，在黄鹤楼也出过这么一次事。以后，每当毛泽东想随便外出到群众中去时，我们便举出正阳春和黄鹤楼的例子阻止他。这时，他便不得不让步。久而久之，他逐渐接受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
　　
        还有一次，是毛泽东已经闭上眼，那张放倒的报纸在胸脯上微微起伏。我不敢再变换坐姿，保持一个姿势坚持着，两手轻轻地重复一种单调的按摩动作。我熟悉这种情况，毛泽东已经处于半睡眠状态。任何大的动作都会使前功尽弃。
　　他已经两天没睡，直到写完那篇文章。
　　他已经服下第三份安眠药！
　　我在等待。焦急，疲惫，又小心翼翼。我已经快坚持不住了。忽然，我体内起了一阵兴奋的痉挛，倦困立刻抖去。听到了，那期待已久的熟悉的声音，像吹来一缕春风，在林梢上掠过。悠悠地，漾出若隐若现的哨声。那声音极遥远又极近切。开始细微，渐渐宏大，在静谧的房间里回荡。声响终于显出节奏，好像从容的脚步来来回回走动。庄重，神圣，还略略带着一丝忧郁。我有些晕，木床和大地在身子下边旋转。全身被轻风抚摸着一般惬意，那呼吸之声是多么神秘。古老而又年轻！表现着宇宙的节奏，跳动着生命的脉搏……蓦地，一道响声拖得很长很长。这应该叫作鼾。毛泽东熟睡时鼾声如雷。那鼾声渐轻渐远，仿佛走向前程未卜的未来。我从晕眩中醒来，泪花迷离，恍若隔世。一个人若没有见过毛泽东的工作，那么，他决无法体会这鼾声的意义和给人所带来的幸福和安慰。
　　我极轻极轻地下床，蹑手蹑脚，朝着门口慢慢地、慢慢地移动。可是，眼前像打了一道闪。我一怔、马上发现窗子没关。阳光刺目地射了进来。糟糕！我皱紧眉头，这道光要不了一小时就能射到毛泽东身上。那么……
　　我抿抿嘴唇，只好向窗子移动。站到窗前，我犹豫了。正是夏天，为了能够既遮光又通风，那窗子是木质百叶窗，放下来就替代了窗帘。木质的、木质的……我咬咬牙，屏住呼吸，一点一点去放那百叶窗。天哪，可千万别出声响。我的动作慢极了，竟没有注意这口气不够用，还差最后一尺的距离时，我才发觉憋得忍无可忍，如万箭穿心，我本能地张大嘴巴猛烈抽口气。于是，那最担心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卡啦，百叶窗滚滑下来。这声响若是在喧闹的街市上也许听都听不见。然而，响在静谧的房间里，却不啻一声雷鸣。那匀长的鼾声骤止，我也如凝结了一般僵硬住。心脏还不曾恢复跳动，身后己响起愤怒焦躁的声音：“嗯？怎么回事？”
　　我迅速转身，面无血色。
　　毛泽东已经欠身坐起，微微浮肿的眼睑似乎在跳动，网满红丝的眼睛瞪住我：“说啊，怎么回事？”
　　“我、我关窗……”
　　“早干什么去了？出去！你不要在这里值班了，你给我站着去!”
　　我一声不响，走到院子里立正站好。
　　工夫不大，最多不过五分钟，毛泽东开门盯着我，依然满脸怒色：“你去吧，你不要在这里了，你去把李银桥叫来！”
　　我低头向值班室走去，哭丧着脸向李银桥做了汇报。卫土长便匆匆向毛泽东卧室赶去。
　　我惴惴不安地守候着，好久好久，屁股都坐麻了，李银桥终于阴着脸走进来。
　　我急忙立起身，晃了晃，站稳了，用询问的目光可怜巴巴望住他。
　　“你怎么搞的，事先为什么不作好准备？我真想——”卫士长咬牙切齿朝我举举拳头，没有说下去。
　　“主席睡着了吗？”这是我最关心的事。如果毛泽东能重新入睡，我情愿叫卫士长痛痛快快打一顿。
　　“还睡什么睡？主席有多痛苦，你这个小混蛋！去吧，主席叫你呢。”
　　我痛苦而不安地回到毛泽东卧室，他正斜靠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看文稿，眉头皱起很高。听到声响，他侧转脸，望住我。
　　“主席，我……错了。我低声说。
　　“唉，”毛泽东轻轻叹息一声，嗓子有些发沙，“你有点小错，我的错比你大，我不该发那么大脾气。”
　　“主席……”我掉泪了。
　　“莫怪我了。我工作多，脑子里想事多，睡不容易，烦躁，情绪就不好控制。”
　　“主席……是我不好……”我哭出了声。
　　“委屈你了，莫怪我了，我已经认了错。我也忙么，国家大事想的多，干扰我睡觉也干扰我思考。我也是人么，人总是有点脾气，我们要互相体谅。”
　　我痛哭失声。我的哭本是被毛泽东所感动，是痛悔自己工作不慎，可是我嘴笨，这种的复杂心情怎么也不会用嘴表达清楚。结果，毛泽东误以为还觉委屈，在一星期时间里，三次向我道歉作解释。
　　“唉，至今想起这件事，我就……”李连成嗓音越说越沙哑，终于哽塞了，侧过脸去揉眼窝。
　　我眼圈也有些酸热。良久，我小声问：“这种情况下，你再要求走，主席不是更误会了吗？”
　　“不会的。”李连成低着头说，“卫士长帮我说清了心情，毛主席也了解我的秉性，卫士长一说他就理解了。何况，我要求走的理由毛主席也是满意的。”
　　“什么理由？”
　　“要求上学么，毛泽东极看重学习，谁肯学习他就喜欢谁。我要求去人民大学预科班学习，毛主席好高兴哩。老人家拍着我肩膀说：好，那好。肯学习说明你有志气，有出息。我上学后，毛主席还专门让小胖张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过年。1962年的春节，我是在主席家里过的。主席不喝酒，那天跟我干了一杯葡萄酒。脸好红呢，笑得那么开心……”
　　李连成说着，目光转向窗外，凝望着，久久不动一动。他又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我没有问。我怎么忍心打断他美好的回忆？
　　毕竟，人的记忆总是喜欢停留在那些对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刻！

游安徽婺源江湾和绩溪龙川有感

2010年11月8日

千里骑鹰到皖中，

江湾龙川韵无穷。

清溪流水村中过，

小桥古巷径相通。

屋前香樟竹郁葱，

灰瓦白墙映日红，

徽派木雕宗祠坊，

文化遗存欣欣荣。

假如毛泽东去骑马

　　假如毛泽东去骑马
　　梁衡
　　
　　毛泽东智慧超群，胆识过人，一生无论军事、政治都有出其不意的惊人之笔，让人永远玩味无穷。但有一笔更为惊人，只是惜未能实现。
　　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如有可能，我就游黄河、游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卡车，更不准坐火车，一天走 60里，骑马 30里，走路30里，骑骑走走，一路往昆仑山去。然后到猪八戒去过的那个通天河，从长江上游，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国内国际的形势，我还可以搞，带个电台，比如，从黄河入海口走到郑州，走了一个半月，要开会了我就开会，开了会我又从郑州出发，搞它四五年就可以完成任务。我很想学明朝的徐霞客。”
　　1960年，毛泽东的专列过济南，他对上车看他的舒同、杨得志说：“我就是想骑马沿着两条河走，一条黄河，一条长江。如果你们赞成，帮我准备一匹马。”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说：“在下一次会议或者什么时候，我要做点典型调查，才能交账。我很想恢复骑马的制度，不坐火车，不坐汽车，想跑两条江。从黄河的河口，沿河而上，到它的发源地，然后跨过山去，到扬子江的发源地，顺流而下。不要多少时间，有三年时间就可以横过去，顶多五年。”1962年，他的一个秘书调往陕西，他说：“你先打个前站，我随后骑马就去。”1972年，毛泽东大病一场，刚好一点，他就说：“看来，我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可见他对两河之行向往的热切。
　　自从看到这几则史料，我就常想，要是毛泽东真的实现了骑马走江河，该是什么样子？
　　这个计划本已确定下来，大约准备1965年春成行。1964年夏天从骑兵部队调来的警卫人员也开始在北戴河训练。也已为毛泽东准备了一匹个头不太大的白马，很巧合，他转战陕北时骑的也是一匹白马。整个夏天，毛泽东的运动就是两项，游泳和骑马。
　　但是，1964年8月5日，突发“北部湾事件”，美国入侵越南。6日晨，毛泽东遗憾地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黄河这次是去不成了。”
　　这实在是太遗憾了，是一个国家的遗憾、民族的遗憾，中国历史失去了一次改写的机会。按毛泽东的计划是走3到5年，就算4年吧，两河归来，已是1969年，那个对国家民族损毁至重的“文化大革命”至少可以推迟发生，甚至避免。试想一个最高领袖深入民间 4年，将会有多少新东西涌入他的脑海，又该有什么新的政策出台，党史、国史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版本？一个伟大的诗人，用双脚丈量祖国的河山，“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又该有多少气势磅礴的诗作？
　　我们再看一下1965年的形势，那是新中国建国后最好的年份。正是成绩已有不少，教训也有一些，党又一次走在将更加成熟的十字路口。当时我们已犯过的几个大错误是：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1959年的反右倾；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这时全党已经开始心平气和地看问题。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承认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错误，毛泽东也做了自我批评。形势已有了明显好转。原子弹爆炸，全国学大寨、学大庆、学雷锋、学焦裕禄，国力增强，民心向上。但是从深层来看，对这些错误的根源还没有从思想上彻底解决。就像遵义会议时，从行动上和组织上已停止了左倾的错误，但真正从思想和路线上解决问题，还得等到延安整风。急病先治标，症退再治本。当时党和国家正是“症”初退而“本”待治之时。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骑马走两河的。
　　我们设想着，当毛泽东骑马走江河时，对他触动最深的是中国农业的落后和农村发展的缓慢。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和农民天然地血脉相通。他最初的秋收起义，十年的土地革命是为农民翻身。他穿草鞋，住窑洞，穿补丁衣服，大口吃茶叶叶子，拣食掉在桌子上的米粒，趴在水缸盖上指挥大战役，在延安时还和战士一块儿开荒，在西柏坡时还下田插秧。还有包括江青看不惯的大口吃红烧肉、吃辣椒，他简直就是一个农民，一个读了书，当了领袖的农民。毛泽东一生的思维从没有离开过农民。只不过命运逼得他新中国建国前大部分时间研究战争；新中国建国后，又急于振兴工业，以至于 1953年发生了与梁漱溟的争吵，被梁误以为忘了农民。他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也是为了农业的尽快翻身，有点空想，有点急躁，被彭德怀说成“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那一句话真的剌伤了他的心，但没有人怀疑他不是为了农民。
　　他打马上路了，行行走走，一个半月后到达郑州。因为是马队，不能进城住宾馆，便找一个依岸傍河的村庄宿营，架好电台，摊开文件、书籍。一如战争时期那样，有亲热的房东打水、烧炕，有调皮的儿童跑前跑后，饭后他就挑灯读书、办公。但我猜想毛泽东这天在郑州的黄河边肯定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河南这个地方是当年人民公社运动的发祥地。这里诞生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信阳地区遂平县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十年前，1958年8月6日晚，他到郑州，7日晨就急着听汇报，当他看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章程》时，如获至宝，连说：“这是个好东西！”便喜而携去，接着又去视察山东，8月底就在北戴河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社遍行全国，河南首其功，信阳首其功。但是全国第一个饿死人的“信阳事件”也是发生在这里，成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刘少奇说，饿死人这是要上史书的啊。毛泽东不得不在1960年10月23日到26日专门听取信阳事件的汇报，全国急刹车，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才度过难关。
　　这次，毛泽东沿途一路走来，看到了许多1958年大跃进留下的半截子工程，虽经调整后，农村情况大有好转，但社员还是出工不出力。房东悄悄地对他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这使他不得不思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对农村生产力到底是起了解放作用还是破坏作用。为什么农民对土地的热情反倒下降了呢？想解放战争时期，边打仗边土改，农民一分到地就参军、支前，热情何等的高。
　　离开郑州之后，毛泽东溯流而上，他很急切地想知道1958年修建的大工程三门峡水库现在怎么样了。这工程当时是何等地激动人心啊。诗人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曾传唱全国。“展我治黄河万里图，先扎黄河腰中带——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银河星光落天下，清水清风走东海。”这些句子直到现在我还能背得出，那真是一个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毛泽东很想看看这万年的黄河，是不是已“清水清风走东海”。很想看看他日思夜想的黄河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他立马高坡，极目一望时，这里却不是他想象中的高原明镜，而是一片湿地，但见水雾茫茫，芦花荡荡。原先本想借这座水库拦腰一斩，根治黄河水害，但是才过几年就已沙淤库满，下游未得其利，上游反受其害，关中平原和西安市的安全受到威胁。他眉头一皱，问黄河上游每年来沙多少，随行专家答：“16亿吨。”这就是再修十个水库也不够它淤填的啊。当初上上下下热情高涨，又相信苏联专家的话，并没有精细地测算和科学地论证，就匆匆上马。看来建设和打仗一样，也是要知己知彼啊。不，它比战争还要复杂，战场上可立见胜负，而一项大的经济建设决策，牵涉的面更广，显示出结果的周期更长。
　　我猜想毛泽东这次重到西北，亲见水土流失，一定会让他重新考虑中国农业发展的大计。解放后他大多走江南，再没有到过黄河以西。但他阅读了大量史书，无时不在作着西行考察的准备。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他汇报引黄济晋的雄心壮志，他说：“你这算什么雄心壮志，你们查一下《汉书》，那时就有人建议从包头引黄河过北京东注入海。当时水大，汉武帝还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航行呢，现在水都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啊。”多年来，我们愧对的岂只是晋民，陕、甘、宁之民也都很愧对啊。这块中国西北角的红色根据地，当年曾支撑了中共领导的全民抗战，支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但是自解放以后就再也摆不脱黄风、黄沙、黄水的蹂躏。晋陕之间的这一段黄河，毛泽东曾经两次东渡。第一次是1936年由绥德过河东征抗日，留下了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第二次是由吴堡过河到临县，向西柏坡进发，定都北京。当时因木船太小，跟他多年的那匹老白马只好留在河西。他登上东岸，回望滔滔黄水，激动地讲了那名言：“你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据他的护士长回忆，毛进城后至少9次谈起黄河，他说：“这条河与我共过患难”，“每次看黄河回来心里就不好受”，“我们欠了黄河的情”，“我是个到了黄河也不死心的人”。
　　这次毛泽东重访旧地，我猜想米脂县杨家沟是一定要去的。1947年11月22日到1948年3月21日他一直住在这里，这是他转战陕北期间住得最长的一个村子，并在这里召开了有里程碑意义的准备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十二月会议”。但现在这里还是沟深路窄，仅容一马，道路泥泞，一如20年前。农民的住房，还没有一间能赶上过去村里地主的老房子。而当年毛泽东的指挥部，整个党中央机关就借住在杨家沟一家马姓地主的宅院里，他就是在这里胜利指挥了全国的战略大转折啊。我去看过，这处院子就是现在也十分完好，村里仍无其他民房能出其右。这次毛泽东重回杨家沟还住在当年他的那组三孔相连的窑洞里，心中感慨良多。当年撤出延安，被胡宗南追得行无定所，但借得窑洞一孔，弹指一挥，就横扫蒋家百万兵。现在定都北京已十多年了，手握政权，却还不能一扫穷和困，给民饱与暖。可怜20年前边区月仍照今时放羊人。发展迟缓的原因到底何在？
　　向最基层的普通人学习，是毛泽东一向所提倡的。调查研究成了毛泽东政治品德和工作方法中最鲜明的一条。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曾写到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毛泽东曾说：“当年是一个监狱的小吏让我知道了旧中国的监狱如何黑暗。”毛泽东在1925―1933年曾认真作过农村调查，1941年又将其结集出版，他在《农村调查》序言里写道：“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共产党人也不能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那时他十分注意倾听基层呼声。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延安一个农民，天打雷霹死了他的毛驴，就说：“何不霹死毛泽东？”边区保卫部门要以反革命罪逮捕这个农民。毛泽东说，他这样说必有他的理由。一问是边区农民负担太重。毛泽东就让减税。所以，当时边区地域虽小，生活虽苦，但领袖胸如海，百姓口无忌，上下一条心，共产党终得天下。
　　这次，毛泽东一路或骑马或步行又重新回到百姓中间，所见所闻，隐隐感到民间积怨不少。他想起1945年在延安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谈话，那时虽还未得天下，但黄已问到他将来怎样治天下。他说：“只要坚持民主，让老百姓监督政府，政权就能永葆活力。”想到让人民监督，毛泽东忽然忆起一个人，此人就是户县农民杨伟名。杨是一普通农民，在村里任大队会计，他关心政治，以一点私塾的文化底子，苦学好读，“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1962年曾向中央写万言书，系统分析农村形势，提出许多尖锐而又中肯的意见。如允许单干；敞开自由市场；不要急于过渡，再坚持一段新民主主义；要防止报喜不报忧等等。现在看来，这些话全部言中。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一叶知秋》，意即从分析陕西情况即可知全国农村形势之危。其忠谏之情溢于言表。当时毛泽东正热心于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意见当然听不进去，便愤而批曰：“什么一叶知秋，是一叶知冬”。其时，党内也早有一部分同志看到了危机，并提出了对策，比较有名的就是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这篇文章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被毛泽东点名批评。从此，逆耳忠言渐少，继而鸦雀无声。邓小平推说耳聋再不主动问政，陈云则经常称病住院。而黄河之滨这个朴素的农民思想家杨伟名则被大会批、小会斗，后在“文革”中自杀（2002年，陕西曾开研讨会纪念杨伟名，并为他出版文集。2005年，我曾访其故居，秋风小院在，柿树叶正红。这是后话）。
　　这次毛泽东重走黄河，又到陕西，看到当年的许多问题依旧没有结果，就想起这个躬耕于关中的奇才，便请人把他接来，作彻夜之谈。毛泽东像当年向小狱吏请教狱情、在延安街头光着头向农民恭问政情一样，向这个农民思想家问计于国事。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共领袖与一位普通农民的对话。不是《三国演义》上卧龙岗的“隆中对”，也不是1945年延安的“窑洞对”，而是在黄河边的某一孔窑洞里的“河边对”。杨伟名一定侃侃而谈，细算生产队的家底，纵论国家大势。毛泽东会暗暗点头，想起他自己常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又想起1948年他为佳县县委题的字“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当时他转战到这里，部队要打佳县，仗要打三天，需12万斤粮。但粮食早让胡宗南抢掠一空。他问佳县县长张俊贤有没有办法。张说：“把全县坚壁的粮挖出来，够部队吃上一天；把全县地里未成熟的玉米、谷子收割了，还可吃一天；剩下的一天，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战斗打响，群众拉着粮、驴、羊支前，自己吃树叶、树皮。战后很长时间，这个县见不到驴和羊。那时候，政府和百姓，真是鱼水难分啊。看来这些年离群众是远了一点。（毛泽东是性情中人，他或许还会当场邀杨伟名到中央哪个政策研究部门去工作，就像后面要谈到的，他听完就三峡问题的御前辩论后，当场邀李锐作他的秘书。况杨本来就一直是西北局的特聘编外政策研究员。而以杨的性格则会说，臣本布衣，只求尽心，不求闻达，还是躬耕关中，位卑不敢忘忧国，不时为政府上达一点实情）送走客人，他点燃一支烟，仰卧土炕，看着窑洞穹顶厚厚的黄土，想起自己1945年在延安说过的那句话：“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现在早已生根开花，但却要将忘其土啊。
　　总之，还不等走完黄河全程，在晋、陕、宁、甘一线，毛泽东的心情就沉重复杂起来。在这里，当年的他曾是“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原驰腊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可现在毛泽东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他立马河边，面对滔滔黄水，透过阵阵风沙，看远处那沟沟坡坡、梁梁峁峁、塄塄畔畔上俯身拉犁，弯腰点豆，背柴放羊，原始耕作的农民，不禁有一点心酸。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这样轰轰烈烈，怎么就没能解放出更多的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改变他们的境遇呢？
　　毛泽东继续沿黄河前行，北上河套，南取宁夏，绕了一个大弯后西到兰州。在这里向北沿祁连山麓就是通往新疆的河西走廊，向南沿黄河就将进入上游的青海、四川。他决定在兰州休整一周。这兰州以西是历代流放钦犯和谪贬官员的地方。他想起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后就是经过这里而贬往新疆的。毛泽东出行，电台、文件、书籍三件宝，常读之书和沿途相关之书总要带足。现在韶山的“毛泽东遗物馆”里存有他出行的书箱，足有一米见方。林则徐是他敬仰的人物，长夜难眠，他便命秘书找出林的《云左山房诗钞》挑灯阅读，卷中有不少是林则徐在河南奉旨治完黄河后又一路继续戴罪西行，过兰州，出玉门的诗作，多抒发他的报国热情和记述西部的山川边情。林诗豪放而深沉，毛泽东性刚烈而浪漫，把卷在手，戈壁古道长无尽，窗外黄河呜有声。此时，两个伟人跨越时空，颇多共鸣。毛泽东有抄录名人诗作练字的习惯，他读得兴起，便披衣下床，展纸挥毫，抄录了林则徐的一首《出嘉峪关感赋》：
　　东西尉侯往来通，博望星槎笑凿空。
　　塞下传笳歌敕勒，楼头倚剑接崆峒。
　　长城饮马寒宵月，古戍盘雕大漠风。
　　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
　　这幅书法，借原诗的气势，浓墨酣情，神采飞扬，经放大后至今仍高高挂在人民大会堂甘肃厅的东墙上。书罢林诗毛泽东推窗北望，想这次只能按原计划溯黄河而上，祁连山、嘉峪关一线是去不了啦，不觉有几分惆怅。新疆是他的胞弟毛泽民牺牲的地方。那个方向还有两件事让他心有所动。一是当年西路军在这里全军覆没，徐向前只身讨饭走回延安，这是我军史上极悲惨的一页。二是，1957年反右之后一大批右派发配西部，王震的兵团就安排了不少人，这其中就有诗人艾青等不少文化人。现时已十年，这些人中似可起用一些，以示宽慰。他在这里休整一周，接见了一些仍流散在河西走廊的老红军，听取了右派改造工作的汇报，嘱咐地方上调研后就这两事提出相应的政策上报。
　　离开兰州，毛泽东一行逆黄河而上，又经月余到达青、甘、川三省交界处的黄河第一弯。他登上南岸四川阿坝境内的一座小山，正是晚霞压山，残阳如血，但见黄河北来，蜿蜒九曲，明灭倏忽，如一道闪电划过高原，不禁诗兴大发，随即吟道：
　　九曲黄河第一弯，长河落日此处圆。
　　从来豪气看西北，涛声依旧五千年。
　　他想，我们一定要对得起黄河，对得起黄河儿女。
　　这里已近黄河源头，海拔4000米以上，他们放慢速度，缓缓而行，数十天后终于翻过巴颜喀拉山，到达长江的源头大通河，这便进入长江流域。
　　注：①尉侯，汉代设在西域的官。博望，张骞通西域，封博望侯。浮槎，神话中来往于海上或天上的木筏。崆峒，甘肃东部的名山。卢龙，长城东部古要塞，在河北喜峰口。山海，山海关。这首诗的大意是：自从张骞凿通遥远的西域之路后，东西古道上的官员就往来不断。笳歌声中，我倚剑遥望，嘉峪关连绵直接崆峒山。长城下将士乘着月色去饮马，戍楼上苍鹰在盘旋。除了卢龙、山海两关，在这以东还有何处能比得上雄伟的嘉峪关！
　　接下来，毛泽东走长江与走黄河的心境不同。在黄河流域，主要是勾起了他对战争岁月的回忆和对老区人民的感念，深感现在民生建设不尽如人意，得赶快发展经济。而走长江一线更多的是政治反思，是关于在这里曾发生过的许多极左错误的思考。
　　顺沱沱河、通天河而下，入金沙江，便进入贵州、四川界。这里是中央部署的大三线基地。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战略家，他从战争中走来，总担心天下不稳，国家遭殃。在原子弹研制成功后，他又力主在长江、黄河的上游，建设一个可以支持原子战争的大三线基地。他还把自己的老战友、新冤家彭德怀派来任基地三把手。毛彭关系，可以说是合不来又离不开。历史上许多关系到党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威信的大战、硬战，都是彭德怀帮毛泽东来打。最关键的有三次，红军长征出发过湘江、解放战争时的转战陕北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朝鲜战争。尤其是出兵朝鲜，中央议而不决，彭德怀从西北赶回，投了支持毛泽东的关键一票，而在林彪不愿挂帅出征的情况下，彭德怀又挺身而出，实现了毛泽东的战略。但是自从进城之后，毛彭之间渐渐生分。战争时期，大家都称毛泽东为“老毛”，进了北京，渐渐改称“主席”。有一天彭德怀突然发现中南海里，只有他一人还在叫“老毛”，便很不好意思，也悄悄改口。这最后一位称“老毛”的角色由彭来扮演，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交往之深和彭德怀性格的纯真率直。但1959年在庐山上，两个战友终于翻脸。
　　其时毛泽东正醉心于大跃进、人民公社，雄心勃勃，自以为找到了迈向共产主义的好办法。彭德怀却发现农村公共食堂里农民吃不饱，老百姓在饿肚子，大跃进破坏了生产力。“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他要为民鼓与呼。这场争论其实是空想与实事求是之争。结果是彭德怀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并又扩大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全国大反右倾，株连 500多万人。后来黄克诚说：“这件事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深远，从此党内失去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但是，直到下山时毛泽东还说，我要写一篇大文章《人民公社万岁》，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成就。并已让《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为他准备材料。但还不到年底，农村就败象渐露，这篇文章也就胎死腹中。1965年9月，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便派他到三线来工作。
　　未想，两位生死之交的战友，庐山翻脸，北京一别，今日相会却在金沙江畔，在这个30年前长征经过的地方，多少话真不知从哪里说起。明月夜，青灯旁，白头搔更短，往事情却长。毛泽东盖世英雄，向来敢翻脸也敢认错。他在延安整风时对被“抢救运动”中错整的人脱帽道歉；1959年感谢陈云、周恩来在经济工作方面的冷静，说“家贫思贤妻，国难识英雄”；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大跃进错误的认错。现在毛泽东经三年来的沿河考察，深入民间，所见所闻，许多争论已为历史所印证。他也许会说一声：“老彭，看来是你对了！”
　　行至四川境内，毛泽东还会想起另一个人，即他的秘书田家英。庐山会议前，毛泽东提倡调查研究，便派身边的人下去了解情况，田家英被派到四川。田回京后给他带去一份农民吃不饱、农业衰退的实情报告，他心有不悦。加之四川省委投毛泽东之好又反告田一状，田在庐山上也受到了批评，从此就再不受信任（“文革”一起，田即自杀，这是后话）。这时他一定会想起田家英为他拟的那篇很著名的中共八大开幕词“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不觉怅然若失。看来自己过去确实是有点好大喜功，下面也就报喜不报忧，以至造成许多失误。长夜静思，山风阵阵，江水隆隆。他推窗望月，金沙水拍云崖暖，惊忆往事心犹寒。
　　解放后毛泽东出京工作，少在北方，多在南方，所以许多做出重要决策的、在党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多在长江一线。如1958年1月周恩来、陈云被迫作检讨的南宁会议；4月再次确立了大跃进思路的武汉会议；1959年4月检讨大跃进的上海会议（就是在这次会上，他第一次提出骑马走两河）；1959年7月批右倾的庐山会议、1961年纠正左的错误的第二次庐山会议等。总的来讲，这些会议上都是毛泽东说了算，反面意见听得少。
　　但有一次毛泽东是认真听了不同意见，并听了进去。这就是关于建三峡水库的争论。自孙中山时，就有修三峡的设想，毛泽东也曾畅想“高峡出平湖”，但到底是否可行，毛泽东十分慎重。1958年1月他曾在南宁组织了后来被称为“御前辩论”的两派大对决，也就在这次他很欣赏反对派李锐，当场点名要李锐作他的秘书。毛泽东曾在1958年3月29日自重庆上船，仔细考察了长江三峡，至4月1日到武汉上岸。他对修三峡一直持慎重态度，他说：“最后下决心准备修建及何时修建，要待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这次毛泽东骑马从陆路过三峡一定会联想到那个当年轻易上马，现已沙淤库满的三门峡水库。幸亏当时听了不同意见，三峡才成为大跃进中唯一没有头脑发热、轻易上马的大工程。现在想来都有点后怕。看来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24年后，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在这个长过程中因为有反对意见，才有无数次的反复论证，人们说三峡工程上马，反对派的功劳比支持派还大。这是后话。）
　　毛泽东从四川入湖北，过宜昌到武汉。这次因是带着马队出行，当然不住上次毛泽东住过的东湖宾馆，他们选一依山靠水之处安营扎寨，这倒有了一点饮马长江的味道。毛泽东不禁想起他1956年在这里的诗作：“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又想起1958年4月在这里召开的武汉会议，在鼓动大跃进的同时，毛泽东给那些很兴奋的省委书记们也泼了一点冷水。但全党的狂热已被鼓动起来，想再压下去已不容易。他想，那时的心态要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再从容一点，继续给他们降降温，后果也许会好一点。
　　离开湖北进入江西不久就到庐山。这庐山堪称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个坐标点。1886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在这里首先买地盖房，开发庐山。从1928年到1947年，前后20年，蒋介石在这里指挥“剿共”、抗日。1927年，瞿秋白在这里起草“八一”起义提纲。1937年卢沟桥枪声骤响，正在山上举办的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提前结业，直接奔赴抗日前线。1948年蒋介石大陆败退，泪别庐山。蒋介石离去 10年后，1959年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庐山，住在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过的“美庐”别墅，看见工人正要凿掉“美庐”二字，忙上前制止，说这是历史。就是这一次在山上召开了给党留下巨大伤痛的庐山会议。1961年，毛泽东欲补前会之错，又上山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他借用《礼记》里的一句话：“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痛感革命事业不可能有人先给你准备好成熟的经验。这一次毛泽东在山上说，他此生有三愿：一是下放，搞一年工业，一年农业，半年商业；二是骑马走一次长江、黄河；三是写一本书，把自己的缺点、错误统统写入，让世人评说。他认为自己好坏七三开就满足了。1970年毛泽东又三上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敲山震虎，与林彪已初显裂痕。还有一件事少有人知，蒋介石去台多年，自知反攻无望，愿意谈判回归。1965年7月已初步达成六项协议，其中有一条：蒋介石回大陆后所选的“汤沐之地”（封地）就是庐山。惜“文革”一起，此事告吹。
　　到了庐山，毛泽东的两河之行已完成3/4。他决定在这里修整数日，一上山便放马林间，让小白马也去自由自在地轻松几日。他还住“美庐”，饭后乘着月色散步在牯岭小街上，不远处就是当年庐山会议时彭德怀、黄克诚合住的 176号别墅，往西30米是张闻天的别墅，再远处是周小舟的别墅。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发此方寸之地，却曾矗立过中共党史上的几个巨人。除周小舟资格稍差外，彭、黄、张都是井冈山时期和毛泽东一起的“绿林好汉”，想不到掌权之后又来到这座山上来吵架。毛泽东忆想那次论争，虽然剑拔弩张，却也热诚感人，大家讲的都是真话。他自己也实在有点盛气压人。现在人去楼空，唯余这些石头房子，门窗紧闭，苔痕满墙，好一种历史的空茫。如果当时这庐山之争也能像三峡之争一样，允许发表一点不同意见，后果也不会这样。后来虽有1961年二次庐山会议的补救之举，但今天想来，他心中还是有一种隐隐的自责。回到“美庐”，刚点燃一支烟，一抬头看见墙上挂着1959年他一上庐山时的那首豪迈诗作：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他在自己的这幅放大的手迹前伫立良久，光阴似箭，不觉就是10年啊。他沉思片刻口中轻轻吟道：
　　安得倚天转斗柄，
　　挽回银河洗旧怨。
　　二十年来是与非，
　　重来笔底化新篇。
　　这诗，虽是自责，却椽笔墨海，隐隐雷鸣，仍不失雄霸之气。他抽完一支烟，又翻检了一下当日收到的电报、文件，办了一会儿公，便用铅笔将这首诗抄在一张便笺上，题为《三上庐山》，放入上衣口袋，准备明天在马背上再仔细推敲，然后就上床歇息。（毛泽东二上庐山时也写有诗，就是那首为江青所拍的仙人洞题照）毛泽东下山后，一路过安徽，下江苏，走扬子江、黄浦江，直往长江的出海口上海市而去。
　　两河之行结束，大约是1969年的9月，正是国庆20周年的前夕。毛泽东将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召集到上海，开了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三项决议。一是今后一段时间内要重点抓一下经济建设，暂不搞什么政治运动；二是转变党的作风，特别戒假话、空话，加强调查研究和党内民主；三是总结教训，对前几年的一些重大问题统一认识。三个决议通过，局面一新，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文化大革命”，没有彭德怀等一批老干部的损失，也没有田家英等一批中年精英的夭折。如果再奢望一点，还可能通过一个关于党的领导干部退休的决议。因为到这年年底毛泽东就满 76岁，两河之行，四年岁月，一万里路云和月，风餐露宿，鞍马劳顿。他一定感到身体和精力大不比当年长征之时，毕竟年龄不饶人。而沿途，考察接谈，视事阅人，发现无数基层干部，有经验，有知识，朝气向上，正堪大任。这几个决议通过，全党欢呼，全民振奋。国家、民族又出现新的机遇。真如这样，历史何幸，国家何幸，民族何幸！
　　可惜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不能重演。
　　2009年10月1日，国庆60周年，万民同庆，举国欢腾。时我在天安门阅兵庆典的观礼台上，手机响了，收到这样一条信息：
　　中国医学科学院成功克隆毛泽东，各项生理指标处于其50岁水平。新闻发布后引起强烈反响。奥巴马立即声明：美国在三天之内废除与台湾关系，并撤走在亚洲的一切军事力量。日本首相于当天下令炸毁靖国神社，承认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国内24小时县级以上干部退缴赃款980万亿；全国股市一片红；房价下跌60%；13亿中国人民再次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祝大家节日快乐！
　　这是一个善意的调侃，红色的幽默，也包含着一种社会思考，一种对过去美好一面的怀念和对现在腐败一面的批判。过节了，而且不是一般的节庆，是共和国的生日，60岁的生日啊！人们忘不了开国领袖。他老人家要是还在多好啊，这天安门城楼本来就是他当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地方。虽然他老人家后期搞“文革”也曾犯有大错，但前期对民族确有大功，所以人们总希望他还能一如前期那样的英明。这善良的愿望，反映了人们对那个美好时代的怀念，对未竟之业的遗憾。如果斗柄能够倒转，如果历史能够重写，如果那次骑马走两河能够成行，如果老人家在 1960年代能反思自己的错误，晚年不犯或少犯错误，这该多好。这一切当然都不可能，我们也知道这永不可能。但是后人想一想还不行吗？这样的假想，是对历史的复盘，也是对再后之人的提醒。历史不能重复，但是可以思考，在思考中寻找教训，捕捉规律，再创造新的历史。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一个犯了错误而又不知反思的民族是更悲哀的民族；一个学会在失败中思考的民族才是真正了不起的民族。不要忘了，正是“文革”浩劫之后的大思考才成就了今天的复兴。

网络交友

　　昨天，因为某个原因，使自己的心情不太好。晚上睡觉是睡不着，胡乱想了好多。
　　其实在网络的世界里，你和我都一样有过心灵的交流，有过牵挂。但是最后依然有朋友消失在茫茫的网海里。只留下回忆，这就是网络。它让遥隔的陌生人可以传递生活。渐渐的自己学会了选择网友，同时也知道了还有视频，还有语音等交流方式。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朋友渐渐的少了，于是上线不是隐身就是忙碌。只是为了能升级，为了那个虚伪的心中太阳。
　　其实上网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吧！有着目的的交友人会锁定他们所欣赏与向往的网络朋友，没有目的的人却不会在意和自己聊天的到底是来自何方。只要能和他畅通无阻的表达思想就OK了。但不管怎样，几乎都会经历一个从欣喜到爱慕到悲伤到没感觉再到删除的相似过程。
　　我也曾一度迷恋QQ好友，为了偷菜，不论来自哪里，无论什么职业和爱好，都曾在我的QQ好友里存储过。他们就像流星一样，一划而过。是苦的，也是甜的。

自己的老婆（老公），自己不疼让谁疼

　　最近参加一个集会，发现二分之一的男女都离婚了。不知是我的观念落后，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还是一些人婚姻消费观念超前，想占有更多的年轻的资源，反正我感觉就是很多人花心，把婚姻当做儿戏，很轻易地把自己的原配甩掉，还振振有词地说，我结束了自己痛苦的婚姻。其实，世上美女（帅哥）多得是，一个人结婚了，就要心无旁骛，并且爱，绝不是缺了就找，更不是累了就换，千万不能拿自己的老婆与别的女性做比拟。貂禅英俊，但你也得有吕布的俊秀样子容貌和超群武艺，假如没有，那还不是看洋兴叹、空寻懊恼？也不是什么都不能比拟，假如你同老婆（老公）一起上街，看到一位年纪、身体与老婆（老公）差未几的女士穿了一身美丽衣服，那你必定千方百计煽动她也往买一套，事后你一定会有额外惊喜。
　　人活一世，环境不同，家教不同，遭受不同，培养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性情和习惯，到结婚年纪的人，性情、习惯已经形成了。古语说：山河易改，生性难移。男人（女人）结婚后，不要老想着按自己的请求和模式往试图转变对方的毛病、不足和习惯，聪慧的做法是从自身做起，依照对方的爱好转变自己，这样保持下去,久而久之，她会觉得与你一起生涯是最好的，是最合适她（他）的，她（他）就会把你当成最可信任和最可依附的人，想让她（他）不对你好都难。
　　在我们生活的中间，很多人男人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当奴隶，结婚以后就成将军了。做家务、带孩子似乎都是老婆应该做的。特别是现代女性大多是工作女性，在外工作一天，特殊在每月那特殊的几天，女性比我们还疲劳，必定要做到共同承担家务。家务活繁而不重，天天周而复始，干烦了，是一种心理疲劳。我们通常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个措施在家中同样实用。家是两个人的，家务是两个人的家务，大到买米，小到倒个垃圾，这些繁琐的小事光靠一个人是难以承担的。其实，干家务和吃东西的道理是一样的：争着不足，让着有余。你看，对不起，说着说着就扯远了。
　　总之，自己的老婆（老公）自己疼，假如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比你还疼你的老婆（老公），那你就离麻烦不远了。特别建议那些男子汉，大丈夫们平时要多想一想：老婆为姑娘时，生涯在外家，自小没吃你家一粒米，没喝你家一口水，就为一个“情”字，分开自小拉扯自己成人的父母，把自己的大半生托付给你，嫁给你为妻，以你的父母为父母，以你的兄弟姐妹为兄弟姐妹，你说，你不对她好，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么？人凭良心混做事啊！

男人不可或缺的两个女人

　
　　对于一个男人而言，母亲和妻子无疑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同时他也是这两个女人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但这两个女人在对待男人的态度上，却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一个简单而常见的例子就足以看出这种差别。
　　夏天到了，我到超市买了两台吊扇，一台是为我家买的，一台是为我妈妈买的。安装吊扇的时候，我站在一把椅子上，但高度还是不够，我不得不踮着脚尖，艰难地装好了吊扇。看着满脸淌汗的我，妻子一边给我递毛巾，一边帮我分析安装吊扇怎么会如此困难：你的个头太低了。之后，同样的情形在我妈妈家再次出现，妈妈看着我踮着脚尖满脸汗水地安装吊扇，她不由心疼的抱怨道：这把椅子实在是太低了！
　　无论男人多么平庸，母亲给予他的永远是满足和欣赏，让他时刻充满自信；无论男人多么优秀，妻子给予他的永远是不满和鞭策，让他时刻保持动力。
　　一个男人，如果希望在自己人生路上不断前进的话，这两个女人，缺一不可。

文革时期的上海写作组

　　“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委写作组和北京两校大批判组，是“四人帮”的两支反动笔杆子，臭名远扬，罪恶滔天。正如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所点名定性的：它们“连篇累牍地炮制反动文章，宣扬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
　　江青曾经声称：“林彪有舰队，我们有炮队！”上海的这个写作组，就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支“炮队”。它由张春桥、姚文元一手培植起来，并始终置于他们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
　　上海写作组正式成立于1971年7月，但它同以徐景贤为支部书记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同以朱永嘉、肖木、王知常为核心的《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因此，当我们翻开上海写作组的兴亡史时，必然会看到徐景贤、朱永嘉、肖木等这些人是如何走完造反起家——大乱上海——自掘坟墓这个历史过程的。
　　“徐老三”造反
　　1967年以后的10年，上海滩有谁不知道有个徐老三？徐老三，即徐景贤，上海奉贤县奉城人，解放初期在南洋模范中学读书，1951年被抽调到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前担任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
　　1966年11月，正在埋头为当时的顶头上司——市委宣传部长代写检查的徐景贤，在张春桥、姚文元（此时两人均已进入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指挥下，一夜之间杀将出来“造反”，向上海市委夺权。从此以后，徐景贤步步高升，直到做了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成为位置仅在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的上海的“老三”。这就是人称“徐老三”的由来。
　　徐景贤的“造反史”，从复旦大学红卫兵揪斗朱永嘉、姚文元深夜打电话开始。
　　朱永嘉，原来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系党总支委员，那时被借在上海市委写作班，用“罗思鼎”的笔名发表文章。1966年11月25日，复旦大学红卫兵将朱永嘉揪回学校，勒令他交代在学校里的修正主义言行，交代在上海市委写作班炮制的修正主义文章，并勒令写作班交出文章底稿。
　　“文革”之火烧到了上海市委写作班，如果让它烧下去，就将烧到张春桥、姚文元头上。写作班负责人徐景贤急急忙忙打电话给中央文革小组，向张春桥、姚文元告急，表示要起来“造反”。
　　张春桥接到电话后说：“很好。”接着说：具体做法，我们要研究一下。
　　张春桥、姚文元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另外几个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密谋以后，在11月29日由姚文元出面给徐景贤回了电话。
　　姚文元在电话里说：复旦大学的造反派“要追查罗思鼎的后台吗？后台就是张春桥！后台就是姚文元！来揪好了！”他还说：“戚本禹听到了这个消息也很吃惊，他要送大字报到复旦大学来!”这个电话，徐景贤当时记在了笔记本上，是这样记录的：
　　宣读（在左派中宣读）姚给丁（即丁学雷，徐景贤常用的笔名）电话：
　　(1)听说复旦党委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罗(思鼎）小组，揪朱(永嘉）。姚(文元）、张(春桥）惊讶！关(锋）、戚(本禹）气愤……(2)根本是：根本问题，话要讲得硬，本单位、本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朱的问题为什么要突然批判？要追根子，就是要追张春桥。
　　姚文元电话的口气是严厉的，意图是明确的：
        (一)中央文革小组坚决保朱永嘉。揪朱永嘉，就是要追到张春桥头上，不能允许。
        (二)火要烧到复旦大学党委的头上去，给它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
　　很快，形势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朱永嘉被救出来了，罪名完全落到了复旦大学党委的头上，并且连累了市委教育卫生部和宣传部，统统被造了反。
　　张春桥、姚文元并未就此善罢甘休。12月12日，姚文元又打电话给徐景贤，问：“市委写作班是继续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所谓上第一线，就是要写作班起来造反，不仅要造复旦大学党委的反，还要反上去，反到上海市委的头上去。徐景贤得到了这么个“大气候”，心花怒放，觉得这回造反的“苗头”是越造越大了。
　　12月14日晚，徐景贤召开写作班全体会议，传达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并讨论怎样造反。当时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写作班的人各回自己的原单位去造反;
        第二种意见是造市委宣传部的反;
        第三种意见是造上海市委的反。讨论了一个通宵，取得了一致意见：全体造反，直攻市委。
　　徐景贤向大家表态说：革命更觉北京近。我们要紧跟春桥、文元同志，紧跟中央文革小组，造上海市委的反。春桥、文元同志这样关心我们，我们不能辜负春桥、文元同志的期望。
　　在他的煽动下，有人站起来大喊：“春桥、文元同志叫我们造反，我们不能再拖了，不能再做上海市委的奴隶了！”有人出谋献策说：“写作班是个堡垒，战壕可以通到各个单位去，如通到办公厅、教育卫生部去，串联他们一起造反。”还有人说：“我们要抛材料，拿出真枪实弹，里应外合”，“要同中央文革小组直接联系”。
　　写作班杀出来造反以后，立即同上海市委的机关刊物《支部生活》造反队合并，成立“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这个造反组织，在后来的“一月夺权”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姚文元一步连着一步。在写作班决定全体造反后的第二天，即12月15日晚上，他又给徐景贤下达了进一步的指示，着重指点了造反的策略和前途：“曹荻秋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现在，态度肯定是非常顽固的。你们在策略上要比以前更多考虑，以求效果更好。”
　　姚文元点出要害说：“大方向还是先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不能停留在仅仅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还要准备挖得更深，准备把陈丕显、曹荻秋挖出来，把上海市委打倒。”
　　有了姚文元的交底，徐景贤等人的胆子更壮了，放手大干了起来。12月18日下午，“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在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当时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负责人，都被揪到会场批斗。大会提出的口号是：“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些口号，是徐景贤同北京大学的造反头头、当时正因造反串联在上海的聂元梓，按照姚文元的口径商定的。张春桥后来曾多次表扬说：“这个口号很有策略！”
　　徐景贤在大会上作了《造反方知主席亲》的发言。这个发言，实际上是个“三突出”的发言：突出吹捧中央文革小组，突出吹捧张春桥、姚文元，突出吹捧他自己。此外，大会还宣读了《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以下简称《声明》），进一步亮出了他们的决心，也公开亮出了写作班与张春桥、姚文元之间的关系。《声明》这样说：
　　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
　　《声明》还说，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以来，他们就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领导和带领下，在革命小将造反精神的教育下，进行战斗了。
　　大会以后，这份《声明》贴遍了上海的街头巷尾，颇引人注目。张春桥对此举十分赏识，一再说：像徐景贤、朱永嘉那样，才是真正的造反派。
　　这次大会以后，以徐景贤为头头的“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实际上成为张春桥、姚文元操纵上海市的“文化大革命”并向上海市委夺权的一个工具；在张春桥、姚文元“一月夺权”成功以后，又成为他们身边的工作班子。徐景贤也就此跳进了上海政治舞台的中心，成为一个在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操纵下舞大刀的重要角色。
　　张春桥委托徐景贤为他“找个伴”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从北京回到上海，把“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作为他们的工作班子，徐景贤越发感到脸上光彩，身价提高。
　　造反造到1967年底，“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中形成了两派。有一派反对徐景贤，一度使徐景贤的地位岌岌可危。关键时刻，张春桥提名徐景贤为上海市党章起草小组的负责人之一。这实际上是张春桥发出的信号，表明他是信任和支持徐景贤的，从而使徐景贤的地位转危为安。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徐景贤扶摇直上，升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从此，徐景贤看得更加清楚了，张春桥、姚文元是他能够站住脚并得以高升的大后台、大靠山。
　　当然，张春桥也有批评徐景贤的时候，有两次还批得很凶。但批评也无非是为了让他站住、站稳，少出纰漏，更加俯首帖耳而已。徐景贤与张春桥的关系究竟有多深？张春桥对徐景贤的信任达到了什么程度？这里举一件具体事例，足以说明问题。
　　1976年2月下旬，中央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2月26日晚，张春桥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时，提出要他们替他找两个秘书。徐景贤回上海以后，就物色了两个男干部，整理成两份材料，经马天水、王秀珍看过后寄给张春桥。
　　3月，张春桥寄给徐景贤一封“亲收”信，内有两张信纸。在第一页上，他说：收到两位同志的材料后，觉得他们去了以后，可能没有太多的事情，还不如在外面多干一些事情为好。第二页是单独写给徐景贤的，张春桥在上面写道：
　　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
　　信的末尾写明：
　　上一页可以给其他同志看，这一页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张春桥是一个阴鸷、深沉的大野心家，居然能把“找伴”的事委托给徐景贤来办，可见对徐景贤的倚重和信任了。对这件事，徐景贤后来这样说：
　　我收到信后，想起1974年王洪文来上海时，专门和马、徐、王谈了张(春桥)要和他的老婆文静离婚的事，理由是文静有历史问题。我觉得这是张春桥的一块心病。但不知道他要找的对象是什么条件，想有机会去北京时和他面谈，因此耽搁了一段时间。后来我根据我的了解，物色了政治上较好、又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对象，想当面征求张的意见是否合适后，再和女方谈。一直到(1976年)9月21日我去北京卫生部开会后见到张，我向他介绍了对象的情况。他当时听了说：以后再讲吧！到了10月1日，他忽然在我写去的关于电影《反击》问题的一封信上，批了一句话：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单位的那位同志的材料，能否送来一阅？于是我就积极把材料在10月6日寄去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四人帮”在1976年10月6日垮台，徐景贤正于这一天给张春桥寄去了“伴”的材料。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徐景贤被审查期间，这件事始终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批判《中国画》，矛头指向周恩来
　　1973年前后，周恩来总理为了把对外贸易抓上去，针对那些极左思潮，明确指示：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黄色的、丑恶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要内外有别。并指出：把这些东西卖给外国人，我们换回外汇，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不好？因此，周总理亲自过问了宾馆布置画和外贸出口画的问题。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时，“四人帮”出于攻击周恩来、篡党夺权的需要，就杀气腾腾地向宾馆布置画和外贸出口画开刀了。
　　江青首先发难，张春桥、姚文元紧紧跟上，文化部的于会泳赶紧给徐景贤打电话通气。1974年1月初，姚文元在上海对马、徐、王等人发表口头“指示”时，忽然拿出一本《中国画》的画册要大家传阅，自己还指指点点，一幅一幅地横加批判，什么“这是黑山黑水”啦，“这只公鸡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啦，“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的画册”啦，咬牙切齿，杀气腾腾。
　　徐景贤得了风就扯篷。3月6日，他用市委办公室文件的形式，抛出了“市委领导同志对《中国画》的意见”。徐景贤写道：
　　这个《中国画》的画册，集中暴露了我们外贸工作和美术工作中的严重问題……
　　总之，在外汇面前，我们的某些同志右倾投降，拿出这样的作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题为《中国画》，作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人的气概跑到哪里去了呢？
　　3月20日，上海两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由徐景贤定稿的题为《一本地地道道的复礼、翻案的画册》的长篇文章。3月28日，徐景贤又给两报下批示：“批判《中国画》的版面还要继续搞几版，版面可标通栏：‘深批克己复礼，击退美术领域的复辟逆流’，以和北京即将展开的批判相衔接。”嗣后，上海两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批特批，篇篇都经徐景贤审定。徐景贤还组织了“坏画”展览，开了几千人的批判大会，紧锣密鼓，热闹非凡。
　　在《中国画》这本画册里，有一幅名为《迎春》的画被他们骂得最凶。在徐景贤亲自授意炮制、修改定稿的一篇文章中，专门有一段文字批《迎春》：
　　这幅画突出地描绘了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这只公鸡喙紧闭，冠高竖，颈羽怒张，双爪抓地，翻着白眼，怒目而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
　　在这只公鸡身上，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
　　徐景贤和这篇批判文章的作者，不仅给这幅画定上这么吓人的政治罪名，而且给画家戴上了“复辟狂”的“反革命”大帽子。那么，《迎春》画的作者是谁呢？是南京艺术学院的陈大羽教授。陈教授是一位政治上、艺术上都很过硬的老画家。徐景贤有什么权力，事先根本不同江苏省的有关组织打任何招呼，就采用突然袭击的卑劣手法，把棍子打到邻省的一位党员教授的头上？徐景贤的恶毒用心，当然不止是针对陈大羽教授个人，还有着更大更多的目标，无非就是想通过打击兄弟省市的文艺作品和作者，进而用“揪后台”之类为借口，达到稳住上海、搞乱全国的罪恶目的。
　　上海写作组从1971年7月正式建立开始，到1976年停止活动为止，在紧跟“四人帮”的道路上走了五年有余。它的手伸得很长，伸到上海的各条战线，还伸到全国许多地方；它的毒放了很多，从历史到经济，从宣传到文艺，包罗各个方面。它办帮刊，写文章，抓文艺，作调查，修党史，编课本，搞翻译，无所不包，样样插手。刊物办了8种，计有：《学习与批判》杂志、《朝霞》月刊、《朝霞》丛刊、《自然辩证法》杂志、《教学实践》杂志、外国文艺《摘译》、外国哲学经济历史《摘译》、外国自然科学《摘译》。文章发表了800篇左右，其中《红旗》杂志上发表了76篇，《学习与批判》上发表了774篇。其范围之广，能量之大，危害之巨，是相当惊人的。

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送毛岸英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5日，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八个月，朝鲜战争突然爆发。为了保家卫国，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跨过鸭绿江，与全世界最强大的敌人美国军队作战。10月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缨入朝参战。当许多人都出来劝毛泽东出面阻止时，毛泽东的回答却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
　　10月19日，毛岸英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入朝。入朝后，担任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秘书。11月25日，第二次战役开始。位于朝鲜平安北道大榆洞的志愿军司令部发报频繁，美军据此认为这里有志愿军的重要机关，遂派飞机前往轰炸。4架野马式战斗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8岁。
　　1951年3月，毛泽东的老友周世钊向他问及此事，毛泽东说：“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
　　然而，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却不是这样，他们以权谋私，营私舞弊，在就业、任用、提拔、晋职、出国、经商等方面为亲朋好友谋取特权和不正当利益，夫贵妻荣，父功子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导致权力家族腐败。有的官员大搞特权，别说家属子女得好处，甚至秘书、司机、情妇、二奶也狐假虎威，跟着沾光。一些人的腐败堕落，与毛泽东的伟大人格形成巨大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