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筱萸案卷网上惊现

　　6月18日下午18时40分，郑筱萸案二审结束4个多小时后，有匿名者给本报记者打来电话称，在北京公元律师事务所网站上公开了郑筱萸案件的相关文件。经记者查看，这些文件包括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书、一审受贿罪部分辩护词、一审受贿罪部分二轮辩护意见、一审玩忽职守罪部分辩护词、一审判决书、郑筱萸刑事上诉状、受贿罪部分二审辩护词、受贿罪部分二审二轮辩护意见、玩忽职守罪部分二审辩护词等9个文件。其中，一审判决书为原件副本的扫描文件。

　　“6月19日16时40分左右，我发现北京公元律师事务所上有关郑筱萸案的文件链接全被取消了。”北京南北通公司一直关注此事的冷振兴先生说。

　　记者发现，在短暂公开的法律文书中，披露的涉案企业包括双鸽集团有限公司（292.91万元）、广东某公司（98万元）、海南普利制药有限公司（11.5万元）、浙江康裕制药有限公司（100万港元）、咸阳步长制药有限公司（1万美元）、中华茂祥集团有限公司（12万元）、北京市斯格利达天然医药研究所、北京奇源益德药物研究所（104.4046万元）、北京光明中医烧伤创疡研究所（2万美元）。

　　上述法律文件还详尽披露了涉案企业的涉案产品、行贿的时间地点方式、证人证言等。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辩护律师的辩护词中披露的涉案企业及其涉案人员的姓名，包括广东某公司，在检察院的起诉书和法院的一审判决书中均没有提及。虽然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程序要求，对于公诉案件中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的人或事，法院不可以直接对其做出判决，但是涉案企业作为郑筱萸一案的重要证据，是否有必要写进判决书的事由陈述，也引起人们的疑问。

　　对此，有专家认为，“法院之所以选择不把这些涉案企业及其人员的名单写入判决书，可能是有其他方面的考虑，因为判决书肯定是公开的，如果在公开的判决书里加入了这些企业或人员，在相关事实未详尽调查清楚之前，有可能给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

　　“而且，受贿人构成受贿罪并不代表行贿人一定构成行贿罪，因此作为公诉机关的检察院，同样需要时间进行调查并收集证据，只有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才能另行提起公诉，或在公诉之后与郑案并案处理。”该专家表示。

　　至记者截稿时为止，北京公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庆和刘宁均表示不接受采访。对于为何公布这些文件、之后又撤回，两律师也未给出明确答复。

　　记者电话联系上述涉案企业相关人士，就郑筱萸案件对上述企业涉案人员是否有影响进行求证。这些企业人士均表示不知情或否认其相关人员受到影响。截至目前，记者尚未见到官方对上述企业和相关人的处理意见。

　　专家理解的“公开”

　　“郑筱萸一案，案情重大，社会关注度高，对腐败渎职者敲响了警钟，具有很大的社会教育意义，因此，尽管此次已是公开审判，但相关的法律文书也应进一步对社会公开。”中国行政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树义告诉记者，从法律上讲，没有公开就没有公正，“审判公开”是三大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原则，“不公开”才是例外，“只有当诉讼涉及未成年人、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国家秘密四个方面时，这个诉讼才可以不公开。郑筱萸的案子似乎不属于这四种例外。”他说。

　　张树义认为，对郑筱萸案件的审判公开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是，检察机关对郑筱萸提起公诉，属于公共活动。作为纳税人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了解这个公共活动的情况。公众有权知道，到底查出了郑筱萸是如何腐败、如何渎职的？还查出了哪些人参与了郑筱萸的腐败和渎职？”

　　“另一方面，郑筱萸宣判结果是否公平，除了公共机关（法院），还应让公众参与监督、判断。”张树义提出，公众的参与应该形成一种机制。

　　“很多欧美国家都已经做到，白天开庭审理的案件，晚上就可以在法院网站上查看。法官怎么说的，当事人怎么说的，这些内容基本都是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认为：“从郑筱萸一案可以看到，我们在信息公开方面做的还有差距。”

　　“以郑筱萸一案为例，对反腐败案件的审判公开，可以起到‘乘数效应’，公检法机关投入一分，效果可能是十倍百倍。让公众参与了解案情，可以提供更多的线索和证据，以郑筱萸一案为契机，深挖深查，一查到底。”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李程伟认为，“当审判公开时，公众的充分参与可以对犯罪分子产生十分巨大的震慑效力，如果这样做就更能体现政府对反腐败、反渎职的决心。”

　　湖南省衡南县人民法院两名法官违规对外放高利贷，然后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的贷款“护航”，采取重新出具借据等手段，虚假变更债权主体诉至所在法院，利用审判权、执行权枉法裁判、违法执行，被纪检监察部门查处并被“双开”。事发后，迅速引起当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一场作风整顿的风暴正在法院掀起，并且将波及当地整个政法部门。

　　 法官被“双开”，检察机关介入

　　2007年5月，衡阳市衡南县人民法院的两名法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一名是法院副院长王远鹏，分管民二庭（即原来的经济庭），一名是民二庭庭长谭静。

　　这两名法官违法的原因非常出人意料：两人联合放高利贷，在高利贷不能如期收回的情况下，假借他人之手起诉到衡南县人民法院，在他们自己手上完成审判过程，然后又违规执行。

　　在经受害当事人举报后，湖南省纪委书记许云昭批示严肃查处。其后，衡阳市纪委迅速介入此案，查清了两人的违法事实，并于4月20日作出开除两人党籍的决定。同一天，衡南县人民法院作出开除两人公职的决定。

　　王远鹏，1962年出生，历任衡南县人民法院庭长、院长助理、副院长等职。现已被关押。谭静，1963年出生，历任衡南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第一庭庭长、执行局副局长、民二庭庭长等职。

　　两人被“双开”的原因几乎完全相同，衡阳市纪委有关处分决定的文字表述是：“2005年4月伙同他人违规高息放贷，牟取暴利，伪造证据，枉法裁判，且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影响极坏，其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纪。”

　　据悉，当地检察机关已经介入。

　　令人蹊跷的“高利贷官司”

　　2007年五六月间，记者曾两赴衡阳市南岳区，与此有关的是当地一个名叫“养生园”的房产项目。该项目由长沙一个大型集团公司投资开发。而衡南县人民法院两名法官的放贷一事正是在此“东窗事发”。

　　几经辗转，记者终于与受害人取得联系。他透露，有关处分决定所指的伪造证据、枉法裁判，主要指的是这个案子。可以确定的是，直接导致他们翻船的，就是有关“养生园”项目的放贷一事。

　　2004年4月，衡南县老板刘某以衡南县六建公司项目部的名义承包了“养生园”的部分工程项目，前期垫资700余万元。根据相关部门的承诺，他将于2005年拿到这笔工程款。

　　然而，到了2004年年底，银行传出改制消息。相关部门800万元的贷款计划无法实现，承诺给刘某的工程款也因此被搁置，刘的资金立刻面临枯竭的危险。

　　为了缓解压力，刘某所在的六建公司领导让他找私人朋友想想办法以解燃眉之急，刘某不得不四处筹款。这时，一个叫李峥（化名）的人出现了，此人是衡南县人，时任六建公司一相关负责人，与刘某较为熟悉。

　　因为是衡南县老乡，李峥把刘某介绍给了同是衡南县人的衡南县人民法院法官王远鹏和谭静。一番接触后，经李峥介绍，2005年4月，刘某从王、谭处共借到了50万元，约定的利息是7分。此后的半年中，刘某继续找朋友融资保障工程进程，同时按照协议约定把利息支付给两名法官。此后，王、谭二人特意对该项目作过考察，认为没什么风险。刘某又从谭处借了50万元，并给谭打了一张借条，李峥作为担保人。

　　不久，王远鹏和谭静找到刘，称要重新打一张借条。借款的对象由王远鹏和谭静改成了李峥。刘某猜测，这个变化应该是两借款人考虑到他们自己是法官，出面做债主不方便，于是包工头刘某重写了一张给李的借条，谭静则将原来的借条退还给刘。

　　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日前正式提出上诉请求，此案进入二审程序。郑筱萸的命运目前暂未定局。

　　法院一审判处郑筱萸死刑，引来各界的一片叫好声。如今，二审法官接手了这个案件，如果本案事实清楚，郑筱萸确实符合判处死刑的条件，并且不具有足以让其轻判的情节，那么，二审法官维持原判，恐怕同样会得到民意的大力支持。反之，如果郑筱萸虽然犯罪情节严重，但有从轻、减轻情节，还属于罪不该死，二审法官能不能面对汹涌的民意，作出与一审判决不同的判决，则是在考验法官的智慧。(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

　　从目前的情形下，作出与一审判决不同结果的条件与可能性仍然存在。因为，郑筱萸具有 “主动坦白”、“认罪态度较好”、“主动退缴赃款、赃物”等法定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其次，有媒体报道“郑筱萸归案后主动交代了其他300多万元的受贿事实” ，如果报道属实，郑筱萸就可能存在自首的情节，从而可以予以减轻处罚；再次，基于对死刑案件的慎重和“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二审法院改变一审法院判决，或者最高法院死刑复核时改变一、二审的判决也有可能。

　　当然，即使郑筱萸有从轻、减轻的情节，二审法院也不一定要改变一审法院的死刑判决，是否判处郑筱萸死刑要结合他的犯罪情节、数额、对社会的危害以及其是否有从轻、减轻的情节，甚至国家的对于死刑的刑事政策进行综合考虑

　　此外，我关心的还有二审法官能否依据事实与法律进行独立断案，而不受外在的因素所干扰。

　　二审法官首先要面对的是汹涌的民意。近些年来，权力失范、官员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从胡长清、成克杰到王怀忠，贪官的级别越来越高， 贪污受贿的数额也越来越大，“窝案、串案”层出不穷。民众特别希望能严惩贪官，希望通过严惩贪官来消除腐败。然而，近年来贪官被判处死刑的案件越来越少，因此，民众特别希望从郑筱萸开“杀戒”，以“杀一儆百”。二审法官如何吸纳民意，引导民意，同时又不受民意的主导，作出公正的判决，是在考验法官的智慧。

　　二审法官可能还要面对的是行政高层的反映。从严惩处贪污腐败，其实也是行政高层的意愿。因此，法官如何确保自身审判的独立性，服从于事实与法律，服从于自身的判断，而不依附于外在的任何因素干扰，这也在考验法官的智慧。

　　“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马克思语)，这里所说的“上司”既包括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领导个人，当然也包括民众。因此，只要二审法官是凭法律和事实，凭着自身的良心，做的判决是公正的，是具有说服力的，那么无论他作出的判决是维持还是改变一审死刑的判决，都是能接受的，都是“守护了正义”。

32名外地农民工来到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一个黑砖场打工。他们早上5点开始上工，干到凌晨1点才让睡觉；而睡觉的地方是一个没有床、只有铺着草席的砖地、冬天也不生火的黑屋子，打手把他们像赶牲口般关进黑屋子后反锁，30多人只能背靠背地“打地铺”，而门外则有5个打手和6条狼狗巡逻；一日三餐就是吃馒头、喝凉水，没有任何蔬菜，而且每顿饭必须在15分钟内吃完。他们在劳动中，稍有不从就要挨打，现有1人被打死，8人被折磨得神志不清。

看了这个新闻，使我想起了夏衍先生笔下的那些受尽盘剥的“包身工”。夏衍先生当年所处的“万恶旧社会”早已推翻，为什么农民兄弟的悲惨命运却还在上演？

改革开放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也越来越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追求暴利，那些黑心的砖窑主，利用农民工文化程度低，难以找到工作的心理，将他们骗入自己的窑场，强迫劳动。

他们不把农民工当人看待，农民工就象旧社会的“包身工”，在“包工头”的皮鞭下，从事着超负荷的劳动，过着“奴隶”般的生活，他们不仅得不到任何保障，就连人身自由也被限制。有的农民工，还被黑砖窑主打手殴打致伤、致死。

黑砖窑主或者打手，把农民工殴打致残、致死，显然构成了故意伤害犯罪。

那么黑砖窑主强迫农民工劳动，是否构成了犯罪？

从媒体报道来看，黑窑主强迫农民工劳动行为，似乎已涉嫌强迫职工劳动罪、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

另外，黑砖窑主未经林业、环保、土管、矿产、工商等部门审查批准，私自组织生产经营行为，也涉嫌非法经营犯罪。

强迫职工劳动罪，是指用人单位违反劳动管理法规，以强迫职工劳动，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的主要特征是：1、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劳动管理法规，以限制人身自由方法强迫职工劳动，并且情节严重；2、犯罪主体是用人单位，至于用人单位的所有制性质不受限制，包括个体经济组织。本罪是一种纯正的单位犯罪，但实行单罚制的立法例，即只处罚直接责任人员，不处罚单位；3、犯罪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犯罪。

按照《刑法》第244条规定，犯本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据媒体报道，在黑砖窑场打工的有不少童工，黑砖窑场主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国务院《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第4条规定，构成了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

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是指违反劳动管理法规，雇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从事超强度体力劳动，或者从事高空、井下作业的，或者在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等危险环境下从事劳动，情节严重的行为。

本罪的主要特征是：1、犯罪客体是未成年人的心身健康；2、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违反了劳动法规定，非法招用了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其次让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超强度体力劳动，或者从事高空、井下作业的，或者在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等危险环境下从事劳动，并且情节严重。3、犯罪主体是用人单位，本罪属于纯正的单位犯罪，但是实行单罚制的情形，即只处罚直接责任人员。4、犯罪主观方面是故意犯罪。

按照《刑法》第244条之一的规定，犯本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

按照《刑法》第244条规定，强迫职工劳动罪、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属于单位犯罪，即犯罪主体是“用人单位”。《刑法》第30条规定的“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从中可以看出，单位犯罪中的“单位”，必须是合法成立的，如果单位不是合法成立，不构成单位犯罪，仍然属于自然人犯罪。

山西洪洞黑砖窑场，由于是个人私自开办，显然不是国有制企业、也不是私营企业。

那么黑砖窑场属于个体经济组织吗？按照原国家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解释，“个体经济组织”是指一般雇工在七人以下的个体工商户。

而个体工商户，是指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为个体工商户。它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个体工商户须依法经核准登记。2、个体工商户可以在核准登记的范围内从事工商业经营。3、个体工商户可以起字号，并因而享有对字号的名称权。

由于黑砖窑厂没有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也没有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尽管它雇用了几十人，也不属于个体经济组织，同样不属于个体工商户。

因此，如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审查，黑砖窑场不属于法律上规定的“单位”范畴。那么，要追究黑砖窑主强迫职工劳动罪、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从法理上来看就有点问题了。

在农村或者城郊，未经批准而存在的这种用人“单位”其实不少，如果一旦发生黑砖窑场这种强迫劳动情况，反而无法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因此，将来修改《刑法》时，应当将这两罪的犯罪主体，规定为一般主体，个人和单位都可以构成这种犯罪。将“用人单位”改为“用人者”，这样不论是单位实施了强迫职工劳动的犯罪行为，还是个人实施了强迫雇工劳动行为，都可以依法追究。

强迫职工劳动，不仅给劳动者身体上带来伤害，而且还会给劳动者精神上造成损害，并且强迫劳动还限制了人身自由，这种犯罪带来的社会违害性并不小。因此，我认为《刑法》第244条规定的处罚太轻，以后修改《刑法》时应当考虑适当加重刑期。

（作者：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刘晓原律师）

　　住宅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是私人生活的载体和公民隐私权、财产权及其他权利的落脚点。人是一个领土性的动物，没有一个私人的居住空间，人就有一种漂移的感觉，找不到家园。所谓“无财产即无人格”，对住宅以及其他必需物品的占有和支配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尤其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住房对于大部分的普通百姓来说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并成为民生发展的标志与民权保障的核心问题。

　　在经历了太久的战乱以及不堪回首的短缺时代之后，每个人都企盼着过上好日子，住进好房子，毕竟“安居”才能“乐业”。这样的消费需求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急速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城市扩张和旧城改造把整个中国都变成了一个“大工地”，由此引发的城市房屋“拆迁”问题随之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在这热火朝天的拆迁浪潮中，政府、开发商、被拆迁户以及社会公众都卷入其中，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和商业利益交织在一起，彼此间的矛盾也就纠缠错结，愈演愈烈。可以毫不讳言地说，城市房屋拆迁已经演化成为当代中国最易激发矛盾、引起冲突的领域之一。

　　造成当前一系列房屋拆迁恶性事件和无序状态(非常态拆迁模式)的因素很多，我们大体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的法律困境：

　　开发商与被拆迁人主体法律地位不平等。要保证拆迁补偿公平合理，前提是要保证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法律地位平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不得接受委托进行拆迁，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拆迁主体不平等。但2001年《拆迁条例》规定的法定拆迁事由是“为了加强对城市房屋拆迁的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建设项目顺利进行”。这与2004年宪法修正案关于“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非为公共利益并给予补偿不得予以征收”的原则精神相违背，而且人为地使土地一级市场的开发商得到高于普通居民的法律保护。《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同时规定，开发商依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得到的土地出让权除非因公共利益不得收回。这说明，中国十多年来房屋拆迁法律对土地开发市场中开发商的土地出让权和土地转让市场中房地产买受人的使用权之间一直存在“双重标准”和权利歧视，其救济效果大相径庭，开发商和居民们的利益不能得到同等保护。如此缺乏公正的立法取向，直接导致了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的不平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发商似乎总是可以在《拆迁条例》中为自己的不当行为找到充分根据。比如总成本支出，根据《拆迁条例》，开发商应该把拆迁资金交由管理部门监督而不是直接支付给被拆迁人。另外为了保证拆迁如期完成，他们或者在已有拆迁协议的情况下申请法院或仲裁机构执行，或者由政府出面强制执行。但无论何种情况，不论被拆迁方对上述种种裁决服不服，即使裁决后来被认定是错的，被拆的房屋仍不可能再复原，这时对于开发商来说，从博弈论来分析，拆还是不拆说到底都只是房屋价值的补偿而已，对开发商来讲并没有更多的成本增加。因此，其最可能的选择就是不论裁决的诉讼结果如何，都先拆掉房屋。

　　行政权力过度介入，行政许可、裁决及执行的角色重叠，缺乏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减损了行政机关的公信力。《拆迁条例》中赋予政府权力过大，监督条款则失之阙如。该法规涉及政府职能的主要有第5、6、7、9、16、29以及34-38条，其中第34-37条是规定政府对其他拆迁主体的违法监督的。唯一规定政府责任的条款(第38条)，也是概括性的，缺乏现实约束力。与此相反，该法规赋予给政府的权力却相当大。诸如：管理部门有权决定是否允许拆迁，一旦批准某块地的拆迁，就意味着这片土地的使用权已被收回，被拆迁人在前提上就已经失去和开发商讨价还价的余地(见5、6条)。再如第16条：“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做出。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照本条例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第17条：“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根据这两条之规定，政府部门可以直接干涉拆迁纠纷，决定拆迁补偿的合理与否，并主宰了被拆迁房屋的存续命运。而有关房产价格的评估条款以及搬迁补偿等项由地方立法机构规定的条款也等于明文限定了补偿的项目和数额，从而使拆迁补偿协议往往徒具民事协议之名而无平等协商之实。

　　在中国现行的房屋拆迁的制度框架中，拆迁行为取得合法性的前提是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房屋拆迁许可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行政强制处分。在房屋拆迁中，政府既是是否给予房屋拆迁许可的初始界定者，同时也是判定该拆迁是否为合理拆迁的裁判者。政府一身兼具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政府垄断运营体各环节职权不清，缺乏彼此的制约和监督，削弱了权力资源的供给价值，这将严重影响其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和被拆迁人对其行政行为的公平性的信任。只要是各级政府规划建设(开发)项目的需要，就可以直接进行房屋拆迁，而没有法定约束条件，其不合理性不言自明。《拆迁条例》对行政裁决和强制拆迁都做了明确规定，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拆迁工作顺利进行和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但有些地区不经拆迁当事人申请，拆迁管理部门就下达行政裁决。一些地方错误地认为，拆迁裁决可以不受条件和时间限制，只要拆不动就可以行政裁决。有的地区强制拆迁存在不分条件、不讲形式、不按程序而盲目强迁、粗暴强迁的现象。实践中还存在着由于公示、公众参与机制的欠缺导致被拆迁人权益保护的预防能力的弱化，在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没有形成合理的对抗状态，还没有完善的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等等。目前城市中大量的商业性拆迁，其目的就是为了营利。根据法律规定，商业性拆迁中政府只能进行行政许可、行政裁决，而不能代拆迁人进行拆迁。然而，多数拆迁案件中，地方政府不仅通过打招呼、发文件等形式对拆迁活动进行干预，甚至还主动派出执法人员直接进行参与，实质性地介入了拆迁活动，这就导致行政资源的非有效供给和信用减损。

　　民事救济手段得不到国家公权力的支持，难以有效维权。按照一般法学理论，房屋拆迁过程中存在的法律关系主要应包括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两种。前者包括：拆迁许可决定形成的行政机关与申请许可人之间的关系；行政裁决形成的裁决机关与申请人、被申请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强制拆迁及拆迁中的行政责任。后者包括：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协商拆迁补偿，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合同关系；被拆迁人不同意拆迁方案达不成拆迁协议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拆迁人拆迁中侵犯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侵权法律关系。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协议提起民事诉讼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2005年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58次会议通过)法释[2005]9。其中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并告知当事人可以按照《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向有关部门申请裁决。”

　　另如前所述，被拆迁方一般不会倾向于选择非常态的拆迁模式。但在土地已被征用、房屋拆迁势不可抵挡的情况下，他们唯一希望的是有周全公平的拆迁法规(及程序规定)来规范开发商行为，保护其合法权益。然而就现实法律供求关系看，被拆迁人尽管有对拆迁法规的消费需求，却无实际的消费能力。以《湖南省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办法》(简称《湖南条例》)为例。首先，在房屋的评估方面，《湖南条例》第13条规定：“……评估结果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向公众公布，接受监督。拆迁人和被拆迁人有权要求评估中介机构就评估报告书做出说明。”这里既没规定评估结果的公布时间，也未明确就在何种范围内做出公布，在各方提出说明的要求时评估机构以何种形式做出说明，如不说明谁来监督?被拆迁人不同意该项说明时又该如何补救。其次，在对非住宅房屋的补偿方面，《湖南条例》仅规定了要补偿实际的临时补助费，而对于当事人的停产停业损失，仅用一个“适当”措辞敷衍了事。再次，在程序资源的使用方面，被拆迁人不仅自始自终都是一个被动者，而且无法行使应有的知情权，信息严重不对称，对拆迁方主体资格之合法性和对预存拆迁补偿金的证实，都没有法律条文给予保障。总而言之，我国现行的拆拆法规均笼统地规定拆迁程序，其中的行政关系、民事关系两种法律关系混杂不清，加之民事救济手段得不到国家公权力的支持，民事救济事实上没能成为一种真正有效的救济方式。

　　现行拆迁法规没有提供完善的拆迁补偿标准，拆迁户的“非经济损失”未列入考量。拆迁矛盾最激烈的莫过于拆迁容易买房难。拆迁户之所以不愿主动搬迁而最终遭致强制拆迁的主要原因在于：被拆迁主体从拆迁人那里得不到足够的补偿，其再购置能力低。相关调查表明，从全国各地实际拆迁补偿情况和房屋市场价来看，我国大部分被拆迁居民的再购置能力是相当低的。众所周知，商品住宅价格与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例，是衡量居民支付能力的主要标志。国外经验表明：当商品住宅价格与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在2：7的范围内时，或者把居民购买商品住宅的支出平摊在一个时期之内，家庭平均每月用于住宅的支出在15～30%的范围内时，可以认为居民对住宅的价格能够承受，在这样的房价/收入比的基础上，住宅市场的交易可以顺利进行。但是，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拆迁热”、“开发热”之后，商品房空置率过高，经济水平参差不齐，被拆迁人并不总是能够获得与自己收入相一致的商品房；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经济适用住房也仅向少数几类人群(教师及国有企业职工)销售，由此形成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富有阶层可以购置多套商品房或者高档房屋别墅，部分特殊人群和阶层可以享受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待遇，其余人群的购房能力则明显弱化，法律救济机制也相应缺位。在一个常规的房屋拆迁事件中，一方面，如果要满足被拆迁人的购置能力，就需要提高补偿价格，补偿款又是核计地价的一部分，从而又会导致开发成本上升，进而转嫁到商品房销售价格中，使得房价进一步攀升；另一方面，如果选择维持或降低补偿额，就会导致被拆迁人事实上的利益受损，从而导致矛盾激化，上访、申诉等群体行为上升，社会冲突加剧。从而构成拆迁补偿的悖论。

　　此外，强制拆迁法定前置程序不完善，土地出让和拆迁的公示及公众参与机制欠缺，拆迁评估和法律监管机制也不完善。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现行拆迁法规有效供给是不足的，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这类强势地位者基于其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追求，使之难以满足现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当事人正当的、公平的消费需求，而且这种消费需求的偏差和不对等导致了交易行为的非常态运作和激化，有时候还酿成尖锐的社会问题，从而出现我国拆迁法规的非常态适用模式。尽管《拆迁条例》是2001年才修订的，但就其具体实施情况看，已与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精神相悖，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对如何保证城市建设的需要考虑得多，而如何保障被拆迁人的权益考虑得少；偏于行政管理和执行效率，忽视公民民事权利保护，重实体轻程序，对社会公平显得关注不足；立法科学性不够，没有全面反映和调整市场经济条件下拆迁关系的真实结构，不能较为公正地协调各方利益当事人的利益得失，更不能有效解决弱势群体“有法难依”的矛盾境遇。显然，以这项法规为核心的我国拆迁法律制度亟需进行反思和重构。

　　如何走出拆迁纠纷的法律困境，我的具体建议是：贯彻宪法修正案，明令禁止非法拆迁；相关法律、法规中应明确将拆迁行为界定为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并给予补偿，方得“征用”或“征收”；明确拆迁的行政行为性质，严格限定拆迁权限，促进拆迁主体责权统一化、实质化；拆迁各个阶段\(包括听证、公示、评估、补偿等)公开化、透明化；拓宽土地调控资金和融资渠道，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有效方式确保拆迁安置计划的实施；在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基础上，合理解决基于商业开发纠纷而引起的民事诉讼，鼓励拆迁当事人的自主协商运作，对那些想通过协商、和解以免遭强制搬迁的居民，应提供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和法律援助。

据《新京报》等媒体近日报道，河南开封县法院聘任农民工为陪审员引发社会争议。来自法律界的疑问是，选择这些陪审员的标准是什么；这些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是否符合国家标准；他们是否有能力看清案情是非；尤其涉及农民工利益的案件，他们能否公正。该法院院长李佩生认为，法院将对其进行培训，并通过制度保障公正判决。而使用农民工陪审员的另一层用意是，希望借用他们的民间威望来提高撤诉率，降低信访数量。
    有专家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中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陪审员是否具有合格的文化程度？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琳感到疑惑的是，农民工陪审员如何能在诉讼中，看清案件的是非曲直，尤其是在涉及农民工利益的案件中。

为何“农民”一出现社会上就有人反对和批评呢？这是典型的“歧视”。连法律界专业人士都不能平等的看待“农民”身份和所有人身份一样。那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就成了法律人士的骗人谎言。无论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军人都是法律上的“公民”，此“公民”非“彼公民”，有何不同呢？不同的是人民的心理“偏见和歧视”。中国有80%的农业生产者，他们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力军，也是工业化生产的坚强后盾！为何农民就不能成为“陪审员”了呢？不要忘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是农民作为主力军的贡献！

历史的发展就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逐步过渡实现的。今天的城市居民无不保留着农业生产劳动的痕迹，或者说农民的转变形式。一个人不能有了好吃的，就忘了爹娘和自己是怎么过来的。这种数典忘祖的行为是可耻的！民间调解民事纠纷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封建时代就有民间德高望重的族长、或老人出面调解邻里间的民事纠纷。而且这种民间调解纠纷的方式很有利于化解邻里间的矛盾对抗情绪，消除民事纠纷激化的隐患。

民间调解简单民事纠纷屡试不爽的原因在于封建时代重刑事案件的审判、而轻民事案件的审判，这就为民间调解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是其一；其次，民间的民事纠纷多是邻里之间的婚姻家庭和债务纠纷、宅基纠纷。很多人要长期生活在一起，不可能因为暂时的矛盾而一辈子成为仇人。“冤家宜解不宜结”，这样民间调解就成为必然了。不可否认，民间调解的不利因素是一些刑事案件的私下调解不利于法律尊严和受害人权益的保护，起不到惩戒犯罪警示后人的示范作用。如民间调解强奸案件和重伤害案件等。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司法审判制度的特色。其目的是为了吸收社会各界优秀人才参与司法审判提高司法审判的民主，有利于司法公正。与国外的陪审团审判制度相比，人民陪审员没有国外的陪审团裁判表决权。司法审判的主要依据是法律。但不排除一些社会习惯和科学规律的参考和采纳，这就要借助人民陪审员的力量。大量的民事案件是事关农民利益的纠纷，这样农民成为陪审员就顺利成长了！

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把农民排除在陪审员序列之外，本身就是法律的不公正、不合理。以学历和法律专业知识为借口、担心“农民陪审员”专业知识欠缺而影响司法公正，这是一种荒唐的“谬论”。试问那些贪污腐败的“法官”那个不是“饱学之才”，却做出了损害民众利益、有损司法公正的事呢？法院院长可以“前腐后继”，为何就容忍不了“农民陪审员”呢？

之所以一些法律人士担心“农民”陪审员的能力和公信力，主要原因是怕丢了法律人士的“面子和尊严”。一个个拿着法律专业的本科、专科、甚至研究生学历的“专家”，和文化并不高的“农民”坐在一起谈论司法公正丢了“身份”，抢了法律专业人士的“饭碗”。这就是“专家”们担心的主要心理动机，“吃醋”。既然怕别人抢自己的“饭碗”，那就要做一个清正廉洁的法官了。

“农民”陪审员是司法制度的创新，这一制度应当不断完善并大力推广。那种带着有色眼镜来建设司法审判制度的做法是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在法律制度建设上，越少的身份、地位、学历等形式界限，就越能够实现司法公平和正义。高学历的专业文化素质无法杜绝司法不公。农民陪审员也有不足之处，这就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建设法治、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离不开“农民”陪审员。

 ——写在前面

近几年，博客如一股热潮涌进了中国人的视界，不长时间，数千万博客站点出现在各博客网站，发展之势大大超出人们的意料，这一现象证明，博客受到很多人的欢迎，适应了人们的某些需要。博客种类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形形色色。有供少男少女倾诉衷肠、表达感情的博客，有各路明星的写的以满足广大粉丝的明星博客，有狗仔们报道小道消息的博客，有人大代表的博客，有官员博客，有学者博客等等，博客给人们提供了表达自己的工具，保证了相对自由的言论，迎合人们的一些需要，满足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在博客中，每人都是中心人物，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都有机会受到人们的关注。博客这一网络空间展现了不同的人，在收到不少人吹捧同时也暴露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被有心人从哲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被认识到。

法律博客这两年也兴盛了起来，自我感觉最引人注目的是正义网法律博客，它以温和简单的风格给法律人一种清新之气，许多著名学者都在那里开博客门户，使那里充满了不乏轻松的学术味道，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关于法律的信息在百度一搜，经常会出现法律博客的网页。还有许多其他网站开的法律博客，如中国律师网、中国法院网、中国法律信息网等等。法律博客的用户有学者、教师、法学院学生、公检法机关人员、律师、新闻媒体记者等等。法律博客成了许多法律人必去的地方，上面的文章新颖、广泛、自由、不刻板，在法律博客上可以获得许多法律知识，观察到社会现象，学习法学研究方法等。这些法律博客为什么会吸引法律人而且受其欢迎呢？我简单认为有以下原因：

一、           提供了说话的机会。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喜欢讨论，喜欢表达自己的观点，看书多了，总想说说。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精心思考分析，往往需要耐的住寂寞，虽然静静的读书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幸福的体验，但寂寞对很多人来说总归是不太舒服的，他们也希望有个热闹地方说说话，交流一下。法律作为一门面向社会、需要和社会紧密结合的学科，很多现实问题都容易让法律人变得焦躁不安，有时义愤填膺，有时愤世嫉俗，他们总是需要表达一下的。其实讨论并不是什么坏事，有助于激发思维，还可以作为读书期间的休息。法律博客可以给这些研究人员提供一个适合的场所，大家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聚在一起，写写自己的感受，谈谈自己的体验，发表一下对某些事件的观点，明确一些自己的学术观点，这对一些寂寞的法律研究着有很大吸引力。并且自己的博客可以尽管说，只要不侵犯别人的权利，可以尽情的说，没有人可以阻止自己的嘴，也没有人能打断你的话，可以说的酣畅淋漓，自由自在。尽管这样并不一定都是好的，但这确实是某些人的需要。

二、           相对自由的言论。法律人整天研究自由、权利，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和热爱超过其他职业人。在传统的方式下，人们只有通过面对面的交谈或者经过严格审查的有限空间的报纸才能让别人听到自己的言论，而法律博客则没有那么多的限制，一般不会乱删文章和留言，很多人也很珍惜这样的机会，不说过激言论，这保证自由言论的延续。与BBS相比，博客中的文章相对集中，可以完整了解一个人的思路和思想，这是其他方式所无法比拟的。

三、           较多的反馈信息。法律博客可以留言，我们的观点就可以及时得到反馈的信息，这就有助于多方的互动，可以构成争论。且法律人喜欢辩论，辩论是他们的特长，这里也可以训练辩论。并且反馈信息可以促进自己的进步，也可以进行学术批判，没有什么较大的障碍，只要有观点，就可以很自由方便的传达。

四、           有利于认识和交流。法律博客中个人的博客站点往往被称为家，确实很像家，而且是没有防盗门的家，进出方便，大家可以多多来往，相互串门，相互了解。加上上面所说的自由言论和反馈信息，大家都可以相互交流，这样就认识了，大家可以成为朋友，很多网友之间的关系亲密，交流甚多，扩大了交际范围，满足人们对朋友的需要。

以上所说仅仅是我现在所想到的重要的几点，除此之外，无疑还有很多原因，但这几点足以让我们痴迷于法律博客。然而，我们发现好的方面，也会发现一些不好的方面，法律博客作为科技发展的产物，像可以一样是双刃剑，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其可能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影响做学问。做研究要耐得住寂寞，能够忍受寂寞并从中寻找快乐是学术研究的必备条件，但法律博客提供了一个说话的机会，并且是没有外来约束的机会，学者们可以自由自在的讨论，这固然可以促进交流，增进学术的发展，但如果有些人整台年沉浸于其中，整日去发表自己的言论，和大家争执辩论，最终过犹不及，浪费了宝贵的读书和思考时间，使自己的内涵反战变得淡化，而转而注重外向型的表演，这就当然不利于学术的进步。

二、           滥用网络自由。影响做学问是博友对自己内向的不利，向外方向同样有不利，滥用网络自由是威胁法律博客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网络自由如果缺乏外部监管和内心自律，往往产生一些不良现象，比如相互攻击谩骂，侵犯名誉权等。也可能因为博客容易复制而容易侵犯知识产权。无论是因为言论自由还是其他方面的网络自由，都可能构成侵权。因为博客而产生的纠纷也十分常见，并且已经发生了诉讼，引起人们的关注。博客实名制也蓄势待发，都是旨在制止这种网络自由滥用而带来的侵权和犯罪。自由是需要我们珍惜的，如果我们不注意自己修养和内心自律，最终必将导致失去自由的后果。这一点已经被大多人意识到，并且也正被很多博客网友遵守，现在看来，这一顾虑逐渐在冰释，大家作为法律人，还是比较明白应该怎么样对待自由。

三、           欺骗可能会产生。法律博客可以带来自由的交流，但这种信息的交流不是全面的，而是有选择性的，人们急于本性必然隐藏自己不好的方面而展现自己好的一面。这就必然导致信息传达的不完整，影响基于这些信息做出的判断的科学性正确性。信息的不对称可能导致信用的丧失，欺骗可能因此而产生。这些欺骗可能是侵权，也可能是犯罪。现代社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犯罪，新的犯罪种类曾出不穷，人们在现代性的支配下变得孤独无依，犯罪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因此，在博客里玩的网友们也须保持一定的谨慎。

这几点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仅仅是一部分，当然有其他负面影响的可能。

自由主义者密尔认为自由只能提供给那些能够享受自由的人。我对这句话确信不移，我们只有学会了怎么享受自由，然后才能拥有自由，就像小孩子不能为一些民事法律行为而需要有监护人一样。当然，我们也需要一个习得自由的机会，但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必须意识到这一点，享受自由，珍惜自由，让自由延续。

法律博客带来了憧憬，也带来了反思，带来了谨慎。

作者　月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