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贫民 穷到连通胀都不怕
与中产阶层、农民相比，受通胀影响最大的是城市贫民，他们被通胀牢牢地固定在社会的最底层
除夕之前，湖北襄樊下岗女工李冬梅一直没有察觉到物价在一路狂飙。
除夕下午，这名身体有些虚胖的52岁老人在肉摊前徘徊了半小时，手往裤袋里伸了又缩，最终摸出3张10元钱，买下两斤猪肉。她已记不起上一次买肉的时间，只记得那时才6块钱一斤。
为了买肉，李冬梅放弃了囤十包盐的念头，这是1994年物价飞涨的遗留经验。盐可以不囤，但肉不可以不买，年不可以不过，尤其是两个上大学的孩子只有过年才回一趟家。
这个贫困的城市家庭，曾经撑过了上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中的两场恶性通胀，在2007年“结构性通胀”面前，所受冲击已然减弱。不是因为生活有所提高，而是生活几乎与外部消费社会脱了节。
李冬梅家的客厅放着两个黑色瓦缸，腌着两缸酸菜和蒜头，每到吃饭时间，李就从缸里夹几筷子，老两口就着稀饭或面条，一吃吃到年底；还有两个水缸，每到周末，她便去对面的一户好心人家打水，储在缸里，能用上一个星期；全家的衣服、裤子和鞋子，都出自李的双手。
每天清晨6点，李冬梅准时给菩萨上香、摆贡品，深深地弓下背，一拜，再拜，三拜，以此获得生活下去的信念。2000年，她大儿子考上大学，无钱读书自杀，丈夫为此精神错乱，本已不堪一击的家庭因此背上了巨额医药费。2004与2006年，二女儿和小儿子分别考入大学，李冬梅朝不想去念书的孩子扇了一耳光。
1997年下岗后，李冬梅获得了低保救济，救济款从每月300元到480元再到525元，相比两个孩子的学费与生活费，丈夫每月120元左右的医药费，实在是杯水车薪。
她在自家阳台开了一间小卖部，只卖两块和五块钱的东西，这是丈夫认识的仅有的两个数字。2007年小商品批发价陆续上涨，康师傅方便面更是从原来每箱29.5元涨到36元，她不得不把零售价从原来的两元涨到两块五，每包多赚了两毛，但买的人也少了，每月收入持平甚至略有降低。
她卖过血，送过报纸，如今帮人拆洗衣裳、清洗抽油烟机，洗一条裤子一块五，一床被单三块五，一个油烟机十二块。去年，洗衣粉、洗洁精涨了好几毛钱，可她没敢加价，“我不做，还有很多人等着做”。李冬梅说，到河边洗衣服的人越来越多了，有的也是帮人洗，有的则是想省自家水。
全线上涨的生活开销，让李冬梅与许多城市低收入家庭像挤海绵一样经营着生活，恨不得把任何一滴多余的水都挤掉；拮据甚或赤贫的他们，像被涂上了凝固剂，牢牢粘在了城市最底层。
所幸，李的两个孩子都申请到银行贷款，小儿子汪志鹏还得到了襄樊一位女企业家的爱心资助。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7年，学校食堂全线调价，八毛的素菜涨到一块至一块二，荤菜涨到了三块到三块五，每月伙食支出起码多出30元。他和姐姐都没告诉母亲，而是分别找了家教和超市服务员做兼职。
春节期间，李冬梅大部分时间都在厨房张罗吃的，包芹菜猪肉饺子，做西红柿炒鸡蛋，蒸馍馍。细心的儿子发现，母亲那几天用的油，放在平时能用两个月。还没到吃饭时间，李就早早端上饭菜，不断给两个孩子夹菜，不断催促，多吃点，再多吃点。“吃”，是李冬梅过春节时提到的最多的词。
大年初一，汪志鹏让母亲在墙上划下自己的身高。“妈，你看，我在学校吃饱了，长高了。”他又在1.75米处划了一道，“以后，我还要长到这么高。”
去年南方周末记者在李冬梅家采访时，家里惟一的电器电视机，只能当作收音机用。今年春节，汪志鹏花了35块钱“修理起步价”，让巨型“收音机”重新出现了襄樊电视台的影像。
春节一期节目中谈到了通货膨胀，以及对社会“金字塔结构”转向“橄榄球结构”的影响。其时，汪志鹏对坐在旁边的母亲和姐姐说，“无论是金字塔的底座还是橄榄球的底尖，好歹是金字塔和橄榄球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家自从掉了队，越来越远地落在后面，连金字塔的底座都做不了。”
（文中李冬梅为化名）
食品价格是怎么涨上来的？
食品价格究竟是怎样涨起来的？南方周末记者从上海地区最大的中式连锁快餐企业新亚大包起步，调查发现：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推动力并不是来自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更多地是受资源、劳动力、地租价格上涨的推动
咬起来嘎吱脆响的麦当劳麦辣鸡腿汉堡涨了5毛钱的时候，“新亚大包”的价格纹丝未动；涨了一块钱的时候，“新亚大包”的价格还是没动；涨了一块五，“新亚大包”的价格终于动了。生煎、小笼、面条、米饭套餐的价格涨了5%，但招牌产品大包子的价格还是只卖一块二。
“我们尽可能自己消化成本的上升，以便让利给消费者。”上海新亚大家乐公司市场部经理汪沄说。新亚大包提价其实已经是去年9月的事情，那以后麦当劳的麦辣鸡腿汉堡又涨价了——春节后的最新价格是每个麦辣鸡腿汉堡12.5元，不过新亚再没有对价格进行任何调整。
戴着白色厨师帽标志的新亚大包在上海有67家门店，是上海最大的中式快餐连锁企业，去年涌入其中的顾客，给其带来了超过3亿元的收入。但新亚一直对提价慎之又慎，顶着金色大拱门的麦当劳等洋快餐一直是新亚这样的中式快餐店的劲敌，提价一招不慎都有可能把好不容易抢过来的顾客又送回到竞争对手那里。
快餐价格不能随便提，但另一方面各种成本却在节节上升。管采购的新亚大家乐新品品控及中心厨房高级总监李雄，度过了分外艰难的一年。一整年，李雄都在和节节上升的成本作斗争，而这，是那些匆匆来到店里又匆匆离去的顾客所不知道的。
综合成本上升了20%?
猪肉涨价之外，2007年下半年，新亚采购的奶制品价格上涨了30%以上，大豆和豆油价格的涨幅则在40%-50%，面粉价格也上涨了10%。加上房租、人工等其他成本上涨，综合成本上涨在20%以上
2007年成本上升之快，是干了几十年快餐业的李雄所没有料到的。2004、2005年的时候，新亚农副产品的采购价格，每年升幅只有5%左右，而且随着季节波动，有涨有跌，并没有出现持续性上涨。即便到了2006年，新亚原料采购成本上涨也不超过10%。
但是，2007年4月开始的猪肉价格上涨，似乎一夜间打乱了价格上涨的节奏。
开始时，分管采购的李雄认为，尽管猪蓝耳病疫情影响了猪肉供应，但在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后，养殖厂和养殖户必然增加生猪的存栏数，约摸4个月的一个养殖周期下来后，猪肉价格必然随着供应的增加而回落。李雄没有料到的是猪疫情比预想中的严重，这使得农民心有余悸，不愿养猪。生猪供应跟不上，猪肉价格一路上涨，到2007年年末，猪肉价格甚至达到了每斤约16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后来公布的数字，全年猪肉价格涨幅达到了48.3%。
除了猪肉，其他食品原料的价格也在上涨。2007年下半年，新亚采购的奶制品价格上涨了30%以上，大豆和豆油价格的涨幅则在40%-50%，面粉价格也上涨了10%。甚至因为原油涨价，2007年下半年新亚采购的塑料制品价格也上涨了3%-4%。
有着二十余年快餐行业工作经验的李雄对控制成本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提前签定下年度的采购合同，是他控制采购成本的一个重要手段。他也早在两年前，就重整新亚的采购体系，把原先分散在四五家供应商的大宗采购，集中到一家，以便以采购量为筹码来压低价格、降低成本。
但是这一招，在2007年不灵验了。先是猪肉价格大幅上扬，新亚的四川猪肉供应商在按原供货价扛了几个月后再也无力支撑，陷入破产边缘，新亚万般无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大的猪肉供货商死去，不得不在去年第三季度与供应商签定了提价15%的新合同，所幸的是这一价格仍然低于猪肉的市场价。
事实上，真正让李雄头痛的并不是猪肉等农副产品的价格上涨，在新亚的成本支出中农副产品成本只占到约三成，让人头痛的是铺租的上扬和人工成本的上升。铺租和人工成本分别占到整个成本的约三成和两成。
铺租其实比农副产品的价格涨得早。最近三四年，新亚房租支出每年上涨幅度都在10%以上。实际上，由于租房合同一般都在5-7年，每年到期的重新调整房租的店面只有10家左右，因此就单店而言，合同到期后房租常常翻番。
为了应对房租的飞速上升，新亚开始创新房租支付方式。“我们在租房合同到期时，也在努力说服房东定一个较低的固定房租，同时从我们的营收中按一定比例提成，这样做能与我们共同分享成长、分担风险。”新亚市场部经理汪沄介绍。
员工工资的上升也非常明显。目前新亚门店的普通工作人员月工资普遍达到1100元-1200元，虽然这在上海并不算高，但最近三四年每年10%以上的上涨，还是让新亚感到压力颇大。
为了应对人力成本的上升，李雄的反应是降低门店的工作量，提高新亚食品加工厂对产品的加工度。2003年，新亚工厂工业化生产占餐饮环节的比例只有一半多，现在80%的工作量都在工厂以自动化、工业化的方式完成，门店只是简单加工了。
“现在我们的包子，在工厂全部蒸好，配送到门店之后门店只是加热而已，工作量很小了。”李雄说。
在管理部门，新亚也在千方百计节流。员工们被要求每张打印纸必须正反两面使用，传真机、打印机、复印机等，也被减少数量，每个部门只允许配一台。
但是，所有这些只是杯水车薪，远远抵不上迅猛上升的成本。“2007年我们综合成本的上升，大概超过了20%。”李雄说。
新亚新品部为了进一步提高原材料利用率，将牛肉做主菜后留下的边角料收集剁碎，做成了“咖喱牛肉包”，一块钱一个，价格低于普通大包，颇受顾客欢迎。而在以前，这些牛肉边角料都是用来煮汤调味的。
2007年对于新亚来说虽然艰苦，但还实现了盈利。它的上游供货商则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压倒面条厂的是房租和人工
房租上涨了快一倍，工人工资则在2007年涨了22%多，“现在工人是我们的老板。不提高工资和福利，对他们好一些，根本留不住人”。面条制造商瑞怡在2007年因此陷入亏损
“2007年我们的亏损要过百万了。”瑞怡食品总经理黄永发说。瑞怡食品是香港上市公司亨泰集团的下属企业，2003年进入上海，主业是生鲜面和干面加工，年产值不到2000万元。瑞怡是新亚的十大供应商之一。
2007年下半年，瑞怡生产面制品的四大原料价格纷纷上涨：面粉涨价14.8%，鸡蛋涨价29%，食用油涨价52%，木薯淀粉涨价38%。如果再加上第五大材料包装纸箱的成本，瑞怡2007年下半年原材料成本总计上升三成。
除了占总成本52%的原料，占成本12%的厂房租金、13%的工人工资、20%的运输费用都在上涨。
2007年年初，瑞怡不得不将厂房从上海普陀区迁移到更远的嘉定区，原因是所在的开发区要将瑞怡的厂房租金从每月6万元一下子提到12.5万元，除了房租，物业管理费也一下要涨3倍多。因此尽管加工生鲜面的瑞怡每天要给位于市区的两百多家客户配送鲜面，还是不得不选择迁址。新地址的厂租是每月7万元。
由于现在离市区较远，更重要的是汽油价格不断上涨，郊区通往市区的道路常常拥挤堵塞，瑞怡的运输成本过去的一年也涨了3%-4%。
2004年以来，瑞怡工人平均工资从800元涨到了1350元，2007年一年涨了22%多。“现在工人是我们的老板。不提高工资和福利，对他们好一些，根本留不住人。”黄永发说。
成本的迅猛上涨，让实在顶不住的黄永发只能选择提价。2007年下半年，黄找了新亚三次，每次诉苦不迭的目标只有一个：加价。但新亚负责采购的李雄和唐奕雯硬撑着，无论如何，坚持要求履行2006年签订的合同。面对白纸黑字的合同，黄永发实在无奈，只好微亏着给新亚供货：这个大客户，瑞怡不能失去。
对于另一些客户，比如瑞怡给其代工方便面的日清食品，黄永发的提价要求就部分实现了。2007年3月，黄永发到香港找到日清总部，把自己成本上升的情况算给他们，要求加价12%。瑞怡是日清在长期对比之后，找到的代工方便面质量最好的工厂，不能不管瑞怡的死活，结果日清给瑞怡涨价8%。
2007年下半年，涨幅更大、涨速更快的物价让黄永发再次要求日清加价12%。日清研究后，给瑞怡再次加价8%。
但是，瑞怡2007年给客户总体加价10%的策略并不能弥补成本的飞速上涨。黄永发向母公司董事会汇报，母公司最后要求瑞怡适当收缩战线，减小产量，放弃那些不赚钱的小客户。
黄永发只好忍痛执行。2007年一年，瑞怡的客户数量、产量、工人数量，都减少了一成。
“正规的厂家现在没法活了，那些没有质量保证、品质不好的面条作坊，现在倒好了。”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让黄永发倍感无奈。
成本升提价难 面粉企业岌岌可危
麦价涨15.8%，运价涨50%，但产能严重过剩和大量偷税漏税，甚至不计提折旧的小企业的存在，使得面粉行业的价格提升相当困难。
黄永发更上游的粮食加工企业，在食品价格上涨中，经营情况又如何呢？得知江苏是瑞怡国产小麦面粉的主要采购地后，记者来到了中国主要的粮食产地——黄淮海平原的中心江苏徐州。
维维六朝松面粉公司是徐州当地最大的面粉企业，前身是徐州面粉厂，1992年的最高年产量达到13万吨。
对于六朝松总经理岳邦真来说，2007年他是面粉业的胜者。不过这个胜利却让人心酸，过去一年，六朝松1.2亿元的产值，8500万元的资产，盈利只有110万元，产值利润率不到1%。
能做到盈利，对面粉企业已经非常不容易了。2006年政府通过中储粮开始托市收购小麦之后，小麦市场一改上世纪90年代政策多变和价格不稳的局面，价格基本由中储粮主导，出现基本稳定并略有上涨的局面。
2006年，六朝松从中储粮拍到的小麦到厂价是 1345元/吨，到2007年，上升到1558元，上升了15.8%。这对原料价格占成本90%的面粉厂而言，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
由于电力、石油价格的不断上升，2005年至今，徐州正规厂家小麦的生产成本从每吨120—130元，上涨到160元，每吨运费从20元上涨到30元。
更重要的是，由于面粉行业大规模的产能扩张，这个行业现在处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状态。“全行业大概只有50%的开机率，有一半的企业可能处在亏损状态。”岳邦真说。
产能严重过剩和大量偷税漏税，甚至不计提折旧的小企业的存在，使得面粉行业的价格提升相当困难。2005年六朝松高档粉的出厂价平均在2300元/吨，而后缓慢涨到2360元，2007年8月之后，才涨到2400元。而瑞怡拿到的国产小麦面粉的价格，在2007年下半年涨了12%。
考虑到中国小麦每吨1558元的价格，平均70%左右的出粉率，以及160元的加工费和30元的运费，再对照六朝松高档面粉每吨2400—2500元的出厂价和低档面粉2000元的出厂价，面粉企业确实基本无利可图。
但是，即便如此还能不亏损，在粮食行业打拼了二十多年的岳邦真，有自己的妙招。岳邦真首先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2007年，六朝松高档粉和低档粉的比例，从三年前的3∶7转为7∶3，大幅度减少无利可图的低档粉的生产。
另一方面，2006年开始，六朝松利用母公司维维集团资金雄厚的优势，开始在新粮上市、小麦价格最低的5—7月直接收购粮食储存，跳过了向中储粮购买这一中间环节，每吨省下60元的成本。2006年，六朝松直购了1万吨的粮食，2007年又收了2.2万吨小麦，仅此一项，2007年刚好省出130多万元，大大高于当年盈利。
但是，对于那些连大仓库也没有，流动资金本已非常紧张的小粮食企业而言，根本没有复制六朝松经验的可能，而前些年依靠贷款盲目扩张产能的大企业，更是岌岌可危。
2007年，岳邦真去河南出差发现，5年前建成、具有6万吨月加工能力的河南金苑面粉厂，现在每月的产量只有2000吨，非常困难，“估计很快就得关门”。
经过这么一圈调查我们发现，整个食品产业链中，中间环节都是价格上涨的被动接受者和利益损失者，那么原料生产源头又如何？
农民并未更多获益
由于化肥、饲料价格的上涨，农民并未从种植大豆、小麦等作物或者养猪养鸭中获得更多收益
在徐州郊区，经过打听，记者来到了铜山县张集镇林东村和张楼村。这里是淮海平原，土地平旷肥沃、水道纵横，周围几个村，人均耕地是徐州郊区比较多的，也是农民养殖业比较集中的地方。
在张楼村头，记者正好遇到了两个正在说话的村民。当知道记者来意后，两人开始掰着指头给记者计算他们的收成。
实际上，这里每亩小麦的产量大概800斤左右，2007年7月小麦刚下来的时候，一斤只卖到约0.67元，每亩的收成不过五六百块钱，而化肥的价格在2007年却上涨了三分之二，这样除去肥料、种子、农药、机耕等投入，不算工钱，每亩净收益不过200块钱左右。“现在出去打工，壮劳力一个月能挣一千多，种地还花那么多功夫，有什么吸引力啊？”村民朱永刚抱怨说。
33岁的朱永刚2007年一年都在养鸭子，一年养了六茬，第一茬仅仅保本，第二茬出笼时价格大涨到3.8元，他挣了9600元，而后随着鸭子价钱一路下跌，最低到1.4元，朱永刚赚的钱越来越少，直到亏损！回顾2007年一年的收成，朱永刚叹口气：“这一年没赚没赔，白忙了！”
按照朱永刚的计算，鸭子的料肉比（饲料重量与能长成的鸭肉重量的比例）为2.3∶1，现在鸭饲料涨到了每斤1.1元，加上其他成本，鸭肉要卖到每斤3.3元才能保本，而现在，鸭子的价格每斤只有2.4元左右，养一只亏一只。
在记者与朱永刚聊天的过程中，好几个路过的村民开始加入，也开始算他们的养殖账。在村民们看来，养猪业是个高风险的买卖，大家轻易不敢投入。
现在，这一带村子的养猪户大多实现了规模化养殖，每栏100头左右。按照目前一头小猪1000元以上的投入，加上一个出栏周期4个月的饲料款，以及猪舍投入，一个养殖周期的总投入有20万—30万，超过了多数人家的承受能力。如果一切顺利，按目前的价格，一头猪能赚500元左右，但是2007年的猪瘟，让不少养殖户血本无归。
不过，高价猪肉还是吸引了不少散养户加入。“原来养猪不赚钱，我们村几乎没人养猪，现在大家都开始养了，母猪生了猪仔也不卖，继续养。”岳邦真过年回到丰县岳庙村老家，发现乡亲们养猪的积极性现在已重新调动起来了。
但是饲料价格的上涨并不比猪肉慢。2007年年初，猪饲料价格每斤只有0.75元，现在已经上涨到一块三四。而猪饲料价格飞速上涨，又与世界范围内大豆减产，以及石油价格上涨、大豆被大量投入制造生物柴油，引起大豆供应短缺有关系。
但是对于种大豆，中国农民的积极性仍然不高。“大豆产量每亩只有两三百斤，按照现在每斤2.5元的价格，刨去成本，每亩也只能赚二三百块钱，对土地并不多的农民来说，依然是个没有吸引力的买卖。”“如果不是国家免农业税，地都没人种了。”在回市区路上，记者搭上一位附近村里开大卡车拉货的村民的车，问及种粮问题，他对记者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南方周末：2007年，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哪些行业的工资涨幅较大，哪些较小，哪些没有变化？
苏海南：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尚未公布，但可以根据过去几年的数据和我们研究的经验来判断。
2005年，高于职工平均工资的行业有12个，其中最高的是六大行业：信息技术与计算机服务（220）、金融业（175）、科学研究服务（149）、电力燃气等（136）、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34）、交通运输仓储和服务业（116）。低于平均涨幅的是农林牧渔业（45）、住宿餐饮业（75）、制造业（85）等。（以职工平均工资为100）
总的来讲，垄断行业、金融、高科技的工资都相对较高、增长较快，即使增长慢了，足够大的基数也使他的职工工资绝对值增加很快。
2007年，工资增长较快较高的行业应该变化不大。
南方周末：今年会不会因为CPI的高企而有所不同？
苏海南：各行业工资增幅多少与行业特性和经济环境有关，而与通货膨胀关系相对不那么大。
一般而言，企业本身也不会主动地根据物价上涨调整工资，除非出现人才流失的情况，或者普通职工工作情绪受到影响、工会方面给予很大的压力。
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企业是否涨薪，更多地取决于一个外部环境，包括政府的号召、社会舆论、内部压力。
南方周末：根据我们搜集到的数据，蓝领比高管的工资涨幅要小，但事实上，一般员工才是受CPI影响最大的阶层，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苏海南：目前，据有些中介机构调查，的确是除了外资企业和少部分企业可能会出现高管的工资涨幅小于蓝领之外，低收入者工资涨幅普遍小于中高收入者，如果能够做到同步增长，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通货膨胀中，首先受损的也的确是低收入群体，但大多数企业主同样没有强烈的意识去主动为低收入者加更多的薪水，所以要仰赖政府政策和社会舆论。
今年开始，中央着力强调提高低收入者工资水平，考虑的办法一方面是从工资增长机制入手，促进提升引导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另一方面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或制定物价补贴。
总之，预期到今年年底，低收入者的工资增速可能会高过往年。
房价上涨带动CPI创新高
在厘清一些基本概念之后，我们来进入本文的第一个结论：本轮CPI的上涨乃是必然的，猪瘟、雪灾等偶然因素并不足以解释物价持续上涨的原因。房价上涨的带动是CPI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
支持这个结论的一个直观经验是，如果你要判断某地的物价水平，了解一下它的房价就会八九不离十。
事实上，在上海，曾有炒房客发明过“大排面指数”：前几年，同样一份大排面，有的地方卖5元，有的地方卖到15元，这个指数说的是，卖5元的周边的房子大概值5000元每平方米，而在卖15元的周边，房子大概要值每平方米1.5万元。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用“大排面指数”，就是从房价来判断周边的物价。
当被重拳打击的“群租房”（一个十来平方米的房间，住进四五个人，甚至七八个人）其房租分摊到每人头上每月都有数百元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生活成本普遍地被提高了。最后，这笔成本会融到一个个的商品和服务之中，最终通过物价的上涨而被转移和消化。
今天，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100万到200万元只能买到一套中档次的公寓房。我们取中值150万，以5%计算，它的年资金成本为7.5万，平均到每个月6250元，再加上物业费、水电煤等费用，单月支出怎么都会超过6500元。这笔费用以及相关税务必须被房屋主人的公司消化，而房屋主人的公司最终必须把这部分成本转移到它的产品和服务中去。最终表现为全社会的每个人，无论是否买房，都在为地产商打工（当然了，批地的地方政府也是大赚家，做房贷生意的银行也少不了赚一笔）；每个人，无论是否买房，都在为房价的上涨埋单。
以上海为例，2002年的时候，上海房价的中值大约为每平方米4000元，而今天，中值大约为每平方米1.2万元。2002年时，全上海的住房总量大约为2万平方米，依此计算，仅因房价上涨而带来的待消化费用高达1.6万亿元。这笔钱最终需要摊入人们的成活成本中去，假设分30年摊销，则每年需消化掉530亿元，以上海人口2000万（常任加流动）计算，则人均年消化2650元。而上海人的平均工资（2006年的数据）仅为2464元。
当然，由于上海的一些产品和服务是为外地人、外国人提供的，那些购买上海产品和服务的人也要分摊一部分。
全国而言，总住房面积为300亿平方米，假设在过去的几年里，房价平均上涨500元，则总财富上涨15万亿元，设这笔钱分30年摊销，则每年消化5000亿元，这占到2007年GDP的2%，占2007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6%。
当然，中国有大量出口，我们通过出口，把房价上涨带来的成本增加中的一部分费用分摊到外国人头上去了。不过，这是以降低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为代价的。
引进型的通货膨胀
几年前，有日本人指责说中国“输出通货紧缩”，大致说的是，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强大的加工工业产能，生产出大量的廉价的商品，这些商品以令人震撼的低价抢占全球市场，并冲击世界商品的整体价格水平，带动全球的物价朝下走，并进而可能引发全球性的通货紧缩。
现在看来，咱没把通货紧缩输出去，咱们这个所谓的通货紧缩的基地反而出现了通货膨胀，而且，这种通货膨胀乃是从外面引进来的。
前面我们说房价上涨推动了物价上涨。不过，正如弗里得曼所言，“通货膨胀总是，而且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种金融现象。”不从金融角度着手，很难从实质上对本轮物价上涨做出合理解释。事实上，房价其所以能大幅度上涨，本身就有其背后的金融原因。
2007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为1.53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0.7万亿元。同期的广义货币M2为40.3万亿，也就是说，人民银行由于筹备外汇而被动发行的人民币大约占到M2的四分之一强。
当然，人民银行运用各种手段，把这些货币从流通中对冲掉了，从最具流动性M0（现金）变成了最不具有流动性央行票据等最广义货币（属于M3）。
表面看来，这样就天下无事了。但实际并非如此。
首先，外汇对应的现金被从流通中赶跑了，但是外汇对应的财富并没有减少。这些财富不会乖乖地呆在央行里吃利息，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要进行投资，当然，也有一部分进入了消费领域，这些投资和消费会最终拉高CPI。
另外，中国的货币供应相对于中国的GDP来说，非常庞大。央行能控制进入流通的货币，却很难控制货币的流动速度，而流动速度的增加等于在事实上增加了流动性。
美国以0.75万亿美元的M0，7万亿美元的M2创造了15万亿美元的GDP；而中国则以3万亿的M0，40万亿的M2创造了24万亿人民币的GDP。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则以5万亿卢比的M0和8万亿卢比的M2，创造了41万亿卢比的GDP。
相比之下，中国的货币流速惊人地慢。反过来也可以说，它增速的空间非常大。所以，仅仅在数量上控制货币供应量根本无法控制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还是个长期的战争。
除了外汇输入而引发通货膨胀之外，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石油、各种矿产以及农产品）等也被传输到国内，这些都对通货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08宏观调控：保增长还是保物价？
国务院领导普遍认为2008年恐怕是经济上最为困难的一年：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压力高企，另一方面是中国制造在各项成本大幅上升后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以及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不确定性。
宏观调控政策执行力度于是将成为判断中国经济走势最大的悬念
企业成本大幅上涨以致珠三角等地企业不断关门，而今年政府承诺的新增就业将达到1000万，
一边是物价飞涨，一边是许多工厂不堪成本高企。是抑制通胀，还是在防胀过程中同时警惕经济增速显著放缓？这是新一届中国政府将要直面的挑战。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全世界拭目以待，等待中国政府的回答。这个答案既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未来几年的走势，亦关乎受美国拖累的全球经济能否在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带动下迅速走出困境。
然而他们得到的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答案：3月5日，国家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
一周之后，3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月份CPI（消费物价指数）已达8.7%，为十余年来的新高，PPI（工业品出厂价格）也再探高至6.6%。
为了保证政策的严肃与稳定、连续，并抑制公众不断高企的通胀预期，宏观调控的诸项政策显然将一如既往，但经济增长面临的深层困难与担忧却也在“两会”期间不断得到表达，宏观调控政策执行力度于是将成为判断中国经济走势最大的悬念。
“没有模型可以预测政府执行力度”
如果按照要求为所有工人购买社保，工厂的此项成本将上升400%，因为现实状况中劳动密集型企业通常只会为20%左右的工人购买
宏观调控的最新政策始于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防通胀，防过热。
这是在CPI已经高位运行4个月之后，当由猪肉引发的价格上涨已经开始向米、面、油等其他领域蔓延时，中央政策作出的明确转变，将执行了十年来的“稳健”货币政策调整为“从紧”。
在那之前的宏观调控中，中国央行已6次加息，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至20年来最高水平，一次次发行数额破纪录的央行票据，试图吸干市场上泛滥的流动性。宣布从紧货币政策后意味着同时还要收紧信贷，严格控制商业银行只能按每季度3%的既定增幅发放信贷。
然而市场变幻莫测，就在中国货币政策宣布不久，一场牵涉甚广的次贷危机从大洋彼岸的美国迅速向全球扩散，不少观察者预测美国经济将陷入衰退，全球经济受此拖累也将陷入困境，并寄希望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能够扮演拯救者的角色。
拯救尚未开始，一场罕见的雪灾却为中国自身沸腾的经济加了些冰。这场建国以来未曾遇过的冰雪不仅造成了五百多亿元的直接损失，而且使得南北物流几近中断，整个经济链条绷紧了好几圈，甚至一度出现混乱：17个省市拉闸限电，工厂缺电电厂缺煤，贵州省政府不得不征用所有待出省的煤炭。
比起这场突然的自然灾害来，更深重的威胁也在去年年末逐渐显山露水——支撑了中国奇迹般繁荣的制造业普遍开始了痛苦的挣扎。
重重压力接踵而来，制造业的利润空间日益逼仄：国际粮食、能源的价格一路飞涨，石油已经突破100美元一桶，大豆玉米价格均不断创出十年来新高，原材料价格也大幅上涨；国家对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的标准提高，企业环保支出不断上升；人民币在过去一年中升值近7%，而且国家出口退税一减再减，保证金却一增再增；劳动力价格在民工荒的背景下大幅提升，再加上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劳动法规，更像是最后一根稻草——倘若这些法规严格执行，劳动力成本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倍数上升：例如如果按照要求为所有工人购买社保，工厂的此项成本将上升400%，因为现实状况中劳动密集型企业通常只会为20%左右的工人购买。
短短一两年内，制造业的总体成本迅速上升几乎三分之一，而价格却因为定价权的缺乏而难以相应提高，以致珠三角企业不断关门，而聚集于山东的韩资企业中甚至有人欠着员工工资就“半夜逃跑”。
种种这些新变化，在今年的“两会”上被不断提及，尤其是制造业的艰难，更是被许多来自制造业的政协委员通过提案或者发言反复表达。
这些表达毫无疑问将使得中央政府对形势与政策重新进行考量，紧缩政策是否会严格执行引起诸多观察人士的密切关注。然而，“没有模型可以预测政府的执行力度。”2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宏观经济研究者宋国青说。
其实在此前，央行2月1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商业银行增加信贷力度，支持当前的救灾行动。而2月22日发布的2007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人民银行明确承认自己面临“在抑制通胀和维持经济增长间做出选择的两难局面”。
3月7日，商务部副部长马秀洪在政协经济界的发言中说，“要注意政策的叠加效应”。
1和N的博弈
一个中央政府与无数经济体的博弈，是数年来宏观调控最顽强的旋律，也依然是未来的挑战
仿佛是作为印证，1月份的金融数据让许多观察者对政策的执行力度产生怀疑。
在新增贷款以8036亿元创下单月历史新高的同时，广义货币供应（M2）增速也以18.94%创下20个月来的新高。人们对此的普遍解读是：宏观当局仍在观望，从紧的货币政策并未真正执行。
不过他们也许忽略了商业银行去年年末的委屈，那时候央行连下严令禁止银行超额放贷，许多银行因此对客户“违了约”。到今年，商业银行普遍预期信贷依然紧缩，纷纷抢闸放贷。一位企业主告诉记者，元旦那天早上8点，刚刚上班他便连续接到两家银行分行行长的电话，让他赶紧办贷款手续。
刨除这些因素，货币政策的紧缩并未发生动摇。央行副行长易纲明确表示，从紧的货币政策不会因为国内外一些新情况的出现而改变。
那是因为飞涨的物价和公众高企的通胀预期已经让政府绷紧了神经。2月，CPI达到了十余年来的最高8.7%，通胀已经让举国上下感同身受。
从食品发端的通胀已经开始向其他领域蔓延，但糟糕的是，尽管实行了紧缩政策，投资依然热火朝天，经济的热度依然在不断升高。3月7日，在政协经济界分组讨论中，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就说，在他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地方说自己是过热的”。
这是一场1和N的博弈。
整个中国无数结构分散的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是过去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与繁荣的重要动力，却在近年来日益成为过热的热源。而一个中央政府与无数经济体的博弈，便成为数年来宏观调控最顽强的旋律，也依然是未来的挑战。
“宏观中国的持续性已到达至关重要的临界点——经济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然而微观中国却继续向前迈进——受到来自地方层面的自主性发展拉动。”在两年前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罗奇就曾如此预言。
在今年，日益紧绷的这根链条还将遭遇更大的挑战，因为依照现实惯例，每当政府换届之年，投资都会大幅增加。“翘尾因素很厉害，加上当年因素的话压力更大。”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说。
双防依旧是中央政府的主要目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细心的委员们注意到，只有两处地方列有9条措施，一处是环保，另一处便是物价。
可是，只要这种体制分裂存在，地方发展的动力就将永不枯竭，而投资冲动则难以真正遏制，经济过热的风险便如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筛选投资
政府预算草案报告显示出积极、扩张型的财政政策的姿态
通胀预期随着经济走热而逐渐升高，为了稳定局势，中央政府不得不重拾十余年前的老办法：价格管制。
2008年1月15日，政府宣布全国31省份实施临时价格干预。国家发改委颁布实行《关于对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务实行价格干预措施的实施办法》，对与居民消费联系紧密的食品、方便面、食用油、肉制品、液化石油气等进行提价申请或调价备案制度。
上游成本高涨，下端却是价格管制，按照经济学教科书的逻辑推断，生产意愿将受到打击，供给将受到抑制，由此造成的价格上涨虽然更为缓慢但最终的破坏力将更为强大。长此以往，整个经济体增长受损，需求也将不断萎缩。
冲突最明显地爆发在煤与电这对老冤家之间。
1月份电煤价格上涨超过20%，但与千家万户日夜相系的电作为最基础的物质，价格却受到严格管制。在雪灾因素的推动下，一场严重的电荒出现在今年。
“美国的电厂通常都要存煤15天以上，我国的电厂却只有几天，”全国政协委员、中煤公司总经理经天亮在“两会”期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煤价不断上涨的时候，电厂为什么居然不愿意存煤？”
而在对面房间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陆启洲却在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上发言说，1月份火电厂95%以上亏损，长此以往，连这部分投资都将变成不良信贷。
“价格管制从来只有糟糕的效果，在中国面临滞胀风险之时，关键则在于区分好的投资与坏的投资。”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如此评价。
这正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内在要求，利率原本是一个最好的筛子，提高利率往往能筛选出好的投资。然而在一个金融市场并不完善的转轨经济体中，这个筛子却往往发挥不了多少作用。
这是因为一个并不自由的市场，扭曲地保护了房地产等投资项目的畸形高利润，让利率的调整在巨大的利润面前微不足道到可以被忽略。
再加上全球化已摧枯拉朽地将世界拉平，全球市场越来越连成一体，在美国不断降息、美元不断走低之时，若中国大幅提高利率，热钱也许将大量涌入，让央行正努力吸干的流动性重又泛滥。
在提高利率、热钱流入与低利率、形成资产泡沫、投资无效率之间，中国政府正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运用行政手段的宏观调控也自然重新成为重要工具。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在全国政协小组讨论时便提出应该探讨如何对信贷“有保有压”。
光大集团董事长、原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全国政协发言中提醒说，要特别警惕“潮水效应”，不良贷款等信贷风险如同海边的礁石，在经济高涨时，它被淹没；在经济退潮时，它将暴露。
1月24日，温家宝在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初稿的意见时说，“我们国务院领导同志常议论，说2008年恐怕是经济上最为困难的一年。为什么说它困难？这种困难还不在经济本身，而在国际形势、经济环境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国内经济发展还有许多新的困难和矛盾。”
仿佛是透露着某种微妙的犹疑，政府工作报告表明提出的三个政策目标显得有些冲突：在通胀预期明显升温的今年，CPI增幅要控制在与去年持平，同时失业率要下降0.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还要增加100万人从而达到1000万人。
要知道，紧缩控制CPI必然会影响GDP的增长，进而影响就业。而去年 GDP增长11.4%，新增就业1240万。从2003年到2007年，中国用平均10.6%的GDP增长，支撑了年均1000万左右的新增就业。
在今年GDP增速放缓之时，这个就业目标如何保障？经济的快速增长如何维持？
中央政府给出的方案是加大财政支出。而预算草案报告显示，中央财政收入增长14%，而支出增长22.6%，政府更加注重投资，显示出积极、扩张型的财政政策的姿态。
然而，倘若这些投资依然不能通过市场化（比如利率）的手段加以筛选，反而让低效乃至无效投资增加的话，则中国经济进入滞胀的风险有可能加大。
中国制造业议价能力有限，这个领域内，上自老板，下至民工，他们的生意和生活受到通胀的严重影响
33岁的赵建国是甘肃人，2006年底他听说南方工厂的工资高，2007年春节刚过，就和老婆到了深圳沙井打工。
南下几千公里的路程，行李只有两件换洗的衣服和一瓶酸水。酸水是赵建国老家的特产，用带来的那瓶酸水做底料，加上青菜和水，煮熟后密封在桶里发酵几天，就成了一桶酸菜水。
吃饭时，赵建国就在面食里加上一碗酸菜水，便当是菜了。酸菜水快吃完的时候，再加菜加水煮熟发酵。如此反复。
无论赵建国如何节省，夫妻俩每个月的伙食费至少也得500块，毕竟一星期总得吃一次猪肉吧。他抱怨当地的物价高得离谱：“春节时，豌豆角卖到了9块，土豆最便宜也是3块，比老家贵多了。”
赵建国并不知道，他南下深圳的这一年，是中国CPI增速最快的一年，即使是他的家乡甘肃天水农村，蔬菜的价格也是创历史新高。
赵建国也不知道他正被“通胀”剥削，当然他也搞不明白“通胀”是个啥玩意。平时，他不看报纸，也不看电视，屋子里惟一能了解外界的工具——收录机还是坏的，好在还可以放磁带，这是赵建国惟一的娱乐。
去年为了节省开支，赵建国不得不戒了酒，而抽烟，便成了他仅存的嗜好，也是他除了吃饭和住房之外最大的消费。厂里禁烟，一放工，赵建国就躺在床上一根接一根地猛抽。
但是最近几天，赵建国连这惟一的嗜好也要“提心吊胆”了。一个星期前，房东向他吹了涨价风，“隔壁几家的房租都从300块涨到350或400块了。”老婆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涨房租，赵建国就得戒烟。
来深圳之前，赵建国已经辗转过西安、拉萨等许多西部城市。在深圳，他拿到了人生中最高的工资，但也支付着这辈子最贵的开销。
小两口摸着口袋盘算着过日子，家里的每一笔支出都要精打细算。屋子里的年画上画满了数字，这成了赵建国的家庭账本。
他们在2007年12月的收入是：赵建国1178元，赵建国老婆1248元。支出：房租加水电360块，吃饭500块，抽烟150块，日常消费200块。结余1196元。
“一个人的工资作为日常开销，剩下另外一个人的工资寄回老家。”在甘肃老家，赵建国将全部的积蓄用于负担四个老人和两个小孩的生活，好在他和老婆都不是独生子女，父母的生活由兄弟姐妹们共同分担。
南下深圳后，赵建国老婆最贵的一条裤子要40块。屋子里没有衣柜，夫妻俩的全部衣服也没装满一个塑料袋——这一年里改善生活的全部成果都装在这个袋子里了。来深圳打工一年多时间里，夫妻俩甚至从未踏出过沙井镇。
赵建国夫妇所服务的深圳亚力盛连接器有限公司是一家有3500多员工的企业。为了减少工人的日常开销，这家工厂有自己的食堂，董卓荣是承包这家食堂的小老板。
食堂是完全自给自足，厂里规定每天6块5的伙食标准：早餐1块，中午和晚上各2块7毛5。这6块5里还包括食堂15个工人的共计1.65万元的月工资和董卓荣每月三四千元的利润——这是董卓荣承包以来最微利的一年。
这还是去年8月调整过的伙食标准，以前是每天5块5毛。尽管仍然是承包合同里的“一荤两素”，但董卓荣坦言“伙食标准调整仅几个月后，饭菜质量就又大大缩水了”。
“除了盐，所有东西都涨价了。”董卓荣和柴米油盐打了一辈子交道，也没见过2007年的物价如此“突飞猛进”。大米的价格（一袋100斤）几乎是一个星期涨两块，达到了150块/袋的高价；菜油的价格从去年8月份的每斤3块8涨到了三天前的7块6，正好翻了一倍；面粉的价格4个月内上涨了近50%，早餐的面包也相应缩水了一半。
现在，董卓荣每天要应付不少有意见的工人，董卓荣对于伙食差的现状毫不掩饰，“希望职工到厂里反映”。
赵建国的工资在2007年已经涨过两次：一次是底薪，从700块涨到了750块；一次是加班费，从每小时5块涨到了6块4毛6。两项合计，2007年的工资上涨了15%左右，但赵建国并不觉得手头宽裕，工资上涨终究跑不过物价上涨。
和要求增加休假的城里人不同，赵建国更希望加班，因为加班才能多挣钱。但春节以后，工厂进入了淡季，加班少了，“现在一个月一千二左右，旺季可以拿到一千四五。”
赵建国的老板亚力盛公司董事长李少锋考虑的不是加班，而是如何将工厂转移。这个在沙井发展了13年的生意人，如今却不得不考虑离开沙井。
从7个人的小作坊起家，李少锋历经磨难，但他认为2007年才是“最艰难的一年”。“营业额翻了一番，但利润率却不到2006年的1/3。”
2006年，亚力盛有员工1800人，当年的销售额2亿元，净利润率18%；2007年，员工人数翻了近一番达3500人，销售额4亿多元，但利润率仅为5%。
即使这份勉强及格的成绩单，李少锋也算欣慰了，“得来不易啊”。
持续着2004年以来的高涨势头，2007年，铜、锡、胶料等原材料的价格屡创新高，致使产品的原材料成本上涨了30％－40％；工人工资上涨使成本增加了10％；人民币升值又损失了6%。
在李少锋
到处沉浸在奥运来临的气氛中，各大IT厂商也纷纷搭上奥运概念，“科技奥运”为主题的活动愈加密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