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中，也有一些力的概念，如生产力、劳动力、竞争力等。这些力的概念虽然在经济学中有其作用和地位，但它们并未像物理学中的力那样，成为整个学科的基石。究其原因在于:所有这些力都是十分抽象，十分模糊的；它们既没有从定性上给人们提供定义清楚的概念，也不能从定量上作出什么描述。因此，要让力学成为经济学的基础，就必须在经济学中定义或找出新的力。这种新的力应该概念非常清楚，既在微观经济中具有坚实的基础地位，又能在描述宏观经济时发挥应有的作用；既能从定性上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高度地概括，又可在定量上解决一些实际经济问题。

在牛顿苹果落地的故事传开以前，即在中世纪以前，人们只相信人与人之间有情爱之类的神秘引力。如果有人说石头、地球、月亮和太阳有引力，大家一定会把他当成疯子。15世纪，一位名叫迪奥尼修斯（Dionysius）的大法官认为：“宇宙中充满了上帝之爱，因此，物体间一定相互吸引：每个物体都沉浸在所有别的物体的融融之爱中，所以物体之间必然相互吸引。”^[1]但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位大法官。

著名天文学家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在当时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天体之间应该存在吸引力，但他一时还拿不出证据，觉得如此贸然提出物质间存在吸引力，不仅人们不会接受，还会被人们笑话。但是，他又不甘心把自己的想法带进坟墓，所以，就写了一部科幻小说《萨明（Somnium）》,把自己有关物质间存在吸引力的想法记录下来。在这本书中，开普勒描述了到月球旅游的幻想。他认为，在到月球的旅行中，始终存在着地球的引力，但在某一时刻地球引力将减小而月球引力将增加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就是这样隐讳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开普勒也不敢在有生之年公布于众。直到他死后，该书才由他的儿子出版。

然而，仅仅过了不长的时间，牛顿便改变了人们的思维观念。当牛顿力学走向辉煌的时候，人们又丢掉了原来根深蒂固的看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如果谁说人与人之间也有类似地球与月亮之间的引力，那么他准会让人们笑掉大牙。

虽然如此，但是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还是受着力学的影响。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就是由力学概念引申过来的。事实上，历代经济学家都喜欢借用自然科学，尤其是力学的成果，来解决经济学的问题。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哲学探讨的指导原理：以天文学史为例》，著名经济学家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 Geogescu-Roegen）的《熵定律与经济问题》（1971）都是基于力学理论的经济论文。^[2]

早在19世纪初叶，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robert·Owen)等人就曾明确指出，在人类社会中，有着类似于自然界的万有引力的东西在支配着社会的运动。圣西门(Saint-Simon,1760-1825)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万有引力规律”支配下的运动的物质构成的，因此，“万有引力规律”乃是支配一切物质和整个宇宙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它不仅支配着自然界，同样也支配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将这一支配社会运动发展的引力称为情欲引力。他认为，情欲引力就是万有引力在社会经济运动中的表现形式。他说：“情欲引力的规律在各个方面都符合牛顿和莱布尼茨所阐明的物质引力规律。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运动体系上具有统一性。”^[3]他还说：“动物界、植物界、矿物界的引力和特性也许能同人或星星的引力及特性那样协调起来。”^[4]只可惜傅立叶等人的情欲引力理论晦涩、难懂，以至很少有人能理解他们，更不用说同意他们的观点。与傅立叶同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杰文斯（W.S.Jevens）则把引力直接运用到经济学中。他写道：“效用唯有一方面有人需要、另一方面又有所需要时才存在……正像一种物质的引力不仅取决于该物质的质量，而且取决于周围物质的质量和相对位置一样，效用也是有某种需要的人与一种所需要的物之间的一种吸引力。”^[5] 20世纪30年代，我国学者李宗吾也认为“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他说：“我认为自然界以同一原则生人生物，物理上之规律，必可适用于人事”。^[6]

今天，人们仍然热衷于用力学方法解决经济学问题。经济学家帕累托（Plato）就认为：“理论经济学就是力学或类似于力学。”^[7]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曾尝试运用动力学原理和方法研究社会经济运动，提出了经济引力作用原理。该原理指出，任意两地之间经济联系的强度与它们的人口的乘积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也就是说，两地人口越多，距离越近，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就越强；而两地之间的距离越远，则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就越弱。^[8]美国经济学家安德鲁.罗斯2003年7月在英国《经济学家》发表文章提出了与经济引力作用原理相类似的贸易“万有引力”模式。他认为，两国之间的贸易与他们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可惜这些研究都只是些肤浅的类比，没有进一步地深入探索。

其实，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许许多多实在的力。最明显最强烈的就是财富对人的吸引力（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人对财富的吸引力）。这种力并不是一种虚构的东西，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上的比喻或隐喻，而是一种实在的类似于万有引力的力。人类的行为从根本上讲就是受这种引力支配的。

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大概都不会接受人类的行为受一种自然力支配的观点，人们大多相信，人是理性动物，他们的行为受自己的理性支配。其实，事实并非总是这样。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给印度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的一封信中写道：

假如月亮在其环绕地球运行的永恒运动中被赋予自我意识，它就会完全确信，它是按照自己的决定在其轨道上一直运行下去。

这样，会有一个具有更高的洞察力和更完备智力的存在物，注视着人和人的所有行为，嘲笑人以为他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而行动的错觉。

这就是我的信条，尽管我非常清楚它不完全是可论证的。如果有人想到了最后一个精确知道和了解的结论，那将几乎没有能不受那种观点影响的人类个体，只要他的自爱不进行干扰。人防止自己被认为是宇宙过程中的一个无能为力的客体。但发生的合法性，例如它在无机界中多多少少地展露出来的，会停止在我们大脑的活动中起作用吗？^[9]

现代行为学的创始人奥地利动物学家洛伦兹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攻击与人性》一书中写道：

让我们假想在另一个行星，也许就是火星，有个绝对公正的观察者，借助着放大镜，检视着地球上人类的行为。因为这个放大镜的放大率不够大，以至于他不能看出个体和其同伴间的细微行为，但已经足够让他观察到人类的迁移、战争以及类似的历史性大事件。因此他绝不会有种印象，认为人类的行为是受智力的指挥，或者甚至受道义责任的指使。^[10]

对于人类的非理性行为，有这么一个科幻故事进行了描述：

一位宇宙巨人，一次偶然的机会撞入了我们的太阳系。这位宇宙巨人是与我们地球人完全不相同的生物。或者以我们人类的眼光看，它根本就称不上生物，它的体内既没有蛋白质，又没有DNA,构成它身体的一些物质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有机物，而是些不知名的类无机物。当然，这位宇宙巨人也从未见过像我们这样的生物，或者说它根本就不知道人类是一种生物。宇宙巨人的“视力”极好，它能用各种波长的电磁波“看”东西，也就是说，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它都能毫无差别地“看见”东西。更令人称奇的是，它竟然能在月球上看清地球上的人类和动物的活动。有一天，宇宙巨人从太阳系外来到月球，它抬头眺望地球，突然发现地球上有一种奇特的物质。这种物质数量很多，经常呈现出杂乱无章的运动状态。宇宙巨人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它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地球上的这种看似运动无序的奇特物质，实际上是一种光敏物质。它们对波长为0.4—0.7微米的电磁波（即我们地球人所说的可见光）特别敏感。只要这种波长的电磁波一出现，地球上的这种奇特物质就会运动起来。当太阳从地球一面的地平线上升起来时，太阳就会向该面发射大量的波长为0.4—0.7微米的电磁波（可见光），在这种电磁波的作用下，地球上的奇特物质便从各处冒出来，在地球表面作无序运动。当太阳转到地球的另一面，不再向这一面发射0.4—0.7微米的电磁波时，这些奇特的地球物质便又一下子几乎全都停止运动……所以，它们的运动（或行为）完全是受特定的电磁波（可见光）控制的。

不用说，大家也能猜出来。地球上的这种奇特物质就是以我们人类为主的地球上的动物。对于宇宙巨人赠送给我们人类的“光敏物质”的绰号，不知我们地球人作何感想？如果我们认为宇宙巨人对人类缺乏深入的了解，那么，当我们在说月亮没有自主性、蚂蚁没有思维和意识时，我们是否也犯了与宇宙巨人同样的错误呢？

如果我们对月亮和蚂蚁的理解没有弄错，那么也不能说宇宙巨人的观察有误。或许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和宇宙巨人所处的层次不同。每个层次的存在物之所以存在，都应该有其存在的意识。有机生命都有自我保护和求生的本能，它们的存在意识是异常的强烈；无机物也有这种“存在意识”，不然，它们就会很快地解体，变成无影无踪的能量。月亮如果挣脱地球的引力束缚，它面临的或许就是解体和毁灭。所以，所有存在物都是按照自己的“意识”而存在的。存在物所处的层次不同，它们的存在“意识”也不一样。低层次存在物“意识”的维度低，高层次存在物“意识”的维度高。月亮被万有引力牵引而不觉，鸟兽被食物支配而感自由，人类被金钱所困而自诩有理性，这都是由“意识”的维度决定的。两个“意识”维度相同的存在物都认为对方是理性的，但“意识”维度较高的存在物则会认为“意识”维度低的存在物是非理性的。动物“感觉”植物是非理性的，人类则觉得动物是非理性的。如果有一个“意识”维度比人类更高的存在物，那么它肯定认为人类是非理性的。

既然从更高的“意识”维度来看，人类的行为是与物质一样的非理性行为，那么如果找到了合适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像描述物质的运动一样来描述人类的行为。

假如我们剔除人的思想和生命特征而不论，把人看成一个“物体”或“粒子”，那么这个“人物体”或“人粒子”除了受万有引力作用之外，还受一种非常独特的力的作用，那就是我们上述所讲的财富对他的吸引力。

我们每一个“人物体”乍到世上，都光溜溜的，一无所有。但是，随着每一个“人物体”的长大和运动（从事生产、经营和其他聚财活动），财富就不断地被积聚到他们的身边。如果我们把财富看成是构成“人物体”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将会看到，有些“人物体”在迅速长大、膨胀（财富不断增长），而另一些“人物体”则在不断收缩、消瘦（财富不断减少）。长大和膨胀的“人物体”除了不断地从周围环境吸引没有主人的游离财富外，还在不断地吞噬其他的“人物体”（夺取他人的财富）。通过这种积聚、吞噬作用，财富不断地运动、交换和转移，于是一些“人物体”越长越大，有的富可敌国；同时另一些“人物体”则越来越“瘦”，甚至“皮不裹骨”。于是，在我们的世界上就形成了一些巨富、中等富人和大批的穷人，这些巨富就像恒星一样点缀在世界各地，辉煌耀眼，而大批的穷人就像飘游在宇宙空间的星际尘埃，黯然无色。这种情形与天文学家描述的星云形成恒星或行星的过程极为相似。

因此，倘若把人比作星子，把财富看作星云，那么，我们认为，人对财富的占有（吸引）与星子对星云的吸引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的初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野蛮时代，各个大小部落之间的混战与合并，就很像太阳系初期众多星子碰撞、吸引、积聚而形成行星的过程。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争，实质上是一种财富（主要是土地和人力等资源）的掠夺和重新分配的斗争。战争的结果往往是胜利者占有失败者的财富，失败者则成为胜利者的奴隶。

大约在公元前2700年左右，在我国的黄河流域与汾水下游一带，人口聚集，战事连绵。经过长期的交战与火并，形成了上万个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其中有三个部落最为强大：一个是神农部落，一个是九黎部落，另一个是有熊部落。这些部落一如既往地经常为生存而发生战争。后来，经过你争我夺的激烈混战，姬轩辕领导的有熊部落所向披靡，取得了全胜，吞并了许多大小部落，使有熊部落进一步发展壮大。姬轩辕声名远扬，威震八方。没有被其吞并的部落也非常害怕，纷纷表示臣服，并拥戴他为“天子”，尊称他为“黄帝”。姬轩辕吞并和制服了中原各个大大小小的部落后，便着手建立黄帝王朝，把国都定在他的部落所在地有熊（今河南新郑），于是国家便诞生了。国家是人的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中，人与人之间以不同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表现出一种国家力，去抵抗外界的进犯或者去侵犯外界。

因此，国家就是人类社会中的“太阳”，是一个拥有巨大财富和实力的系统。从许多单个人积聚成小部落，再由小部落火并为大部落，最后由大部落形成国家，自始至终靠的是实力——一种类似万有引力的凝聚力和征服力。

财富分配之谜

在我们的社会里，为什么有的人腰缠万贯，而另一些人则一贫如洗呢？

有人认为，勤劳节俭和才智是发家致富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只要我们留心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许多勤劳节俭而又聪明的人并没有成为百万富翁，而一些原先较穷，后来偶然腰缠万贯的大富翁也并非都很勤劳节俭或有超凡的才智。

有人认为，富人致富完全靠机遇或运气。然而，如果对富人进行仔细研究，我们也会明显地感觉到他们致富也不仅仅靠运气。事实上一些在商界取得成功的人士都有些特别的地方：他们似乎都有一种特别的商业气质，使人感觉到他们就是一块经商的料。有的人特别善于发家致富，即使因故一时倾家荡产，要不了多久他的财富就会恢复如初。相传，战国末期的陶朱公（本名范蠡）在帮越王勾践灭吴雪耻后，弃官从商。由于他能察时测变，储饶待乏，灵活经营，他很能赚钱。据说，他经商19年，3次散尽家财，接济乡邻，又3次重新获利千金。有的人似乎有一种赚钱的特殊本领，即使你一时剥夺了他的所有财富，但只要给他自由，要不了多久，财富就会像铁屑奔向磁铁一样地奔到他的身边。

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就在我写下这段文字后不久，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件这样的事例：在江苏省无锡市的范道镇，有一位名叫蒋锡培的老板，1986年他在宜兴办了一家仪表仪器厂，生意非常好，不到一年就赚了80万元。然而，在1987年底，由于上游企业供应的原料质量有问题，他的产品卖不出去而出现严重亏损，企业欠下了30万元的债务。从1988年后，蒋锡培就做五金和电缆生意，不到两年，他不仅还清了债务，而且有了180万元的积累。之后，蒋锡培就用这180万元做资本发展企业，到了2002年，他所创办的远东集团便实现销售收入25亿元。^[11]

如果从财富分配的角度来看依然有许多让人困惑的地方。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崇尚按劳分配，并认为它是一种客观经济规律。可是，在那个时代，人们的所得并不与其付出的劳动成比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学家又说按生产要素分配是客观规律。然而，许多人并不占有多少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厂房、知识、技术和信息等），但他们在社会中分配的财富却比一般人多得多。譬如，那些手握大权的贪官，那些走私、贩卖毒品的不法分子，那些利用经济转轨时期法规和制度不完善而大钻空子的商人，他们的精力、物力和其他有价投入极少，但他们却能获得大把大把的钞票。这些不劳而获者之中，虽然有些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逍遥法外，安然无事地终其一生。

事实上，即使被普遍认为合理合法的分配，也与一个人的生产要素投入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一位家住黄土高原的普通农民，即使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劳作，并且给土地一定的投入，也没有一位在铁路部门做清洁的工人的收入高。据2002年6月27日的《经济日报》今日财经专栏报道，浙江临海市烟草行业的人均年收入近10万元，电信行业的人均年收入约8万元，电力业的人均年收入6万元左右，而浙江及临海市的人均年收入则只有1万多元。烟草、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的人并不比其他行业的人投入的精力、财力和物力多，他们的所得与其投入并不成比例。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同是经商，甚至做相同的生意，两个资金和精力投入基本相同的人，也可能获得的利润相差悬殊。所以，按劳分配也好，按生产要素分配也好，它们并没有反映出我们社会实际的分配状况，不具有普遍意义，它们顶多只能算做一种供人们参考的分配办法，不是什么经济规律。

在当今世界，每一个国家和地区或者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自己的分配制度，如税收制度、工资制度。然而，这种由政府控制的分配制度，并不能左右一切。许多社会财富都没有纳入政府的笼子，而是在政府制定的分配制度之外非法流动，从而形成了十分猖獗的灰色经济（或曰影子经济、地下经济）。美国经济杂志《商务周刊》1982年5月发行特辑《地下经济所潜藏的力量》指出：“参与地下经济的，不光是毒品贩、色情业者、妓女等非法从业者。社会地位极高的医生、律师、会计师以及餐馆老板、小商店经营者、工厂工人……等社会各阶层的人士，皆与地下经济有牵连。” ^[12]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002年5月18日报道，在准备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中，灰色经济的比重占30%。在前苏联一些共和国，这一比重甚至达到45%。在发达的德国灰色经济的比重也达39%。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1998年全球地下经济规模为9万亿美元，占全球产出的23%。我国的灰色经济也很活跃，据估计其比重不低于25%。^[13]灰色经济并非全是“犯罪经济”，在许多地方一般的平民百姓都有灰色收入。在我国一些发达的沿海地区，人们的灰色收入已经超过了工资收入。令人失望的是，我们的经济理论居然对这么大一块经济活动视而不见。那么这些游离在政府控制的分配制度之外的灰色收入分配是由什么支配的呢？显然，这里既不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也不是按劳分配，更不是按需分配。

事实上，早就有经济学家注意到了财富的分配具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认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人们所生产的“财富的数量和种类是有差别的，社会的财富以何种方式分配于各成员，亦是有差别的。”^[14]这种差别是十分明显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有各自的分配特点。如果说这种不同社会的分配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决定的，那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又是如何决定分配的呢？人们不得而知。财富的分配一直是经济学家、政治家和普通人十分关心的问题，但是，时至今日还没有一种分配理论为人们所普遍接受。^[15]

聚财力

那么，社会财富的分配到底有没有一定的规律呢？我们确信，答案是肯定的。

前面我们讲到了人对财富具有吸引力，并认为一个人赚钱的能力与其对财富的吸引力基本上是一回事。为此，我们再引进一个新概念——聚财力。在本书中，聚财力表示人对财富的吸引力，或者说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获取财富的能力（以下我们用F表示）。

聚财力反映的是人们通过任何方法和途径获得财富的能力。只要能获得财富，就说明其聚财力大，而不管这些财富是非法得来的还是合法得来的；种地打工和经商做买卖赚钱的能力是一种聚财力，偷盗抢劫和走私受贿能攫取财富也是一种聚财力。聚财力的概念虽然不考虑政治见解和道德好坏，但并不是说它与政治和道德无关。事实上，政治制度和道德环境对聚财力的影响是很大的，这在后面将会讲到。

通过深入研究，我们发现聚财力的大小与下述四大因素有关：

（1）人的素质和对财富的占有欲望（用k表示）；

（2）人所拥有的财富（用c表示）；

（3）人所在环境的财富分布状况或贫富情况（用w表示）；

（4）社会环境（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社会道德）和信息等的约束（用ε表示）。

其他的诸如人的知识、技能、体质、年龄、婚姻状况和世界观等等都可归并到以上四个方面中去。例如，知识、技能和体质都可以归并到“素质”因素中，婚姻状况和世界观则可归并到“社会环境和信息”因素中去，等等。笔者曾撰文对F与k、c、w和ε四个变量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建立了F与k、c、w和ε的函数关系（2000）。^[16]

下面我们将分别对这四个变量进行讨论。同时，在对某一个变量进行讨论时，我们都假定其他几个量是不变的或完全相同的。

1.人的素质和对财富的占有欲望（k）。

人的素质是指人的智商、体质、知识技能和心理情感等因素构成的总和。毫无疑问，在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人的素质越高，且对财富的占有欲望越强，他的聚财力就越大；反之，一个人的素质越低，且对财富的占有欲望越小，其聚财力就越小。

对于上述这种说法，也许有人会找出一些相反的例子来加以反驳。譬如，大学教授的综合素质无疑比读书不多的小商小贩要高，但是，教授们赚的钱却不一定比小商小贩多。这难道说素质越高，聚财力就越大吗？对此，我们可作如下解释：

第一，我们在考察一个人的聚财力与他的素质的关系时，已经设置了一个十分严格的前提条件，即我们是在人们所拥有的资本、信息、社会家庭环境以及所从事的职业等等一切其它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来研究人的素质对聚财力的影响的。大学教授经商之所以有可能不如读书不多的小商贩，是由于教授所了解的有关经商的信息比小商贩要少得多，他们之间有着信息不对称的差别（这种差别对聚财力的影响将在后面讨论）。这种“素质”因素之外的因素对聚财力的影响此时暂不讨论。

要比较素质对人的聚财力的影响，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自己跟自己比，即同一个人在不经过任何培训的情况下与在经过专门培训（提高素质）之后（聚财力或赚钱能力）相比较。很显然，经过知识技能和有关业务培训的他，肯定比没有经过此类培训的他的聚财力（赚钱的能力）要强。另一种是不同的人之间进行比较，即张三和李四进行比较。在上面已经讲到，平时我们可能也经常看到，一个素质高的人的赚钱能力并不一定比一个素质低的人的赚钱能力强。这是由于他们所在的环境条件等其他因素不相同所造成的。所以，要比较张三与李四的赚钱能力（聚财力），就必须让张三和李四处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即张三与李四不仅从事的行业相同，而且所获得的信息也相同，不仅买卖的对象等经商环境相同，而且家庭等社会环境也相同，总之，张三与李四除了素质不同以外，其它的一切环境条件都完全相同。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实际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为了找出事物的内在规律，将研究对象或系统的关系简单化，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自然科学的研究就常常采用这一方法。如惯性定律和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等都是采用这种方法推导出来的。按照这种理想化的条件，张三卖酒，李四也卖酒，张三只认识酿酒的王二，只知道王二有酒批发，李四也是如此，总之，张三与李四两个人，除了素质以外，其它的一切，包括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对财富的占有欲望、经商的环境条件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等等，都像是“克隆”出来的一模一样。在这种理想化的条件下相比较，张三与李四谁的素质高谁就会赚更多的钱，亦即谁的素质高谁的聚财力（赚钱的能力）就大。

对于我们所熟悉的人，谁的素质高，谁的素质低，我们都能一目了然。比较他们的收入也不成问题。但是，如果以每个人的主观判断进行比较，则可能会由于观念、方法等的不同而出现失真。虽然学历不一定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素质，但是，在更广泛的范围里或在其他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素质基本上与学历（主要是知识和技能）的高低成正比。调查表明，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他就越容易找工作，其收入也越高。在我国各城镇低收入者中，大多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下岗职工。

2002年9月底，《楚天都市报》曾开辟了一个就业服务栏目，专门为数百名下岗职工刊登广告，寻找工作。在这些寻找工作的下岗人员中，学历在本科以上的不到1%，大专以上的不到10%，90%以上的是初、高中文化程度者。

第二，聚财力与人的欲望有较大的关系。追逐财富的欲望是人类最古老最朴实的东西，也是人类最具现代化的意识。古今中外，人类的活动无不都与财富有关联。在古代，中国人年年春节都要拜“财神”，甚至在今天一些乡村还保留着这一风俗，每个人都希望在新的一年得到财神爷的荫庇。古希伯来人则崇拜金牛。在许多古老的神话故事里，不

表4-1：1988年40-44岁我国男性有收入者（月工资）收入差异 ^[17]

论是中国的，还是阿拉伯的，亦或是希腊的，都把拥有万贯家财作为幸福和快乐的象征。就算没有发财或者不可能发财，人们心中追逐财富的欲望也永远不会泯灭。正如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所说：“在大千世界中，在日常生活中，金钱的影子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也总是充满发财的欲望。没有温饱的想温饱，而温饱之后又想暴富。” ^[18]

按照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观点，人的欲望或需要可分为五个层次：

（1）基本的生理需要，如吃、穿、住、行等的需要；

（2）安全需要，即希望生活和生存有保障；

（3）社会的需要，即感情的需要，爱的需要，归属感的需要；

（4）尊重感的需要，即需要有自尊心以及受到别人的尊重；

（5）自我实践的需要，即出于对人生的看法，需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19]

所有这些需要汇集成人的欲望，从而决定了人对财富的追求倾向。由于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世界观等各个方面有所不同，所以人们的需要也千差万别，由是导致人们的欲望也各不相同。有的人对做官有欲望，有的人则对艺术有追求；有的人有物欲，有的人则有情欲……同时，不同的人，欲望的大小也有差别。但并不是欲望越强，其聚财力就越大。因为正如前面所说，人的欲望有各种各样的，一个人很可能对艺术有极强的欲望而对金钱毫无兴趣。而聚财力只与对金钱（财富）的占有欲望有关联。如果一个人遁入空门，对金钱毫无兴趣，没有一丝欲望，那么金钱是不会自动跑到他的手中去的。反之，如果一个人金钱欲望特别强，那么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攫取钱财。因此，一个人光有素质，而没有赚钱的欲望，他是无论如何也赚不到钱的。所以要想赚钱，则必须有赚钱的欲望；欲望越强，其赚钱的能力也越强。

当然，光有赚钱的欲望而没有素质，其赚钱的能力也会受到一定的削弱。

马歇尔认为：“人类的欲望和希望在数量上是无穷的，在种类上是多样的：但它们通常是有限的并能满足的。”^[20]然而，这种满足也只是暂时的、相对的，从长远来看，人类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是绝对的。“金钱的特性就是不能满足人的欲望”。正是这种使人得不到满足的特性，吸引着人类永远的追求，从而驱动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所以，如果我们约定：人的素质越高，对财富的占有欲望越强，k值就越大，那么就应该有F∝k，即聚财力与k成正比。

2.人所拥有的财富（c）。

对于什么是财富，人们的意见还很不统一。关于财富的有关问题，在后面我们还将进一步地讨论。这里我们所说的财富，是指一般的资本、财产或可以变成资本和财产的物品。人的财富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内在财富，即劳动力本身也是财富。每个人的劳动能力是有区别的，有的人劳动能力强，有的人劳动能力弱，他们在出卖各自的劳动力时，所获得的工资（报酬）也不相同，有的人年薪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甚至达千万元，而有的人的年薪则只有区区几千元。据2003年5月6日出版的一期《法国足球》杂志公布，世界足球运动明星的年收入大都在1000万美元或1000万欧元左右，效力曼联队的英国球星贝克汉姆年收入高达1500万欧元，是世界上年收入最高的足球运动员。另据对武汉市劳动力市场的调查，武汉市的环卫工人和保姆年收入均在5000元人民币左右，只相当于约600美元。所以，不同的人其内在财富是有差别的。

这里要强调的是，劳动力与聚财力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劳动力是一个人的劳动能力。毫无疑问，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劳动能力越强，他在劳动中获得的报酬就越多，说明他的聚财力大。但是，劳动力与一个人对金钱的占有欲望没有关系，一个技术素质很高的人很可能对金钱感到索然无味，没有丝毫欲望，对这样的人我们只能说他有很强的劳动力，而不能说他有很强的聚财力，因为这样的人凭自己的劳动本领完全可以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但他们往往毫不吝惜地舍弃赚钱的机会，甘愿做一介贫民。

二是外在财富，即人所拥有的财产和物品。拥有较多财富（资本）的人相对于拥有较少财富（资本）的人更容易赚钱。这是因为：

——有了财富，就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通过教育可以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提高了，赚钱的能力自然就会增强。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今人道：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就是财富。其要义就在于此。

——有了财富，就能够购置机器和一些现代化的设备，雇佣更多的工人，进行扩大再生产，不断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

——有了财富，还可以购买专利和技术，获得知识产权，使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有了财富，还可以用以抵押，进行滚动贷款，支配比自己所拥有的财富大数倍的财富。

——有了财富，就会无形地增大自己的信誉，与周围的人建立起一种良好的经营关系，甚至能对周围的人进行某种控制。

——有了金钱等财富，即使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做，把钱放在银行就会有利息，就能够使财富增值。

……

总之，在经营中，钱只认识钱，钱多就能聚集更多的钱。同样是赚钱，拥有数百亿美元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可日进数千万美元，而武汉汉正街一个拥有百万资产的个体户一天则赚不到一万元人民币。据法国各大媒体（2002年1月）报道，位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传媒集团威望迪集团，2001年一年就狂赚了320亿美元，平均日进近亿美元。武汉晚报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０日报道，我国民营企业，四川刘氏四兄弟创办的希望集团，当初只有1000元的资本。他们用这1000元做种子，第一年1000元就变成了3000元，第二年3000元变成了10000元。到了第七年，也就是1989年，刘氏兄弟的1000元就变成了1000万元。可见，财富越多，赚钱的速度就越快，赚的钱也越多。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法律和政治制度对竞争的限制很少，资本家为了搞垮对手，常常利用自己的实力，大举降价，或者买空卖空，致使对手倾家荡产。

正如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P.A.Samuelson）和威廉·D·诺德豪斯（W.D.Nordhaus）所说：“收入不平等的一个来源在于财富所有权的不平等。那些极为富有的人——不论由于继承、技术或运气——以远远高于平均家庭的收入开始生活。那些没有财富的人却以不利的收入条件来开始生活。”^[21]因此，财富对聚财力的影响有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用c₁表示内在财富，c₂表示外在财富，那么，一个人所拥有的总的财富就是:c=c₁+c₂。不论是内在财富，还是外在财富，它们都对人的聚财力具有同等的影响。

因此，在人的素质和对财富的占有欲望及其它一切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其聚财力也越大；财富越少，其聚财力就越小。即有：F∝c

3.环境中财富数量的多少或环境里财富的分布密度∑(c_i/4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