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家都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参加实践，同时还包含着对做好这份工作的担忧。因此，我们迫切地需要熟悉和了解这个新的环境、工作性质、特点、任务和要求，以及向前辈学习经验和方法，提升自己的素质，以便胜任这项工作。

我相信任何的工作都能给我们带来课本上无法得到的知识，所以在工作中我们多听多学多做，按时完成任务。在这期间所做虽无大事，但从点滴做起，所获亦非浅。

由于是第一次工作，队中同学难免会有许多的不适应之处，因此也总会出现一些小错误，但我们队员还是认真学习，有不懂的地方就问，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错误的逐渐减少，工作效率不断提高。在工作中深深的感觉到大家在公司里学到的东西和在学校所学的理论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领悟到：要想在日后工作生涯上有所发展，就必须理论和实践必须紧密结合，使自己的知识在实践中得到增长，必须在实践中培养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在实践中，我们认识到以下能力的掌握与熟练对我们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计算机操作：基本操作不用说，Word排版和打印的设置比较熟悉，能独立排版一篇公文，并在相应格式的纸上相应的位置打印出所要求的文字。另外，也要能运用网络搜索到最有用，最可靠，最接近要求的信息。

    文章读写能力：公司里很需要能拟写文章的人，写报告也是一门学问，却也是一门比较容易掌握的学问。工作报告有报告的常用格式，常用的语句，格式。不仅要会写，而且要会看。怎样迅速抓住报告的主要内容，抓住重点来读，来理解是关键。只有抓住重点，透彻理解，才不会出错。

独立认知和分析能力：应该说，很多的要求规定里面都有提及类似的能力，大学生更应该有而且扎实地掌握这种能力。独立的认知能力使你不拘泥于传统，这是个讲求效率，讲求实际的时代，有独立认知能力或许会给你带来创新的灵感和机遇。独立分析能力我自己认为也很重要，特别是在某些大是大非面前，更应该审时度势，准确判断，否则很容易走弯路。

在工作中，我们还认识到自己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主动性不够，沟动意识有待提高，以后，我们一定会不断提高自己，因为只有沟通，才能相互了解、相互认识；只有沟通，才能在实践中不断提高。

同时，也要有创新理念，创新是源动力，有创新才有发展。比如说，在工作和学习中能做到不循常规，以一种创新的形式去完成任务，这能赢得时间，提高效率。再如，在讨论一个课题或者在写一份调研报告的时候，如果能用独特的思维提出新的思路、新的观点、新的方法，这对的个人发展非常有利。

现在我们还有的队员没有找到工作，我也在积极和县人才交流中心联系，以争取更多的岗位，以供她们实习，希望她们能更好地锻炼自己。

有句许说得好：实践出真知。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工作，才能发现自身的不足之处，才能明确自己前进的方向，才能不断改造自我，发展自我。作为大学生，要想成为21世纪的一名合格人才，必须跨出校门，走向社会，把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从实践中不断分析、总结，从而提高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走向社会，参加实践，可以帮助我们摆正自己的位置：不盲目自大，也不过分自卑。参加社会实践，对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有着很大的帮助，对我们的事业心、社会责任感也有一定的帮助。

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知识无限，能力有限”的涵义。在日后的日子里，我会们会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展现自我，积极向上。

       爷爷是第一次去宁波， 估计也是他最后一次去了吧，这次玩得还是很开心的，带他见识了很多地方和景点。老人和小孩都很开心，这样旅游的目的就达到了，辛苦虽辛苦，开心最重要，但是就是口袋里的money啊一张一张德飞出去了。

       今年弟弟升初中考试考得还不错，他自己也很高兴，之前答应他说给他买mp3的估计这下又没办法逃脱了，呵呵，不过考得好我也很开心，现在的学习不像以前那么单纯，以前就仅仅单纯地为了摆脱贫困，现在还加了竞争，不仅仅是同学间的竞争，还是亲友间的竞争，一个个都在拿自己的孩子在比学习，诶，背了三年了，考的结果又有多少好呢，不想讲了，最终只是自欺欺人。

        弟弟还在宁波，我也亏他也还玩得住，没有电脑，诶，倒是摆脱了寂寞。

        现在刚下车子，回到家了，写了点杂记，以后把照片和心得慢慢发上来哈·····

  PS:在蒋介石老家溪口，有一个人超像蒋介石的，爷爷拍了照片，要25元，估计一天能随便挣挣1000元吧，诶，人长得好也是一种财富啊！

            最近整个脑子都是被考试的内容占据了，现在脑子里一点文艺性的文学性的表达自己最近情感的词语都没有，诶，算了吧，还是努力想想考试的内容好了，回聊～～

               PS：今年暑假貌似会比较赶，估计4号去宁波，110号去诸暨，13号回家，15号左右去开中实习，八月还有旅游计划，八月中旬负责时间团队的材料整理和申报，九月一号开学了，中间还有几天是去见亲戚的，好忙啊暑假，不过还是忙点好，充实！

中国文学之与世界性文化的矛盾一直困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如何从理论上总结民族化与西方化之得失，对此理论界也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历史地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西方化与民族化倾向纠葛缠绕、交替消长的曲折过程，对“西方化与民族化”这一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进程中反复出现的基本命题进行反思，并结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状况正面提出“世界化”观念。本文从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分析出发，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和西方化实践都是失败的。进而，本文在理论上论证，西方化论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用西方式文学和西方文学对话，对话跨越了中西鸿沟，但却使我们失去了自我，他们的对话对中国文学总体构不成实际意义。对话的根本目的是增进了解、彼此促进，真正的对话应该是建立在彼此有共同的问题需要探讨的时候，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过程，中国文学遇到的问题开始具有“世界性”，这个世界性问题正是真正的跨文化文学对话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文学要解决的问题和当今世界文学要解决的问题有了同构的关系，中国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世界文学有了借鉴意义，同时世界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中国文学也有了学习价值。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中国文学在面对这些世界性问题时，它的解决方案哪些是独创的，只有这个独创的东西，才会为世界文学所需要。所以，我说，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根本的根基不是从西方拿来的问题，而是在这些之上，孤独地面对当下社会的“现代化”这个现实，并且拿出自己独创的艺术表现方案来，我们要独创的艺术表现图式，这个图式，它是独创的才是世界的。所以，我反对西方化，而主张提“世界化”，首先我们就是世界的一分子，然后是在这个分子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东西，这个东西本身就有世界性。

主题：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的，按照胡适的总结，这个现代化在语言形式上以“白话文”为特征，内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学”为特征。胡适进一步认为，“白话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学”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无论是提出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胡适，还是提出“人的文学”理论的周作人，在当时都是西化论者，即主张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精神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着意继承或者模仿，而外来的东西则相反，“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的精神动力，当然周作人也强调这种借鉴必须以“遗传的国民性”作为“它的素地”，也就是说周作人对“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

    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

    更年轻的理论家们则不满足于这种遮遮掩掩的“西化论”，他们更愿意以激进、直露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西化观念。这种激进的西化观，一经出现便遭到激烈批判，这逼迫这一派对中国新文学作西化观指导下的历史回溯，以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历史证据。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当时出现了一股用西方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

西化思路，不仅仅作为指导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指针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如陈平原对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研究。陈平原对中国近代小说流变的观察实际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评判模式上的。西化思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是居主导地位的，它促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中国文学有今天这样的格局不能不说多和它它有关，但是它也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一些致命欠缺，这个欠缺就又如一位理论家所说：“（1）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偷窃’的基本命题；（2）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借贷’的范畴概念系统；（3）缺乏自己独创的、非‘移植’的哲学立场。”[1]。

与世界如何认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但又是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未来学极为关注的文学话题。早从文艺复兴时已出现了文学的环球主义意识，学术眼光不再囿于一个国度一个地域，开始了对世界文学圈子的逡巡。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但对于一国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我更欣赏海恩利希·哈特和朱利斯·哈特一八七八年在他们主办的《德文月刊》上的申明：“尽管我们的刊物主要讨论德国文学，但我们不会忘记，每一种文学都是世界文学之树上的一枝。”我们既反对欧洲或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又不同意东方文化自我中心主义。本文在回眸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乃至文化的关系时，不打算是媒介学式地研究文学影响的具体途径，如翻译、评论、介绍、人员交流等，也不是渊源学式地研究文学作品的主题、人物、风格、情节等的来源；更不是文类学或文学史式地研究外国的文体、文学流派或文学运动是如何在我国流传的。阐述我们当代文学与他国文学关系，不是比较孰优孰劣孰高孰低，简单地说，本文希望探求的是，我们当代文学进程中主要接受了哪些外来影响，这些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促进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发展与昌盛方面，与世界文学应建立怎样的关系，它是否有什么规律可寻？”

西方"被简单地刻画成了居心叵测的文化侵略者。这样，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就必然导致一种新的对抗意识的产生，甚至把所谓"第三世界批评"简单地理解为"是第三世界文化以新的姿态创造性地抗拒和消解第一世界权威性的批评话语体制的方式。[2]"它在批评理论全球化的结果"并未产生活跃的、多元的批评，相反，却在西方化过程中使话语简单化了"、"批评者往往急于将西方的若干术语’套’在中国的文本与文学现象上，用这些本文和文学现象去印证’理论’的无可争议的权威性"的时候，自己恰恰犯了自己所批评的毛病--只不过它所印证的是西方的后殖民理论罢了。
    应当承认，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以《从现代性到中华性》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建文化认同的努力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这种努力的意义（无论是政治意义还是学术意义、理论意义还是实践意义），则取决于我们从什么样的立场、方法与路径出发来着手这一重建工作。我之所以把本真性诉求称之为一种"幻觉"，是因为任何一种本质主义的身份或认同在今天都是不可思议的。文化身份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它必须借助语言、习俗等要素加以建构；而一个基本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已经使得国家（或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变得空前剧烈与频繁，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与杂交成为当今世界文化的基本"特色"。所以提倡文学的“世界化”不仅仅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也结合了世界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强大的推动作用，逐步达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境界。

总结：

如何从“要么西方化要么民族化”的二元思维中解放出来，这是摆在当今文艺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摒弃二元对立思维，建立超越“西方化”又超越“民族化”的“世界化文学”，必须建立“生成论”的文学发展观。因此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一方面在进行着急速表面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却并没有和自己的传统作出应有的斗争，因而也没有真正向世界张开自己的怀抱；一方面是它在现代西方文学技术面前不断地丧失自己的个性和基础，另一方面是在自己狭隘的传统思想以及民族情绪的圈子里不能自拔，倒在了西方技术（例如意识流、荒诞戏剧等表现手法）的陷井里，把西方性等同于世界性，对西方性既顶礼膜拜又本能地蔑视拒斥，没有真正地把西方性和世界性区别开来，对着世界性张开自己谦虚的胸怀。由此观之，确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于人类的以存在论为基础上的世界性观念就显得非常必要，也许这是21世纪中国文学的最根本任务。

参考文献：

刘再复：《告别诸神――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世纪末”的挣扎》，见《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5期。

张颐武：《在边缘处探索──第三世界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8页。
    《从中华性到现代性》，《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文艺研究》1998年第3期。

周作人：《国粹与欧化》，《晨报副刊》（1922年2月12日）或《自己的园地》。

钱玄同：《寄陈独秀》，见《新青年》，1917年3月1日，第3卷第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