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徐吁小说《春》

徐吁小说<<春>>写的发生在春天里的一对男女相恋乃至结婚的故事,但是,读完小说仔细回味,才发现,这篇爱情小说里爱情实在有限。可以说它是对爱情小说的讽剌性仿真。

　　仿巴尔札克<<人间喜剧>>的分类法, <春>应当归于"乡村生活埸景"。巴尔札克当初在写这些乡村生活小说时,当然不是打算写田园牧歌;它们只是他那部冷酷的人间喜剧故事换了布景的幻演。<春>不是田园牧歌,但也不是沈从文<丈夫>式的乡村小说。弗吉尼亚.伍尔芙谈到契诃夫小说时说: "在契诃夫与亨利.詹姆斯之间,在契诃夫与萧伯纳之间,毕竟有着巨大的差异,显著的差异-----但它们从何而来……这决不是我们停下来作结论的休止符号。他对心灵极感兴趣,他是人与人关系最为精致微妙的分析者。"(1)我想人们在读<春>这类小说的时候,也感觉到了这种"差异"以及它"从何而来"的疑惑。传统的悲剧元素和喜剧元素,在这篇小说中变了味儿。因此我们无法拿过去分析同类小说的规则分析它，但我们仍然感到那种读到一篇好故事的震动,这是为甚么?

　　确实,很难将<春>的故事归类,它说的是两个年轻男女从相识到恋爱到结婚的故事,但你却不能说它是个爱情故事,在那一男一女的爱情中,好象总是有点别的甚么;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但你却不能说它是个战争故事,我们除了从旁述中得知女主角哥哥在前线,后来战死以外,这里没有一丝硝烟味儿,相反,它的题目叫<<春>,里面随处有着春日春光的描写。故事虽然发生在一个叫牛沱湾的乡村,但我们甚至不能断定它是否属于乡村小说,因为故事只是在撤退到那里的一家报社编辑部和一个乡村小卖店之间发生,没有农夫和田园风光。也就是说,每一种构成某一既定范畴小说的元素,在这里都发生了问题。或者说对于规范发生了偏移,如果我们不把它看作是对原有规则的揶揄和嘲讽,就不得不对原有规则产生疑惑,重新认识和评估。

　　这一对男女的相识相恋和一般少男少女的相识相恋一样,虽平凡却亦不无动人之处,起先是两相愉悦,然后是日久生情,但如果只是如此也发生不了故事,故事的关键在于:假如没有战事,这位小知识分子的编辑和那粗通文字的农家少女,就成不了有情人,如果没有那一场看似天意、多半却是人为的误会,这对有情人就成不了眷属。小说的高潮设定在这场误会上。它发生在一个有月亮的春夜,男主角杨先生喝醉了酒,无意识中闯进了那间有个可人女孩的小店:

　　下车以后,他上坡。地上很亮,他想到老沉问他外面月亮可好。他抬起头来,但他没有看月亮,只看见深密的树叶闪着不同的光,他忘了寻月亮,开始数自己的脚步,从十五数起,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十七,十八,十七,十八,十七,十八,…….一百十七,一百十八,一百十七,一百十八…….数到一百十八,他抬头是那可爱的小屋。

　　"今天我脚步放大了。"他想。(2)

　　莫泊桑小说曾有一段被人引为经典的描写,与以上描写颇为相似,写到一个男人在幽会中等待他的情人:

　　将近十一点时,他重新走出去,随便游逛了一会,然后雇了一辆马车,来到协和广场,让车子停在海军部大楼的拱廊边上。他不时擦燃一根火柴看看表上的时间,当他看到快到十二点时,马上又变得焦躁不安起来,不断地把头伸出车门张望。远处一只钟响了十二下,接着近处一只钟又响了,随后又有两只钟同时敲响,再接下去又一只钟的响声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当最后一声钟响过后,他想:完了,没有成功,她不会来了。(3)

　　这是摹写那些钟先后响起来的实况,有意识地使故事发生的时间、写作时间、与阅读时间同步,以达到逼真的效果。<春>的上一段描写与此相仿,但在那数字的主题上似乎还寄予了更多寓意。小说一开头己经提到,从小屋到编辑部的距离是四百三十六步左右,又交待:女主角董小姐的母亲告诉来买烟的编辑们,她女儿是"十七岁", "快十八岁啦",于是我们在这里不能不注意到:醉了的杨先生数脚步时,四次在"十七"、"十八"这两个数字上反复,他终于停在了"一百十八"这个数字上。当他数到这个数字时,他发现自己站在了小屋门口。是他的计数因醉发生了问题?还是这醉意也使他心中那朦胧且犹豫的爱情放大了?不得而知。总之他走进了小屋,并且马上失去了知觉。

　　之后发生的事便可圈可点,杨先生记不得当晚发生了甚么事,董小姐却竭力使他相信发生了严重的事,这样的细节我们在很多小说中都曾看到,然而徐吁却在这仿真中又加了点东西,使得它变了形变了调。我们不妨看看下面一段描写,那是杨先生领医生朋友去探望出事之后便称病在家的董小姐,董家妈妈负责为他们领路,她边走边回答着杨先生关于小店安全的问话说:

　　"晚上自然不放心,天黑,有贼来了,谁也看不见。"她说着就走在前面。杨与张医生跟在后面,杨看张医生的皮包太重,他接过来替他提。

　　牛沱湾虽说不远。董家的母亲也曾经指给报馆的朋友们看过。但越过公路,从一条下坡小路上穿过去,也不很近。幸亏是春天,天气又好。田野地的绿色简直就象贴在身体一样,杨同张跟着走走,也觉得很有趣。(4)

　　这段描写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杨替张医生提皮包这种转移话题的手段,徐吁在前面己经用过,比如说"母亲像她" "她象母亲"的话题,但自发生了夜闯小屋事件以后,用得特别频密,仅这一段就用了两次。第二是关于春天的描写。如果说转移话题是为了节奏上的目的,不断地写到春天则很明显地有暗示情绪的作用。杨的情绪很复杂,既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同时又有点好奇,穿插在这一切之中的是他心头的那点爱情,象春天一样,来自于自然, "贴在身体"上。如果我们因此再注意一下别的地方关于春天的描写,就会发现我这种感觉一点也不牵强。春天简直就象是他们这场婚姻的媒介,同时又和战事一样充当了这场婚事的背景,他们的相识因春天而发生,发展,并完成。所以每当杨先生的爱情有所短缺,不够让他往婚姻之路再往前走一步的时候,春天这个主题就会出现,比如:

　　"前面茶几上一个古旧的花瓶,插着一大束嫩黄的迎春花,零星点缀着碧绿的绿叶。" (页69)这是当他探病时决不定对她的态度。

　　"天气很暖和。有云,阳光时浓时淡,坡上的绿色如烟,春风来时,绿意似乎吹进了他的衣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觉得无限的绿己进了他的肺腑。"(页74)这是在她病后第一次去看她。

　　"他感到她颊上的泪渍.似凉似热,这一种温度,他觉得正是春天。"(页77)这是决定了自己要和她谈婚论嫁。

　　"是春天,月光在绿茵上显得是流动的,微风来时,起了深浅的漪涟,踏着泥路,酒后的大家都很兴奋。新郎新娘走在灯笼行列的中间,她今天穿著新作的棕色呢旗袍,衣料就是杨送去的,非常合身。皮鞋也是杨送的,月光灯下还闪着光。" (页84-85)这是举行婚礼时。它使我想起包法利和爱玛的婚礼(5),纳博科夫的评论中将这一段与后来为爱玛送葬的行列相比,婚礼的庸俗是后面悲剧性死亡的预示,这一来,悲剧主题便带上了通俗喜剧色彩。

　　尤其是看到以下这一段:

　　

　　"房中一张小圆桌上,放着上次放迎春花的有古董气的花瓶,但里面也换上红白的月季。"(页86)

　　那月季难道不是有点包法利婚礼上那只大蛋糕的意味?如果说那只大蛋糕是婚礼行列悲剧效果的强化,那么在<<春>>这篇小说中,春天主题的月季,则再次将<<包法利夫人>>中那种悲剧效果转化成通俗喜剧。彷佛是为了给读者再一次提示,以达至转化了的效果。更有甚者,这篇小说那发生在新婚之夜的结局是这样的:

　　"叫我名字。"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

　　"同龙。"他说, "你看,你连你丈夫的名字都不知道。"

　　"那么你知道我的吗?"

　　"我常听见你母亲叫你二媛,我还会不知道吗?"

　　"但是那不是我的名字。"

　　"那么你叫甚么?"

　　"我不告诉你。"

　　"告诉我。"

　　"慢慢告诉你。"

　　"那我可要叫你二媛了。"

　　"我告诉你。"她把嘴凑到他耳边轻轻地说, "我叫小凤。" (6)

　　好象包法利婚宴上那只华丽的庸俗蛋糕一下子变成了乡下的家制面包,味道变了,感觉当然也变了,而且背景音乐(春天田野里的卖香烟小店),是一支唱走了调的爱情小曲,动人则动人矣,但它所打动的,却不是有关爱情的那根心弦。　　

　　注释:

　　(1) 弗.伍尔芙: <<论小说和小说家>>,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年。页234。

　　(2) 《徐吁全集》四,台北,正中书局, 1967年,页61。

　　(3) 莫泊桑:《漂亮朋友.》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年,页274。

　　(4) 同注1,页67。

　　(5) 在<<包法利夫人>>中,这一段是这样的: "行列起初齐齐整整,走在油油小麦之间的窄阡陌上,由由折折,好似一条花披肩,在田黟动荡起伏,不久拉长了三三两两,放慢步子闲谈。前面走着提琴手,提琴的卷轴扎了彩带;新人跟在后头……爱玛的袍子太长,下摆有些拖来拖去,她不时停住往上拉拉,然后用戴手套的手指,灵巧敏捷,除去野草和蓟的小刺……"纳博科夫将这一段与后来为爱玛送葬的行列相比,他认为,前面的庸俗预示了后面的死亡。然而在徐吁这里,悲剧的主题通俗喜剧化了。

　　(6)同注1,页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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