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QQ.com　 2008年11月20日05:04 　 西部网　 　 我要评论(4052)

 

 

 

 

在庄严的法庭上，周正龙再次承认自己做的都错了

 

 

 

周正龙在二审中请求从轻处理

　　       

    中新网11月17日电  11月17日上午八点半，周正龙案二审在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律师顾玉树和杨建军为周正龙作免费辩护。庭审一开始就围绕“周正龙是不是为奖励造假”展开了举证和辩论，而随后的庭审中，周正龙多次认错，但同时也表示“记不住”关键细节。

　　周正龙多次认错 但“记不住”关键细节

　　周正龙在法庭上多次表示：“我所做的都错了，我请求从轻处理，我的上诉理由以《上诉书》为准。”

　　然而，每每在询问到有关“华南虎”照片造假的关键细节时，周正龙都称“自己记不住了。”

　　此前，周正龙因诈骗罪、非法持有弹药罪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周正龙不服提出上诉。

　　曾看到大型猫科动物后半身

　　被告周正龙在回答辩护律师顾玉树的询问时表示，9月27日自己曾追踪一头大型猫科动物的脚印，发现动物曾吃过一头野猪，并称自己看到了这个大型猫科动物的后半身，并且拍照，但是这个照片洗不出来。

　　周正龙还说，自己给老虎调查队当向导没有工资，县林业局还欠自己600元专家向导费。

　　庭审辩论“是否为奖励造假”

　　庭审一开始就围绕“周正龙是不是为奖励造假”展开了举证和辩论。

　　周正龙二审辩护律师顾玉树和杨建军提出，周正龙制作假虎照的行为不是以骗钱为目的的，而是因为政府官员催促周正龙寻找老虎踪迹，周正龙在被催促下进行的行为。顾玉树认为，周正龙找虎是受政府委派的公务行为，而省林业厅的奖励是临时做出的决定，所以周正龙为奖金诈骗的罪名是不成立的。

　　接着，检察员询问周正龙是否知道政府有奖励发现华南虎踪迹的文件。周正龙说自己是听人说发现老虎踪迹有奖励，但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份文件。但有证人证词证明周正龙曾告诉别人有这么一份文件。

　　“打虎派”被拒庭外 作证落空

　　记者在周正龙案二审现场看到，现场实施警戒，各方媒体凭旁听证陆续进场。而“打虎派”代表人物郝劲松、傅德志无证被拒庭审门外。据报道，作证希望落空傅德志宾馆睡觉，郝劲松依然赶到现场“支持真相”。

　　傅德志和郝劲松是在16日中午一起赶至旬阳的。傅德志在当天接受采访时称，二审辩护应该把重点放在周正龙拍摄虎照的细节上。傅德志说自己在北京就已经和辩护律师顾玉树进行过沟通，并向顾玉树提供了十几条新证据，“如果可以，我希望能出庭作证”。

　　郝劲松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重新鉴定虎照“很关键”。如果申请不被批准，“二审很可能维持原判”。

　　重新鉴定虎照申请获准

　　记者从周正龙案辩护律师顾玉树那里获悉，法院已经同意律师提交的重新鉴定申请，包括虎照到底是立体还是平面，现场到底是怎样的状况等等。

　　顾律师同时还向记者透露，当地也做了一些调查取证，可能会有一些起关键作用的专家或证人会出席。 (本文来源：中新网 作者：王甲铸 杜文杰)

 

新华网北京11月17日电

(一)

2005年3月，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来了一位名叫“郑泽”的港商，自称香港金鹰国际集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局主席，他带来了一个“神话”般的辉煌构想：在呼市商业繁华区盖“西北第一高楼”——金鹰国际CBD(中央商务区)。

楼高169米，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投资53亿元，两年建成。

这一“大手笔”立即引起呼市政府重视，当年就被列为向200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献礼项目。为了保证工程进度，当地采取了一系列“非常动作”。

2005年5月17日凌晨，一声闷响，刚建成四年的呼市公安局11层指挥大楼被炸掉了，目的是给“西北第一高楼”腾地方。这次定向爆破也被称作“西北第一爆”。

接着，原市政府大楼、龙海商厦、第一人民医院保健楼、市公安局的三栋宿舍楼相继拆除，“郑泽”在呼市中山西路黄金地段得到了50多亩土地。

由于“特事特办”，金鹰公司在呼市办事几乎是一路绿灯，很快就违规在工商部门注册、办理了《工程规划许可证》《土地规划许可证》《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施工许可证》《土地使用权证》。

然而，尽管获得了种种不可思议的优惠政策，“实力雄厚”的金鹰公司却无资注入，“西北第一高楼”很快成了烂摊子，甚至还非法集资，这引起了社会的质疑与警方的注意。

内蒙古警方有关负责人说：“根据群众的反映，我们比对分析了当时的各种情报信息，咋看"郑泽"也不像是正儿八经的商人。”

随着警方调查的展开，“神话”破灭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骗局却浮出水面……

(二)

“郑泽”原名王细牛，1958年生于湖北省黄梅县龙感湖农场，读了五年小学，13岁学木匠，1974年成为农场木工，当地人都叫他“王木匠”。“王木匠”于1984年跳出农场闯荡世界，开过舞厅、旱冰场，办过招待所，经营过酒店，均一事无成，还官司缠身。

1998年9月，他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被南京市警方刑拘，第二年取保候审。2000年，“王木匠”往河北省石家庄市迁了假户口，改名“郑泽”，年龄缩小11岁。警方发现，“王木匠”有6个名字：王细牛、王亚伟、王世伟、舒兵、王伟、郑泽。每个名字都注册了一家公司，娶了一个“老婆”，其中有4个“老婆”给他生了孩子。

香港金鹰公司真相如何呢?这原来是一家1万元港币注册的“三无”公司，无办公场所，无资金，无工作人员。

2001年2月，王细牛得知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想改造宁夏宾馆，于是前往宁夏，许诺出资4.56亿元改造宁夏宾馆，合作建设“宁夏国际村”，与区政府办公厅签订了引资合同。同年7月21日，双方又签订协议成立中外合资企业，宁夏提供建设用地，金鹰公司出资3.8亿元，合作开发自治区政府周边农场等地段。

拿到了土地，金鹰公司当然没钱投入，但是“王木匠”有办法，他用“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展开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诈骗行动。

他采取招标不开标、开标后不退还投标保证金的办法，骗了32家投标单位投标保证金2075万元;通过虚构贷款主体、房屋置换按揭等方式，骗取中国工商银行宁夏分行银川东城区支行以及中国农业银行宁夏分行银川新市区支行贷款179笔约1.09亿元;骗取149家企业的工程款和材料款共计约3.8亿元;以20%的高息为诱饵，非法向银川市民集资约3.18亿元。

钱到手了，“王木匠”却无心盖房。五年过去了，“宁夏国际村”还只搭了个框架。

“宁夏国际村”资金链断裂后，“王木匠”的目光又盯上了呼和浩特。他在呼市的骗术几乎是宁夏的翻版：2005年5月，他骗取了呼市政府4.59亿元的土地使用权，强行开工建设金鹰国际CBD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他骗取工程商垫资款2.2亿元、材料供应商2219.1万元、投标单位保证金4659万元、预售房屋资金7759万元。加上非法集资和土地费，合计诈骗了8.1亿多元。

屡骗得手，“王木匠”的胃口更大了。他以赊欠广告费的方式，在内蒙古大小媒体铺天盖地地宣传一个更为华丽的“肥皂泡”：要在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各建一个“CBD”。他开始在南宁、乌鲁木齐等地活动，企图以相同的骗术来弥补呼和浩特与银川市的断裂资金链。

警方调查表明，王细牛在宁夏、呼和浩特骗了17.58亿元。虽然两地的工程项目都成了烂尾楼，但他自己的腰包却鼓了起来。2001年9月至2007年1月，他把骗来的9400余万元汇至北京个人账户，并挥霍了其中1456万元。他买了宝马、宾利、奔驰等高档轿车，戴上了江施丹顿名牌手表，还购置了房产。

(三)

一个木匠有多大道行，能把两个地区的政府蒙骗?王细牛对此颇有心得。他供述说：“阿基米德说过，如果给他一个支点，他能撬动地球。我的定律是：抓住一个政府领导的弱点，我就能搅动一座城市。”

综观“王木匠”的骗术要旨，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投其所好。

有人爱“攀富结贵”，王细牛就进行奢华表演。到呼市“投资”时，他坐着加长凯迪拉克轿车，跟着8名保镖。保镖一色的黑西服、小平头、戴墨镜。他以8万元一天的价格，包住了五星级宾馆的一个楼层，楼道还有保镖把守。每有领导造访，他一伸手，身后保镖立马递上一支古巴雪茄，“咔”地一下为其点燃。

有人喜好“大手笔”，王细牛就在“大”字上做文章。他一张嘴就是“大投资”，在银川声称投资36亿元，在呼市涨到了53亿元。做的项目更是不厌其大，“第一高”“CBD”都是他的招牌。

“这叫抱大领导打大旗号发大财。”王木匠供称，别看有些领导职务高，其实他们没经历过商场险恶。

警方与“王木匠”有一段经典对话。警方：“啥叫CBD项目?”王细牛：“我也不知道，这是外国名，我的秘书知道啥意思。”

有人喜欢商业名人，“王木匠”就给自己罩了一身光环。“中国房地产领先企业”“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中国建筑行业信用AAA级单位”“中国优秀工程”“西部开发杰出贡献奖”“世界杰出人士”“全球100位华商品牌人物”“爱国企业家”……王细牛花钱买了70余道光环戴在自己头上。

深谙骗术的“王木匠”，在包装自己嘴脸时向来不惜重金。他一面大肆行骗，一面以“郑泽公益救助基金会”之名向四川省仪陇县捐助扶贫款100万元，又以“金鹰国际投资公司总裁郑泽”之名向四川省巴中市捐赠100万元，用于社会公益事业。

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是用钱买不到的。尽管他在宁夏坑骗了政府、银行、建筑企业和数千集资群众，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仍在2005年5月召开的“中国诚信企业高峰论坛上”向金鹰公司颁发了“中国诚信示范单位”荣誉证书。宁夏的CBD烂尾楼工程居然获得了原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颁发的“中国优秀工程”奖牌。中国城市标志楼盘年度金榜活动组委会还授予宁夏CBD烂尾楼“2004中国西部国际CBD标志性商务中心特别金奖”。

令人惊奇的是，个别领导也跟着这个骗子“忽悠”。2005年，呼市炸掉市公安局指挥大楼后，社会上响起一片“假港商”“大骗子”的质疑声，许多已经中标的建筑企业开始退却。

没有建筑企业垫资，金鹰CBD就难以破土动工。王细牛请建筑施工单位领导到内蒙古饭店的“金顶大帐”吃饭，他邀请当地一位领导出面作陪。席间，这位领导拍着“王木匠”的肩膀说：“小郑(王细牛当时叫郑泽)是很有实力的啊，你们怕什么?”

结果，王细牛在呼市骗了中建三局装饰公司等25家投标单位4688万余元投标、履约保证金，还骗了中铁十七局等6家施工企业的垫资款2.2亿多元，拖欠大同水泥厂等20家材料供应单位货款950万元。

(四)

“利诱”只是“王木匠”骗术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威逼”。他总是先以“大项目”吸引人上钩，再以“大破坏”把对方绑上一条战船，不由你不听他差遣。

在宁夏，王细牛以36亿元投资为诱饵，“忽悠”政府拆了宁夏宾馆，骗取土地使用权，然后委托中介机构出具隐瞒重要事实的验资报告，套取公司自有资金，在黑市换成美元后打入香港金鹰公司账户，再作为金鹰公司投资款打回宁夏的验资账户，以“空手道”冒充投资。少数领导发现上当又顾忌面子，只好打掉牙往肚里呑，硬着头皮支持他往下干。

在呼市，炸掉公安局指挥大楼后，新楼动了几锹土就没了影子。在两年时间里，呼市公安局的办公场所分散租赁了十几处……于是，“木匠不急政府急”的局面出现了：市里垫钱垫料帮着建，到最后干脆全盘接过来替他建。眼看“王木匠”无钱建设“西北第一高楼”已成事实，政府也只能想方设法帮他往起拱楼。

上了“王木匠”的贼船想下来都难。面对多方压力，为摆脱金鹰CBD项目和市公安局新指挥大楼的建设困境，2007年1月31日，呼市想与王细牛解除合作协议，另请有实力的企业解套。但王细牛索要“船票”：至少3000万元“补偿”，否则，坚决不退出。

不过，精于算计的王细牛，咋也没算到警方下手这么快，更没想到公安部直接介入案件侦办。早在2006年12月31日，内蒙古警方在公安部的直接指挥下，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其正式立案，并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发出了预警通报。

王细牛意识到罪行即将败露，秘密与境外企业协商转让金鹰公司股权，并紧急办理全家移民加拿大手续，企图套取资金后逃往国外。同时，为掩盖犯罪事实，他一边转移、隐匿、销毁公司财会账目、文件资料、电脑硬盘等，一边将公司大额资金由呼市转往北京的个人账户。

“种种迹象显示"王木匠"准备逃匿。”公安部办案人员说，“恰在此时，呼市政府要给金鹰公司拨3000万元补偿金。为了防止国有资产进一步流失，我们决定提前抓捕主要犯罪嫌疑人。”

由于警方出手及时，王细牛从深圳定做的准备在呼市进行非法集资的3万张贵宾卡被缴获。据介绍，这些贵宾卡一旦售出，老百姓的17亿元血汗钱将被王细牛收入囊中。

即便如此，不包括施工企业、材料商和政府的被骗资金，以及拖欠数百名农民工一年的工资，仍有百余名呼和浩特市民的8000多万元资金被王细牛非法吸收。而在宁夏，王细牛向5000余名自然人非法募集资金达3.24亿元。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王细牛因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骗子是落网了，然而人们却不由得深思：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漏洞百出的骗子，为何能在数年内“呼风唤雨”，导演了这起“天方夜谭”般的诈骗大案? (本文来源：新华网 作者：汤计、李柯勇)

http://finance.QQ.com　 2008年11月13日00:54 　 南方网　贾海峰　按照“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精神，高达9000亿的住房保障投资计划快速启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11月12日表示，今后三年内要新增加200万套廉租房、400万套经济适用房，并完成100多万户林业、农垦和矿区的棚户区改造工程，总投资将达到9000亿元，平均每年3000亿元。

 

其中，对廉租房投资2150亿；棚户区改造投资1015亿元；经济适用房投资6000亿元，综合约9000亿元。

 

本报记者同时获悉，中央在第四季度追加的1000亿元投资中，已经确定分配给住房保障领域投资资金是75亿元。

 

拉动4.5万亿固定资产投资

 

国家发改委第四季度追加的75亿元住房保障投资将在2009年“两会”召开前落实，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正在研究这笔住房保障资金的分配方案。

 

一位知情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这75亿元主要用于廉租房建设和城镇棚户区改造。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加大住房保障投资对扩大内需和拉动经济增长效果明显。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测算，未来三年每年住房保障投资3000亿元，可以带动上下游投资3000亿元。另外，还可以创造200万-300万个就业岗位。

 

上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认为，加大住房保障投资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和刺激消费有双重促进作用。通过这些大规模住房保障投资，不仅可以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还可以促进居民住房消费水平。居民在获得住房保障后，会降低对未来的风险预期，加大家庭消费。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认为，加大保障性住房投资可以稳定当前下滑的房地产投资形势。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目前我国每年房地产投资约2.5万亿元，按照行业增长20%的速度计算，每年需要新增投资5000亿元，而保障性住房每年投资3000亿元，就相当于给房地产市场投资注入了“稳定剂”。

 

北京经济信息中心研究员齐心表示，分析1998年以后的数据发现，房地产投资对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弹性系数是5，对GDP拉动的弹性系数是7.5。依此匡算，未来三年的9000亿元住房保障投资可以拉动4.5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和6.75万亿元的GDP。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还要鼓励中小户型商品房的建设，刺激商品房消费。另外，年内抓紧安排和督促一批新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项目开工。

 

中央财政投入重在廉租房

 

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工作安排，未来三年要解决1300万户住房保障问题。

 

在这个庞大的住房保障建设计划下，资金投入成为关键。

 

上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央财政将给一定的转移支付，主要还是通过地方政府、困难户本人和所在单位，共同出资，实现上述目标。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给予一定补助，对棚户区改造，中央财政给一定支持。

 

据悉，中央财政投入主要用于廉租房建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每年中央财政对廉租房的投入规模都会扩大。

 

按照此前国务院“24号文”的要求，各地需要将公积金增值收益和土地出让金收益的10%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今年以来楼市和土地市场低迷，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度缩水，能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规模减少。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综合分析了全国住房保障投入情况后认为，各地政府要完成国务院“24号文”中的住房保障任务和刺激本地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必须加大政府财政对保障性住房的投入。

尹中立认为，以前地方政府为发展地方经济多对住房保障没有兴趣，现在住房保障成为刺激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对待住房保障的态度将有所转变。因为争取到的中央财政投入后，加上地方投入和银行贷款，可以对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和GDP起到拉动作用。

 

 

[责任编辑:jbyao]

http://view.QQ.com　 2008年11月05日07:11 　 南方网　 周其仁　 我要评论(16)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揭牌仪式上的发言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今天是个好日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正在举行“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高层研讨会”，希望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里汲取力量，更好地应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和不确定的未来。

 

有朋友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了15年，在国内外有了影响力和知名度，享有不错的声誉，为什么还要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基础上再组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能够圆满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不是我，而是林毅夫。毅夫筹划和推动了组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这件事情，他也动员了各方力量，争取到了温家宝总理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教育部领导的肯定与支持，也得到了北大领导的肯定与支持。

 

说实话，直到5月31日在机场为毅夫送行，我也不明白世界银行为什么要把他请去当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那时，正是筹办“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关键时刻。世行的聘任，多少打乱了筹办的步骤。现在，我们总算比较明白了一点，原来世行决定聘请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因为世界出了问题！按照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临危受命既是毅夫的光荣，也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全体同仁的光荣。只不过这样一来，要原原本本地说明成立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缘由，就非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莫属了。好在毅夫马上要致辞，为大家作原创性的阐释。我只能就自己理解到的几点，做一个简要说明：

 

首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是不是一个国家级的机构？是不是一个从建制上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的研究机构？不是的。从体制上讲，国家级机构要国家来组建。我们组建的这个研究院，是隶属于北京大学的一个科研教学机构，是北京大学众多科研教学机构中的一个。她当然谈不到国家级。至于做出来的工作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要同行评议、实践检验、历史定位，我们就是想自封也没有用的。

 

在经济学传统里，“国家”这个词还有一个含义。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的成名巨著《国富论》，就是探讨国家富裕的原因和道理。这里的“国富”，也曾被郭大力、王亚南先生更准确地译为“国民财富”，也就是以人民为本位的国家（nation）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全球这么多国家，为什么有些国家发展得好，有些发展得不那么好，这是经济学持久的兴趣和关怀所在。作为中国北京大学的一批知识分子，我们有志于继承传统，探讨当代国富的道理，也就是研究人民本位的国家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

 

其实，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原来就是一个以研究国富为己任的机构。为什么还要组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我们的看法，仅仅从单一学科的角度研究国家发展，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探索当代国家发展的道理。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主动与其他学科结成更密切的合作关系，尝试跨学科、多专业的综合研究与教学，以便更好地把握以人民为本位的国家发展这一中心议题。

 

北京大学是一所誉满海内外的综合性大学，拥有诸多一流学科与专业，是实践综合性国家发展研究的理想场所。林毅夫提出了组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构想以后，我们和北大社会科学许多院系交换了意见，特别是得到了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傅军教授的高度认同和热情肯定。这样，在北大的领导和支持下，我们决定迈出勇敢的一步，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功运转15年的基础上，扩大研究领域，尝试不同学科间的知识交叉与融合，形成一个综合性的知识和思想的新集结。

 

我想告诉各位，对于承担这么重大的一个使命，我们并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组织框架和科研教学任务的实施方式，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在批准我们构想的时候，北大校领导提出了要用“小机构、大网络”的方式来开展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工作。这是一个重要原则。我们绝不能叠床架屋、造出很多彼此难以协调的新机构，而要凭籍一个较小的、精干的组织机构，通过网络式的办法来有效动员各方的积极力量。我们将认真参考国际国内有关科研教学机构的经验，在实践中探索，也欢迎在座的各位给我们指点和建议。

 

最后，我相信大家不但会听我们怎样说，更会看我们怎样做。今天可以摆到各位面前的，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15年来做过的事情，以及我们在此基础上决心在未来要做事情的构想。我们全体师生员工，一定继承北京大学100年以上的大传统，发扬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5年来的小传统，加倍努力，争取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办成一个探索国家发展的经验、政策、制度和理论的学界智库。希望各方面一如既往地给予鼓励、支持和指点，帮助我们更好地担当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使命。

 

（2008年10月25日 星期六）

http://view.QQ.com　 2008年11月10日16:21 　 南方网　 胡星斗　 我要评论(0)

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第三十四期

 

主 讲 人：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主 持 人：陈杰珍（副研究员）

 

时 间：2008年11月2日（星期日）19：30-21：30　　地 点：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国际会议厅

 

主办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承办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支持媒体：广东电视台、广东卫星广播电台、南方日报、南方网（直播）

 

主讲人简介：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教育部留学归国科研基金网络评审专家，建设部国际城市化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问题学创始人，民生经济学家，弱势群体关注者，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的研究者。著有《问题中国》《古典式管理》《传统中国的偏头疼》等。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第34期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今天的主题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前一段时间我们中央召开了十七届三中全会，其中一个很重大的举措就是提出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新政策，省委宣传部和省社科联就考虑给同学们选一位专家来解读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究竟选谁呢？我们经过了很认真的思考，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老师从九十年代初就开始研究中国问题学，我们只要打开网页搜索胡星斗老师的信息，有十万条之多，他的文章、他的视频、有关他的信息，那可以说是铺天盖地。胡老师非常敬业，从去年年初开始我就跟胡老师保持着联络，他有新的见解就会给我的邮箱发文章，很多都是我们社会的热点、难点，有些问题还不为大家所注意，有些问题也是大家共同关注的，我每次给他打电话，打座机，几乎他每次都在，证明他除了上课，总是在书房中研究问题，要么就是在课堂上不能接手机，要么就是在座机旁。虽然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胡老师，但是胡老师这两年已经给了我一个非常敬业的很深印象。胡老师非常年轻，四十多岁，硕果累累，我不浪费时间了，将时间交给胡老师。掌声欢迎。

 

 

 

 

主 讲 人：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刚才主持人有很多溢美之词。周末非常抱歉，让这么多老师和同学到这儿来听我的讲座，大家一听肯定就知道我是南方人，普通话不太标准，跟广东人讲普通话差不多。我是江西人，跟广东也算是邻居了，所以普通话差不多。在这里面对着同学们，我就想起了我的大学时代，那是三十年前了，跟大家一样，如果有人做报告，非常虔诚地瞪大眼睛，求知若渴。当然我的眼睛太小，应该说瞪小眼睛（笑），总之是非常认真。

 

我那个时候总在想一个问题，当时是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说中国为什么会落后？未来中国怎样才能够实现四个现代化？我总是在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到现在还有同学，当然是我的同学，开我的玩笑，说那个时候经常像是面对着好像天空上的星空，若有所思，好像想像着解决什么问题，有一点像是我们的温家宝总理，他说仰望星空。当然我们只是理论上做一些思考，所以后来就有了我的中国问题学。

 

我认为在中国最有价值的就是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特点、我们这个国家的国情、我们这个国家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有的是黑暗面，有的不一定是黑暗面，只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某种国情。我们要了解它。然后还要提出对策、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我长期以来坚持两条，第一条问题性，第二条建设性，一定要有对策、建议，怎么解决。长期以来，我研究像是腐败问题，反腐败，还有上访问题，这些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当然很多方面我研究得还不够深入，因为还有的专家专门研究上访问题，别的不怎么研究。我说实在话真的是比较杂，非常有愧，有些方面也就没有深入地去探讨，但是这也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像是上访问题，大量的冤案怎么去解决。还有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如何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三农”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土地改革这样一些问题。

 

我认为这次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央政府向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个献礼，也就是说我们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12月18日是三十周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2月18日召开，三十周年了，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件极大的事情，所以我提出要建立改革开放纪念碑，我和朋友提出要设立改革开放纪念日，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呢？就是改革开放太来之不易了。目前的中国又遭遇到了一股否定改革开放的浪潮，当然这个浪潮的来源也是可以理解的，是由于部分的工人、农民的利益受到的损害，弱势群体的权益受到的损害。

 

我还有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目前可能是进入了某种反改革开放的潮流当中，当然在我们的大学生中，在我们的主流人群中，即使大多数人都是支持改革开放的，但是我觉得也毋庸讳言，有很多的利益受损人士开始慢慢走向了反对改革开放。比如说凤凰网针对我的那一篇报道，就是关于设立改革开放纪念日、纪念碑，对这个报道做了网民调查，在被调查的好像是一万二千多网民中，支持改革开放的仅有20%多，表示反对的竟然有超过70%。当然上网的人是不是有代表性，我们现在还不能够确定，但是这的确是给了我们社会一个信号，如果再不调整，那可能会有更多人对改革开放持有抵触的心态。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更需要中央出来表态继续改革开放，除了12月18日肯定要召开纪念大会，会出来表态之外，具体的支持改革开放的动作那就是这一次十七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主张，这就是以实际的政策、措施来表明中央继续改革的决心。

 

我长期以来深感到继续改革的必要，因为我们也是从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过来，虽然那时我年龄还稍小一些，但是也深感到国家的落后。而且可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改革与反改革、开放与反开放的历史，我们的改革开放来得非常不容易。1840年中国被迫对外开放，随之而后，比如太平天国它是非常排外的，当然后期它有一些开放的主张，但总体上它是排外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有爱国的方面，但是也有愚昧的方面，洋务运动、经济体制改革，但是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最后到甲午战争，宣告了这样一种改革的失败。戊戌变法试图在清朝末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被镇压了。义和团运动，现在一般都说它是爱国运动，当然有爱国的成分，但是有时候盲目的一种看起来是爱国主义，但是也可能成为害国主义，害了国家，就像现在很多网上的愤青、激进青年，看起来非常爱国，但是如果中央政府按照这些愤青的做法去做，那肯定就会害了国家。义和团就是这样，它所到之处要摧毁一切西方文明在中国留下的痕迹，烧学校，现代式的学校都烧掉了，拔电线杆，毁铁路，烧轮船，把西洋式的轮船都给烧掉了，而且特别是它受到慈禧太后的操纵，让它到全国去杀戮主张改革的维新志士，所谓的康梁分子，到全国追捕，谁主张向西方学习就抓来杀掉，从一毛子杀到四毛子，一毛子就是纯正的外国人，二毛子是在西方留过学的人，三毛子是给西方人当翻译的，四毛子是在西方教堂里干活的中国人，这些人都杀掉，在有些中国人的身上搜出了火柴，那时叫洋火，还有钢笔，这些都全家杀掉，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西洋的产物。

 

土地改革的背景：中国需要进一步推动改革

 

我这里是先讲一讲土地改革的背景，就是说为什么要进行这些改革，就是说目前中国需要进一步推动改革。义和团之后清末新政，非常开放、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经济自由，当时还制订了刑律、民律、破产律等等。在清末的钦定宪法大纲中，也第一次以宪法的形式保护私有财产，这时慈禧太后的改革比康梁还要激进，但是可惜改革的步伐赶不上革命的步伐，孙中山的革命爆发了。孙中山时期中国还是对外开放的，但是这之后的开放度就在收缩了。北洋政府也还是比较开放的，正因为它开放，言论自由，所以有了五四运动，但是随之而后国民党时期言论空间就有了很大的收缩。

 

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是走了一段弯路，到了1978年中国又重新对外开放，中国又开始走上了市场经济、民主社会、法治国家这么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其实我们曾经可能也走过，当然那个时候是很不完善的，清朝末年新政，也有一点市场经济的味道，国民党时期特别是28年到37年，它也有市场经济的味道，但是1978年这一次，中国才算是坚定的走上了对外开放的道路，而且现在已经持续了30年时间，真正是不可逆转。前两次市场经济可能最后都被破坏了、都被逆转了，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新政等等都是有一点类似于市场经济，国民党时期等，但是后来都失败了、都逆转了，但是这次是中国可以说进入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以来，第一次能够坚定的沿着开放的道路走下去。这一次中央提出的土地改革，实际上是对社会上某些反改革思潮的回击，表明中央要继续推动改革。

 

目前大家都知道，发生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滞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非常大。中国虽然在金融方面还没有像美国那么开放，所以中国在次贷方面，或者是金融衍生产品方面，还没有出现什么很大的问题，因为中国本身就没有什么金融衍生产品。但是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扩张，特别是到明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中国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怎样来保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当然这个快速增长有一点像是骑虎难下，有人论证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保持8%，否则社会很难稳定，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可能与我们的社会稳定，甚至是所谓的政府合法性联系在一块了，因为政府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经济快速增长、给人民生活带来好处这个基础上，所以中国经济不能低于8%的增长。当然对这一点，我是有所怀疑。

 

目前我们都说GDP不能低于8%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是西方人的一套计算办法，对中国人来说过高GDP增长速度其实意义不像想像的那么大，尽管有意义，但是不像想像的那么大。在西方GDP和它的经济增长质量、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基本上都是同步增长的，而中国不是，中国有可能GDP增长很多，但是企业没有利润、没有经济效益，很多是政绩工程。GDP的数字很高，没有什么经济效益。而且近一些年，整个世界计算生产总值也从过去的计算GNP现在转为计算GDP，我觉得这好象也是在蒙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整个世界不用GNP（国民生产总值）了，现在基本上没有人用了，大家都用GDP（国内生产总值），但是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这种计算方法是蒙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GDP有可能很高，但是GNP可能很低，因为在中国存在着大量的外资，GDP就是说你国土上生产总值的总和，不管是中国人创造的，还是外国人创造的，连外国人创造的一块计算，而我们外国人创造的占了很大一部分。我们是出口依赖的经济，而出口中60%是外资在出口，高新技术更高，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在出口。我们国家的经济对进出口的依赖度高达百分之七八十，也就是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七八十，而进出口大部分又是外资进出口，这样一计算中国的GDP很高，每年GDP增长很多，但是实际上很多都是外国人的，如果要计算GNP，可能就要减掉一半了，可能不是现在20多万亿人民币，可能就剩下十几万亿人民币了，所以GDP在很大程度上是哄人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很高的GDP增长。

 

因此我有一个建议，中国的国情和发达国家完全不一样，GDP没有多少的价值，今后可以不可以国家统计局不要发布什么GDP的增长，就发布人均收入之类的增长速度，这个可能有一点意义。就体现在国民中，可以分成每年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当然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暂时还是说GDP吧，中国要改变过于依赖外贸的状况，要启动内需。内需怎么启动呢？中国大概是从1998年开始喊启动内需，但是十年也启动不了，而且还越启动越低。中国国内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从过去的百分之四五十，现在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五，中国居民消费总额占GDP的比例下降为去年2007年的35%，而发达国家这个比例一般都在百分之六七十，美国是70%，我们正好是美国的一半，这里是指占GDP的比例。

启动农村的内需　提高农民的收入

 

要启动中国人的消费，关键是要启动农村的内需，因为中国农民占主体，农民的收入还是太低。要启动农村的消费就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收入，当然前几年中央做了几件好事，免除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大多数的农民都已经免除了这些税。但是仅仅靠免税是完全不够的，而且免税的成果早就被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所抵消了，所以中国农民总体上来说，仍然是处于种田亏本的状态，农业生产的成本太高、收益太低，粮食收购价格又是被政府控制的，是很低的，而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又是很高的。中国的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一直很高，改革开放前就很高，改革开放前很高的原因是当时我们国家的战略就是要牺牲农业来保工业的发展，以农业的积累来促进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故意形成一个很大的所谓剪刀差，农民卖出粮食的价格很低，购买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很高，这就是所谓的剪刀差，这样就等于农民变相向国家多做出贡献。在改革开放之前，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就已经很高。

 

改革开放之后也是一样的情况，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特别是经营，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变相的垄断，表面上看起来是放开了，实际上是变相的垄断，造成了高价格。各个县、各个市都要求经销这个地方的化肥，然后价格都非常高。生产资料的价格居高不下，农民的增收就相当困难，实际上种地大多数农民仍然是亏本，那怎么才能够解决农村的问题呢？土地制度改革是一个关键。

 

还有，前两年中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各地新农村的改革、新农村的建设也是如火如荼，热闹了一阵子。但是随之而后，可能到现在差不多偃旗息鼓了。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应当是农民，而不是地方政府。过去我们新农村建设很大程度都是地方政府主导的，结果搞了一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农民得到的实惠太少，因此现在就是要重新确立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人地位。农民怎么才能够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人？就是要通过土地这样的一个中介，他才能够成为主人，也就是说农民必须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样才能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