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理性的说：价值观是理性之上的概念；感性的精神中没有价值观，或者说其价值意识是原始的。

【价值观是全体认识之上的价值取向判断，达不到全体的感性精神没有价值观，或者说它的价值意识是原始的、片面的；在达到全体的理性的精神之中，唯物主义（社会制度）就像它的名义给人的感性意识一样注定是回归历史噩梦、而非扬弃历史，而在达不到精神全体的感性的精神看来，（本为全体之上的价值观的）精神主义成了脱离感官现实的没有现实价值的片面的非份之想，或者干脆肤浅的从表象上将之推向宗教迷信，——如此看来真理反倒是站在了多数人一边，那思想家反倒成了没有全体认识的空想家；对于这种不同发展阶段——感性与理性、感官与精神——的精神在认识上的差异，人们又能说些什么呢？毕竟在理性上，这种后天的精神发展阶段上的差别本身是合理的，如果我们对之施加责难，那无疑也是在责难自身，因此理性而论对精神本身在认识上的浅薄是不得责难的，但有意——不论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影响精神之自由认识和理性发展则无疑是当受罪责的。】

3、两种对立观念中（其中一种是超验的），多数人认同的对立面就是真理。（认识方法论）

存在这样一个规律：感性的人多，理性的人多，或者说高级阶段的精神多，低级阶段的精神少。感性的认识不可超出经验，感性的认识中只有两部分：经验（已知的部分）和迷信或者信仰（不可知的部分；一般来说，不可知论者，理性而论是没有经验之外的认识介质，感性的说是没有思想，——在非理性的社会现实条件下说，是基于经验认识的谨慎的道德理性怀疑主义者），而没有真理概念；“真理”是一个理性上的超验的认识上的基本概念【“精神”也是一个超验的概念，对于所知的超验的概念，感性的人是通过感官经验到的，而非通过精神之道，因此这概念是不实在的；——“概念”我指具体的意识，它首先是感性的，经由知性到理性的过程，概念得到精神的发展，——概念首先是一个具体意识，然后这具体意识被文字规定（那个意识在被规定后成为“定义”），在后来的经验性认识者（即学习者）那里概念首先是感官经验到的被规定，首先它是感性上的单词，其次是通过感性的定义或自身认识记忆的知识体系去认识，最后是理性上的精神认识，认识者和学习者的概念认识过程有本质性区别，前者由精神到精神，后者由经验到精神。对于习惯了经验认识的精神来说，“概念”的概念或意识，须在突破感性达到精神本质后，才可能在逻辑上认识到一个概念等于另一个概念（这个认识在感官上显然是不可能有的），——因此，“有就是无，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这应该就是逻辑上的所谓的概念“正、反、合”之根本——因为概念本是精神的逻辑的认识。】，进而言之，“理”就是一个超验的认识概念，这“理”既不是经验的、又不是迷信的或信仰的。因此，从精神的现实发展和概念而论，“真理是站在少数人一边”实属自明之理——这绝非出于经验，至少在我这里是这样。经验上的概念也能被感性的精神一样认识；然超验的概念唯有达到自身的理性的精神才可能认识，因此超验的必然只可被少数达到全体的精神所认识。——经验论只是一种认识理论，事实上人不可能不用绝对的精神思考经验，现在看来，感性精神的认识也可能多少超越了经验，但这是无意识的、并且更不等于达到全体；换言之，在认识论上，精神可能多少都是超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达到自身，并有了全体意识、知识及价值观，即精神就认识论而言是超验的并不等于就价值观而言它也一样可被评价为超验。——虽然这显得有些像球王贝利的预言给人们的启示一样，但这显然不无道理，于此可谓这基于现实精神的认识比贝利预言所带来的纯粹经验性启示更要科学和准确，根据这种精神的认识方法论，即便不内行的非专业人士也可能在争论中判断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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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幸福、存在于文明社会，文明必定是理性的，在社会秩序、科技文明或道德皆然，申言之，自由——自由是精神运动的形式——决定精神【认为物质决定精神，无论如何这到头来都是一种感性的片面的不道德的观点；甚至在逻辑上，物质、决定精神，这“物质”本身已经在逻辑上否定了精神，——假设没有意识到精神实体那唯物又成了片面的，或许可谓唯物论乃至二元论本身都存在逻辑和价值取向上的矛盾】，精神决定理性，理性决定文明，文明决定幸福；在达不到理性的感性的精神下，幸福注定成为童话般的奢望，——一种历史性的奢望！有人会认为那些原始部落里的精神（当然，至少卢梭除外），或者达不到理性的反以传统守旧为美德的缺乏思辨逻辑的以及因为不自由和人性斗争的现实经验环境而导致发展以“恶”为核心的社会哲学【社会哲学，规定为一个广义的知识体系；性本善等道德礼教体系，也被理性、逻辑反评价为本是以现实的恶或谓不道德为根本核心，盖正所谓：有就是无、无就是有，“有与无”、“善与恶”、“和谐与不和谐”都是一个概念，而概念是现实的意识也】的精神能够创造出文明和幸福的社会吗？精神的社会要实现幸福，不仅必须征服自然界，而且更必须征服自身；征服自身才是文明发展之开端。

5、自由的善的精神土壤生成文明的精神现象，不自由的恶的精神土壤滋生恶的精神现象，当然，如果人们感性的出于智慧成果的视角，也可以把这些恶的精神现象视为精神文明甚至于付出崇拜；换言之，精神现象具有社会历史环境属性，就这社会历史环境而论，自由是一个实质上的清晰界限。自由具有多方面的决定意义，它决定精神的运动发展方向（例如精神是辩证发展，还是传统守旧并且陷入意识规定，是达到理性还是保持感性）、思辨性质、文字语法的发展【文字语法一样是精神现象，可能是仅次于行为的；但是文字语法本身有其特殊性，它是最普遍的又是最基本的“精神规定”，是一种社会精神遗传，至少会影响到精神之意识和无限的思维（从这一点来说，先天的无限自由的精神必然首先是有限和不自由的，因此，相对先天无限的绝对精神来说这个规定的存在是不合理的），也难怪黑格尔会认为德语是优越的；当无限思辨的精神超越这种规定后，可能会创造新规定，但这通常是在非字形创新的“词组”创新方面，或者词义创新（应该不会有人反倒为满足自己的新义而捏造一个字形），很难想像创造不合乎社会规定的新语法（就算是对极富思辨的黑格尔的文句也不能肯定存在语法上的发展），更加不敢想像这种新的词组或语法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规定，因此文字语法一般只可能在个体精神取得发展，它作为一种社会精神规定取得发展是很困难的（可以把文字语法这种社会精神规定的发展层次归纳为词组的、词义的、语法的、字形上的简化和扩造以及根本改换文字和语法。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在中国发生过，很显然在价值观念上人们认为这精神规定上的改变是必须的，中国在字形上将繁琐的文字简化，在语法上抛弃了历史上的无益反有害思维发展的韵律规定，因此精神化语言文句可以在方式上变得自由而取得某种程度的更加合乎逻辑的连贯的长度，因此付出的代价是后人在某种程度上难以理解自身历史上的文字，人们研究学习自身历史上文字语法的精力似乎多过现时使用的，然而尽管文字语法上的这种改革使得精神规定变少而更加自由和更容易感官学习，民族精神的思维和思辨力却未能因此得到发展（精神一达到理性就痛苦，这痛苦一方面是谓认识的有限性，另外是指社会的非理性及其矛盾——这也是思维不可达到绝对理性和高度思辨的一个客观原由），原由应在根本上社会未以精神的自由的辩证发展和理性为目的，毕竟文字语法之精神规定只是影响自由的精神发展的一个客观现象，如果人们是本于无限精神发展的理念来解决问题，那当然必须首先从根本解决问题，其次解决其它客观存在的现象，否则必定陷入逻辑矛盾且无实益，因此这文字韵律规定变革的实际意义只是体现在了感官记忆学习层面，而没有发生明显的精神上的实益），但是它作为一种遗传性的社会精神规定又因为必然的“首先的”影响社会所有无限思维而不无发展之必要——具体相对不同状况的文字语法而定，从发展的理念而论这个问题本于绝对精神有深入研究之必要，——由于精神是绝对的、所以合乎绝对的语法文字可能相应也是绝对的，接下来一个疑问是，“智慧”可否发展到去除这个精神规定而文明性的存在？】，道德以及社会哲学（广义），知识范畴。如果人们今天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在崇尚历史上的某些具有社会历史属性的精神现象（例如，兵法计谋，厚黑学术），意味着现实与该精神现象发生的历史现实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同之处。精神现象因发自精神的现实意识和本质而具有社会条件属性，如果现实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甚至达到自由的善的质变，那些历史性的本于特有社会条件的精神现象（客观精神）就当应成为辩证的精神（尽管可能达不到绝对理性）否定或扬弃的对象，如果说那些精神现象存在现实意义的话，主要也应该是在历史性的方面。

6、本于自由和善，才可能达到绝对理性；本于不自由【不自由是非理性的，非理性的就是不道德，非理性和不道德的就是感性上的恶；不自由的就是不道德，道德的必是自由的】或恶只能达到相对理性。自由是实现绝对理性必要条件，善是绝对理性的价值自然之本；不自由的是反辩证的故不能实现绝对理性，本于恶的东西不合绝对理性的价值取向，——相对理性既是就价值观而言的、也是就历史条件而言。

2008年8月27日

就法律科学而言，没有1这个基本，在理性上法律是不可能形成一个完整体系的，没有这个基础，它也不可能建立成一栋建筑；即便人们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再远，那也只不过是量的杂乱堆积，所谓的建设纯属无意义的徒劳，因为这一切均非本质上的完善，绝对的理性和无情的逻辑，终会摧毁这栋像灌木丛般四处蔓延的“建筑”，以给它确定一个富有生命的基础、从新建筑，就像理性在科学领域经常重复的那样。就“违章建筑所有权问题”这样的解释上的疑问来说，如果这个问题处于一个科学的法律体系之中，人们在发生疑问之时，至少可以追溯到这个体系的本原或最基本的公理原则甚至哲学的本原，由此进行演绎推理至问题所在的层面，以此绝对的方法来解释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这套法律并非一个科学的体系，它甚至没有一个精神上的基本，它的目的是模糊的，它是一个杂合体，它的很多规定是引进的，但它的根本哲学或规定却是对立于所引进的规定，它往往在某处规定一个原则或趋向一个事理，在其他地方却又背离这个原则或事理，它的思维方式是管理或治理优先，在某些情况下它倾向依特殊的利益需要作出规定、而将逻辑和原理扔在一边，它时刻还在强调特色这个充满不理性意味的词语，人们无法对它形成统一的内在体系的印象，等等，如此，在这套体系中遇到这类不确定的问题时，理性就会发生评价上的困难；如果人们诉诸人格主义，难免让人感觉颇显借鉴式学习背景下的专业人士的自私的自我陶醉和脱离实际，如果人们说这是社会主义，那么，这一切根本上又不应该存在，结果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正反都不是东西”，因此思维陷入僵局，最终只有通过“人力”调和解决；问题的答案使认识在某些方面取得一致或非矛盾的衡量以使逻辑获得安慰，因而一些人认为这是合理的，然而就全体和根本而言，一切都是不合乎理性的、人为的结果，这一点在上述解决问题的本身中已很明显，就算拿趋向理性的肯定事实取得的结论来说，它也只有在人格主义的精神体系中才是完全理性的。除非它自身的体系同是理性的并且能融入它自身，否则，任何的部分的取材于理性体系中的内容都是非理性的（之所以人们认为这部分是理性的，那是因为意识前提仍然停留或沉迷在它的本源中，于此意识并没有随着借鉴过程而清醒），这种所谓的借鉴纯粹是经验性的产物（或者也可谓是“意志力的结果”），既然在本地这些仅仅是经验的结果，那么人们将这个不合时宜的概念（例如：绝对）的内涵或本质进行篡改，或者将那条规则的作一些国情化，或者干脆服从权力者的高尚的意志或专断的灵感，这些在后果上都不至于发生冒犯绝对的理性这样大不敬的情事，盖一切在根本上即非本于理性，确切的说是因为这一切不存在实在的精神之根本——盖科学的法学本是系属于绝对的精神哲学也。“绝对”这个概念可能是所有植入概念中最不合理的存在，这种不合理更加突出的体现在与这里的社会哲学根本的矛盾，因为在这里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被其熏陶的意识中，这个绝对性可以说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被否定的），但是消除这个概念似乎也非明智之举，因而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实质不得不被抽掉并改变，最终导致这个实在的绝对成为：要么是一种容易被认识的物质、要么是一种存在于抽象的空洞的想象，这一点在所有权的绝对性上更加凸显出来，认识者们甚至企图从一种直观的相对印象去对推这个绝对，这是很荒唐的，殊不知这个绝对就是先天的一切存在本身，也可以说绝对就是那个“ 1”。这个绝对在黑格尔那里最为实在和正义，后来由热衷于经济并且似乎富有同情心的马克思有意识地遗弃了（他把这个绝对换成了物质，准确的说是“物质关系”或谓生产关系，因此，罗素说他的哲学成了经济学），这导致后来它的隶属者的思维无法达到自身，一些意识“不顾”自我之绝对存在，但这应不再像最初那般是有意识的自我否定，这或者是自然的不意识、或者是有意识（形态）的意识不到，——思维自体在思维中消解，然后从物质中生成“精神”，其中一个叫“矛盾”的上帝之手推动物质发展，这里不再有残酷的自由经济导致的贫困引发的一切苦难，这样的逻辑像是出自诗人的手笔；尽管在这里找不到这个绝对，尽管这里的绝对是那样的迷糊，但是人们却奇迹般的有了“相对”化这个概念——比起绝对，相对的印象要深刻的多。
 
这里的结论是：在理性上，一切没有本原和逻辑体系的论点都是不合理的存在；——后天知识有经验的和逻辑的成分，逻辑是先天的形式，经验是思维的材质，在理性上它们是整合的，概念的形成首先是感性的，精神发展过程中的那些常规的意识概念经由知性被理性扬弃，过去不以为然的语言、文字和概念的由来和形成方式被反思、批判和否定，认识终究达到理性的概念的本原以及逻辑的体系，这感性到理性的进化就是精神的自我辩证发展，在个人和社会历史的观念上皆然，即便某些认识可认是纯粹经验的或者可以被经验所证实，然这种脱离逻辑的纯粹经验性的认识无疑并不能认为是理性的——这只是感性的东西，而且不达逻辑的经验认识也是不可能达到科学知识的程度。——很显然，唯物主义下的法制无所谓存在的理由，盖其并非存在于精神，确切的说是整个社会非存在于精神，其法制存在充其量只有的形式上的渊源而已，而这些均不构成理性之原由；在此，我们可以问它为什么而存在，但不应当追问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应该忘记自己那绝对的精神实体和理性，人们应自视为精神病人、同时当视社会为精神病人（绝对精神不可能达到否定精神自身，否则存在或不存在都将不存在），在这里社会的目的是非理性的物质上的，其中的手段法制自然不可能是理性的，这一切的价值是物质的和本能的，它的制度又怎可能是精神和理性的；之所以发出“理由”这样的疑问乃是出于不灭的精神的绝对，“理由”是文明的希望，如果有一天人们已不再提起理由这东西，那意味着文明彻底被消灭了——那时人与其他动物无异。——或许可以说，在非理性社会，它的非理性的文化的繁荣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有限性而言）文化现象不仅受到那种被称为唯物史观的客观局限的影响，现实上还更加受到政治环境及其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的左右；可以想象，在非理性的社会，自由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是不符合权力意志的，而那种相对虚幻的文化现象则存在生存发展的空间；同理，它的自然科学得到鼓励，而它的社会科学则沦落虚伪，共通的哲学基本更是如此，制度越是严酷这现象越是突出，对于法律现象也何尝不可以如此解释呢，它同其它非理性之现象一样，终究是受到意志力的左右。理性是绝对精神的本性和形式的要求，某些方面之所以未能实现理性，抛开客观能力不论，那一定是受到私意的干预；理性与意志存在斗争——文明的精神与原始的蛮欲的历来斗争都是如此，斗争的结果系是否尊从绝对的精神（理性），对于一个社会的根本哲学亦应这样解释，理性不可能生成非理性的哲学——包括本身形式、并及价值上的非理性，盖理性不能背叛精神本身、并且精神的绝对性要求不能背弃自身。任何一个用自由精神在思想的人都应当意识到这精神本身，任何一个进行理性式的构造的人都应当意识到“理论”不可导致非理性主义的恶果；否则，必然引发混乱、矛盾和斗争。于此，可以作出以下论断：马克思与尼采的哲学，虽由本身观之，两者差别比较明显（前者被评价为理性主义、后者被评价为意志主义）；然换个角度，从后果来看两者却没有大不同，盖两方社会同样是非理性主义的，或者也可以说都是违反精神的；尼采走向非理性主义是因为强调意志，马克思走向非理性主义是因为注重物质。物质上的和谐保障只能满足肚子，而不能满足精神，只着眼肚子需要的那是动物世界；人类社会理当以精神为本原，于精神当以理性为目的，如此精神才有存在的价值，也唯有如此人类社会才享有尊严。在真正的哲学家的精神中，人类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而在那些否定了精神的“唯物主义”者的眼里，人类是凭劳动站立起来的，他们说人与动物的区别是“直立行走”——多么有尊严的成就啊！

所以说，这里的法治之路还十分漫长，但这并不是指距离终点多么遥远，而是指还远远没有达到法治之路的起点，确切的说是没有看见起点；什么时候，人们找回那被遗弃的精神，并且有理智、理念和信心遵循精神的辩证法自由发展；什么时候，人们相信存在就是合理的；什么时候，这里的法律不仅是行为规则，而且是自然法则、精神法则——不仅是逻辑法则，也是理性的法则、道德的法则和理念的法则，那时就是法律科学的起点。这自由的精神是文明时代的开端；无疑这是一项决定性的伟大的事业，它必须高度的精神去实现。

 2008年4—5月

——接下来，谈道德，它的道德必然落得惨淡下场，盖道德并非一个孤立的存在，它不是呼唤、倡导或特意标榜出来的，人们似乎（不得不）忽视了道德源自理性这一点；——虽然理性、物质和信仰都关系着道德，但在根本上道德是源自自身的理性，并且那作为精神的高尚表现的道德也本应是如此，唯有如此道德才具有高尚的价值，——那种不顾精神发展而设想因为物质而生成高尚的道德文明的观念本身就是对人类德性的侮辱。道德脱离理性，它必然是与人的其他本性发生关系、被其利用成为满足不具有高尚价值的动机或目的的手段，如此道德将不再保持其崇高的个性而沦为无尊严的存在。道德源自理性这一点正是康德所强调的，他甚至将道德融入了理性的概念之中，即便认为道德律是先天的、甚至人类可以识别所有的道德要求，但这显然并不等于人会遵循道德要求行事，康德甚至进一步认为在实践上，行为像义务指示那样行事，仍然不够，这不意味着有德。依次言之，一切非理性主义社会必然是不道德的社会，盖非理性的社会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即便存在道德实践，也不意味着真有德。——在唯物主义社会的非自由的（计划）经济形态不得不（像精神人格社会那样）市场化之后，它的道德状况更加糟糕了，但这并非指质的变化、而是指现象上的量变，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利益交易活动中，不道德的实质更加凸出表现出来；通过现代的这种社会性的经济生活，这不道德的表现必定影响又反复循环波及到了社会中的每个人及方面；经济生活中的道德不安，这个凸显的问题，在一个遗弃了精神、推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后本于其物质目的又不得不走回自由经济的非理性主义社会中是无法克服的，可以预期：“唯物主义社会出乎意料的遭遇私有制和自由经济”这套自私的变态的制度组合必将导致道德继续沦落；盖一个遗弃了精神实体的社会不够格从事必须精神文明属性方能达到的自由生活——尤其是社会性的经济生活，自由经济并不是仅仅有了规则就能保证和达到，它还需要精神化的制度培育的德性去缓解这其中的私利性（的危害），要不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怎么会去议论“道德情操”这样的哲学化的专题？——它的精神由物质所决定，故何来道德去平和经济过程，这从逻辑上都说不通！更不必论及理性了；——早在哥白尼之后，人类就应该有些自知之明，他们应该懂得用精神去思想，而不是凭借那野蛮的意志力，他们消灭了上帝、然后消灭了精神实体，之后又消灭了理性和德性，最后变成了“无法无天、无理无德”的物质性存在，似乎货币和经济这类名词成为了仅有的文明特征；在唯物主义社会中推行市场经济这简直是精神实体的灾难，似乎没有什么比这更加糟糕了，——如此，它那绝对的私利性不仅失去了原本公有制的强制、而且也不像精神文明制度那样有制度培育的理性来克制，并且，更加可怕的是它存在于一个唯物至上的和非理性主义的社会中。

——如果（绝对的）精神将精神想象成一种虚幻飘渺的“风气”，而且仅仅是为一种“风气”，——我不知道上帝会如何评价这事，在我看来，这应是精神不成熟的表现，在思维达到自身的高度精神中，精神在本质上是“实体”，——这实体只存在于它自身并且只能由它自身去认识，它与物质是对立的。——在物质之上何以能生成精神？物质必需的满足最多只能为精神需要提供现实条件或者可以直接带来精神上的愉快，但这也不是必然性的；物质本身不能直接对精神的实质或理性起决定作用，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有如精神存在于自身中一般，那高尚的道德及社会性的精神现象也本应发自本身之理性，如此才具高尚性和实在的社会价值，它们不应是源于本性、感性、心情或感应的现象，否则难免发生这类现象：一时表现出符合道德要求，而另一时、甚至于同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现出不道德；或者，这道德或精神现象发生得偶然、消失也自然。因此，道德不能将这样的非理性的人或现象评价为有德，而对于那种并非源自理性的精神现象，或许谓之“激情”较为合适。

道德源自理性，也正因为如此，道德受到社会理性的影响，很难相像，一个理性高尚的人身处一个非理性的社会环境之中还会认为遵循理性遵守那具有高尚价值的道德还会有什么现实上的意义；于此他那绝对的精神之理性、逻辑、德性都会随之瓦解，但是即便人类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规律统统失去本身的效力，它终究必须存在一种社会规则，因而导致一个无法用人类那绝对的理性去思维的原始的利益规则的流行，这种现象标志着精神实体的失败——理性败给了恶性，或许还可以换个说法：社会落败。——尽管人们的知识和物质得到了发展，但是德性和理性却是未必如此；——凭借人类先天的逻辑思维能力，在前人积累的知识基础上、通过现代普及的教育，使得人类的知识和物质得到继承及发展，这一点并不是什么伟大的成就，从方法来看，这简直与几千年前没什么实质不同，说不定原始人类部落甚至其他物种出于无意识的本能也是这种方式发展的，理智社会的质变进化应表现在纯粹理智的制度和有社会远见的方法这一点上，这就是具有崇高价值的所谓的“理念”，理念是文明时代的起点；相对知识和物质的发展而言，社会的理性、德性、民气、信念的培育发展却困难的多，前者的发展多少还是一种本能性的自我满足的现象，后者是一种反本能的因而是高尚的社会意识或意念，本能性的满足并不能导致高尚的精神，人们并不能认同一个有钱人比一个穷人更有道德或理念的一般规律，高尚的精神只能存在于理念的制度，在野蛮、暴力、权欲、自私、奴役、虚伪的制度下想象发展出精神文明那简直是对人类精神的侮辱，相像在物质的丰富、满足中发展出精神文明那肯定是出于对贫穷的绝望。在我看来，无论是对精神实体、还是对社会，均应以它本身的“全体”为评判标准，因为无论是精神实体、还是社会存在，都是“一”的精神的实体，想象它的方面似乎显得有些愚蠢、如果不曾达到全体的话，当人们着眼于社会的经济并得出一个美好的结论的时候，无论这个结论是如何美好，人们的满意都必须有一个限度，人们的这种满意感之上必须有全体意识，否则这种感觉就膨胀了，而这一点当然是不成立的，因为人们不是生活在这个“唯物的”世界中，换个说法，即人类之所在并非一个机器世界。

——由于绝对的精神有正义性和理念要求，因此它的发展不可能停留于任何的物质（满足）阶段，仅从逻辑就可以得出这个破产性的结论，这就是辩证，——感性终将回归理性，肚子终将尊从精神，红色的激情终让渡于蓝灰色的理论。绝对精神的最高阶段是“绝对理念”，这远非充满庸俗意味的“主义”这个词够格表达的，——认为在那物质之上可生成不曾有过的高贵的精神，并且想象人类社会的高级形态是一个物质极富型的社会，这更多的是出自一个处于物质贫困立场的意识，这就如同贫困者的欲望将天堂想象成遍布黄金一样；基于那种被表示为唯物“辩证”的设想，无论想像推动物质关系在社会之路上走得多么遥远，那也只是出于一个原地不动的意识，或许这里可以谈到唯物史观了，换言之，这种意识受到所处的客观物质条件的影响了，这仅仅是出于一种在本质上不可避免的具有现实局限性的意识，这就好比过去的人类想象未来的社会形态或者人类想象外星的更高级的文明形态，这理想都无法逾越意识一样的道理；想象如果超越意识则是纯粹幻想。能够真正的达到未来的唯有精神，而非意识（意识中的未来世界最多是现实的美化版或升级版、就如同意识中的天堂一般），未来如何？只有那绝对的精神的运动法则（逻辑）能够达到；那种唯物辩证预言有一个致命的地方，那就是：在这本身之中，它的精神是不“辩”的。在绝对精神发展过程中一切财产形态都是绝对精神属性下的形态，即便人类社会可能存在更加高级的终极财产形态，在哲学上它一样也不够资格被定性为（终极的）社会形态，那最多也只是终极社会形态即绝对理念的“物质属性要求的形式”，也就是说那最多只构成终极社会形态的一个最现实和显眼的方面，这同私有制或资本主义只是绝对精神（即自由人格主义）社会的属性的形式化的方面完全一样，或者于此可谓精神统一了物质；——人们不能老是盯着精神社会的财产矛盾导致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随着下述方面的逐步发展得到缓解甚至消解：法律科学的相应发展、尤其是劳动制度、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方面法制的发展，以及随着社会财富增加而发展的高度社会福利，甚至包括社会理性的发展，等，无论如何至少可以说，问题不会一直像工业革命时期那样、并且也不再是同样了，——这些进步在本质上都是精神辩证发展的成果；不久的过去，人们攻击那虚伪的法制、攻击那黑暗的民主，现在看来民主法治倒科学化了，人们反倒不得不无奈地去借鉴些法理知识，过去攻击资本剥削、攻击资本家的毛孔，现在赤裸裸的改成学习先进管理经验了，过去宣布了资本主义的灭亡，现在反倒自己市场化了，一个自由社会，它的财产关系即便要被取代那也是自由辩证的结果，难道有人想象辩证法会消灭掉本身的绝对的自由？难道有人认为自由是没落的东西？有什么东西比这更高级吗？——人类的可悲莫过于知错不改，理智的可悲莫过于背叛精神，不要谈什么民族精神，精神在这里被折腾了几千年，然后近代黑格尔在科学根本上发展的抽象且绝对的精神竟被那些家伙攻击成了飘荡在人类存在之前的物质世界的幽灵！这就好像文明遭遇野蛮似的，那种由愚昧疯狂制造的冤屈，在现实上和在书本上是一样的，一个愚弄精神、不识精神，遗弃精神实体、违反精神辩证法则的存在，它凭什么谈论精神？道德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然而，目前中国社会普遍无所谓社会意识，人们的思维方式是先己后人或者思维永远不顾及他人，这是一种在自然竞争中形成的带有原始本能性的自私的思维方式，作为一个以集体形态存在了几千年的国家型社会，至今不仅欠缺道德实践（那种完全出自理性的有德行为就更少见了）、甚至于没有发展出社会性的道德意识，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件合乎逻辑的和容易理解的事情？——在康德看来，理性的事物才能作为目的，非理性的事物只能作为手段，在这一点上，这里恰恰是相反的。

——西方社会是建立在唯心哲学的自由的精神实体的基础上的，而这真实的哲学思想正是在中国没有得到进化的领域，直到今天这思想领域仍然被批判为没有现实社会价值的东西、就如同攻击精神病人的思想一般，在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至少在今天这是个制度问题；“社会主义及其唯物主义哲学”实是一种披着黑格尔哲学外衣的显得不负责任的激进的经济理论，因此在一般中国人的眼里西方社会永远只有资本主义、资本家、资本、劳动者以及剥削这些比较唯物的容易被感官感知的经济概念，一般人如果不用精神思考的话是看不见它的精神、自由、法治和人格主义的，这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这不是一种自然的意识现象；意识不像逻辑思维那样是先天绝对的这一属性正好为人们改造意识提供可能，在此影响单纯意识的人为因素无处不在，教育、媒体等等皆是，这种意识枷锁必然影响到本是绝对无限的思维，形成惯性思维或思维形态，使得思维方式难以摆脱经济意识、并且思维更难达到思维和思想自身，由意识形态导致的精神不自由，是一种不自觉的合乎意识的不自由，这种熏教式的对精神领域的管制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我想不会有人更去打逻辑的主意，作为一种否定自由的国家制度这绝对是人类历史的最高峰；它不仅扭曲了自由辩证这条通向真理的方法通道，使真理成为绝对，并用这个绝对取代圣洁的信仰——导致虚伪，并且，唯心知识的欠缺必然影响到整个知识体系的根本（知识体系应由形而上和形而下构成），此外，思维的自由和方式还将影响思维自身的发展力。于此历史表明，精神（的理性面）并没有像恶性那样得到进化，终于连它自身也被恶性侵略了（这是伴随着现代教育和媒体的发展和普及而发生的，这些为它提供了条件，但现代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达在一定程度上也反而不利意识管制，在过去那个教育和媒体不发达和不普及的时代，意识形态控制是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存在的；西方过去的一些思想应该是靠宗教传播的，而在中国古代孔子的一家思想如何能够影响全国范围的人的意识并世代存续？似乎不应只是民间教学传播的结果，这应是国家绝对推行的结果，如是，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统治。结论是：意识形态统治是中国的政治传统。对比西方社会的结论是：凡不以绝对的精神自身为基础、而以精神发展的形而下的理论为基础的国家，必然走向真理的绝对化和意识形态统治。）。——从这一点来说，实行意识形态管制者是当然唯心的,显然他深谙这唯心的意识原理（意识决定存在，这种心理常识连搞传销的都明白），他深谙此道，但非作为正道而已！

所谓知识像食物一般，有有益的，也有有毒的，如果食不择物会造成身体中毒，而如果读书求知无心批判否定，则会导致精神中毒，——在一个“一分为二”的社会中，两方在心理上本是对立戒备的，并且权力方更在客观和主观上有作为之余地，由此推理，对待知识和信息必须保有“免疫心理”和“怀疑心理；在这里，应予批判或反思的知识有：含有意识形态目的的知识包括攻击型的、自饰型的和不切实际的虚伪型和被其影响的知识，甚至于反映意识形态下的思维方式的知识；对待中国古代的知识也是一样，在中国古代儒家学说就是进行意识形态管制的政治学说，因此儒家学说以及在其意识形态管制下被其影响的知识，乃至于因意识形态导致的思维方式间接形成的即便不含意识形态的知识，那种与自由国家的历史文化比较后明显特性化的现象有必要予以留意，例如，为什么西方社会产生哲学家而中国古代却盛产诗人？我们没有哲学家难道是中国太贫穷决定了精神萎靡不振、而西方那些哲学家都是衣食无忧的资本家或富人？我并不反对中国的诗文化，我不知道中国的诗词文化是如何兴盛起来的(?),但我认为中国的诗文化的内核反映的是一种思维和认识方式，而这多少可谓是感性的、经验性、非理性思辨的东西，这样的精神是无法实现文明的兴盛的，尽管这代表一种文化，似乎也有利所谓的情操。为什么西方的理性思辨力比中国强、而东方的治国学说是如此的发达？为什么改变现代社会生活生产的重大发明发现多发生在西方、而今天的中国却仍在强调四大发明？为什么西方社会的道德意识由差到强并发展出心理学，而中国社会却古有孙子兵法36计而近更发展出了厚黑学，并且如今兵法计谋有在社会生活中复活的现象？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体系崩溃、而本该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德性却得到发展？为什么我们一面宣扬我们的传统美德，而另一面鲁迅却在力图从历史中拯救麻木、冷酷的国人的灵魂？为什么过去国人围观行刑、今有国人围观落水？难道我们那历史传说中的传统美德，在过去某个时代的一次事故中失落了，抑或者被那群无耻的强盗、罪人偷走了？人们鼓动民族复兴，到底指复兴什么？我认为当应换成”振兴“才对，看看几千年来一直萎靡不振的样子，不是振兴是什么；复兴这个词语背后隐含的是暴力性的帝国主义思想，至少就民间而言是如此。一国政府倾国舍民达成一点物质成就或经济指标有什么值得自豪的，自满的人们没有看到经济背后的血泪，没有看到8亿农民身上的身份烙印和他们的贫困，我想马克思眼中的一切因为经济贫困而导致的苦难、悲剧或不公在此都可能上演过，中国的经济成就时而获得国外的关注，来自外国的正面评价使得一些人的虚荣心倍增，但必须指出的是，这是出于一个狭隘的经济视角的评价，如果换个视角或者从全体上的评价，就会发生不一样的结果，如果从哲学家的角度来评价，那可能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实证的法制，应当努力保有科学性，此点应无疑问。如果人们欲形成一个实证法体系并且将它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那么，为法制者必须同从事任何科学（例如，数学）一样，首先解决哲学上的、方法上的问题，至少人们应当首先确定本原、目的、方向，通过理性的逻辑推演来构筑这栋科学大厦，这样才可能形成一个能经受人类那绝对的思维方式认知的可以被思维的体系，就像一些先哲如斯宾诺莎、黑格尔所做的那样。就现代立法而言，人们已无需面对基本的哲学、方法上的问题，也无需从形成这门科学的概念开始，显然这一切都有章可循，虽然这些历史上荣誉篇章不属于这里，——这些文明成就并非来自一个可能由于制度原因而导致几千年来未能形成严谨的思维和理性的思辨能力（这些能力无疑是超越经验知识而形成科学知识的必备条件）的国度，这一点上，莱布尼茨就东西方文明对比后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并且，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序言中更是认为文字反映出这个民族的逻辑思维能力，他认为德语是优越的，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提到中国！尽管在法制科学建设上，时代决定了这里可以无需从0做起，然而，它仍然必须从1开始；从1到2，再到3，...直到100或更多，或者像几何学那样从点到线到面......，唯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科学体系，否则那不过是非理性的掺合了一堆意志的文字。
 
从开篇的“保护经济建设”或者“维护市场秩序”之类的表示人们无法确定他的基本是什么（然这倒意味着是“非人格”）——以精神为基础的《德国民法典》的第一条直接规定人的“权利能力”，法律、开宗明义保护经济而非是言及人，很多人或许对此不以为然，然这样的“人法”在我看来却是一件极其变态、丑陋和可笑之事，我相信时间也会这么认为；经济纯属目的，并且只能是目的，为了实现这种非理性上的目的，手段自然也可以是非理性的，并且手段绝对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如果说那些理论本身是出自理性主义式的努力，那么后果上它却必然性的导致了一个非理性主义存在。——在这样一个非理性的规制中，并且是在一个有着迫切的物质需求的以物质为目的的非理性规制中，它的这套在本质上为手段的规则同时担负者实现社会经常性“精神正义”（我指是为绝对的精神上的实在的正义）的责任和目的，那么，这个社会形态的“精神正义”如何实现？因为且不论价值取向，至少一切正义都是逻辑上的正义。对于这个问题，我不知道马克思有没有预计到，抑或者他认为在这唯一科学而正义的社会制度下那种显得黯然失色的自私的正义有理由被牺牲掉，或者甚至他从来不认为肮脏的法律与科学有什么关系、它自始不是而且永远也登不上科学殿堂，在（法律）正义方面他是个彻底的不可知论者——法律科学崩溃了，那种因为对民主法治失望而认定法律是资产阶级的非理性的意志的体现的意识将法律科学和正义导向不可知的地步比起过去的不可知论对于科学的破坏性攻击显得更加猛烈至极，这是一种来自非理性的纯粹意志力的攻击，不论如何我想有一点应该可以确定，那就是：没有人愿意背负颠覆人类自有理智以来经不懈努力而形成的具有崇高价值的法律科学的历史罪名。在这里，科学的只有一个，社会主义与绝对精神下的法治的矛盾，同有意识形态者眼中的所见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恰好是一回事，当意识摆脱经济形态的枷锁之后，当人们取下这个经济牌的有色眼镜之后，或者更突破感性的唯物意识局限上升到即唯心的精神高度之后，人们会发现原来所谓的资本主义就是人们今天向往（这里有一层含义，那就是至少意味着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民主法治现象有着与马克思不同的评价）的那个精神的自由的人格的法治社会本身（的自由经济形态），换言之，法治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上是形而上学的社会制度形式；——认识一个社会的制度应当摆脱感性达到理性的精神高度，否则人们那感性的原始的意识中将永远只有的经济性的制度概念，而认识不到那绝对精神以及实在的法治，由根本上考察，结论似乎显得有些残酷：这里存在认识上的错位，即不同发展阶段的精神的认识的错位，感官与精神的错位，意识的感性的与理性的错位，理性可以认识感性的意识的，高级阶段的精神可以认识它的低级阶段，但是感官之上却无精神，感性的精神却意识不到理性上的绝对精神实体及其实在性的制度，于此，应当责难人们的意识过于唯物了、还是过于原始呢？或许两者都有吧。唯物主义社会在本质上是非“法”的，这里的“法”是指绝对精神（法则），因此它不可能是遵循和体现绝对精神，自然不可能是（精神化的）法治社会，——（想象）即便它的统治者有着绝对的美德——这原始的美德显得一钱不值；换言之，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系非法治的或非理性的社会，原因就在于它本身是唯物主义（社会制度），——社会走向了下级的哲学及生存方式，自然不可能又生成文明的法治，事实就这么简单。理性的规制才是为法治，非理性的规制的实质均是人治或谓意治；因此，唯物主义社会的法制（治）概念的内涵是不同于现代那种自由精神下的法治（制）的，于此，“法”这个字眼多少会引发人们的误解；在这里，对于“法治”这个概念，人们或者回避下定义，或者作出新的现实上的唯物式的解释。在这里，我在根本上将“法治”视为绝对的形而上学的存在，在理性上，法的根本的是绝对精神，法律是客观的精神，精神什么？精神是超越感官的绝对的实体——精神是理性上的概念；人们呼唤着法治、自由、人权、人格这些蕴含着时代气息的概念，然而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是有形体现出来的，当人们读出这些概念的时候恐怕很难摆脱唯物及想象的束缚，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它们的价值是什么？人们在喊出这些概念的时候，或许应该说这更多体现的是一个精神达不到自身的人对于幸福奢望的美好憧憬罢了。

——也不是不可以对社会主义理论作如下解读。社会主义理论否定精神的自由运动，因为在它看来如此一来必然导致非正义，这是对人类历史和现实彻底绝望的结果，这是对民主法制以及人类理念和道德不信任的结果——尽管在逻辑上精神的是辩证的，这在根本上是因为它着眼于人性中的私性、认为这问题无法克服，——就结果来看，这与认为人类因为愚蠢的故而不适合自由发展的结论没有不同；因此，那绝对的精神的全部正当价值都因此一点而矛盾的被遗弃了，它选择了一条违背“精神实体”的“绝对法则”的物质路线，这是一条看似公平的、起码可以消灭那种物质不均导致的苦难的路线，仅此而已；接下来它的物质能否事实上做到分配公平，它的物质能否达到发达丰富，它那绝对的精神实体会如何演化，它能否达成社会幸福，等等，这些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这理论似应解释为是出于一个对人类或精神持悲观立场的人，它认为人类文明只配以这种猥缩在物质上的方式去发展，它认为人类的理智只能够达成这种程度的幸福、并且他们只够格在物质的推动下去发展，如果让它自由发展的话会导致社会不幸福，它的理智和道德达不到享受精神自由运动的程度；当一个社会遗弃那绝对的精神实体的自由运动、而踏上这条物质道路的时候，实质上等于承认和宣示自身的精神文明溃败——它不认为理智、理性、道德能够达到缓解私性有害面的理念高度、它认为精神化的法制是不科学的纯属虚伪的东西、它也不认为辩证的精神能达成社会幸福，甚至可以这样说：这宣示着人类（精神）文明的终结——他们彻底败给了私性（的有害面）。人们遗弃了是为绝对的“一”的实体的精神，走向了唯物质发展模式，——人类先天绝对的精神竟然沦为祸害而成了被人类抛弃的东西，这让我想起了卢梭的那篇号召人类抛弃科学文明“返璞归真”并且获得奖金的论文，只不过“唯物主义”比“长毛主义”在时间规律上更显高明些，并且人们更容易认为前者是一种新的因而是更高级的文明形态；人们似乎没有感觉到这同样彻底辱没了人类的精神、人格和尊严，人们没有意识到接下来他们的道路与其他物种的发展形式之间存在什么区别？ 如此，它的精神实体必然因为得不到自由发展以及敬重和（形而上的）自我考察而走向深渊。人们走向了唯“物质”时代，他们将过去在精神中失望的“文明”这个词用到了这里——于是有了所谓的决定性的“物质文明”，——据说这才是适合他们的更加高级的文明的形态。他们说黑格尔的哲学完全是一不小心弄反了，那是“头脚颠倒”的哲学（意思是黑格尔用头走路，而他们用脚走路，我看即便这样黑格尔也没弄反——人理当靠思想走路），他们说这里的“唯物主义”才是真理（谁的真理？）；然后，他们时常以自己的现实和务实而自居，人们鄙视那种精神的自我思考为没有现实的社会价值的不务正业，好象他们不是用精神在思想似的。

——在我看来，社会主义与被它的否定的社会的实质不同在于正义观：一个是唯财产正义，一个是讲究绝对的精神正义。精神正义的社会的财产矛盾（即私有制和自由经济导致的资力差异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可以通过有社会远见的法律予以调和；而唯财产正义的社会中的那绝对精神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而且在社会主义不得不市场化以后，它那体现全部价值所在的唯一的财产正义也不复存在了，至今只剩下“和谐”了（深层问题：社会主义有限市场化所导致的跛脚市场经济问题，例如资源垄断和供方市场权力性垄断等导致的问题，应由经济学家去研究；唯物主义前提下私有权的性质和保护问题应由法学家回答；唯物主义遭遇私有化所导致的人性问题，应由哲学家去解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捆绑模式延续到市场化时期后引发的经济伦理问题以及中国突出的“农民工”现象，经济学家必须回答；——糟糕透顶的是中国的2007年似乎成了农民工主题年，这个主题不仅上了春晚，而且紧接之后的人大会议上，据新闻正面报道有人大代表同志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抓住这个热门话题提案立一个《农民工保护法》，理智的悲哀！代表的悲哀！以此为鉴证，建议全国人大修法，规定作为立法机关成员的人大代表必须具备法律学历，在此还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尊敬的全国人大、尊敬的最高立法机关：中国只需要农民代表，不需要农民工代表！）。——在一个遗弃绝对精神实体的非理性主义社会中，绝对精神的普遍发展趋势：要麽麻木，要麽崩溃，要麽融入非理性现状之中，这是很利害和可悲的；在此那些识时务的、现实虚伪的人将自己的处世方法表述为：所谓的“外圆内方”，以示节气、区别他人，我盘算着说不定所有虚伪的人都是这样做的、并且毫无疑问他们也都可以这样想或这样说，这高尚的表示最多只能意味着堕落的下场是不得已的，仅此而已，这并不意示不堕落，相反，在我看来这等于虚伪的自我宣示和证明！这其实是很变态的现象！——实践上的虚伪已经决定社会生活的一切，仅仅内心的道德或理性是没有任何社会意义的，因此自不具高尚价值可言。这两种社会形态的区别，在罗素眼里应该是：价值观的根本不同，像马克思那样为了特定的目的，创造一种专门打算证明自己是胜利的哲学，而非创造一种关于价值的哲学；它的价值是原始的，可以吃饱就是善、能够致富更是福，其它的都是空谈，对于饿着肚子的人来说是不会在意其它的，温饱和致富——这就是唯物主义哲学下的人类社会追求的全部价值。——据说，这条道路是他们的选择和奋斗的伟大方向，因此那些时常令人憎恶不平的精神上的非理性和不正义现象实乃人们理当承受的，因为这一切就是人们自身选择的必然后果，——这是绝对精神的选择（！）；人们将真理绝对化并将内心的信仰寄托之上，但多数人并不一定去认识它，更谈不上理解它，以至于对于一些必然的后果人们毫无当然意识，人们对一些无法调和的决定性现象深恶痛绝，同时却又在无意识或有意识中高呼造成这一切的原因的伟大；人们习惯了在言论和书本上唱着高调，人们表现出较高的政治觉悟、同时他们又在蛮怨和呼唤着社会的道德，人们的精神并不充实、但他们的言谈却如诗如歌，适者生存、人们顺应这特殊的环境而进化了，就社会局限而言是如此，然就精神文明而言却未必是进步；这般现象是很可怕的。于此，在社会形态和价值观上可谓形成一种奇特的局面：那本该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它的价值观却在精神；这本是无产无私的社会主义，它的价值观反倒是为物质需求的满足，并且仅仅是在物质方面的满足，——如果脱离这纯粹理论本身更加现实一点，那么它的价值取向上还可以加上一项——权力。

东西方社会形态的差距是：精神与物质的根本差异。这显然远非某些人所谓的经济上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或者计划与市场的差距而已，这样的认识显得过于浮浅了，难道有人认为西方社会也是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认识是出于意识形态枷锁下的经济视野，这思想无法达到自身，因此可谓这精神是可怜的。——或许也不是不可以这样说：这样的观念也是不自觉的出于人们那绝对自尊心，如此也不是不可以说这自尊心是有害的，它至少时而遮断了通向真理的意识。

现实中，中国的法律规定往往趋向于从罗马法中找到存在的理由，然而罗马法本身存在的理由又是如何？这种看似高明但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却显迂腐的形式化的摆设的意义何在？遵循这种历史性方法下去，（将时间的尺度稍微调长些）再过一千年也是同样，如此来看，中国的法律岂不成了一个奴隶制国家法制的传承了，这难谓不是上演了一场历史喜剧。对此现象，或许可以说这不完全是一种偶然，或许也可以说这不是不符合这里的历史性格，或许这是因为人们在自身的历史中没有收获，或许是因为人们在自身的现实中过分务实了。——基于这种方法，假如，一项取材于罗马法的规定发生疑义或者一项新增加规定发生疑义，或者一项基于现代比较法经验借鉴的东西发生疑义，人们该如何解释？人们都不能在其源本的体系上去作解释，盖解释应在自身的体系上作出，如此、解释难免因为自身的非理性而陷入不可知。最迟在黑格尔之后，这种不理智的现象应当是彻底终结的；然而遗憾的是精神遭遇了革命。历史和哲学的发展决定了法学必须新的方法——这也是由逻辑思维本身所绝定的，这是一种科学的从绝对的自身中溯本求源的方法论。因此，即便罗马法的一些规定仍有留传之必要，它也必须在新的方法体系中获得新的解释。

法律系属理性的科学，理性反对历史的方法论，盖理性的精神是辩证发展的。

历史的本质是精神的，精神是辩证发展的，达到理性的精神要求扬弃历史，这种“引经据典”、“崇尚历史”的历史方法论是不合乎精神的辩证发展属性的，——理性上的精神方法论是思辨的辩证的、达到精神自身的；这历史的方法论充其量只能被允许存在于非理性的文艺方面的传承。理性溯及历史，这精神是可悲的。——要么，它未能实现理性的发展（在自由的前提下理论），要么它依旧未能达到自由；自由的精神在漫长的历史中不能实现理性的辩证发展，这愚蠢性质的假设是不符合先天的精神的运动法则的，因而这精神是不自由的，不自由的精神通常是戴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枷锁的精神，感性的精神无法超越经验现实，即便精神可能超越经验达到理性客观上那也还是不自由的，因此不自由精神是不能实现理性的（辩证发展的），因为理性必然要求否定或扬弃历史，那些原始的、意识的、感性的和意志的东西必然受到理性的否定、扬弃或批判，理性的精神要求辩证的发展；——精神实体发展则必然推动客观现象世界的发展进化，在那原始的守旧的感性的意识不到自身的精神下才可能维持历史不变，那种在精神早已开化的时代，干脆抛弃精神实体，制造一种感性的唯物社会哲学，借用几个名词发明一种感性的发展方法论，并且给相对的意识加上一种形态，甚至为那些感性的经验主义不可知论者制造一个正好满足其欲望需求的迷信的信仰，而意图创造并维持一个新秩序，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帝创造的精神是先天绝对的，精神的绝对本性也是能够超越经验意识而认识真理的，——绝对的是不可改造或违背的，绝对精神的发展是不可逆的，就像上帝预加的意志一般；但是私性、意志及其暴力却反对这种“理性上的辩证”（这里形成一种奇特现象，即一方面否定理性的辩证发展，另一方面有强烈的物质和社会发展的欲望，于是形成了这样变态的格局：制度的非理性化，其他方面大概的理性化，而它的哲学因为始终的反对精神的唯心和形而上学而导致知识似乎没有理性的精神上的根本，这是一个变态的务实的知识体系，这肯定不是出于科学的价值观。），于是发生精神斗争，在这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理由的多少、而是力量的大小，因而理性的精神被消灭了，或者由于经验和对力量大小和后果的认知，这精神的理性萎缩了，精神变得虚伪了、空虚了，精神背弃理性——它的道德随之毁灭了，背弃理性的精神就是不道德的——而有现实的立场，因为它认识到了全体——人、不仅是精神的，也是本能的，同时也是社会的，它识时务了；中国古语有云“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是出于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但是站在理性和历史的观念来看，识时务者尽是奴才。——近代，由马克思引发的革命，回避了精神的根本，消灭了作为客观精神现象的财产，被称作唯物辩证法的新的方法论不能实现绝对精神理性上的发展，因此问题的根本未能解决，这套感性的方法论过去是为论证一个自认科学的理论，而今那所谓科学的哲学理论经过实践在概念上早已不复存在，如今这套发展方法论全然成为维持谬误而抵制理性上的辩证发展的工具罢了，——如果说20世纪之前的本土历史是非理性的话，20世纪以来的历史就是披着哲学外衣的彻底的反理性（换言之，如果说历史上的不道德秩序主要是靠暴力来维持的，那么现代它已进化到了“不道德反倒有理”的时代，在这崇尚科学的时代它说这“理”是科学的），如果说此前的精神在真理上是无知的话，此后的精神则是对真理迷信——对于不可知论者来说，对于经验以外的确信、不论是肯定的（例如有神或有外星人）还是否定的（例如无神或无外星人）都是没有认识根据的，因此本质上一样都是迷信——和疯癫。精神向非理性的不道德的方向发展，达尔文主义得到引用，——这无善不仁的残酷主义竟然成为一个拥有理智和道德的精神世界认同的法则之一，这是理性和道德的悲哀，于此它那负面的危险得到印证；在另外的世界，精神达到自由、因而历史达到交错点发生了质变，哲学以精神为本原，以理性为目的，精神在主观和客观方面都得到发展，道德亦然。人类精神在近代创造了辉煌的成就，远比过去历史的总和还多，为什么这发生在近现代？这是偶然还是必然？其中有多少是中国的精神贡献的？人们习惯正面歌颂自身悠久的历史，如同精神本能性的习惯了自私、自我一样，然而历史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说，历史是精神辩证运动的过程，历史中的一切现象都是精神在不同阶段的反映（现象反映本质，这本质就是精神实体），那么对于一个拥有悠久历史、而它的精神却未能实现理性（包括道德）的发展的社会来说，它的历史并不值得歌颂和崇拜，——歌颂和崇拜这历史的往往是这历史本身创造的感性精神，相反人们应当反思历史，超越本能的理性的反思同样的先天的精神为何经历古老的时间却不能达到理念的高度和创造高度科学的文明，历史中一定存在着某种反制精神发展的阻碍，这阻碍感性而言是在社会，理性而言是在主观精神之中，那是非理性和不道德的精神（我否定这里使用“自私的精神”，因为先天的私性是合理的，人们为何认为它不合理？因为只是注意到现象、且只是负面不道德的现象，并且私性无法从是为“一”的精神实体中抹除，西方的精神一样具私性、然其却能达到文明，因此这里的根本问题不是在于私性，而是在于非理性和不道德，认识到这一点就不至于走向非理性主义。），——感性的说，就是“恶”。但是，到此值得一提的，中国的历史中一直在提倡“仁”、“善”、“德”，理性来看，这些都成了精神虚伪的印记，这难谓出于高尚的动机。自我精神并未能实现自由，以及辩证的发展，历史也未能实现质变，我们也未能真正达到习惯上的理性，我们的社会注定充满矛盾。

或许在新的文明交流的时代下，历史发生了一些客观上的发展变化，例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物质文明领域，但从这些现象并不能简单在历史哲学上认为：这是精神自我辩证发展的反映以及现象的背后精神具有与这些现象变化相当的发展能量，我们应当考虑这些历史现象上的变化有多少是民族精神自我发展的结晶和这是一个不同条件和发展程度的国家社会相互交流的开放型时代；申言之，将历史看做精神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反映只能就全体而论，在部分这难得适用；尤其在文明的与落后的社会之间，文明的精神往往发展知识理论，落后的社会往往实践理论，对于这些知识实践的精神现象，很难认为是自身社会精神本质发展的真实反映。于此在部分上可谓，中国的现代的文明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他民族的理性精神推动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法学，乃至于不可知论者所信仰的哲学方面，甚至于奥运文化（奥运文化，在我看来是理念的精神），莫不如此。精神的（理性上的社会全体而言）、落后，必须在实有或本质之中寻找原因，历史发展终究必须自身的民族精神来推动。在一个精神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的世界，落后的精神部分，尽管可以采取西天取经式的曲线发展的方法、截取其它达到文明的精神的发展成果来发展自身物质社会，但这显然不是根本之道。如果把自由的辩证看做西方精神（理性上的社会全体而言）发展的根本方法，那么人们只是取来方法之下的某些客观成果——这显然不是“真经”——来发展自身的唯物主义社会，这无法实现民族精神的在理性和德性方面的全面发展，反而可能带来一些问题。说到底还是如上所述，本土的民族精神中存在着反理性和不道德的精神，这就是恶——伪善的恶。一个社会，它的经济和客观精神方面是引进的，它的主观民族精神却得不到自由的辩证的理性上的发展——精神得不到理性的发展和社会非理性必然致道德沦落，因此在人类全体中的这部分社会必然形成下述状态：客观精神现象与主观精神实体发展程度不协调的状态，换言之，感性的现象和理性的本质不一，于此可谓这客观精神是虚假的精神现象、泡沫性的文明。事实上是，这社会虽然在感性上是取得某些程度的繁荣文明（至少作为客观精神的法律必须除外）了，但是在主观精神实体的理性和道德上却并非也是这般，我相信即便是最为感性的人的先天绝对精神也会对社会精神的颓败深有感受。总之是一句话：如果规定“象由心生”，那么在很多方面，它的“象”与“心”是不一的。

有先天的，

——先天的知识，应指先验和道德，知识有先天的和后天的，具先天性质的不仅限于先天的知识，先天的东西往往属后天知识；

 
和经验的，

——经验，分直接经验即经验客观事实、他人的逻辑性推理和间接经验即经验他人的经验；

 
还有逻辑的，

——这部分，既不是先天的，也是无需经验的，这是凭借先天的逻法则得出的后天知识；因而在前述基础构造之上逻辑的是超验的，此超验指认识方法不必经验和知识可超越经验到的范畴而不会——如同超越意识一般的——化作脑海中的幻想。逻辑的意义在于不必经历体验而经由先天的介质去认知因而决定了知识是可知的（包括预知和验证）和节约了社会性的成本。

——本于绝对精神的逻辑法则，认识是超验的，知识是能够超越经验知域的；本于逻辑的辨证法则，知识是可以超越经验和时空而到达未来的——绝对理念。抛弃了精神实体及辨证法则，认识实质上唯有本于经验现实，结果却是适用这样一条法则：“认识不可超越经验，否则化为幻想”，或者从意识的角度来说：“意识不可超越具有现实性的经验，否则化为幻想”，因此不可能有经验基础的未来社会“共产主义”，要么不过是经验到的现实的影射，要麽成为幻想；申言之，经验或意识具有现实性即时间性和空间性，因此超越经验到的时间和空间范畴中的事物的其它事物是不可知的；接下来，摆脱经验论的束缚而超验的从人类绝对的逻辑法则来认识，则在时间上，人类精神本身的未来是可知的（辩证法），其他某些未经验到的领域也是可知的（逻辑法则和前经验），然超越逻辑这个认识介质的属性和认识能力——在前经验的前提下——之外范畴则又归于不可知，例如，在时间上的宇宙的未来以及在空间上的未经验到达的空间，因此这些超越经验和逻辑的认识范畴的领域又必要进行相当程度的经验探索去认识——于此可谓逻辑是绝对的、经验或意识是相对的，当经验更加到达一定程度后，本于经验或及逻辑过去未知的领域又相对的成为可知。——行文到此颇感：本文既不是经验的、更不是先验的，而是逻辑的认识，确切的说是基于相当的经验的本于逻辑推理的认识；于此可谓在理性上经验精神化而被逻辑整合了。对人类未来而言，是不可能本于现实性的经验或意识去认知的，本于经验或意识只能认识现实，超越经验或意识的认识则是幻想，本于经验主义的对未来的认识与预言家预测的未来一样都是没有科学的根据的，如果经验主义者可以先知未来、那么同理预言家的预言也都可成真理，人类未来唯有本于绝对的精神的辨证法则达到，——不过，自由之下才有辨证和真理；人们一方面谓那是“辨证的真理”，一方面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理性看来竟得出下述颇具讽刺性的结论：这绝对的唯物辨证真理的拥护者竟然全是彻底的不可知论者！于此可做出下述结论，这绝对的真理无异于成为了一群不可知论者的信仰或迷信。

 
但是，很多时候，这些认识成分是交织的，而不是显得那么单纯分明。

 
后天认识，有经验的，也有逻辑的；

——经验的方式，是为看、听、读、写、练习等，于此可谓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无实质区别，盖都是经验性的认识方式；逻辑的方式即精神的思考。于后天知识，经验多可弥补逻辑思考上不足，思考多可弥补经验上的不足，理论上惟两者并举最佳，然一些知识类型决定了它的经验性强而思考性薄，另一些知识则决定了它的逻辑思考性要强。

 
但是，在非理性的条件下，一些认识唯有靠感观经验

——此种单一的经验性的认识途径，意味着认识的（社会）成本增加和鉴于经验到的非理性现象反映的理性不可知——这不是也不及西方传统的理性本身的可知与不可知的问题，而是掺杂了人性的更显感性的是否会理性的尊从理性之层面的不可知问题，或应谓此情境为道德或政策上的怀疑主义或不可知为确切，申言之，就精神本身的性质而言，感性的认识或原始的意识，它达不到理性或精神，自然不生所谓理性可知与否的问题，就社会而言，在未能征服人性的社会前提下一切都具有不可知性，某些知识具有社会条件属性，有些知识是理性的精神和文明社会条件下的才有的认识，这在感性的意识或原始社会中不存在或没有现实意义，同样有些问题是原始社会条件下的“邪恶专利”，它在文明社会中由根本上不存在——意识的扩张。

2008年7月

（物理上的）“人”、“物质”、“劳动者”、“生产资料”、“矛盾”等，这些（相对而言显得浮浅的基本的）——概念——都是精神的生成物，凡是以这类精神之下的生成物为基本、而非以精神本身为根本的，不论出于理论还是什么主义，都难免导致精神专制、意识形态统治和真理绝对化的恶果。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以人为本”这句话只有出自唯心的理念才可能是真理。

“我”——是精神的；

当精神达到自身后，实有分二：精神和物质，

——有、是精神的，

——精神存在于自身并且只能被自身认识（精神是先天的，但作为概念它是理性之上的，感性的精神实际上是“无”，感性（感官）之上无精神，如同感性之上无真理一般，——无加思想的感性上的“真理”比迷信更加糟糕，真理本源自精神，真理根本不属于感性，源自精神的真理因为精神是无情辨证的，故而真理是相对的，发自感性的真理当然无所谓辨证，认识发自感性自然的与推动民族或个人生活的利害之情或意志染上关系，因而这“真理”也就合乎情理的变成了绝对自我的东西。精神的与感官的、理性的与感性的，好比一个冷静的成人与一个偏执的顽童的关系，社会未能达到精神或实现理性，也许可谓社会尚处于幼稚的童年阶段吧。），物质是精神的它物，事物如果不是存在于它物之中，那必定是存在于自身中，——精神的形式是自由，物质的形式是质量；

认识，由相对的外界物质——到物质之我——再到绝对的精神之我，这样精神突破感官的自身达到绝对自身，此时精神真正成就自身，——因此，它获得生命、人格和尊严。

于此可谓：精神本身有人格，后才生人格，...

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也必须被认为“实体”，而绝不可把它看成一种“风气”——这样过于“感性”了！

人们将社会看成上下型的一栋建筑，——这在抛弃了绝对精神的理论设计中这是必然的，他们形成了这样一种深入人心的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决定精神文明。然而，这构想是否具有现实性是大有疑问的。与其他文化现象在此无关大雅不同的是，作为决定社会的根本的法制将不在神圣和正义（当然，在唯物社会中它的角色自始至终都只是服务于物质目的之手段），并且文明的精神也不会存在物质之上；如果明了这些，人们依旧认为那是真确的，那么，结论唯有说是：价值观或正义观存在本质性的差异了。实际上，本质上形而上的并且担负着神圣使命的法律当以精神为基础方能合乎理性和正义，精神也本是存在于它自身；如此、人们应将社会看成一个精神体，而不是将它看成一栋建筑，——这是本于精神和尊严的价值观。

论所有权之绝对性

绝对必须从自身中和根本上去认识。绝对存在于相对本身，相对是绝对本身的相对，相对有两层意义即关系上的相对与实在性的差异。思维不可能从相对去发觉绝对，或者说，思维不能经由参照他物的相对性、尤其是在某方面恰好被评价为相对性的它物的特性，将与这种它物的相对性可区别开来的个性对应地界定为绝对，这样一种从相对到绝对的逆向思维的推断既不合乎逻辑也是毫无理由的，这种不同事物的特性之间的对应类分的推断是经验的错误应用。债权的相对性是纯粹的关系上的相对，从这种相对中无法认识实在性的绝对，或者说这种相对和实在的绝对本质上不是一对范畴，在此甚至可谓债权与物权的特性在根本上不能混为一谈。

绝对权都是绝对必要的；债权是相对权，但这里通常之相对观念是指意思的相对或者说是指法律关系网，假如以这种债权的相对印象作为基准而延展开来去寻求认识物权的绝对，那么，绝对本身也将成为（相对的）相对；绝对的质和量都是无限，绝对权——但它也不过存在于由人构成的法律关系中——此外是毫无意义的，意识在绝对上的认识困难借助这一点（实在）产生一种有量的想象，到此为止，绝对意识停留于量上，想象中的量使意识着陆但却阻断了意识去认识真的绝对，当意识达到量的无限时才会认识到质的无限，这样绝对就成就本身——生成与人本身同一的真绝对。在现实中，绝对（权）是一种量无限、质有限的存在——因此实质上它是相对，之所以陷入这种困境的根原在于这里的人本身并非绝对；——绝对是由（伦理上的）人的绝对而演绎生成的与人本身同一的绝对，因此人本身并非绝对之点，决定了不可能存在绝对的权利，这完全是逻辑上的必然。换言之，这里的结论是：人本身是相对的，“绝对权”或者说一切权利（的本质）同样也是相对的；这里的“绝对权”不仅限于物权，还及于人身权等一切绝对权。

绝对权都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必要性所以生成绝对权。——如果“绝对”是从权利应当受到的保护程度而论的话，那么，在这一点上一切权利（包括债权本身）应无本质性差别，盖一切“人权”范束均系以“人”为核心。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下述原因：现实并非是一个“物质丰富到能够实现自然的去私有化（意识）的现实”。所有权（作为一项指向财产的权利）之所以生成绝对权乃因下述必要性：人和财产对立统一于自由的人格——没有财产自由的自由只存在于想象，为了实现这一伦理目的，物权必须同样也是绝对的；在观念上，这里的绝对不可能超越人本身，这是由伦理和逻辑决定的，并且也不可能低于人本身，因为绝对只有“一”。所有权与其它一切人格权之所以成为与人格关联的权利，非在传达与人关联的程度，而在表示与人同一的绝对。所有权的财产权或物权之名中包含的自然伦理上的人与物的分别反倒给这种与人同一的绝对蒙上一些感性误解，这两种意识都是必要的，它们是对立统一的。由绝对权可以推理出所有权的下列自由性能：权能自由，客体自由，本能自由（事实取得），以及永久性和对世性。其中，对世性能的实质是绝对的“权力”。 

在社会主义及其唯物论点之中，根本不存在私有化而且绝对不能存在私有制——这里的原因根本是在精神。“社会主义私有化”纯粹是一个由社会主义现实上的经济困境导致的“突变现象”，这里的私有化仍然是出于经济需要，它纯粹是生产关系的改良成分；这种私有化本质上未能越过社会主义前提下的唯物哲学，私有权利无法实现深入到人的意义层面上，就实质而言，与其说所有权并未发展到那种与人本身融为一体（即人格体）的程度、不如确切的说是人本身并未实现精神上的绝对。由此决定，这种所有权的性质将超出想象；它当然无法达到“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理念高度——这纯属一厢情愿。总之：私人财产所有权现象同社会主义私有化本身一样实质上是一个“变异体”，——也就是说不仅私有房屋所有权变异了，一切私人所有权存在本质上都是变异的矛盾的存在；它带给人们更多的是本于自然权利意识的错觉。在此，私人所有权诞生于以物质为本原的社会形态，这已经使得它显得“轻浮”，同时它又必须面对社会主义财产观这样一种对立的主流意识形态。

唯物主义背景下的强烈的经济需求导致市场化及私有化，同时经济也相应的拉动了服务于目的的“法制”，在这场私法制度的构造中，中国的法律人不得不“东凑西借”，结果是在法理上——竟然同别人一样——将所有权定性为“绝对权”。所有权的绝对性不知何来？在唯物主义哲学及其相应的实在制度中到底什么是绝对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也能宣称所有权是绝对权！——这如果不是精神失常就是恬不知耻的表现，在此可谓什么唯物主义统统抛在了脑后，这比一切的极端唯心论都可怕，似乎这种出自纯粹主观的为所欲为之解释也只能出自无神论者之手。——在此，对于这个现象我的结论是，非理性存在于理论借鉴取舍上的决定因素并不在于是否合乎理性，而是在意是否合乎目的（主义）；在某一事项上客观本具有特殊性，然而人们不承认这种特殊性存在，在另一事项上客观本无所谓特殊性，而人们却又认为这里存在特殊性，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便某项理论的植入在表象上符合理性，那也是因为合乎目的的结果。诸如此类目的之道的结果是，被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手段不仅是为物质关系的掺和体，而且从另一角度看它还渗透成为唯物与唯心论——当然，这些唯心的成分是没有精神基础的——的掺和体。在这样一个局限中，理性的对所有权的定性：还是与债权并列，从债权的相对性意识出发，就它的对抗范围，强调它是“对世权”为妥当，到此为止；毕竟“对世权”的表述也能够使人产生一种有别于债权的相对性的“绝对”的想象。

如果一个国家的物权立法不顾及自然现实而对于现实的物之事实取得采取一种至少是消极的抗拒态度，——物权立法未规定物之“先占”、“时效取得”制度，并且规定将“拾得”从物之取得事实中简单而片面的踢除；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人（在口口声声的称所有权为绝对权的同时）却在颇有兴致的争论（作为自我创造既成物的）违章建筑上能否存在所有权的问题并且结果象他们那高尚的法感一样着眼于违章之点得出一个否定的结论——这个结论的实质是（活生生的）本质性的消灭所有权存在（！）——导致这类的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落后地方缺乏相应哲学思想基础，这可谓理论成果移植适用到落后地方的现实困境之一，这就如同一个引进“法治”的国家它的本身却至少短期达不到相应的法律精神与意识一样，是一个事关民族的精神实体的历史运动问题；并且如果一个国家的物权立法同样针对违章建筑的所有权取得问题有意采取一种模棱两可式的大有事后法外解释空间的规定；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绝对禁止民众取得是为物之根本的也是生活必须的土地的所有权；如果一个国家的物之核心即房屋之上存在一项不具有永久性能的所有权；如果一个国家存在一个十分特殊的以至于现在看来是毫无权能自由特征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现象；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家征收行为泛滥到毫无不可能意识和现实；（暂抛开哲学等基本不谈）在上述这些现实的物权法律背景下，它的所有权既不自由也不自然并且亦无尊严，那么它的法学者将所有权认定为绝对权是否合乎职业理性及道德似乎都将不无疑问？很显然这类人不是哲人也没有哲人的特质。难道有人认为“绝对”同那物质世界一般是跨越世界和历史的存在；“绝对”不是自然而然的，它是“理所当然”的，它就像伦理上的人格概念一样是精神的生成，绝对权是绝对实在中的存在。——一个便执于经济视角、一个出于对人性中的私性面的历史性恐惧、一个出于对法治的失望认为那只是资产阶级的意志体现而遗弃了是为“一”的实体的绝对的精神和法律科学转而以物质关系为本原以财产（公平）为正义观和目的之社会，它那建立在物质关系基础上的法律自始在本质上就是非理性的和是为达成那遥不可及的物质目的之制度手段，而今在它笼罩下的人们无法回避绝对实在的精神而时刻不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用精神（包括逻辑、理性以及道德、伦理）和那是为绝对的精神实在的且以精神自我为价值取向的“正义”施加（认识、思想、解读和评价）于这个现实的所谓阶段社会的手段性法律、并仰仗它来实现绝对的精神上的正义，并且在历史及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寄望这